1924年11月的一个寒冷早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郊外，一座被高墙和铁丝网环绕的庞大建筑群内，两名穿着囚服的女性被带到摄影师面前。年长的女人眼神空洞，嘴角挂着一种或许是困惑或许是顺从的微笑。年轻的女子站在她身旁，双手交叠在身前，目光低垂，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弯了脊梁。她们是艾玛·巴克和卡丽·巴克，一对来自夏洛茨维尔的母女。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阿瑟·埃斯塔布鲁克，来自冷泉港优生学记录办公室的研究员。他用镜头记录下的这一刻，将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黑暗审判的关键证据。
卡丽·巴克出生于1906年7月2日，是艾玛·巴克和弗雷德里克·巴克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童年从一开始就被阴影笼罩。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家庭，母亲艾玛靠做洗衣工维持生计。当卡丽三岁时，艾玛被诊断患有梅毒，被夏洛茨维尔当局认定为’道德败坏’和’性滥交’，随后被送入了弗吉尼亚州癫痫与低能者殖民地。卡丽被送到了约翰和多布斯夫妇的寄养家庭，在那里长大，进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她的成绩单显示，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学生，每个年级都按部就班地升迁，直到六年级。
然后一切都改变了。1923年，17岁的卡丽怀孕了。她后来说，孩子是多布斯夫人的侄子克拉伦斯·加兰德强奸的结果。但在1920年代的弗吉尼亚，一个寄养家庭的女孩指控这个家庭的亲属强奸，几乎是不可能的。多布斯家族的羞耻和愤怒没有指向强奸者，而是指向了受害者。1924年1月23日，就在卡丽生产前两个月，多布斯夫妇将她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癫痫与低能者殖民地，理由是她’低能、行为不端、放荡’。
1924年3月28日，卡丽·巴克在殖民地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薇薇安·艾丽斯·伊莱恩·多布斯。多布斯夫妇收养了这个婴儿，给了她自己的姓氏。而卡丽则被永久地关进了那座高墙之内的世界，她的命运已经被一群她从未见过的人决定好了。
优生学的阴影
要理解卡丽·巴克的命运，必须回到1883年。那一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创造了’优生学’这个词，意思是’优良出生’。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他将进化论的思想从自然选择扩展到了人类社会。他的理论很简单：如果植物和动物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得到改良，人类为什么不能？在高尔顿看来，贫困、犯罪、酗酒、卖淫、智力障碍——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是遗传的，都可以通过阻止’不适者’生育来解决。
高尔顿的思想很快传到了大西洋彼岸。1904年，美国动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在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建立了实验进化站。六年后，在铁路大亨尤斯蒂斯·哈里曼家族的资助下，达文波特创建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这个机构将成为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大脑和心脏。成千上万的实地工作者被派往全国各地，收集关于美国人口遗传’质量’的数据。他们绘制家谱图表，试图证明智力、犯罪倾向、贫困、甚至’懒惰’都是遗传的。
1910年，弗吉尼亚州在林奇堡附近建立了美国最大的精神病院之一——弗吉尼亚州癫痫与低能者殖民地。两年后，阿尔伯特·普里迪医生成为殖民地 superintendent。普里迪是一个有着强烈道德主义倾向的人，他相信’低能者’的繁殖是对社会的威胁。1914年，他向弗吉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弗吉尼亚州精神缺陷者》的报告，建议对’低能者’进行大规模绝育。
普里迪的论点基于一个简单而可怕的逻辑：低能是一种遗传特征，低能者的后代必然也是低能者，如果不加干预，这些人将’污染’整个民族的基因库。他写道：‘这些人不应该被允许繁殖。他们是对社会的一种负担，是对未来的威胁。‘在普里迪看来，阻止他们生育不仅是一项科学义务，更是一项道德责任。
然而，普里迪面临一个法律障碍。虽然殖民地可以以’医疗必要性’的名义对病人进行手术，但大规模的绝育需要明确的法律授权。1924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优生绝育法》，授权州政府对’基因不适者’进行强制绝育。这项法律的设计者奥布里·斯特罗德和殖民地 superintendent 普里迪都知道，这部法律将面临宪法挑战。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用一个精心挑选的测试案件来验证法律的合宪性。
他们选择了卡丽·巴克。
一场被操纵的审判
卡丽·巴克并不知道，她的案件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法律戏码。普里迪和斯特罗德需要一个人来测试法律，他们选择了卡丽，因为她的母亲艾玛已经在殖民地，而她刚刚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如果他们能证明’低能’在巴克家族中代代相传，他们就能为绝育法找到最有力的辩护。
卡丽的法庭指定律师欧文·怀特海德是一个曾经担任殖民地董事会成员的人，也是斯特罗德的儿时朋友。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怀特海德几乎没有为卡丽辩护。他没有质疑那些’专家’证人对卡丽智力的评估，没有传唤任何反驳证人，没有指出卡丽在学校成绩正常的事实，也没有提及她怀孕是因为被强奸。后来研究这个案件的法律学者保罗·隆巴多写道：‘一个旁观者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有两个律师在为普里迪医生工作，而没有一个为卡丽·巴克工作。’
1924年4月，阿默斯特县巡回法院开庭审理巴克案件。控方传唤了十几名证人，包括四名’优生学专家’。约瑟夫·德贾内特医生，西弗吉尼亚州西部疯人院的 superintendent，作证说：‘低能是遗传的。‘当被问及是否追溯过遗传链条以确定问题的起源时，他回答：‘没有，先生。我想亚当自己在某些事情上也有点问题。’
阿瑟·埃斯塔布鲁克，冷泉港优生学记录办公室的研究员，作证说他花了一天时间采访和拍摄巴克家族的三名女性成员，得出的结论是她们都是’有缺陷的血统’的产物。他展示了他拍摄的卡丽和艾玛的照片，以及卡丽女儿薇薇安的照片。然后，他描述了他对六个月大的薇薇安进行的’智力测试’：他在婴儿面前摇晃一枚硬币，薇薇安没有追踪硬币的运动。埃斯塔布鲁克据此断定，这个婴儿也是’低能’。
这就是优生学的’科学’：一个婴儿因为不看一枚硬币，就被判定为低能。一个在六年级之前成绩正常的女孩，因为被强奸后怀孕，就被断定为遗传缺陷。一个母亲，因为贫穷和患有梅毒，就被认定为对社会繁殖的威胁。
1925年1月13日，在案件上诉过程中，阿尔伯特·普里迪死于霍奇金病。约翰·亨德伦·贝尔医生接任殖民地 superintendent，他的名字取代了普里迪，成为诉讼的一方。1925年11月，弗吉尼亚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案件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
八个字的判决
1927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了巴克诉贝尔案的辩论。五个星期后的5月2日，法院公布了判决。八票对一票，最高法院裁定弗吉尼亚州的绝育法不违反美国宪法。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二世撰写了多数意见书，那是美国法律史上最令人寒心的文字之一。
霍姆斯开篇就为强制绝育辩护，引用了早先支持强制疫苗接种的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他写道：‘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公共福利可能要求最好的公民牺牲他们的生命。如果国家不能要求那些已经在消耗国家力量的人做出这些较小的牺牲——这些人往往并不觉得这是牺牲——以防止我们被无能者淹没，那将是奇怪的。’
然后，霍姆斯写下了那句至今仍在法律教科书中被引用的名言：‘为了全世界，与其等待他们堕落的后代因犯罪被处决，或者因低能而饿死，社会可以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宜的人继续他们的种类。强制疫苗接种的原则足够广泛，可以覆盖切断输卵管。三代低能儿已经够了。’
‘三代低能儿已经够了。‘这八个字，为卡丽·巴克，以及后来的六万多名美国人，签发了永久的绝育令。霍姆斯大法官，这位在美国法律史上备受尊敬的人物，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将一个被强奸的17岁女孩变成了’明显不适宜’的人。他没有问，也没有人回答：如果低能是遗传的，为什么卡丽在学校的成绩正常？如果三代人都是低能，为什么薇薇安后来会被列入荣誉榜？
判决后的第11天，1927年10月19日，约翰·贝尔医生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哈尔西·詹宁斯大楼内，为卡丽·巴克进行了输卵管切除术。她成为弗吉尼亚州新绝育法下的第一个受害者，但绝不是最后一个。从1927年到1972年，弗吉尼亚州对超过8300人进行了强制绝育，包括卡丽的妹妹多丽丝，她直到1980年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无法怀孕。
从印第安纳到加利福尼亚
巴克诉贝尔案为美国的强制绝育打开了法律大门，但这扇门在巴克案件之前就已经被部分打开了。早在1907年，印第安纳州就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强制绝育法。这部法律的主要推动者是哈里·克莱·夏普医生，他是印第安纳州监狱的医生。从1899年开始，夏普就在监狱里对囚犯进行输精管切除术，他声称这是为了防止罪犯’将他们的犯罪倾向遗传给下一代’。到1907年印第安纳州通过绝育法时，夏普已经为数百名囚犯进行了绝育手术。
然而，印第安纳州的绝育规模与加利福尼亚州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从1909年到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对超过两万人进行了强制绝育，约占美国全国绝育总数的三分之一。索诺玛州立医院、太平洋州立医院和其他州立机构成为绝育的流水线。病人被诊断患有各种’遗传缺陷’，然后被送上手术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醒来后被告知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北卡罗来纳州的绝育项目则有着特殊的残忍之处。从1929年到1974年，北卡罗来纳州对约7600人进行了强制绝育，其中许多人是贫困的黑人女性。与大多数州不同，北卡罗来纳州的社会工作者可以主动寻找绝育对象，而不必等待他们进入州立机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被认为’不适宜生育’的贫困女性都可能成为目标。
伊莱恩·里迪克就是其中之一。1967年，13岁的她在北卡罗来纳州温福尔镇被一个邻居强奸后怀孕。她被送到了一家州立医院，在那里，一位从未见过她的优生学委员会成员判定她’低能’。1968年1月，在她分娩的同一天，医生切断了她的输卵管。她直到多年后才知道自己被绝育了。‘他们把我像一头猪一样屠宰，‘她说。‘他们怎么能够补偿我失去的东西？’
北卡罗来纳州优生学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他们的决定通常只花几分钟。一个申请表，几个签名，一条生命就此改变。伊莱恩·里迪克的表格上写着理由：‘低能、性滥交、无法照顾自己。‘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伊莱恩并不低能。她在生活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抚养了一个成功的儿子。但那些白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坐在他们的委员会会议室里，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剥夺了她再次成为母亲的权利。
纳粹的榜样
1933年7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不到六个月，纳粹德国通过了《预防遗传病后代法》。这部法律授权对患有特定’遗传疾病’的人进行强制绝育，包括智力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癫痫、亨廷顿舞蹈症、失明、聋哑和严重身体畸形。从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对大约40万人进行了强制绝育。
这部法律的起草者毫不掩饰他们的灵感来源。他们研究了美国各州的绝育法，特别是哈利·拉夫林起草的’模范绝育法’。拉夫林是冷泉港优生学记录办公室的负责人，他在1922年起草了这部模范法律，旨在为各州提供立法模板。纳粹德国的法律起草者发现，拉夫林的模范法提供了完美的法律框架，只需要稍作修改就可以用于德国。
哈利·拉夫林本人也为此感到骄傲。1936年，海德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种族卫生科学的贡献’。在德国，优生学被称为’种族卫生’，但内容是一样的：通过阻止’不适者’繁殖来’改良’人类基因库。纳粹的绝育医生们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为自己辩护时，多次引用巴克诉贝尔案和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
纽伦堡审判期间，美国检察官提请法庭注意纳粹集中营中进行的绝育’实验’。多位纳粹被告引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辩护，声称绝育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优生学实践。美国法官不得不将美国的绝育实践与纳粹的’实验’区分开来，但逻辑上的连续性是无法否认的。
美国优生学家与德国同行之间的联系在战前就已经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德国的凯撒·威廉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美国的优生学期刊发表德国同行的文章。两国的研究人员在国际会议上交流。在美国优生学家看来，德国正在实施他们多年来倡导的政策。直到大屠杀的真相被揭露，美国优生学运动才开始失去公众支持。
然而，美国各州的绝育并没有因为纳粹的失败而停止。从1945年到1963年，美国又进行了数万例强制绝育。1952年，北卡罗来纳州优生学委员会对伊莱恩·里迪克做出决定的那个月，他们还对其他几十人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最高法院的巴克诉贝尔判决从未被推翻的情况下，各州继续依据这部法律剥夺公民的生育权。
一个家族的真实命运
卡丽·巴克在绝育后不久就被释放出殖民地。她不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只是被告知手术是为了她的’健康’。她回到了社会，结婚、工作，试图过正常的生活。但那个判决的阴影永远伴随着她。她后来告诉采访者，她一直想要更多的孩子，‘一两个孩子’。但她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卡丽的女儿薇薇安·巴克·多布斯被多布斯夫妇抚养长大，进入了夏洛茨维尔的维纳布尔公立小学。她的成绩单被历史学者保罗·隆巴多发现并保存下来，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她的成绩：阅读B，写作B，拼写B，行为A。在她的最后几个学期，薇薇安甚至被列入了荣誉榜。这是一个’低能儿’吗？这是一个’三代低能’的后代吗？
1932年6月，八岁的薇薇安感染了麻疹。她死于继发性肠道感染。她的外祖母艾玛·巴克直到1944年还在殖民地生活，她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她被埋葬在殖民地墓园的一个无名坟墓里。当卡丽和她的兄弟罗伊在1944年赶到殖民地时，他们被告知艾玛已经在两周前去世，已经被埋葬。一份档案记录写道：‘儿子和女儿有点不安，但他们非常体谅地接受了这个解释。’
卡丽·巴克在1983年1月28日去世，享年76岁。她被埋葬在夏洛茨维尔，靠近她唯一的女儿薇薇安。保罗·隆巴多是少数几个参加她葬礼的人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被自己国家背叛的女人，一个被’科学’和’法律’共同碾碎的灵魂。’
尾声与追问
2002年5月2日，在巴克诉贝尔案判决75周年之际，弗吉尼亚州州长马克·华纳为卡丽·巴克竖立了一座历史纪念牌。在揭幕仪式上，华纳州长发表了弗吉尼亚州的正式道歉：‘代表联邦政府，我对弗吉尼亚州在优生学运动中的参与表示真诚的歉意。’
然而，道歉来得太晚。大多数受害者已经去世，活着的人大多不知道自己曾经被绝育。2013年，北卡罗来纳州成为第一个向优生学绝育受害者提供赔偿的州，每位幸存者可以获得5万美元。但截至2024年，大多数申请被拒绝，理由是’无法证明绝育是优生学委员会的决定’。伊莱恩·里迪克得到了她的赔偿，但她告诉采访者：‘他们怎么能够补偿我失去的东西？我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
更令人不安的是，强制绝育的幽灵从未真正消失。2013年，加州监狱系统被揭露在2006年至2010年间对近150名女性囚犯进行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其中许多人在手术前并未获得适当的知情同意。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医生们在手术过程中经常使用胁迫手段，有些囚犯被告知，如果她们不同意手术，就无法获得减刑。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人或拉丁裔女性。
2014年，加州审计署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监狱系统未能遵守知情同意的法律要求。加州议会随后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在监狱中进行绝育手术，除非出于医疗必要性。但历史学家指出，这与1920年代的优生学委员会使用的语言惊人地相似。只有’医疗必要性’这个术语变了，但对’谁有权决定谁可以生育’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并没有根本改变。
巴克诉贝尔案从未被正式推翻。1954年，在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案中，最高法院限制了绝育作为刑事惩罚的使用，但并未质疑巴克案的核心判决。1974年，弗吉尼亚州废除了优生绝育法。1981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被绝育的人起诉林奇堡培训学校，案件以和解告终，州政府同意为幸存者提供咨询和医疗服务。但最高法院从未正式撤回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那份写着’三代低能儿已经够了’的判决书，仍然躺在最高法院的档案库里，成为美国法律史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暴行中，科学与权力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理性与残忍的统一，创造了一个可怕的公式。那些自认为’正常’的人，有权决定谁是’不正常’，谁可以生育，谁必须被绝育。他们用尺子测量头颅，用硬币测试婴儿，用法律剥夺生命延续的权利。他们相信自己在改良人类，但他们在做的，只是将偏见写入法律，将残忍包装成科学。
卡丽·巴克从未想过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只是想活下去，想抱抱她的女儿，想有一个家庭。但她被卷入了一场她从未选择的战争——一场以科学名义进行的针对’不适者’的战争。她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再次成为母亲的能力，失去了六十年的人生。而那些判决她的人，用八个字，就决定了她的命运。
‘三代低能儿已经够了。‘但谁有权定义什么是’低能’？谁有权决定谁的基因值得延续？在这些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之前，优生学的阴影永远不会消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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