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4日清晨，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的医务室门前排起了长队。第一个走进来的年轻人叫阿尔伯特·吉切尔，一名军队厨师，他的症状看起来毫不起眼：喉咙痛、发烧、头痛。值班的军医在他病历上写下"流感"二字，递给他几片阿司匹林，便打发他回去休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诊断，将在接下来的十五个月内改写人类历史的进程。
吉切尔并非孤例。当天上午，另外一百零七名士兵也陆续涌进医务室，症状如出一辙。到了月底，芬斯顿军营已有超过一千一百名士兵感染。军营的医院原本只设计容纳两千名病人，却在短短几周内人满为患。医生们困惑不已：这些年轻的士兵入伍时个个身体强健，如今却高烧不退、剧烈咳嗽、浑身疼痛。更诡异的是，有些人几天后便康复归队，而另一些人却在短短几小时内病情急转直下，皮肤开始泛出令人不安的蓝紫色，最终在窒息中死去。
这场瘟疫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仍是科学界争论不休的谜题。最主流的理论指向堪萨斯州西南部的哈斯克尔县。1918年1月，当地一位乡村医生洛林·迈纳注意到，他管辖的偏远社区中出现了大量严重的流感病例。这个人口稀少、与世隔绝的县城里，人们在寒冷的冬夜里一个接一个倒下。迈纳医生在二月份的公共卫生报告中写下了他对这种"新型流感"的担忧——这是关于这场瘟疫最早的书面记录。几名来自哈斯克尔的年轻人随后应征入伍，被分配到芬斯顿军营，将病毒带入了美国军事机器的心脏。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英国病毒学家约翰·牛津认为，这场瘟疫的源头应该在法国北部的埃塔普勒军营。这个庞大的英军基地容纳了十万名士兵、数万匹战马和同样数量的骡子，还有一家每天宰杀数百头猪的屠宰场。牛津的理论认为，病毒正是从这些动物身上完成了跨物种的变异，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的军营中找到了完美的传播环境。1916年底至1917年初，埃塔普勒军营确实记录过一种被称为"化脓性支气管炎"的神秘疾病，症状与后来的西班牙流感惊人相似：高烧、剧烈咳嗽、皮肤发青、迅速死亡。
无论起源何在，病毒已经找到了它最致命的载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机器。1918年春天，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欧洲战场输送兵员。每个月，数十万年轻男子从全国各地被召集到训练营地，在那里挤进拥挤的营房，然后登上远洋轮船，横渡大西洋，最终抵达法国的港口。病毒就这样搭上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便车，在几周之内从北美平原蔓延到欧洲战场，又从那里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8年5月，一百万美国士兵已经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流感开始在欧洲各地肆虐。五月份，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因为太多水手患病而无法起锚。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中，超过二十万士兵病倒，战斗力大打折扣。德军也未能幸免——他们的春季攻势在六月份因为士兵大量感染而被迫停滞。一位德国将领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不仅仅是英法联军，还有一种看不见的敌人，正以相同的凶残攻击着我们所有人。”
然而，正当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开始担忧这场"新型流感"会影响战争进程时，病毒却突然收敛了锋芒。1918年夏天，病例数量开始下降，死亡率也有所回落。许多人以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病毒只是在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更致命的第二波攻击。
1918年九月，病毒卷土重来。这一次，它变得更加致命，更加迅猛，更加恐怖。第一波疫情中，患者的症状还与普通流感相似：发烧、咳嗽、肌肉酸痛，大多数人能在一周内康复。但第二波的受害者却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噩梦。他们往往在发病几小时后皮肤就开始变成紫蓝色——医学上称之为"紫绀"，是因为肺部充满了液体，血液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病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他们大口大口地喘气，却仍然感到窒息。有些人的鼻孔和耳朵里会涌出鲜血。最终，他们在自己的体液中溺亡。
更令人困惑的是，第二波流感的受害者分布呈现出一个诡异的特征。普通流感通常对老人和婴幼儿最为致命，病死率呈现出一个"U"形曲线。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却反其道而行之，死亡者的年龄分布呈现出一个"W"形：婴幼儿和老人死亡率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那个峰值——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健康青壮年，他们本应是抵抗力最强的人群，却成了这场瘟疫最主要的牺牲品。
后来的科学家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这并非病毒的特异性选择，而是人体免疫系统致命误判。当1918年流感病毒入侵肺部时，年轻的、强健的免疫系统会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释放大量被称为"细胞因子"的化学信号，调动免疫细胞前往感染部位。然而，在这场与病毒的战斗中，免疫系统有时会失去控制，释放过多的细胞因子，导致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这场风暴不仅摧毁病毒，也摧毁了患者自己的肺部组织。免疫系统越强，反应越剧烈，死亡的可能性反而越高。相反，老年人和婴幼儿较弱的免疫系统反而避免了这场自我毁灭式的攻击，使他们有了更大的存活机会。
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前一天还能跑能跳的年轻士兵，会在短短几小时内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这解释了为什么战壕中最精锐的战士，会比他们年迈的父亲更快死去。这是人类免疫系统进化史上最残酷的一个悖论：保护的武器变成了杀人的凶器。
病毒在第二波攻击中的变异，很可能与战争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军事冲突，也为病毒的进化提供了完美的环境。从欧洲战场的战壕到医院，从前线的急救站到后方的运输船，无数病患被集中在一起，病毒在人群中不断复制、传播、变异。那些毒性较弱的病毒株可能会让宿主继续活动，从而有更多机会传播给他人；而那些毒性较强的病毒株则会让宿主迅速倒下，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环境中反而有了传播的机会——因为医护人员和照料者会成为新的宿主。这种"正向选择"可能推动了病毒向着更具致命性的方向进化。
战争的另一个残酷遗产是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恶化。欧洲的农业产量因战争而大幅下降，粮食配给制让普通民众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前线的士兵虽然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但他们的生存环境却极度恶劣：战壕里污水横流，尸体腐烂，老鼠成群。所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人体的免疫反应，为病毒的入侵和并发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许多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患者，实际上是死于流感病毒引发的细菌性肺炎——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些继发性感染几乎等同于死刑判决。
但也许最令人扼腕的是，这场瘟疫本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控制，却因为政治决策的失误而演变成灾难。费城的故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
1918年九月下旬，费城正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自由债券游行。这场游行的目的是推销政府债券，为战争筹集资金。游行前两天，费城海军造船厂已经报告了数百例流感病例，附近的军事基地也有大量士兵病倒。医学专家们警告市政府官员，在疫情蔓延的当口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是极其危险的。但公共卫生局长威尔默·克鲁森选择了无视这些警告。作为一位政治任命的官员，他面临着来自联邦政府的巨大压力——战争债券的销售被视为爱国主义的晴雨表，任何可能影响销售的决定都会被视为对战争努力的不忠。
1918年9月28日，二十万费城人挤在宽阔的布罗德大街两旁，观看这场盛大的游行。军乐队奏响嘹亮的乐曲，士兵们步伐整齐地走过，飞机模型从头顶掠过，销售员们在人群中穿梭，向人们推销债券。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欢呼，年轻的女孩们挥舞着小旗子，整个城市沉浸在战争的爱国激情中。没有人注意到，那个看不见的敌人已经悄悄潜入了人群。
七十二小时后，费城的所有医院全部住满。仅仅在游行结束后的两天内，流感病例呈爆炸式增长。十月的第一周，两千六百名费城人死于流感或其并发症。第二周，死亡人数上升到四千五百人。停尸房堆满了尸体，殡仪馆不堪重负，很多家庭被迫自己埋葬他们的亲人。棺材价格飙升到天价，黑市开始出现。有人回忆说，在死亡高峰期，每天早上醒来，都能听到街对面房子里传来的哀嚎声——又一个家庭失去了亲人。
直到十月三日，市政府才姗姗来迟地关闭了学校、教堂、剧院和公共娱乐场所。但为时已晚。在短短六周内，超过一万两千名费城人死于这场瘟疫。这座曾经是美国最繁华城市之一的都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尸房。
与费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路易斯。这座位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当第一波流感病例在十月初出现时，市卫生局长马克斯·斯塔克利当机立断，关闭了所有的学校、教堂、剧院、酒吧和其他公共场所，禁止超过二十人的集会，要求所有公民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常，但在当时却极其激进——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完全依赖于公共卫生官员的直觉和勇气。
结果令人震惊。费城的死亡率是每十万人七百四十八人，而圣路易斯只有三百五十八人——不到费城的一半。这个对比后来成为了公共卫生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证明了在瘟疫面前，及时而果断的社会干预措施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但即便在采取了严格措施的城市，执行过程也充满了争议和冲突。在旧金山，市政府颁布了强制佩戴口罩的法令，拒绝佩戴者可能被罚款甚至监禁。然而，这项法令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抵制。一些人认为口罩侵犯了他们的公民自由，另一些人则觉得佩戴口罩"有损男子气概"。一个自称为"反口罩联盟"的组织甚至成立了起来，公开抗议这项"暴政"。在一次市议会会议上，反口罩联盟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厅外高喊口号，声称他们"宁愿自由地死去，也不愿在面具下苟活"。
这种抵抗并非美国独有。在世界各地，类似的争论都在上演。在日本，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违者将面临严厉惩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拒绝关闭公共娱乐场所，理由是"不能让德国人看到我们的士气低落"——结果导致疫情失控，数千人丧生。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政府官员隐瞒疫情数据，担心影响战争债券的销售。审查制度、政治压力、爱国主义情绪，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阻碍了有效的公共卫生应对。
而这正是这场瘟疫获得其名称的原因。“西班牙流感"这个称呼，是历史上最大的地理误名之一。西班牙并非病毒的起源地，也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之所以与这场瘟疫联系在一起，仅仅因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数不多的中立国之一。
在交战的各国，军事审查制度严格管控着新闻报道。任何可能影响士气的消息都被压制，包括瘟疫的传播。美国1918年的《煽动法》和《反间谍法》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来审查任何"不爱国"的言论。英国《国防法》第十八条禁止发布可能"对国王陛下不利"的信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有类似的审查机制。因此，当瘟疫在各国军队中肆虐时，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西班牙则不同。作为中立国，西班牙没有战时审查制度，其报纸可以自由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1918年五月，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感染流感，消息迅速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西班牙新闻报》详细描述了马德里街头的惨状：学校关闭、商店停业、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在空旷的城市中回荡。西班牙的媒体如实报道了这场瘟疫的可怕，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在转载这些报道时，便将其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西班牙似乎是唯一一个承认瘟疫存在的国家。
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第一个公开报道这场瘟疫的国家，反而成了它的代名词。西班牙人对此深感委屈。马德里的一家报纸愤怒地写道：“我们从未否认疫情的存在，我们诚实地向世界发出了警告。而那些隐瞒真相的人，却将责任推卸给我们。“但这个名字已经流传开来，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习惯性地将1918年的大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
审查制度的代价是惨重的。在瘟疫爆发初期，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普通民众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准备。许多人被政府官员的乐观声明所麻痹，直到身边的亲友开始死去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所谓的"公众信心”，主动打压那些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生和记者。一位在波士顿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后来回忆说，他在九月下旬向市卫生局报告了大量流感病例，得到的回复是：“不要散布谣言，我们会处理好一切。“三天后，他自己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走廊里躺满了病人，每个小时都有人死去。
当瘟疫在秋天达到高峰时，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工厂因为工人大量病倒而停工，学校因为教师感染而关闭，交通系统因为司机短缺而瘫痪。在一些城市，电话服务被迫中断——接线员们要么病倒了，要么已经死去。警察和消防部门人手严重不足，犯罪率开始上升。粮食供应链中断，某些地区出现了食物短缺。
医护人员的短缺尤为严重。在美国，许多医生和护士已经被征召入伍，随军队前往欧洲战场。当瘟疫在本土爆发时，医院里只剩下有限的人手来应对海量的病人。一些城市不得不招募志愿者，甚至征用医学院的学生来充当临时护士。在费城，一位志愿者后来回忆说，她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个小时，从一个病房跑到另一个病房，喂水、换床单、为死者合上眼睛。“我们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但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停下。”
在这场混乱中，各种稀奇古怪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威士忌被吹捧为万能良药，有些人甚至往鼻子里滴威士忌以"杀死病毒”。樟脑丸被装在小袋子里挂在脖子上，据说可以驱除"瘴气”。维克氏薄荷膏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人们把它涂抹在胸口、鼻子和脖子上，相信它能预防感染。放血疗法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某些医生认为"放出污血"可以帮助病人恢复。更离谱的是，有人建议吸入氯气——这种在战场上用来杀人的化学武器——来"消毒呼吸道"。
所有这些方法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绝望的人们愿意尝试任何东西。阿司匹林是当时唯一被广泛使用的药物，但它的效果有限，而且医生们对其剂量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些人因为服用过量阿司匹林而导致出血和器官衰竭，死于药物中毒而非病毒感染。
在缺乏有效药物的情况下，口罩成为了最主要的防护手段。各地政府纷纷颁布强制佩戴口罩的法令，报纸上刊登着如何在家自制口罩的教程。美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志愿者组织加班加点生产口罩，分发给市民。然而，这些简陋的纱布口罩效果有限。它们可以阻挡一些较大的飞沫，但对病毒本身的过滤能力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很多人不正确地佩戴或储存口罩，有些人反复使用同一只口罩直到它变得污秽不堪，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1921年，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总结道：“口罩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效果仍然存疑。问题在于，口罩被使用到肮脏的程度，以几乎没有保护作用的方式佩戴，而强制性的法律也无法克服公众的不合作。”
病毒在全球的传播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战争和贸易的路线所追踪。从北美和欧洲的军事基地出发，病毒沿着补给线和贸易路线扩散到世界各地。印度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死亡人数估计在一千七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之间。当瘟疫在1918年六月抵达孟买时，它迅速蔓延到整个次大陆。印度的医疗基础设施本就薄弱，在殖民政府的忽视下更是雪上加霜。大量城市贫民和农村居民死于这场瘟疫，他们的名字甚至没有被记录在任何官方档案中。
西萨摩亚的故事更加悲惨。1918年十一月，一艘来自新西兰的轮船"塔卢恩号"抵达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船上已经有人感染了流感，但殖民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允许乘客自由下船。病毒随即在这个太平洋小岛上肆虐开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西萨摩亚三万八千人口中有七千五百四十二人死去——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这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整个村庄被毁灭，家庭支离破碎，幸存者在废墟中茫然失措。一位西方旅行者后来描述道，他看到的萨摩亚"就像一个被死神扫荡过的战场，到处是坟墓和哀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属萨摩亚。这个距离西萨摩亚仅五十英里的美国领地，因为其海军指挥官约翰·马丁·普莱特的果断行动而幸免于难。当消息传来，西萨摩亚正在遭受瘟疫袭击时，普莱特立即下令封锁港口，禁止任何船只进入。所有来自疫区的邮件都必须经过熏蒸消毒。他的决定虽然严厉，却拯救了美属萨摩亚的居民——该地区没有一人死于西班牙流感。这个案例后来被公共卫生专家反复引用，证明了隔离措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有效性。
到1918年冬天，第二波疫情开始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的结束。1919年初，第三波疫情席卷而来。这一次，病毒的毒性似乎有所减弱，但仍然造成了大量死亡。更重要的是，第三波疫情袭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目标：那些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各国领导人。
1919年四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病倒。他的症状最初并不严重，但很快变得奇怪起来。这位曾经冷静理性的总统开始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他的情绪变得不稳定，有时甚至难以理解他在说什么。威尔逊的私人医生后来承认，总统很可能患上了西班牙流感。病毒可能影响了他的大脑，导致了一种被称为"脑炎"的并发症。在患病期间，威尔逊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做出了几个重要的让步，这些让步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之一。一个人的疾病，就这样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威尔逊并非唯一被这场瘟疫影响的领导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感染了流感，虽然他最终康复，但他的政府在这段时间内几乎陷入瘫痪。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助手们纷纷病倒，影响了法国在谈判中的决策能力。这场本该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会议，在瘟疫的阴影下艰难进行，其结果也因此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到1919年夏天，西班牙流感终于开始消退。但它的遗产将长久地影响人类社会。据估计，这场瘟疫在全球造成了五千万到一亿人死亡——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五倍。在某些地区，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所有战争的伤亡总和。美国失去了六十七万五千人，比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印度次大陆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一千八百万，占当时全球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阿拉斯加的一些原住民村庄，整个人口被抹去，只留下空荡荡的房屋和无人认领的遗物。
这场瘟疫的长期影响远超死亡数字本身。在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1918年骤降了将近十二岁——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大量青壮年的死亡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许多家庭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印度，失去丈夫的寡妇们往往陷入贫困，她们的孩子被迫辍学打工。在欧洲，本已经历了四年战争创伤的经济，再次遭到瘟疫的重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西班牙流感延缓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加剧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动荡。
对医学界而言，这场瘟疫是一次痛苦的教训，也是一个转折点。1918年，科学家们甚至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他们以为流感是由一种"滤过性因子"引起的，但无法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它。直到1933年，人类才首次分离出流感病毒。而要真正理解1918年病毒的奥秘，科学家们不得不等待更久。
1951年，一位名叫约翰·哈尔廷的年轻瑞典病理学家踏上了前往阿拉斯加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布瑞维格传教站，一个位于白令海峡边的小村庄。在1918年的瘟疫中，这个只有八十人的村庄有七十二人死去，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永久冻土层中。哈尔廷希望，在这些低温保存的尸体中，他能够找到保存完好的病毒样本。他成功获得了村民的许可，挖掘出了几具尸体，取出了肺部组织样本。但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他无法从这些样本中分离出活病毒。他的努力似乎失败了。
四十六年后，已经年过古稀的哈尔廷再次踏上了前往布瑞维格的旅程。这一次，他的同行者是分子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伯格。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从古老样本中提取遗传物质成为可能。在永久冻土层中保存了八十年之久的一具肥胖女性尸体的肺部，他们终于找到了1918年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些片段经过拼接和重建，最终揭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组。
研究结果表明，1918年病毒是一种H1N1型的流感病毒，其基因来源于禽类。它很可能是在某个人类或猪的体内完成了从禽流感到人流感的变异，然后获得了在人与人之间高效传播的能力。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这场瘟疫如此致命：人类的免疫系统从未遇到过这种新型病毒，毫无防御能力。
更重要的是，对1918年病毒的研究为现代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提供了关键信息。科学家们发现，1918年病毒之所以如此致命，部分原因是它能够引起细胞因子风暴——这一发现后来被用于治疗其他病毒感染，包括某些严重的新冠病例。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也使得科学家能够追踪流感的演变轨迹，预测可能出现的新毒株，从而提前准备疫苗。
西班牙流感的遗产还体现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变革上。这场瘟疫暴露了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严重不足。在此之后，许多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公共卫生机构，制定疫情监测和应对机制。美国在1918年后的几年里大幅增加了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建立了更完善的疾病报告系统。国际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健康组织，后来演变为世界卫生组织。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人类在面对后来的瘟疫——从亚洲流感到猪流感，从非典到新冠——时，有了更多的准备和应对能力。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一个多世纪后，当新冠瘟疫席卷全球时，许多在1918年上演过的剧情再次发生：政治领导人否认病毒的威胁，公众抵制佩戴口罩，审查制度阻碍信息的流通，不同城市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也大相径庭。费城和圣路易斯的故事，在2020年的美国重演，只是换了不同的城市名字。西萨摩亚的悲剧，提醒着人们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威尔逊总统的例子，昭示着疾病如何影响最高决策者的判断力。
1918年的教训是清晰的：瘟疫不分国界，不辨敌我。在病毒面前，政治立场、军事联盟、意识形态都变得毫无意义。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科学、透明、合作。审查制度和政治干预只会让灾难更加严重。公共卫生官员需要勇气和权力来做出艰难的决定，即使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不受欢迎。而普通公民也需要认识到，他们的个人选择——是否佩戴口罩、是否遵守社交距离——不仅关乎自己的健康，也关乎整个社区的命运。
阿尔伯特·吉切尔，那个在1918年3月4日走进芬斯顿军营医务室的军队厨师，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在瘟疫中康复，继续在军队服役，战后回到了家乡，过完了平静的一生。他于1968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他可能从未知道，自己被历史记录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零号病人"之一。
但吉切尔从来不是真正的"零号病人"。病毒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类的跳跃。它也在他之后继续存在，变异成新的毒株，每隔几十年就以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1957年的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2009年的猪流感——它们都是1918年病毒的后代，携带着那场大瘟疫的基因遗产。
病毒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
参考资料
- Barry, John M.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Viking, 2004.
- Crosby, Alfred W.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aubenberger, Jeffery K., and David M. Morens. “1918 Influenza: the Mother of All Pandemic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2, no. 1 (2006): 15-22.
- Johnson, N.P.A.S., and Juergen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 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76, no. 1 (2002): 105-115.
- Oxford, J.S., et al. “World War I May Have Allowed the Emergence of ‘Spanish’ Influenza.”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 no. 2 (2002): 111-114.
- Markel, Howard, et al.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Implemented by US Cities During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JAMA 298, no. 6 (2007): 644-654.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918 Pandemic (H1N1 virus).” CDC Archive.
- Tumpey, Terrence M.,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constructed 1918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Virus.” Science 310, no. 5745 (2005): 77-80.
- Hultin, Johan V.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1918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 CDC Flu Gallery, 2008.
- Byerly, Carol R. Fever of War: The Influenza Epidemic in the U.S. Army during World War I. NYU Press, 2005.
- Davis, Kenneth C. More Deadly Than War: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panish Flu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Henry Holt and Co., 2018.
- Spinney, Laura. 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PublicAffairs, 2017.
- The National Archives. “The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 Archives.gov.
-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urple Death: The Great Flu of 1918.” PAHO/WHO.
- National Geographic. “How Some Cities ‘Flattened the Curve’ During the 1918 Flu Pandemic.” March 2020.
- Smithsonian Magazine. “Philadelphia Threw a WWI Parade That Gave Thousands of Onlookers the Flu.” September 2018.
- History.com. “Spanish Flu - Symptoms, How It Began & Ended.”
- BBC Future. “Why the Flu of 1918 Was So Deadly.” October 2018.
- NPR. “Origins of the 1918 Pandemic: The Case for France.” February 2006.
- Science Friday. “Looking Back At The 1918 Flu Pandemic, In Photos.” Ma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