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1月27日上午,伦敦战争部的一间审讯室里,三十八岁的克劳斯·福克斯正在口述一份声明。他的语调平静、用词精确,仿佛在陈述一道物理学定理而非交代叛国罪行。坐在他对面的威廉·斯卡登——MI5最老练的审讯官——一字不漏地记录着。当福克斯念完最后一个句点,他在声明下方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间谍招供书之一。

福克斯在声明中写道:“我确实向俄国人传递了信息,我承认这一点。我最初以为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告诉俄国当局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在进行。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细节,我同意提供。我最初主要集中在我自己的工作成果上,但在洛斯阿拉莫斯,我做了我认为最糟糕的事情——提供了钚弹设计原理的信息。”
审讯室里的气氛异常沉闷。斯卡登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逐步瓦解这位物理学家的心理防线。从1949年9月开始,他以"例行安全审查"为名,在哈维尔原子能研究基地与福克斯进行了无数次看似轻松的谈话。他甚至帮助福克斯解决了一些私人问题,建立起一种奇怪的信任关系。直到12月21日,斯卡登才第一次正面指控福克斯是苏联间谍。当时福克斯断然否认。但一个月后,这个被同事称为"数学天才"的男人主动敲开了斯卡登的办公室门。
福克斯在声明中坦白,他从1942年开始向苏联传递情报,持续七年之久。期间,他参与了英美两国所有的核武器项目——从英国的"管合金"计划到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再到战后英国的原子弹研发。他向莫斯科传递的信息包括铀235和钚239的临界质量、气体扩散法的铀浓缩技术、钚弹的爆轰设计原理、以及氢弹的理论框架。汉斯·贝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洛斯阿拉莫斯理论部主任——后来说,福克斯是唯一一位真正改变了历史的物理学家。
二
克劳斯·福克斯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意识形态的阴影笼罩。1911年12月29日,他出生在德国吕塞尔斯海姆一个路德宗牧师家庭。他的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一位神学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军队牧师,战后却转变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于1912年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选择让福克斯一家在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中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福克斯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保罗·蒂利希等神学家保持着密切友谊。年轻的福克斯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敏感度,在1930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学生组织。但纳粹势力的崛起改变了一切。193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支持保罗·冯·兴登堡以阻止希特勒上台,而德国共产党则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恩斯特·特尔曼。福克斯公开为特尔曼竞选,因此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同年,他和三个兄弟姐妹全部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福克斯当时正乘坐火车前往柏林参加一次秘密的共产党会议,他在报纸上读到纵火案的消息后,立刻意识到这将是对左翼力量的全面镇压。他悄悄摘下了衣领上的锤子镰刀徽章。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他藏身于一位同志的公寓中,通过秘密渠道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1933年8月,他逃往巴黎参加一次反法西斯会议,在那里遇到了一对英国夫妇罗纳德和杰西·冈恩,后者邀请他前往英国避难。
1933年9月24日,福克斯抵达英国。杰西·冈恩是帝国烟草公司创始人家族的成员,她安排福克斯与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学教授内维尔·莫特会面。莫特同意接受这位德国流亡者作为研究助理。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展现出非凡的理论物理天赋,于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单原子金属弹性常数的量子力学计算》发表在《皇家学会会刊》上,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关注。随后,他又在爱丁堡大学马克斯·玻恩门下继续研究,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
然而,战争的阴影再次逼近。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福克斯的英国入籍申请尚未获批。作为敌国公民,他先被关押在马恩岛,随后被转移到加拿大的拘留营。在魁北克的拘留营里,他加入了一个由德共党员汉斯·卡勒领导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卡勒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德国共产党在英国的重要组织者尤尔根·库钦斯基的亲密战友。这段经历加深了福克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1940年圣诞节,在马克斯·玻恩的努力奔走下,福克斯获准返回英国。1941年1月,他回到爱丁堡继续学术工作。几个月后,伯明翰大学的鲁道夫·佩尔斯邀请他加入英国的原子弹研究项目"管合金"计划。这是福克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从一个政治流亡者变成了核武器项目核心成员,同时也成为苏联情报机构最珍贵的资产。
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这个消息在福克斯心中引发了剧烈的震荡。他后来在审讯中告诉斯卡登:“当时我深信,俄国革命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希望。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是对这个希望的致命威胁。“正是这种信念驱使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
1941年底,福克斯主动联系了尤尔根·库钦斯基——一位流亡英国的德国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苏联情报机构在英国的重要联络人。库钦斯基将福克斯引荐给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处的西蒙·克雷默,代号"亚历山大”。克雷默是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总局——的军官。经过三次会面,福克斯被正式接纳为苏联情报来源。他被分配了一个代号"Rest”,后来在1944年5月改为"Charles"。

但直接在伦敦与苏联军官会面太过危险。克雷默为福克斯安排了一位新的联络人——乌尔苏拉·库钦斯基,代号"索尼娅"。她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一位经验丰富的苏联特工,曾在远东与理查德·佐尔格的间谍网合作。索尼娅在牛津郡的班伯里定居,表面上是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福克斯会在周末以拜访朋友的借口前往班伯里,在看似随意的郊游中向索尼娅传递核研究进展的口头报告。
福克斯从不带文件出门,所有信息都靠他惊人的记忆力保存。他会在会面前花数小时整理思路,确保能准确复述技术细节。索尼娅则用加密电报将这些信息发往莫斯科。福克斯后来估计,他在"管合金"计划期间传递的信息主要包括:铀235的临界质量估算、分离同位素的可能方法、以及原子弹可行性的理论分析。这些信息虽然还不够详细,但已经让苏联了解到英美正在研制一种前所未有的武器。
1942年7月31日,福克斯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随后签署了《官方保密法》。一个月后,他正式开始向苏联提供情报。这个签字仪式意味着他同时向两个国家宣誓效忠——一个是给予他庇护的英国,另一个是他精神所属的苏联。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将生活在一种无法言说的分裂之中。
四
1943年底,福克斯跟随佩尔斯前往美国,加入曼哈顿计划。他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研究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1944年8月,他被调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为理论物理部的一员,直接向汉斯·贝特和爱德华·特勒汇报。
洛斯阿拉莫斯是曼哈顿计划的心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台地上,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费米、费曼、贝特、特勒。他们住简陋的板房,在泥泞的道路上骑车通勤,在集体食堂吃饭,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举办聚会。福克斯以其安静、谦逊的工作风格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他从不参与政治讨论,总是埋头于计算。没有人怀疑这位德国流亡者会有任何问题。
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福克斯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他被分配到爆轰内爆组,负责研究钚弹的设计原理。与铀弹的枪式装配不同,钚弹需要用精确排列的高爆炸药产生完美的球形内爆波,将亚临界的钚核心压缩到超临界状态。这是曼哈顿计划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之一。福克斯的工作直接贡献了计算内爆波传播的数学方法,他的报告至今仍被视为经典文献。

与此同时,福克斯继续向苏联传递情报。他的联络人从索尼娅换成了哈里·戈尔德,代号"雷蒙德"。戈尔德是一位费城的化学家,从1934年开始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安排在1944年2月5日,曼哈顿东区的一个空地附近。戈尔德后来向FBI描述了那次见面的细节:福克斯拿着一本绿皮书和一个网球,戈尔德则戴着麂皮手套,同时手里还拿着另一副——这是事先约定的识别暗号。戈尔德走近问道:“请问唐人街怎么走?“福克斯回答:“唐人街下午五点关门。“暗号对上了。
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步行。福克斯显然对戈尔德频繁回头张望的习惯感到不满。“这样只会引起注意,“他警告道,“你应该更自然一些。“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福克斯详细描述了曼哈顿计划的进展,包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的气体扩散研究、以及他即将前往洛斯阿拉莫斯的消息。
福克斯和戈尔德在美国期间共会面八次。他们见过纽约的多个地点——布鲁克林博物馆、中央公园、皇后区——也见过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在1945年6月2日的圣塔菲会面中,福克斯向戈尔德交付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钚弹内爆设计的完整说明,包括尺寸、组件和理论依据。戈尔德将这份文件带回东海岸,最终传递给了苏联情报人员。
1945年7月16日清晨,福克斯站在洛斯阿拉莫斯团队中,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爆炸——“三位一体"试验。蘑菇云升起的那个瞬间,他知道他帮助创造的武器将永远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而此时此刻,他传递给莫斯科的信息正被苏联科学家们反复研究,用于制造他们自己的原子弹。
五
福克斯传递给苏联的情报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们争论了几十年的问题。战后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苏联原子弹项目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并没有完全信任情报来源。他指示苏联科学家独立验证每一条来自间谍的信息,将情报作为"第三方校验"而非直接使用。大多数参与苏联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使用来自美国的情报。
尽管如此,福克斯的信息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他提供了钚弹内爆设计的完整蓝图——这是苏联科学家尚未攻克的难题。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RDS-1,西方代号为"乔-1”,基本上就是"胖子"钚弹的复制品。福克斯提供的钚弹设计图纸让苏联人少走了许多弯路。

其次,福克斯提供了铀235和钚239的精确临界质量数值。这些数值的确定需要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验验证,美国科学家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得出可靠的结果。福克斯将这些数字直接传递给了苏联,节省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第三,福克斯提供了美国核武器生产能力的重要数据——钚和浓缩铀的产量、每枚炸弹所需的裂变材料量、以及美国的核武库增长预期。这些信息让苏联能够评估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制定相应的战略。
福克斯自己估计,他提供的情报让苏联的原子弹项目加快了至少一到两年。他说,苏联科学家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些研究,只是人手较少。情报的价值在于让苏联能够在裂变材料准备就绪的同时完成武器设计,而不是在设计上耽误时间。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试爆RDS-1,比美国情报机构预估的时间提前了数年。当蘑菇云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升起时,福克斯在哈维尔的办公室里读到了新闻。他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他们做到了。”
除了裂变武器,福克斯还向苏联传递了关于氢弹的信息。1946年4月,他参加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会议,讨论热核武器的可能性。一个月后,他与约翰·冯·诺依曼共同提交了一份专利申请,描述了一种热核武器设计——虽然这个设计并不可行,但它首次提出了"辐射内爆"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特勒-乌拉姆氢弹设计的核心。福克斯将这些信息也传递给了苏联,尽管他当时对氢弹的理解还不完整。
六
战争结束后,福克斯回到英国,成为哈维尔原子能研究基地理论物理部主任。这个位于牛津郡的研究设施是英国战后核武器项目的核心,被称为"至圣所”。福克斯在这里继续从事核物理研究,同时也继续向苏联传递情报。
从1947年底到1949年5月,福克斯与他的新联络人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会面六次。费克利索夫后来成为苏联情报史上最著名的联络人之一,曾管理过多个高价值间谍。福克斯向他提供了氢弹研究进展的最新信息、美国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核试验结果、以及铀235生产的详细数据。

但福克斯不知道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在"维诺纳"项目中破译了大量苏联电报。维诺纳是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处在1943年启动的密码破译项目,目标是破解苏联的加密通讯。由于苏联人在战争期间重复使用了一次性密码本,美国密码学家成功破译了部分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代号为"Rest"的间谍,从1942年开始向莫斯科传递曼哈顿计划的情报。
通过分析电报内容,英美情报人员逐渐锁定了"Rest"的身份。嫌疑范围缩小到两个人:福克斯和他的导师鲁道夫·佩尔斯。到1949年,情报人员已经基本确定福克斯就是"Rest”。但维诺纳项目的极度机密性意味着这些证据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项目的存在必须对苏联保密,否则苏联会立即更换密码系统。因此,MI5必须让福克斯主动招供。
七
威廉·斯卡登是MI5最擅长获取口供的审讯官。这位前苏格兰场特别分局探员以耐心和心理学技巧著称,曾成功审讯过多名间谍。1949年秋天,他开始接近福克斯。切入点是福克斯的父亲——埃米尔·福克斯刚刚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教职,这意味着他将生活在苏联占领区。这在安全审查中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斯卡登以此为借口安排了一系列"例行谈话”。
斯卡登的策略是建立信任,而非施压。他与福克斯聊家庭、聊工作、聊未来。他表现得像是福克斯的朋友,帮助他解决签证问题,甚至讨论他在哈维尔的职业发展。福克斯逐渐放松了警惕。在此期间,MI5对福克斯的电话和邮件进行了全面监控,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苏联情报机构在1949年初就已经切断与福克斯的联系,可能是担心他已经被怀疑。
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12月。斯卡登在第五次会面中突然发难,直截了当地告诉福克斯:MI5知道他是苏联间谍。福克斯最初否认,声称这是对德国流亡者的政治迫害。但斯卡登没有打断他,只是静静地等待。接下来的一周里,福克斯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950年1月2日,福克斯敲开了斯卡登的办公室门。他说他想再谈谈。斯卡登后来回忆,福克斯的表情已经变了——某种内心的平衡已经打破。在接下来的三周里,福克斯逐步交代了他的间谍活动。他详细描述了与索尼娅、戈尔德和费克利索夫的会面,列出了传递给苏联的信息类型,解释了他的动机。他拒绝透露其他可能在美国工作的间谍身份,称他不认识他们。
1950年2月2日,福克斯正式被捕。3月1日,他在老贝利法院受审,承认四项违反《官方保密法》的指控。法官当庭宣判:十四年监禁——这是该罪名下的最高刑期。福克斯听判时面无表情。他被剥夺了英国公民身份,但他不会被引渡到美国面对可能的死刑。
福克斯的招供引发了连锁反应。根据他提供的信息,FBI逮捕了哈里·戈尔德。戈尔德为了减轻刑期,供出了大卫·格林格拉斯——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机械师。格林格拉斯又牵连了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姐姐埃塞尔·罗森堡。罗森堡夫妇于1953年被处决,成为冷战期间美国最著名的间谍案受害者。福克斯在沃姆伍德监狱里读到了这些新闻,据说他为此深感内疚。
八
福克斯服刑九年,于1959年6月23日获释。他立刻前往东德,在那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身份,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德累斯顿核物理中心研究所副所长,直到1979年退休。
在东德,福克斯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他再婚并育有一子。他与同样叛逃苏联的英国间谍金·菲尔比和唐纳德·麦克林保持着友谊。他拒绝接受采访,拒绝写回忆录,只专注于科学研究和教学。1979年,他被授予卡尔·马克思勋章——东德最高荣誉。1988年1月28日,他因癌症在东柏林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福克斯去世后,苏联档案的开放让历史学家得以更全面地评估他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福克斯的情报确实让苏联原子弹项目加快了一到两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科学家的能力被低估了,即使没有福克斯,苏联也能在差不多的时间造出原子弹。但无论如何,福克斯传递的技术细节——尤其是钚弹的内爆设计——是不可否认的宝贵资产。
福克斯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究竟是一个叛徒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背叛了给他庇护的英国、给他研究机会的美国,从未收取一分钱报酬。他的动机纯粹是意识形态的——他深信核武器知识不应被任何国家垄断,苏联有权知道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存在。正如他在审讯中告诉鲁道夫·佩尔斯的那样:“原子研究的知识不应成为任何国家的私有财产,而应为全人类的利益共享。”
这种信念使他成为间谍史上最独特的案例之一。与那些为了金钱或被勒索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不同,福克斯始终相信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他承受了九年的心理重负,在两种忠诚之间撕裂,最终选择坦白而非继续撒谎。他在法庭上说:“我从未把自己视为一个间谍。“这句话或许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在他的认知里,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相信知识应该自由的人。只是,这种信念导致他做出了法律意义上的叛国行为。
参考资料
- MI5 Official History: Klaus Fuchs. Security Service MI5, 2024.
- Close, Frank. Trinity: The Treachery and Pursuit of the Most Dangerous Spy in History. Allen Lane, 2019.
- Greenspan, Nancy Thorndike. Atomic Spy: The Dark Lives of Klaus Fuchs. Viking Press, 2020.
- Hermiston, Roger. The Greatest Traitor: The Secret Lives of Agent George Blake. Aurum Press, 2013.
- Haynes, John Earl and Klehr, Harvey.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National Archives UK. KV 6/134: Klaus Fuchs Confession Statement, 1950.
-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Klaus Fuchs Profile. Nuclear Museum.
- “The Spy, the Human Computer, and the H-bomb”. Nuclear Secrecy Blog, 2013.
- Gold, Harry. FBI Vault Files, Rosenberg Case.
- Bernstein, Jeremy. “John von Neumann and Klaus Fuchs: an Unlikely Collaboration”. Physics in Perspectiv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