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一个夏日，十九岁的美国陆军士兵罗林斯·爱德华兹和其他十几名士兵被军官带进了一间木制气室。门被锁上后，芥子气和一种叫做路易氏剂的类似物质被泵入室内。
‘感觉就像你在燃烧，‘九十三岁的爱德华兹回忆道，‘人们开始尖叫、呼喊，试图冲出去。然后有些人晕倒了。最后他们打开门让我们出去，那些人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爱德华兹是六万名被秘密征召参与一项政府计划的士兵之一——这项计划直到1993年才正式解密——目的是在美国军队身上测试芥子气和其他化学制剂。但他被选中有一个特定的原因：爱德华兹是非裔美国人。
‘他们说我们被测试是为了看看这些气体对黑色皮肤会有什么影响，‘爱德华兹说。
这不是孤例。2015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一项调查发现，军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芥子气实验中，明确按照种族分组对士兵进行测试。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士兵被单独挑出来，而白人被征召的士兵则被用作科学对照组——他们的反应被用来建立’正常’标准，然后与少数族裔士兵进行比较。
第一章：毒气室的门被锁上
爱德华兹在二战期间多次被送入气室。在克雷伯恩营和埃奇伍德兵工厂，他和一群非裔美国士兵被反复暴露于芥子气。有时是液体直接涂抹在皮肤上，有时是被锁进气室数小时，有时是被派往被化学制剂饱和的田野中爬行。
‘它带走了你手上的所有皮肤，‘爱德华兹说，‘你的手就这样腐烂。’
七十多年后，爱德华兹仍然不断地抓挠手臂和腿上的皮肤，在他年轻时被化学武器烧伤的地方，皮疹反复发作。发作期间，他的皮肤会成片脱落，堆积在地板上。多年来，他随身携带一个装满皮肤碎片的罐子，试图让人们相信他经历的一切。
芥子气在接触后几秒钟内就会损害DNA。它会导致痛苦的皮肤水疱和烧伤，并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白血病、皮肤癌、肺气肿和哮喘。爱德华兹活到了九十五岁——这在实验参与者中是例外——但他的健康问题从未停止过。
第二章：种族分组的科学假设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医学史学家苏珊·史密斯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些种族分组实验的细节。她在《法律、医学与伦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至少有九项实验专门按照种族分组进行。
科学家们当时的假设是：不同种族对芥子气的敏感度可能存在生物学差异。他们推测，深色皮肤可能对化学制剂具有更高的抵抗力。对于日裔美国士兵，军方有着另一层考量：军方情报显示日本军队可能拥有化学武器，科学家需要了解芥子气如何影响’日本人体质’。
这些假设今天看来不仅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暴露了当时美国科学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史密斯指出，这些实验代表了’种族化科学’的典型风险：当科学家带着种族偏见进入研究时，他们会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些偏见。
第三章：日裔美国士兵的双重困境
路易斯·别所的儿子大卫·别所第一次了解到父亲参与实验的经历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坐在客厅里，大卫问起墙上挂着的一份军队嘉奖令。这份嘉奖令与众不同——大多数只是泛泛地表扬工作做得好，但这份却有些不同寻常。
嘉奖令由陆军化学战主任办公室颁发，上面写着：‘这些人超越了职责的召唤，为了推进保护我们武装力量的研究，自愿承受痛苦、不适和可能的永久性伤害。’
附在嘉奖令后面的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在路易斯·别所名字出现的那一页，名单开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相似性：田町、川崎、东、佐佐木——连续三十多个日裔美国人的名字。
‘他们想看看化学武器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否与对白人的影响相同，‘别所的父亲那天晚上告诉他，‘我想他们当时在考虑对日本人使用这些武器。’
大卫·别所的父亲汤姆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1944年4月被派往马里兰州埃奇伍德兵工厂参与芥子气测试。在二十天的时间里，三十九名日裔美国士兵和四十名白人士兵被暴露于芥子气和路易氏剂。实验记录显示，研究人员详细记录了每个人的皮肤反应，试图找出’种族差异’。
苏珊·松本回忆她的丈夫汤姆说，他参与实验是因为他觉得这能帮助’证明他是一个好的美国公民’。松本记得战争期间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她家中，强迫他们烧掉日语书籍和音乐以证明忠诚。后来，他们被送到阿肯色州的一个拘留营生活。
‘他总是爱他的国家，‘松本说，‘他说，‘你还能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个拥有所有这些自由的地方？’’
这种矛盾——在被怀疑不忠诚的同时，被用作测试针对’敌人’的化学武器的人体对象——揭示了日裔美国士兵面临的特殊困境。他们的身体既被视为’敌人’的替代品，又被期望证明对美国忠诚。
第四章：巴拿马丛林中的波多黎各士兵
在巴拿马湾的圣何塞岛上，另一群被选中的士兵正在经历不同形式的实验。波多黎各士兵胡安·洛佩斯·内格隆参与了被称为’圣何塞项目’的实验。
军事文件显示，圣何塞岛是因’缺乏人类居住、与附近岛屿的安全距离、热带丛林、良好的水源、没有疾病和毒蛇’而被选中的。1944年1月6日项目正式开始。到1945年中期，超过四百名士兵驻扎在岛上，其中许多是波多黎各士兵。
洛佩斯·内格隆回忆说，他和另一名测试对象被派往丛林，然后被美国军用飞机从头顶喷洒芥子气。‘我们穿着制服保护自己，但动物没有，‘他说，‘有兔子，它们都死了。’
洛佩斯·内格隆说他和其他士兵几乎立即就被烧伤并感到恶心。‘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发高烧。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病了。’
圣何塞项目从1944年5月到1947年底进行了超过一百三十次测试。根据可获得的文件，在十八次测试中就有四千三百九十七枚化学弹药被发射或投掷。按照百分之十的哑弹率计算，可能有三千多枚充满芥子气或其他化学武器的弹药至今仍埋在丛林中。
第五章：气体室内的两小时
查理·卡维尔被征召参与实验时年仅十九岁。他被承诺可以换取两周的假期。‘直到我们真正进入那个房间，意识到等一下，我们出不去了，我们才知道那是什么。’
卡维尔和其他十一名志愿者被锁进一间充满芥子气的气室。头顶的架子上放着冰块，风扇吹过冰块以增加室内湿度——这会加剧芥子气对身体的伤害。一小时后，军官释放了六名男子回营房。卡维尔和另外五人被告知留下。
在气室内，卡维尔的皮肤开始变红并在他出汗最多的地方燃烧：两腿之间、脖子后面和腋下。大小如半美元硬币的水疱开始在同样的地方生长。第二个小时结束时，军官命令卡维尔回营房，并继续穿着被气体浸透的制服。
‘他们把上帝的恐惧灌输进了一群年轻孩子的脑子里，‘卡维尔回忆道。军官威胁说，如果他们对实验知情或参与情况告诉任何人，他们将受到不荣誉退役并被送往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军事监狱。
卡维尔现在八十八岁，他说即使到了今天，当他来到一扇锁着的门前时，他仍然会想起气体室的内部。‘门上没有把手，你无法出去，‘他说，‘这就是我今天遇到的问题。如果我走到一扇锁着的门前，我有时会恐慌，试图出去。’
第六章：埃奇伍德兵工厂的秘密
马里兰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厂是这些实验的核心场所之一。从1942年开始，化学战服务部门在这里和其他十几个地点对士兵进行了三种类型的测试：贴片测试——将液态芥子气直接涂抹在测试对象的皮肤上；户外测试——在模拟战斗环境中将士兵暴露于气体；以及气室测试——将士兵锁进气室，同时向内泵入芥子气。
实验记录详细地记载了每个人的反应。研究员用整齐的手写体在横格纸上记录了卡维尔的全名、他在气室内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空气中的芥子气浓度。这些记录存在，它们被保存在某个档案馆的某个盒子里——但几十年前就应该找到受害者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却声称无法找到他们。
埃奇伍德兵工厂的实验在二战结束后继续进行。从1948年到1975年，陆军化学兵团在这里进行了更多分类的人体实验，涉及超过二百五十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虽然这些后来的实验与二战时期的芥子气实验不同，但它们共享一个特征：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剥夺了公民对自己身体的知情权和同意权。
第七章：1944年的秘密命令
2015年NPR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一份研究揭示了种族分组实验的具体细节。这项研究于1944年春季进行，描述了研究人员如何在二十天内将三十九名日裔美国士兵和四十名白人士兵暴露于芥子气和路易氏剂。
文件还显示，军方至少制定了一项秘密计划，准备对日本人进攻性地使用芥子气。该计划获得了陆军最高化学战军官的批准，可能’轻易杀死五百万人’。
这些文件的解密揭示了军方高层对战时伦理的态度：当国家的胜利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时，任何手段——包括对自己公民的人体实验和对敌方平民的大规模化学攻击——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战后的调查从未追究这些计划的制定者的责任。设计、批准和执行这些实验的人——军官、科学家、医生——继续着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获得了荣誉和奖项。而受害者则在沉默中承受着终身的健康问题。
第八章：1991年的承认与被打破的承诺
这些实验在半个世纪里一直被保密。1990年，由纳特·施努曼带领的一群老兵公开了他们的故事。施努曼在马里兰州贝恩布里奇的美国海军训练中心接受测试后遭受了使人衰弱的伤害。他于1979年提起联邦诉讼寻求赔偿，但因’菲雷斯原则’而失败——这一法律原则保护军方不受与服役相关的伤害诉讼。
1991年，联邦官员首次承认军方在二战期间对士兵进行了芥子气实验。当故事首次曝光时，退伍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安东尼·普林奇皮在《60分钟》节目中承诺：‘他们应该因所做的事情受到赞扬。就部长和我而言，我们将为他们做正确的事情。’
退伍军人事务部做出了两个承诺：找到约四千名参与最极端实验的士兵，并对那些永久受伤的人进行赔偿。
但NPR的调查发现，退伍军人事务部在二十多年里从未履行这些承诺。
退伍军人事务部只尝试联系了六百一十名士兵——仅通过一封邮寄信件。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高级顾问布拉德·弗洛尔解释说，军方无法找到其他人，因为实验记录不完整。‘没有身份识别信息，‘他说，‘没有社会保险号，没有地址，没有办法识别他们。尽管我们尝试了。’
然而，NPR的一位研究图书管理员在短短两个月内，利用退伍军人事务部自己的名单和公共记录，找到了超过一千二百名实验参与者。
第九章：化学制剂的医学机制
芥子气的化学名称是硫芥，是一种双功能烷化剂。当它与皮肤接触时，会迅速穿透表皮，在细胞内发生环化反应，形成高度活性的硫正离子。这种正离子与DNA的鸟嘌呤碱基发生反应，形成DNA链间交联。
这种交联阻止了DNA的复制和转录，导致细胞死亡。芥子气对快速分裂的细胞尤为致命——这也是为什么它后来成为化疗药物的基础。但对于暴露于芥子气的士兵来说，这种DNA损伤意味着皮肤细胞的广泛死亡、骨髓抑制和长期致癌风险的增加。
路易氏剂则是一种含砷的糜烂性毒剂，其作用机制与芥子气不同。路易氏剂通过抑制丙酮酸脱氢酶来干扰细胞的能量代谢。它还会造成剧烈的即时疼痛——与芥子气不同，后者通常有几小时的潜伏期才会出现症状。军方将芥子气和路易氏剂混合使用，是为了测试这种混合制剂对不同’种族’皮肤的影响。
在医学上，这些化学物质造成的损伤是多重系统的。皮肤损伤包括水疱、溃疡、色素沉着异常和疤痕形成。呼吸道损伤包括气管炎、支气管炎和肺纤维化。眼部损伤包括结膜炎、角膜炎和永久性视力损害。全身性影响包括骨髓抑制、免疫抑制和致癌风险增加。
第十章：沉默的契约
参与实验的士兵们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承诺永远不谈论他们在实验中的经历。威胁是具体的：违反保密协议将导致不荣誉退役和军事监禁。
这种威胁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对于那些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年轻人来说，不荣誉退役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可能性。
罗林斯·爱德华兹在实验后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对自己皮肤上不断出现的疮疹和脱皮感到困惑，但不敢告诉医生真相。当他的妻子问他手臂上的疤痕是怎么来的时，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是’战争中的事’。
日裔美国士兵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心理困境。在战争期间，他们的家人被关押在拘留营中，他们的忠诚受到质疑。参与实验，即使是被强迫的，也可能是证明他们对美国忠诚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以他们的健康和尊严为代价的。
这种沉默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契约：受害者以他们的健康和尊严为代价，换取国家对他们的’保护’。但这个契约是单方面的。当受害者需要医疗帮助时，他们无法获得，因为他们不能透露实验的细节。当实验最终在1990年代被曝光时，国家并没有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第十一章：哈里·博林杰的墓志铭
哈里·博林杰在尝试了四年后放弃了。他仍然有慢性呼吸问题，在他年轻时的海军新兵时期被烧伤的地方会反复出现湿疹——‘我的私处周围、腋下、脸上和所有其他地方，‘他说。
博林杰说，在被退伍军人事务部对待之后，他不会再回去了。
‘我已经厌倦了，‘他说。‘有什么用呢？’
在他的房子前门旁边，挂着一顶破旧的棒球帽，上面写着’二战老兵’。他说他为他的服役感到自豪，他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走。但博林杰说，那段生活被玷污了：被他作为人体实验对象所经历的痛苦，以及被告诉他那不是真实的退伍军人事务部。
‘那将刻在我的墓碑上，‘博林杰说。‘美国海军，豚鼠。可能不会太久了。’
博林杰的故事代表了成千上万名从未获得正义的受害者的沉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带着他们的故事进入了坟墓。他们的家人从未知道为什么父亲总是咳嗽、为什么祖父皮肤上有奇怪的疤痕、为什么叔叔晚年患上了罕见的癌症。
第十二章：前中情局局长的证词
前中情局局长波特·戈斯说，退伍军人事务部错误地处理了这些索赔。戈斯在担任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时，被一群参与实验的选民联系，并代表他们发声。
‘这本应该早已成为历史，‘戈斯告诉NPR。‘这些人应该早就得到适当的补偿。’
戈斯说，他认为退伍军人事务部从未兑现承诺，是因为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自行消失。根据退伍军人事务部维护的数据，每天约有五百名二战老兵去世。
‘我确实认为有一点这种态度：‘这是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就会消失，‘‘戈斯说。‘但这是我们达成的协议。这涉及到’你能信任你的政府吗？‘的本质。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弗洛尔告诉NPR，他的机构在处理芥子气暴露索赔时遵循了联邦法规。但戈斯说，这个借口是华盛顿官僚机构一切功能失调的核心。
‘我不认为对这个项目为何不够成功有什么解释，‘戈斯说。‘如果我还在国会，我会问这个问题。’
第十三章：伦理的崩塌与医学的沉默
这些实验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纽伦堡审判正在进行，纳粹医生的罪行被揭露。1947年，纽伦堡法典确立了一系列关于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包括自愿同意、知情权和退出权。
然而，就在世界谴责纳粹医生的罪行的同时，美国军方正在进行类似的实验。这不仅仅是讽刺，更是对医学伦理的深刻背叛。参与这些实验的科学家和医生们知道或应该知道这些行为违反了基本的人权原则，但他们选择了沉默。
医学期刊发表了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很少有人质疑实验的伦理问题。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对国家安全的贡献，而不是对人权的侵犯。这种认知失调——认为’我们’的实验是合法的，而’他们’的实验是罪行——揭示了伦理标准如何可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变得可塑。
当众议员芭芭拉·李得知这些实验时，她将其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进行比较。‘我很愤怒。我很悲伤，‘她说，‘我想我不应该感到震惊，当你看到梅毒研究和其他所有涉及非裔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可怕实验时。但我想我仍然感到震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样的事情。’
第十四章：种族主义的科学遗产
这些实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直接受害者的范围。它们为种族主义的’科学’提供了表面的合法性，强化了种族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的错误观念。
事实上，实验结果并没有显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战后的一份报告承认，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差异可能比群体之间的差异更大。然而，这个结论并没有阻止军方继续进行种族分组实验，也没有阻止他们将实验结果用于支持种族主义政策。
科学家们假设，深色皮肤可能对芥子气具有更高的抵抗力。这一假设部分源于对一战中芥子气伤员的观察，但更多是源于对皮肤色素与紫外线抵抗力之间关系的错误类推。科学家们推理：既然深色皮肤对太阳辐射有更强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们对化学辐射可能也有类似的抵抗力。
对于波多黎各士兵，军方认为，作为’热带种族’，他们可能在热带环境中具有更好的耐受力，因此可能更适合作为在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士兵。实验的目的之一是验证这种假设，并探索是否可以组建一支在化学武器威胁下仍能有效作战的’有色人种部队’。
这些假设在今天看来不仅是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而且暴露了当时科学界如何将社会偏见包装成’科学假设’。
第十五章：巴拿马的遗产
在巴拿马圣何塞岛，实验的遗产仍在持续。1948年美军撤离时，他们留下了未爆炸的化学弹药和被污染的土地。根据军事记录，至少有四千枚化学弹药在岛上的试验中被发射或投掷。
1953年2月至1957年2月期间，热带测试团队——一个包括二十名人员的化学兵团单位——每三个月在巴拿马进行一次蒸馏芥子气测试。测试包括对一吨装芥子气容器的压力测试，以及对蒸馏芥子气的冷冻测试。
1964年至1968年间，至少有四次使用实弹化学弹药的测试在巴拿马进行。这些测试涉及装满VX神经毒剂的M-23地雷、火箭和弹头，以及沙林火箭。每枚地雷含有十点五磅的VX制剂。由于十毫克VX制剂就构成致命剂量，每枚地雷中的神经毒剂足以杀死近五十万人。
2002年，八枚化学炸弹在岛上被发现。这些炸弹大多含有芥子气。2017年，美国同意清除这些遗留的化学武器遗迹。但对于那些在实验中受伤的士兵，对于那些在几十年后仍在寻求医疗照顾的老兵，这种清理来得太晚。
第十六章：国会图书馆的沉默档案
2015年，罗林斯·爱德华兹的故事被收录进国会图书馆的退伍军人历史项目。这是对他经历的正式承认，但来得太晚。
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爱德华兹描述了他在克雷伯恩营、埃奇伍德兵工厂和其他地点的实验经历。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气体室中窒息，皮肤如何起泡脱落，以及七十多年后他仍然如何受苦。
国会图书馆的档案是珍贵的，但它们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沉默。这些访谈是在受害者生命的最后阶段进行的，他们的故事在被记录之前已经沉默了七十多年。有多少像爱德华兹一样的人带着他们的故事进入了坟墓？有多少家庭从未知道他们的父亲、祖父或叔叔为什么总是生病，为什么皮肤上总是有奇怪的疤痕？
这些档案也揭示了实验的规模。爱德华兹只是六万名参与者之一。在一个实验站的记录中，研究人员用整齐的手写体记录了他的全名、他在气体室中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空气中的芥子气浓度。这些记录存在，它们被保存在某个档案馆的某个盒子里，但几十年前就应该找到受害者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却声称无法找到他们。
第十七章：最后的证词
罗林斯·爱德华兹于2017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终于能够公开讲述他的故事。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沉默所笼罩，他的痛苦被忽视，他的创伤被否定。
查理·卡维尔在2015年接受NPR采访时已经八十八岁。他说，即使在今天，当他面对一扇锁着的门时，他仍然会想起气体室的内部。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从未得到治疗，因为他在几十年里无法告诉医生发生了什么。
哈里·博林杰在2015年时已经八十八岁。他说他不会再去退伍军人事务部，因为他在那里受到的待遇。他的故事代表了成千上万名从未获得正义的受害者的沉默。
这些是最后的证词。这些声音很快就会消失。当我们失去这些见证者时，我们也失去了与这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联系。档案会存在，但活生生的记忆将不复存在。
第十八章：未完成的清算
2015年，NPR的调查曝光后，国会成员写信给国防部长，要求向参与实验的非裔美国、波多黎各和日裔美国士兵道歉。五角大楼发言人对发现表示承认，称这些实验是’难以想象的’，并强调今天的军方不再进行化学武器测试，在种族问题上已经’比任何美国机构都走得更远’。
但这些声明来得太晚，也太空洞。没有正式的道歉，没有系统性的赔偿，没有对责任的追究。那些设计、批准和执行这些实验的人——军官、科学家、医生——从未被问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的领域继续着成功的职业生涯，获得了荣誉和奖项。
受害者的家属从未得到完整的解释。日裔美国士兵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什么总是咳嗽、为什么皮肤上有奇怪的疤痕。非裔美国士兵的妻子们看着丈夫在痛苦中衰老，无法理解他们年轻时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健康和人格。
这种未完成的清算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历史的背叛。当我们拒绝面对过去的罪行时，我们为未来的罪行创造了条件。当我们允许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公民的权利时，我们削弱了民主的根基。
六万名士兵被烙上了沉默的印记。他们的身体成为了国家实验的材料，他们的痛苦成为了军事’科学进步’的代价。而今天，当我们纪念二战的胜利、歌颂美国士兵的英勇时，我们选择了遗忘这些被自己国家背叛的人。
他们的墓碑上没有写着’为国捐躯’。他们的墓碑上，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能够说话，会写着：‘美国陆军，实验品。‘或者’美国海军，豚鼠。’
这是六万个沉默的故事，被埋藏在档案馆的灰尘中，被遗忘在医院病房的角落里，被淹没在历史教科书之外。它们提醒我们：当国家声称需要牺牲少数人的权利来保护多数人的安全时，往往是那些已经最脆弱的人被选中承担这个代价。而这种选择，从来不是他们自己做出的。
参考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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