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机的黄金时刻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十分,雅典埃利尼孔国际机场。埃及航空六四八号航班,一架波音七三七-二六六型客机,载着九十二名乘客和六名机组人员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目的地是埃及首都开罗。机舱内,三十九岁的机长哈尼·加拉勒和副驾驶伊马德·穆尼布正在执行常规的爬升程序。没有人知道,这架注册号为SU-AYH的九岁老客机将在二十四小时后化为废墟,六十具遗体将躺在马耳他卢卡机场的跑道上。
起飞后十分钟,飞机爬升至巡航高度,空乘人员开始分发饮料。就在这时,三名身穿便装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他们来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阿布·尼达尔组织——这个组织以其创始人萨布里·阿尔·班纳的化名命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三人中,萨勒姆·沙科尔是行动指挥官,奥马尔·雷扎克和纳尔·阿尔丁·布·赛义德是执行成员。他们从随身行李中掏出枪支和手榴弹,高喊"所有人不许动"。
沙科尔抓起客舱广播系统的麦克风,用阿拉伯语宣布:“我们是埃及革命者,这架飞机现在被我们控制。“他随后命令所有乘客交出护照,开始逐一检查身份。巴勒斯坦和埃及乘客被赶到客舱后部,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和欧洲乘客则被集中到前排。这种分类方式是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标准操作程序——他们相信西方人和以色列人是"高价值目标”,而阿拉伯人则可能是同情者。
但沙科尔没有注意到,在他面前递交护照的一名乘客神色异常。那是二十六岁的梅塔德·穆斯塔法·卡迈勒,埃及国家安全局的空中安全官。他身穿便装,混在普通乘客中,是这架飞机上唯一的专业反恐人员。当沙科尔伸手接过护照的那一刻,卡迈勒突然把手伸进外套——但他掏出的不是护照,而是一把手枪。
枪声撕裂了机舱的宁静。卡迈勒朝沙科尔的胸口连开数枪,沙科尔当场死亡。但这名埃及安全官没有停手,他转向另一名劫机者布·赛义德,试图将其击毙。然而,布·赛义德反应迅速,立即开火还击。十九发子弹在狭窄的机舱内呼啸,两名空乘人员和卡迈勒本人中弹倒地。更致命的是,其中一发子弹击穿了机身蒙皮,导致机舱迅速失压。
氧气面罩从天花板上落下,但飞机正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巡航。加拉勒机长立即启动紧急下降程序,将飞机俯冲至一万四千英尺——这是乘客和机组人员可以在没有氧气面罩的情况下正常呼吸的高度。但失压和紧急下降消耗了大量燃油,劫机者原本计划飞往利比亚的方案被迫改变。
枪战与失压
雷扎克接管了劫机行动的指挥权。他冲进驾驶舱,用手枪指着加拉勒的太阳穴,命令他改变航向。飞机现在必须尽快着陆,而最近的机场是马耳他卢卡机场。但雷扎克不知道,他即将把这场劫机引向一个更血腥的结局。
雷扎克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飞机能够安全着陆。机身被子弹击穿后,机舱内的气压骤降,温度也随之下降。乘客们裹紧了毯子,恐惧地望着窗外黑暗的地中海。加拉勒机长向马耳他空中交通管制发出紧急呼叫:“Mayday, Mayday, EgyptAir 648, 我们被劫持,请求紧急降落卢卡机场。”
但马耳他政府并不欢迎这架麻烦的客机。马耳他总理卡尔梅努·米夫苏德·博尼奇亲自下令拒绝飞机降落。卢卡机场的跑道灯光被关闭,试图阻止这架波音七三七着陆。然而,飞机的燃油已经所剩无几,失压导致的结构损伤也让继续飞行变得不可能。加拉勒机长别无选择,他必须在黑暗中盲降。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三十分,埃及航空六四八号航班在卢卡机场的跑道上接地。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飞机在黑暗中减速滑行,最终停在停机坪上。马耳他武装部队立即包围了飞机,但博尼奇总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否允许飞机加油,是否与劫机者谈判?
马耳他是一个地中海小国,人口不足四十万,没有专业的反恐部队。十二年前,一九七三年,一架荷兰皇家航空的波音七四七客机也曾被劫持到马耳他,当时马耳他政府通过谈判成功解决了危机。博尼奇希望复制那次成功,但这次的劫机者来自阿布·尼达尔组织——他们从不谈判。
死亡阶梯
雷扎克的首要要求是加油和医疗服务。他告诉机场塔台:“如果你们不给飞机加油,我就每十五分钟处决一名乘客。“他不是在开玩笑。他让一名空乘人员通过客舱广播呼叫"帕特里克·斯科特·贝克”。二十八岁的贝克是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渔夫兼生物学家,正在度假。他意识到自己被叫到名字意味着什么。
贝克被押到客舱门口的舷梯上。雷扎克举枪对准他的后脑勺。贝克直视着劫机者的眼睛,在最后一刻将头偏向一侧。子弹擦过他的头骨,他倒下装死。雷扎克将他的"尸体"推下舷梯。贝克躺在跑道上,双手被绑在身后,一动不动。几分钟后,他突然跳起身来,在黑暗中狂奔,被马耳他士兵救起。
十五分钟后,雷扎克再次呼叫。“斯嘉丽·玛丽·罗根坎普。“三十八岁的罗根坎普是美国空军的文职雇员。她被押到舷梯上,被迫跪下。雷扎克从她身后开枪,子弹穿过她的后脑勺。她当场死亡。她的遗体被推下舷梯,后来被送往医院,贝克在那里认出了她。
雷扎克的第三名受害者是以色列女子尼赞·门德尔松。二十三岁的门德尔松意识到自己将被处决,她试图反抗。雷扎克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到舷梯上。她被枪杀后,遗体被扔下飞机。一周后,她在马耳他医院被宣布脑死亡。
另一名以色列女子塔马尔·阿齐被枪击后装死,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三十岁的美国教师杰基·尼克·普弗卢格在第二天早上被枪击头部,但她同样装死存活。五名被枪击的乘客中,三人存活,两人死亡。
博尼奇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劫机者在十二小时内处决了两名乘客,重伤三人。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提出派遣反恐部队支援。但马耳他政府担心,如果允许美国人或以色列人介入,这个地中海小国将成为恐怖组织的目标。更糟糕的是,美国在西西里岛的锡戈内拉海军航空站仅二十分钟飞行距离,美国完全有能力在没有马耳他许可的情况下强行介入。
博尼奇最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接受埃及的提议,允许埃及派遣特种部队。但他不知道,埃及的这支"特种部队”——七七七特遣队——将成为这场噩梦的终结者,也将成为这场噩梦的制造者。
七七七部队的诞生与诅咒
埃及七七七特遣队的正式名称是"七七七战斗部队”,隶属于埃及陆军的"雷霆"部队。他们的专长包括黑色行动、突击队式突袭、反恐、要人保护、人质营救、非常规战争和敌后特种作战。从纸面上看,这是一支与美国三角洲部队或英国SAS相当的世界级特种部队。

但七七七部队的诞生,源于一九七八年在塞浦路斯的一次惨败。
一九七八年二月,塞浦路斯拉纳卡国际机场。一架塞浦路斯航空的DC-8客机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武装分子劫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未告知塞浦路斯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的情况下,派遣了一支埃及特种部队前往"协助"营救人质。埃及人仅仅通知塞浦路斯方面:“有人正在前来协助救援人质”,但没有说明来者是谁,也没有说明他们的意图。
埃及部队乘坐C-130运输机降落在拉纳卡机场后,立即发动了全面突袭。一辆载有三人的吉普车冲向被劫持的飞机,后方是约五十八名徒步推进的突击队员。塞浦路斯特种部队包围着被劫持的飞机,他们看到这支不明的武装部队逼近,发出了口头警告。埃及人没有停步。
吉普车被塞浦路斯士兵的火箭筒和机枪火力摧毁,车内三人全部丧生。随后,埃及主力部队与塞浦路斯特种部队在跑道上交火。塞浦路斯人用一〇六毫米反坦克导弹击中了埃及的C-130运输机,机头被炸毁,三名机组人员死亡。交火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十五名埃及突击队员阵亡,十五人受伤。塞浦路斯方面无人死亡。
更讽刺的是,在埃及发动突袭之前,两名劫机者已经同意投降。他们被塞浦路斯当局逮捕,后来被引渡到埃及,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无期徒刑。这场毫无意义的交火,完全是埃及方面的鲁莽指挥和缺乏协调导致的。
萨达特总统在这次惨败后,下令组建一支真正专业的反恐部队。一九七八年,七七七特遣队正式成立。他们的训练由美国三角洲部队和联邦调查局人质营救队提供,装备了德国HK公司的MP5冲锋枪、瑞士西格公司的SG550步枪和美国柯尔特公司的M1911手枪。从装备到训练,七七七部队都是世界顶级的。
但在一九八五年的马耳他,这支"世界顶级"的特种部队将再次暴露他们的致命缺陷。
伪装计划与提前行动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七七七部队的突击队员在马耳他军方的配合下制定了营救计划。核心战术是欺骗:突击队员将伪装成送餐人员,接近停在跑道上的波音七三七。当劫机者打开舱门接收食物时,突击队员将用楔形物卡住舱门,然后强行突入。这个战术借鉴了一九七六年以色列在恩德培机场的成功经验。
计划得到了美国顾问的认可。突击队员在卢卡机场附近的一座仓库中进行了反复演练,甚至精确计算了炸药的装药量,以确保能够炸开舱门而不危及人质安全。行动原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执行,届时人质将处于最放松的状态。
但就在行动前九十个分钟,一切都改变了。
阿提亚少将突然下令提前行动。具体原因至今不明——有人说是劫机者变得更加焦躁不安,有人说是埃及政府担心美国会强行介入。无论如何,七七七部队放弃了精心设计的伪装计划,转而采用最直接、也最危险的突入方式:爆破突入。
突击队员在卢卡机场的跑道上集结。他们携带了MP5冲锋枪、震撼弹和——最致命的——两公斤塞姆泰克斯塑胶炸药。这种捷克制造的塑胶炸药威力巨大,通常只需要几百克就足以炸开一道舱门。两公斤的装药量,是实际需要的十倍以上。
十一时二十分,突击开始。
七七七部队的突击队员在跑道上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冲向客舱门,另一部分人跑向货舱门。他们计划同时在多个位置引爆炸药,制造混乱,然后从多个方向突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劫机者在机身下方放置了爆炸装置,而机舱下方的货舱里储存着飞机的氧气罐。
第一枚炸药在客舱门前引爆。两公斤塞姆泰克斯炸药的威力远超预期,爆炸的冲击波撕裂了机身蒙皮,但更重要的是,它引爆了劫机者放置在机身下方的爆炸装置和机舱内的氧气罐。
在那一瞬间,机舱变成了地狱。
爆炸与火海
爆炸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机舱。二十名乘客当场被炸死,他们的遗体被高温和压力撕裂成碎片。氧气罐的爆炸引发了大火,浓烟迅速弥漫在狭窄的客舱内。幸存的乘客尖叫着,试图寻找逃生通道,但浓烟让他们无法呼吸。

雷扎克和布·赛义德在驾驶舱内听到了爆炸声。他们意识到飞机正在被突袭,布·赛义德冲出驾驶舱,试图用手榴弹阻止突击队员。但他在客舱门口被埃及突击队员的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手中的手榴弹滚落在地上,但已经无法引爆。
雷扎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从驾驶舱冲出来,用AK-47步枪向突击队员开火。埃及突击队员还击,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倒下时,将一枚手榴弹扔向客舱。手榴弹在乘客中间爆炸,又造成数人伤亡。
但雷扎克没有死。他脱掉了面罩和弹药背心,混在受伤的乘客中。当埃及突击队员冲进机舱时,他们看到的只有浓烟、火焰和遍地的尸体。雷扎克被当作普通伤员送往圣卢克医院。
机舱内的情况更加混乱。埃及突击队员在浓烟中开火,他们无法分辨谁是劫机者,谁是人质。一些乘客试图逃跑,他们冲向被炸开的舱门。但当他们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机场周围的埃及狙击手误认为他们是试图逃跑的劫机者,开枪射击。数名乘客在机舱门口被自己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
火势越来越猛烈。机舱内的塑料座椅和内饰材料在高温下燃烧,释放出有毒气体。许多乘客没有被炸死或烧死,而是被浓烟窒息而死。他们的遗体后来被发现蜷缩在座位下,脸上覆盖着一层黑灰。
整个突击行动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但当火焰熄灭、浓烟散去时,跑道上的景象令人心碎:六十具遗体躺在废墟中,波音七三七的机身已经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剩下焦黑的金属骨架。
六十具遗体
伤亡统计持续了整整一天。最终的数字令人震惊:六十人死亡,包括五十六名乘客、两名机组人员和两名劫机者。三十三名乘客和四名机组人员幸存,但其中许多人带着终身的身体和心理创伤。

死者中包括墨西哥女演员卢皮塔·帕利亚斯和她的女儿莱拉。帕利亚斯是墨西哥电影界的传奇人物,她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主演了数十部电影。她和女儿原本计划在雅典度假后返回开罗,却永远留在了马耳他的跑道上。
十一名巴勒斯坦乘客中,八名儿童全部遇难。他们原本是难民,在雅典的难民营生活,被送往开罗与家人团聚。他们的年龄从三岁到十二岁不等,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那架飞机。
美国空军文职雇员斯嘉丽·罗根坎普的遗体在医院被确认。她的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接到通知时,被告知她是被劫机者处决的。但后来的调查显示,她可能是在突击行动中被流弹击中的。无论真相如何,她都成为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三名美国幸存者的故事各自不同,但都充满了奇迹。帕特里克·贝克在劫机者的枪口下装死,被当作尸体扔下舷梯,后来在医院康复。杰基·普弗卢格头部中弹,在跑道上躺了五个小时,直到机场地勤人员在运送"尸体"到停尸房的途中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康复,后来撰写了回忆录《睡眠前还有许多英里要走》。以色列女子塔马尔·阿齐同样通过装死存活,她后来移居美国,在纽约生活。

但幸存并不意味着解脱。普弗卢格在她的书中描述了她长达十年的康复之路,包括多次脑部手术和长期的物理治疗。更重要的是,她必须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每当她听到巨大的声响,她都会回忆起那个噩梦般的夜晚。贝克回到华盛顿州后,放弃了渔业生物学家的职业,成为一名木匠。他告诉采访者,他无法再坐在封闭的空间里,那是飞机机舱留给他的永久阴影。
国际纠纷
埃及航空六四八号劫机事件的余波远未结束。马耳他政府、埃及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外交纠纷持续了数年,甚至在某些方面延续至今。
美国政府强烈谴责马耳他政府拒绝了美国提供的反恐资源。美国国务院认为,如果允许三角洲部队或联邦调查局人质营救队介入,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马耳他政府则反驳说,他们担心美国或以色列的介入会使马耳他成为恐怖组织的目标,而且美国在西西里岛的锡戈内拉基地距离马耳他仅二十分钟飞行距离,美国完全有能力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强行介入。
更严重的外交纠纷发生在雷扎克的判决和释放问题上。雷扎克在马耳他被捕后,马耳他政府面临一个法律困境:马耳他没有反恐怖主义法律,无法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雷扎克。他最终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罪名是非法持有武器和绑架。

一九九三年二月,马耳他政府在没有通知美国的情况下提前释放了雷扎克。他服刑仅七年,而不是原判的二十五年。马耳他政府声称,这是根据一项普遍大赦令执行的,但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恐怖主义的纵容。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马耳他政府释放雷扎克。决议指出,雷扎克是"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他在一九八五年劫持埃及航空六四八号航班,杀害了美国公民斯嘉丽·罗根坎普”。决议要求马耳他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雷扎克被绳之以法”。
但雷扎克已经离开了马耳他。他搭乘飞机前往加纳,试图从那里转机前往尼日利亚。当他的飞机降落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机场时,尼日利亚政府拒绝他入境,并将他移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劫机者的结局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雷扎克在美国联邦法院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审判中,他声称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但陪审团拒绝了他的辩护。三名美国幸存者——贝克、普弗卢格和阿齐——在法庭上作证,他们描述了雷扎克如何冷酷地逐一选择受害者,如何在近距离开枪。
普弗卢格在法庭上说:“他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扣动扳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完全清醒,完全控制着自己。“雷扎克目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服刑,他将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阿布·尼达尔组织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逐渐衰落。他们最著名的袭击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内夫沙洛姆犹太教堂袭击,造成二十二名犹太人丧生。但随着冷战结束和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该组织失去了主要的资助者和庇护所。
二〇〇二年八月,阿布·尼达尔在伊拉克巴格达神秘死亡。官方说法是他自杀,但许多人怀疑他是被萨达姆·侯赛因的情报机构灭口。无论如何,随着他的死亡,这个曾经让整个西方世界闻风丧胆的恐怖组织也随之瓦解。
埃及七七七部队在马耳他惨败后经历了重组和改革。他们接受了更多的美国和欧洲训练,装备也得到了更新。但他们的声誉已经无法恢复——在专业特种部队的圈子里,七七七部队仍然是"灾难"的代名词。
战术复盘与教训
从战术角度分析,埃及航空六四八号劫机事件的营救行动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失败了。
第一,情报收集不足。七七七部队在行动前没有获得关于飞机内部结构的详细信息,他们不知道劫机者在机身下方放置了爆炸装置,也不知道机舱下方储存着氧气罐。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些信息,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突入点,或者使用更精确的破门技术。
第二,装药量计算错误。两公斤塞姆泰克斯炸药远远超过了炸开舱门所需的装药量。根据后来的调查,只需要两百克到三百克就足以完成任务。过量的炸药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附带损伤,还引爆了其他爆炸物,导致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第三,协调指挥混乱。七七七部队在行动前没有与马耳他军方建立有效的通信联络,导致狙击手误将逃跑的乘客当作劫机者射击。如果他们事先建立了识别机制,这种悲剧本可以避免。
第四,医疗保障缺失。七七七部队在行动前没有通知医疗机构准备大量伤员,也没有为可能发生的化学物质中毒或窒息准备好解毒剂和氧气。许多乘客死于窒息,如果医疗队能够更早介入,一些生命本可以挽救。
第五,时机选择不当。提前九十个分钟行动意味着放弃了精心设计的伪装计划,转而采用最危险的直接突入方式。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决定,它都违反了特种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要仓促行动。
对比其他成功的人质营救行动,埃及航空六四八号的失败更加凸显。一九七六年七月,以色列突击队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成功营救了一〇五名人质,行动持续五十三分钟,只有一名突击队员和三名人质丧生。一九七七年十月,德国GSG-九反恐部队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成功营救了八十六名人质,行动持续七分钟,没有一名人质丧生。一九八〇年五月,英国SAS在伦敦伊朗大使馆成功营救了十九名人质,行动持续十七分钟,只有一名人质在行动前被劫机者杀害。
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点是:精确的情报收集、周密的行动计划、专业的执行能力和完善的医疗保障。埃及七七七部队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马耳他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也值得反思。作为一个人口不足四十万的小国,马耳他没有专业的反恐部队,也没有处理大规模人质危机的经验。博尼奇总理拒绝美国和以色列的援助,是出于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对恐怖组织报复的恐惧,但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六十条人命。
更重要的是,马耳他政府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约翰·米齐在他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马耳他大屠杀》一书中指出,马耳他政府在劫机事件发生前几天刚刚接受了一个美国专家小组的危机管理培训,但政府在危机发生时完全没有应用这些知识。他们没有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理小组,没有制定详细的谈判策略,也没有为可能的武力突袭做好准备。
埃及航空六四八号劫机事件成为反恐战术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但它的代价太过沉重。六十条人命,数百个破碎的家庭,三个国家之间的外交裂痕——这些都是这场惨败的遗产。
在马耳他卢卡机场,那架波音七三七的残骸在跑道上停了数周。它的焦黑机身成为这场悲剧的沉默见证者,也成为一个警示:在反恐战争中,失败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挫折,更是人道主义的灾难。
幸存者杰基·普弗卢格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我学会了珍惜每一天,因为我知道生命是多么脆弱。但我也永远无法忘记那些没有走出那架飞机的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希望。他们永远留在马耳他的那个夜晚,而我带着他们的记忆继续前行。”
这或许就是这场惨败最深刻的教训:在特种作战的精密计算和冷酷逻辑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决策,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决定这些生命的存续。当决策失误,行动失败,代价将由无辜者承担。
六十具遗体在跑道燃烧的那个夜晚,马耳他成为了反恐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提醒我们,即使是经过最专业训练的特种部队,即使是装备最精良的武器系统,如果缺乏精确的情报、周密的计划和冷静的判断,仍然可能制造灾难而非挽救生命。
这就是埃及航空六四八号劫机事件的终极教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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