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的莫斯科，一个阴沉的冬夜。美国大使馆附近的加油站里，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黑色轿车正在等待加油。当司机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时，一个穿着厚重冬衣的中年苏联男人突然靠近车窗，用英语问道：“你是美国人吗？“司机点头后，男人迅速将一张折叠的纸条塞进车窗，随即消失在黑暗中。司机打开纸条，上面用俄语写着几行字，结尾是一个简短的请求：希望与一位"合适的美国官员"进行"严格保密"的交谈。纸条还附有两张手绘地图，标明了两个可能的会面地点。
这便是阿道夫·托尔卡乔夫与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接触。此时他52岁，是莫斯科法佐特龙科学研究所的首席设计师，负责苏联最先进的机载雷达系统研发。他的代号将是"CKSPHERE”，后来改为"GTVANQUISH”。CIA内部称他为"十亿美元间谍"。而在六年后的1985年6月，他将被两名美国叛徒同时出卖，在莫斯科郊外被克格勃特别行动组逮捕，最终于1986年9月被处决。
托尔卡乔夫的动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1927年，他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两岁时随家人迁居莫斯科。他很少谈及自己的父母，但他的妻子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库兹米娜的身世却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1938年，纳塔利娅的母亲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处决，她的父亲则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在那里度过了十七年，直到1955年才获释回到莫斯科，不久后便去世。托尔卡乔夫后来向他的CIA联络官解释说，正是这种对苏联体制根深蒂固的仇恨驱使他走向了间谍之路。他还提到，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文字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在1979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内心的某种蛆虫开始折磨我；我必须做点什么。”
从1977年1月到1978年2月，托尔卡乔夫先后五次尝试接触美国人。第一次是在加油站，他把纸条塞进车里后便消失。第二次是1977年2月3日，他再次接近那辆美国车，这次是在大使馆附近。第三次是两周后，他趁司机下班时靠近，递上了另一张纸条。第四次是1977年5月，他甚至敲打车窗试图引起注意，但司机按照指示无视了他。CIA总部对这些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在莫斯科，克格勃经常使用"钓鱼"战术——派遣伪装成志愿情报员的特工，试图引诱外国间谍暴露身份和操作方法。因此，总部一再拒绝回应，担心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直到1977年12月，托尔卡乔夫第五次尝试时，他不仅递上了纸条，还附上了两页关于苏联飞机电子系统的技术情报。这次，新任莫斯科站长加德纳·“格斯”·哈撒韦终于被说服了。
1978年2月16日，托尔卡乔夫再次接近哈撒韦和他的妻子，递交了一份包含更多情报的纸条。他写道，他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出于安全原因，我不敢在纸上写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而没有这些信息，出于安全原因，你们不敢接触我，担心这是挑衅。“他还提供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传递他的电话号码：他会站在某个公交车站，手里拿着两块胶合板，每块上面写着一个数字——那是他电话号码的最后两位数。哈撒韦的妻子驱车经过公交站，记下了这两个数字。
1978年3月1日，托尔卡乔夫终于递交了一份完整的自我介绍。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是法佐特龙研究所的首席系统设计师，拥有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他写道，他花了"无数小时在街上徘徊，寻找美国外交车辆”，找到一辆后又"数十次返回却没有递交任何东西，因为条件不利”。他说，如果这次还是没有得到回应，他将放弃。这封信终于打消了CIA最后的疑虑。
1978年3月5日晚10点，讲俄语的CIA官员约翰·吉尔舍从莫斯科大剧院附近的公共电话亭拨通了托尔卡乔夫家的电话。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通话。吉尔舍用托尔卡乔夫建议的化名"尼古拉"自我介绍，确认所有材料都已收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建立了一套复杂的通信系统。8月24日，吉尔舍通过死信箱向托尔卡乔夫传递了第一批间谍装备：一个隐藏在脏兮兮的建筑工人手套里的包裹，里面包含操作说明、情报需求清单、秘密书写碳纸、三封预先写好的"掩护信"、以及一次性密码本。
托尔卡乔夫通过秘密书写传递的情报很快证明了其价值。他提供了关于苏联新型机载雷达侦察和制导系统的信息、新型飞机雷达系统的性能测试结果、以及正在研发的各种苏联飞机武器瞄准系统的进展。这些情报最终说服了CIA高级管理层：托尔卡乔夫是一个真正的志愿情报员，值得冒险进行面对面的会面。
1979年元旦，利用苏联节假日安保松懈的机会，吉尔舍与托尔卡乔夫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会面。他们在莫斯科街头步行了40分钟，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多度。托尔卡乔夫带来了91页手写笔记，包含了他工作内容的详细描述：精确的公式、图表、示波器显示图、武器和电子系统的详细规格，以及官方文件的引用。他还带来了一个具体的请求：他希望得到相当于"贝伦科得到的那笔钱"的报酬——这是指1976年驾驶米格-25战斗机叛逃日本的苏联飞行员维克托·贝伦科。CIA后来估计，托尔卡乔夫提供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贝伦科的飞机，因为美国人不仅获得了一架完整的米格-25，还通过托尔卡乔夫了解了苏联正在开发的下一代技术。
到1979年3月，CIA为托尔卡乔夫的情报专门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来自民用和军事情报机构的高级分析师。他们的共识是：托尔卡乔夫的情报令人印象深刻。军方代表表示，他提供的数据为美国节省了"长达五年的研发时间"。1979年12月，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空军已经根据托尔卡乔夫的情报"完全改变了一个价值7000万美元的战斗机电子组件的研发方向"。1980年3月，CIA内部评估称，“我们从未在苏联地对空导弹系统实际部署多年之前获得如此详细的理解”。托尔卡乔夫成为自奥列格·潘科夫斯基以来最有价值的苏联间谍。
然而，托尔卡乔夫与CIA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他坚决抵制传统的间谍通信方法，包括死信箱和无线电通信。他坚持要求面对面的会面，认为这样更安全，也更有效。他对CIA提供的微型相机也不满意。1979年2月，CIA通过死信箱传递给他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间谍相机，由技术事务办公室专门制造，用于在他的办公室秘密拍摄文件。但托尔卡乔夫抱怨说，这种相机需要太多光线，在办公室条件下难以使用；它的快门声音太大；而且由于太小，很难保持稳定，经常导致照片模糊。
托尔卡乔夫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他希望得到一台普通的35毫米相机。他可以在午休时间把文件带回家，当时他的妻子还在上班，儿子在学校。1979年6月，CIA传递给他一台宾得ME 35毫米相机和一个夹具，可以将相机固定在椅背上。效果立竿见影：在1979年10月和12月的会面中，托尔卡乔夫提交了超过150卷胶卷，全部质量上乘，而在使用微型相机的几个月里，他提交的十几卷胶卷几乎全部无法阅读。
然而，1979年12月，托尔卡乔夫的研究所实施了新的安全规定。过去，工作人员可以从图书馆借出不限数量的机密文件，只要在当天工作结束前归还即可。现在，借出文件时必须留下通行证。托尔卡乔夫无法再带着文件离开大楼，因为他不能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通过门禁。这迫使他只能在研究所内部拍摄文件，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他告诉CIA，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在研究所的男厕所里拍照。尽管困难和危险，他还是用完了四台微型相机的所有胶卷。但他对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满意。他向CIA建议，可以伪造他的通行证，这样他就可以把假的通行证留在图书馆，用真的通行证离开大楼。他甚至提议可以"丢失"他的通行证，交给CIA复制。为了保护他，CIA要求他拍摄通行证的照片并提供详细描述，然后由技术事务办公室制作副本。
1980年2月，新的安全规定被取消。原因是这些规定给研究所的女性员工带来了不便——她们需要在午休时间外出购物，但图书馆在午休时间关闭，她们无法归还借出的文件并取回通行证。托尔卡乔夫得以恢复在家拍摄文件的做法。1980年6月，他一次性提交了近200卷胶卷——这是他整个间谍生涯中单次提交数量最多的一次。
报酬问题在托尔卡乔夫与CIA的关系中占据重要位置。1979年4月，他提出了一个分七阶段、为期12年的情报传递计划，要求在每个阶段结束时获得一笔固定金额。他还表示，他觉得自己在过去一年半"孤独地努力打破不信任的墙壁"以及提供的重大情报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他提出了一个"六位数"的金额范围。
1979年10月，CIA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局长已批准向他支付相当于近10万美元的卢布。托尔卡乔夫的回应是：当他说"六位数"时，他的意思是"六个零"！他解释说，他听说美国专家估计苏联需要花费30亿美元来改装米格-25。如果是这样，他为CIA提供的关于苏联用于改装这种飞机的新技术的情报，价值"几百万美元并不算太离谱"。
1980年5月，双方终于就报酬问题达成一致。托尔卡乔夫被告知，他将获得相当于美国总统年薪的年度工资，外加更高的绩效奖金。大部分资金将存入托管账户，在他决定带着家人叛逃美国时可以使用。这些资金还将获得8.75%的利息，他可以随时提取。然而，托尔卡乔夫从未接受叛逃计划。他说，他的妻子曾告诉他，她永远无法离开莫斯科，更不用说苏联，因为她会"太思念故乡"。他的儿子也表示，他无法永远离开苏联，因为他的朋友都在那里。“既然我不可能离开家人，我就无法考虑叛逃，“托尔卡乔夫写道。
托尔卡乔夫多次向CIA请求一颗氰化物毒丸。他在1979年4月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了这个请求，写道：“我不想与克格勃的机构进行对话。“CIA官员最初抵制这个请求，但逐渐意识到托尔卡乔夫不会放弃。最终，局长拒绝授权发放毒丸。托尔卡乔夫给局长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他的安全处境：为了满足CIA的情报需求，他必须从图书馆借阅大量与他本职工作无关的机密文件，每次都要签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克格勃怀疑研究所存在泄密，只需检查文件借阅记录就能迅速锁定他。他说，拥有自杀手段可以让他保守秘密，“防止苏联人发现我到底向美国人传递了什么”。CIA最终没有给他毒丸，但他在1983年自己设法获得了一颗。
1980年夏天，克格勃对CIA官员的监视突然加强，迫使几次计划中的会面被迫取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CIA开发了一种新的反监视技术，称为"杰克盒子”（Jack-in-the-Box）。这是一种可以弹出的假人，制造出军官仍在车内的假象。使用时，军官会在车辆转弯、后车暂时失去视线的瞬间跳出车外，同时激活假人。克格勃的监视人员会看到"军官"仍在副驾驶座位上，而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了步行前往会面地点的漫长旅程。
1982年1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比尔·普伦克特就是用这种方法甩掉了克格勃的监视。他和妻子与站长夫妇一起离开大使馆，后座上放着一个看起来像"生日蛋糕"的大盒子——实际上里面是折叠的杰克盒子假人。当车辆在一个转弯处暂时脱离监视时，普伦克特跳出了缓慢移动的汽车。他穿着俄罗斯风格的旧外套，戴着面具和眼镜，外套里面已经穿好了伪装成俄国老人的衣服。克格勃重新跟上车时，看到的"普伦克特"实际上是弹出的假人。
普伦克特后来回忆说：“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剧烈跳动！“他跳车后过度换气，导致眼镜起雾，不得不屏住呼吸，在莫斯科的夜色中奔跑，尽量避免撞到任何人。他花了两个小时在莫斯科换乘公交和地铁，确保自己没有被发现跟踪，最终到达了与托尔卡乔夫的会面地点。当他看到一个醉汉站在附近时，他担心那是克格勃的特工。就在这时，醉汉喷射性呕吐了两次。“好吧，如果他是间谍，“普伦克特想，“我只能向他脱帽致敬了。”
这是普伦克特与托尔卡乔夫的第一次会面。按照约定，他们应该交换暗号：“你妹妹怎么样？““她病了。“但托尔卡乔夫直接说道：“对，对。妹妹。病了。火车。走吧。“他已经与CIA合作了四年，对这些仪式失去了耐心。
1983年4月，托尔卡乔夫的研究所突然进行了一次重大安全调查。情报显示，某种特定型号的苏联战斗机目标识别系统的机密信息可能已经泄露。安全人员要求提供所有接触过相关信息的人员名单。托尔卡乔夫恰好在前一个月向CIA提供了关于这个系统的情报，他确信自己很快就会被逮捕。他请了一天假，开车前往郊外的达恰，带上了所有的间谍装备——短程无线通信设备、宾得相机、死信箱和信号点的说明——以及CIA给他的书籍和现金。在达恰，他烧掉了所有能燃烧的东西，把剩下的金属残骸扔在了回莫斯科的路上。他开始随身携带那颗他自己获得的毒丸，每当被叫到老板办公室时，他都会先把毒丸放在舌头下面，准备好在被捕时立即咬碎。
然而，调查似乎没有指向他。几周后，他恢复了平静。他在1983年11月的会面中告诉CIA发生了什么，但表现得非常镇定，看不出他曾经历过那样的恐慌。CIA驻莫斯科站给总部的电报评论说，托尔卡乔夫"在经历了四月的事件后仍保持冷静”，这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被驱使的人，他决心继续以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生产情报，直到最后，即使那个最后是他的死亡”。
但托尔卡乔夫不知道的是，他已经注定无法逃脱。出卖他的人有两个，他们各自独立行动，却几乎同时将他的名字交给了克格勃。
第一个是爱德华·李·霍华德，一名前CIA官员。他原本被派往莫斯科工作，但在1983年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发现而未能通过内部安全审查，随后被解雇。心存怨恨的霍华德开始酗酒，并给前同事打了一些神秘电话。1984年，他在奥地利度假期间可能首次接触了克格勃。1985年9月，他在FBI即将逮捕他的前夕从新墨西哥州的家中逃脱，用假人和预先录制的电话留言骗过了监视人员，最终经赫尔辛基进入苏联大使馆。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余生，2002年在他的俄国达恰中从楼梯上摔下，折断脖子死亡。
第二个叛徒是阿尔德里奇·艾姆斯，一个仍在CIA内部工作的苏联间谍。1985年4月，他走进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名单，换取了5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向苏联提供了数十名美国间谍的名字，赚取了超过250万美元。至少十名美国特工因此被处决。艾姆斯的动机很简单：他正经历一场昂贵的离婚，新婚的妻子是一位喜欢购物的哥伦比亚外交官，每月的长途电话费就高达5000美元。他需要钱，而苏联愿意付很多钱。
1985年6月13日，托尔卡乔夫发出了准备会面的信号。他在中午12:15到12:30之间打开了公寓中间的气窗——这是他通常使用的信号。然而，当天负责会面的CIA官员在前往会面地点的路上遇到了严密的监视，不得不取消行动。6月13日，第二个备选日期，托尔卡乔夫再次发出了信号。这次，军官没有发现任何监视，前往了预定地点。当他接近会面点时，唯一注意到的是一个女子正在附近用无线电出租车电话大声交谈。就在约定的会面时间，十几名穿着迷彩服的克格勃安全人员突然从附近的灌木丛中跳出，将他扑倒。几名穿着讲究的高级安全人员随即出现指挥抓捕。军官被塞进一辆面包车，送往卢比扬卡监狱。
托尔卡乔夫从未出现在会面地点，也没有被带到监狱。他在从郊外返回莫斯科的路上被捕，由克格勃阿尔法特别行动组执行。克格勃中校弗拉基米尔·扎伊采夫指挥了这次行动。他后来透露，克格勃故意将托尔卡乔夫被捕的消息保密了十个月，在此期间向CIA传递虚假情报。
CIA官员被关押了几天后被释放，被要求在一周内带着家人离开苏联。托尔卡乔夫则经历了审判，1986年9月24日被以叛国罪处决。他的妻子纳塔利娅也被判处三年监禁，罪名是"支持叛国罪”。托尔卡乔夫从未告诉妻子和儿子他的间谍活动。他在早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30岁结婚，与妻子一起生活了22年。我52岁，妻子44岁。显然，我属于那种只爱一次的人。我认为我对家庭有着人类正常的爱。”
根据苏联政治局的一份记录，托尔卡乔夫被捕时随身携带了200万卢布（按官方汇率约合27万美元）。这份记录还确认，他向敌人移交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机密”。1986年9月25日，即托尔卡乔夫被处决的第二天，苏联最高领导层讨论了他的案件。一位官员说，托尔卡乔夫"被发现携带两百万卢布”，并且"向敌人移交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机密”。
托尔卡乔夫的情报对美国军事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CIA内部评估认为，即使苏联发现了泄密，他们也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来设计、测试和部署新技术来替代被托尔卡乔夫泄露的系统。美国空军估计，他的情报节省了约2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这是他被称为"十亿美元间谍"的由来。他对苏联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详尽了解，使美国飞行员在后来的冲突中能够有效对抗苏制武器系统，从1986年对利比亚的空袭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
2012年，艺术家凯西·菲耶拉莫斯卡创作了托尔卡乔夫的油画肖像《托尔卡乔夫：静默的勇气》，现在悬挂在CIA总部的情报艺术画廊中。他是唯一一位肖像被永久陈列在CIA总部的俄国间谍。在他被捕后，CIA继续使用他提供的情报进行了多年的分析。一位前CIA官员在画像揭幕仪式上说：“这个案件证明了CIA在困难地区开展高效行动的巨大能力。”
在莫斯科郊外某处，托尔卡乔夫的遗体被埋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他从未获得美国的表彰，从未踏上他向往的土地，从未花过他在托管账户中累积的数百万美元。他留给世界的，是一个关于勇气、背叛和冷战阴影的永恒谜题。
参考资料
- Barry Royden, “Tolkachev, A Worthy Successor to Penkovsky,”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47 No. 3, 2003
- David E. Hoffman, The Billion Dollar Spy: A True Story of Cold War Espionage and Betrayal, Doubleday, 2015
- CIA,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CIA Museum an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16
- Benjamin B. Fischer, “The Spy Who Came in for the Gold: A Skeptical View of the GTVANQUISH Case,”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Vol. 8 No. 1, 2008
- “An Assessment of the Aldrich H. Ames Espionage Ca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lligenc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