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某一天，23岁的罗斯玛丽·肯尼迪躺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手术台上。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没有告诉她。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她身边，一个叫沃尔特·弗里曼，另一个叫詹姆斯·沃茨。弗里曼拿起一把金属工具，形状像一把修长的冰锥。他掀起她的眼睑，将尖端抵住眼球上方的骨骼缝隙。然后，他开始敲击。
没有麻醉。她始终清醒。弗里曼一边操作，一边让她背诵诗歌、数数字、说出自己的名字。当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含糊，当她的词语开始破碎，当她的意识开始模糊——他知道手术成功了。那把金属工具在她的前额叶里来回摇摆，切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一点一点地，将这个年轻女人的人格从她的大脑中剥离出去。
二十分钟后，罗斯玛丽·肯尼迪再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她将在这之后的人生里，以两岁孩童的智力度过六十四年，直到2005年去世。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最疯狂的一段时期。从1936年到1970年代，仅在美国就有超过五万人接受了脑白质切除术。在英国，这个数字是两万。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按人口比例计算，手术率甚至更高。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有数十万人在那几十年里，被一根金属工具穿过眼眶，永远失去了他们曾经是的那个人。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诺贝尔奖。
葡萄牙人的疯狂灵感
1935年，葡萄牙里斯本。61岁的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兹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治疗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没有希望的患者？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曾担任葡萄牙驻西班牙大使、外交部长，还在1928年发明了脑血管造影术——这项技术至今仍在使用。但他想要更多。他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能够"治愈"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精神病人。
莫尼兹的灵感来自一个听起来几乎荒谬的来源：1935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神经学会议上，两位美国科学家报告了他们对黑猩猩"贝基"和"露西"的实验。他们切除了这两只黑猩猩的前额叶，结果发现它们变得"温顺"了，不再因为犯错而沮丧。莫尼兹听到了这个报告，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成形：如果切除前额叶能让黑猩猩平静，那为什么不能用在人类身上呢？
他没有进行任何动物实验，没有进行任何临床试验，没有征求任何同行的意见。1935年11月12日，莫尼兹在他的助手阿尔梅达·利马的协助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患者是一位63岁的女性，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偏执症。莫尼兹在患者的头骨上钻了两个洞，将一种他称之为"脑白质切断器"的管状工具插入大脑，然后注入纯酒精——直接溶解前额叶的脑组织。
他声称手术成功了。患者在七天后出院，据说"不再有焦虑和抑郁"。莫尼兹不知道的是，这位患者后来被家人送进了另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但莫尼兹不关心后续跟踪。他已经确信自己找到了"治愈"精神疾病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莫尼兹又进行了大约一百例手术。他改变了方法，不再使用酒精，而是用一种带有伸缩线环的金属工具——将它插入大脑后，拉出线环，像切割奶酪一样切割脑组织。他声称约三分之一的患者的确"痊愈"了，另有三分之一"显著改善"。他不承认有任何患者因此死亡。
1936年，莫尼兹用葡萄牙语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一个人的注意。那个人的名字叫沃尔特·杰克逊·弗里曼二世。
美国推销员
沃尔特·弗里曼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医学世家。他的祖父威廉·威廉姆斯·基恩是美国最早支持约瑟夫·李斯特无菌手术技术的医生之一。弗里曼本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后来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工作——那是美国最大的精神病院，在1940年代住着超过七千名患者。
当弗里曼读到莫尼兹的文章时，他感到一种几乎宗教般的狂热。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改变精神病学的方法。1936年9月14日，弗里曼和他的搭档、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沃茨一起，在美国进行了第一例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患者是一位63岁的堪萨斯州家庭主妇，名叫爱丽丝·哈马特。弗里曼声称手术"非常成功"——但事实是，哈马特在手术后再也无法独立生活，最终在1941年死于肺炎。
但这并没有阻止弗里曼。他和沃茨继续进行手术，到1942年，他们已经做了近两百例。弗里曼开始到处演讲，发表论文，接受媒体采访。《纽约时报》在1937年称这种手术为"灵魂手术"。《时代》杂志、《生活》杂志纷纷报道这一"医学突破"。弗里曼变成了一个推销员，不遗余力地推广他所谓的奇迹疗法。
但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太"复杂"了。它需要钻开颅骨，需要真正的外科技术，需要在手术室进行，需要昂贵的设备和漫长的时间。弗里曼想要更快、更便宜、更普及的方法。他想要让这种手术能够"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进行。
1945年，他找到了答案。
冰锥的革命
弗里曼的灵感来自一位意大利医生，那个人告诉他，可以通过眼眶进入大脑——眼眶的骨骼非常薄，可以轻易穿透，不需要钻颅骨。弗里曼开始实验。他用的工具是一把真正的冰锥——来自他厨房的抽屉。他先在尸体上试验，然后在葡萄柚上练习，最后，在1946年1月17日，他决定在活人身上尝试。
第一位接受"经眼眶脑白质切除术"的患者是一位29岁的家庭主妇，名叫萨莉·埃伦·艾奥内斯科。她当时正处于极度抑郁和自杀倾向中。弗里曼让她躺在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用一台便携式电击机将她击晕——这是他唯一的麻醉方式。然后，他掀起她的眼睑，将那把金属工具抵住眼球上方的骨骼缝隙，用一把小锤子轻轻敲击。当工具穿透骨骼进入大脑后，他开始来回摇摆——大幅度地，几乎是从这一侧摆到那一侧。他估计这样能够切断前额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连接。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艾奥内斯科的女儿后来回忆说，手术前她的母亲"绝对处于自杀的疯狂状态"，但手术后，“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它立刻停止了。那就是平静。“弗里曼称之为成功。他开始称这种手术为"十分钟治愈”。
弗里曼很快就不再需要沃茨了。这种手术不需要外科技术，不需要开颅，甚至不需要无菌手术室。他可以一个人完成。他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手术，有时一天能做十几例。他会同时进行双侧手术——一手拿一把工具，同时插入患者的两只眼睛。他会在公开场合演示，让医生和护士们观摩。他成了医学界的摇滚明星。
他开始开着他的旅行车——后来被戏称为"脑叶切除术车”——在全国各地巡回。他访问州立精神病院，那里挤满了无处可去的病人。他访问监狱、疗养院、甚至私人诊所。他在西弗吉尼亚州两周内做了228例手术，其中一天做了25例——全部是女性。他不只是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或严重抑郁症，他开始在更"轻微"的问题上使用这种手术：产后抑郁、慢性头痛、失眠、行为问题，甚至一个四岁的男孩——因为"行为不端"而被送来手术。
弗里曼相信自己在拯救人类。他曾经写道：“我认为精神疾病是一种过度活跃的情绪状态，通过切断大脑，我切除了这些感觉。“他认为自己的手术能够让患者"重新开始”，摆脱那些困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但那些被切除了的，到底是什么？
丢失的灵魂
霍华德·杜利是弗里曼最年轻的受害者之一。1960年，他12岁。他的生母在他五岁时死于癌症，他的父亲再婚了。他的继母卢·杜利不喜欢他，觉得他太难管教。他晚上不想睡觉，白天喜欢做白日梦，在阳光明媚的房间里开着灯。弗里曼的病历记录了她的话：“他既不爱也不惩罚。““他很叛逆，看起来很野蛮。”
1960年11月30日，弗里曼写道：“杜利太太来谈霍华德的事。情况变得更糟了，她几乎无法忍受。我向杜利太太解释，家人应该考虑通过经眼眶脑白质切除术改变霍华德个性的可能性。”
12月3日，弗里曼写道：“杜利先生和杜利太太显然已经决定让霍华德接受手术。我建议他们不要告诉霍华德任何事情。”
霍华德从未被诊断患有任何精神疾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12岁男孩，有一个讨厌他的继母。但在1960年12月16日，弗里曼还是将那把冰锥插入了他的眼眶。
几十年后，已经成为公交司机的霍华德·杜利回忆说：“如果你见到我，你永远不知道我做过脑白质切除术。你唯一会注意到的是我非常高，体重约350磅。但我一直感觉自己不一样——想知道我的灵魂里是否缺少了什么。”
他花了多年时间才把生活重新拼凑起来。“我在年轻的时候惹了很多麻烦——毒品、酒精、犯罪活动，试图偷窃、赚钱、谋生。这非常困难。”
2004年，霍华德终于鼓起勇气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要让他接受这个手术。他的父亲罗德尼·杜利说：“我被操纵了，纯粹的简单操纵。她卖了我，弗里曼卖了我。而我不喜欢这样。”
但承认错误并不能弥补损失。霍华德说：“我永远不会知道，在那十分钟里，弗里曼医生和他的冰锥夺走了我什么。奇迹般地，它没有把我变成僵尸，没有粉碎我的精神，也没有杀死我。但它确实影响了我。深深地。沃尔特·弗里曼的手术本应缓解痛苦。在我这里，它恰恰相反。从脑白质切除术以来，我一直感觉自己像个怪物，感到羞耻。”
杜利不是唯一一个。弗里曼的手术留下了成千上万个破碎的生命。有些人在手术后无法行走，无法说话，无法自己进食。有些人失去了所有的情感——他们不会再感到悲伤，但也不会再感到快乐。他们变成了所谓的"行尸走肉”。
一位妇女的家人描述她手术后"像变了一个人”。“她还是我们的女儿，但她不再是她了。她会坐在那里，微笑着，但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她像个孩子，需要人照顾一切。“另一位患者的女儿说：“她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宠物。“弗里曼自己在病历里这样描述一个病人：“她不再担心了，正如我承诺的那样。她没有社交礼仪的概念。如果有人在家里聚会，她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自己找个座位坐下。”
这些被手术摧毁的人，大多数已经被历史遗忘。但有一些故事，因为当事人的身份，而永远留在了公众的记忆里。
肯尼迪家族的秘密
罗斯玛丽·肯尼迪出生于1918年9月13日，是约瑟夫和罗斯·肯尼迪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们的长女。她的出生就伴随着问题——负责接生的医生迟到了，护士为了等医生，用手将婴儿的头推回产道，阻止她出生。这个动作导致罗斯玛丽的大脑缺氧，造成了终身的智力损伤。
罗斯玛丽从小就被认为是"慢"的。她的智商测试结果显示她的智力停留在四年级水平。但她是个漂亮的孩子，性格温和，努力想要取悦父母。当她的父亲在1938年被任命为美国驻英国大使时，全家搬到伦敦，罗斯玛丽也被介绍给英国社会。她看起来像一个有前途的社交新星，没人知道她隐藏的困难。
但二战爆发后，肯尼迪一家搬回美国。罗斯玛丽被送进一所修女经营的寄宿学校。在那里，情况开始恶化。她变得"越来越易怒和难以管教”。她开始夜里偷偷溜出去，去酒吧，认识陌生男人。修女们告诉她的父母，他们担心她可能会感染性病或者怀孕。
约瑟夫·肯尼迪正在培养他的两个大儿子进入政界。他担心罗斯玛丽的行为会给整个家族带来丑闻。他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1941年，他找到了弗里曼和沃茨。他询问他们是否能够"帮助"他的女儿。他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没有告诉罗斯玛丽的兄弟姐妹，当然也没有告诉罗斯玛丽自己。
手术是一场灾难。当弗里曼将工具插入罗斯玛丽的大脑时，他切断了太多。她立刻失去了说话和行走的能力。她被送进纽约郊外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然后被转移到威斯康星州的圣科莱塔特殊儿童学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她的家人二十年没有去看她。他们对外说她"性格孤僻”，后来又说她"病了”。直到1961年，约瑟夫·肯尼迪中风后，罗斯才第一次去见她的女儿。罗斯玛丽在重逢时攻击了她的母亲——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
罗斯玛丽·肯尼迪一直活到2005年，享年86岁。她的故事直到1987年才被公开——历史学家多丽丝·基恩斯·古德温在她的书《菲茨杰拉德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
但她的悲剧至少带来了一些改变。她的妹妹尤妮斯·肯尼迪后来创办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智力障碍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她的哥哥约翰·肯尼迪作为总统签署了《母婴健康和精神发育障碍规划修正案》，为后来的《美国残疾人法案》奠定了基础。
诺贝尔奖的诅咒
1949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医学奖授予埃加斯·莫尼兹，“以表彰他发现了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在某些精神病中的治疗价值”。
这个奖项彻底改变了脑白质切除术的命运。在此之前，尽管弗里曼和沃茨在美国推广这种手术，但它仍然存在争议。许多医生对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切断大脑持怀疑态度。但诺贝尔奖改变了一切。如果一个手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那它一定是有效的，对吧？
在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脑白质切除术的数量急剧增加。在美国，从1949年到1952年，每年大约有五千例手术。到1951年，已经有近两万例手术完成。英国的情况更糟——按人口比例计算，英国实施的脑白质切除术比美国还多。
弗里曼欣喜若狂。他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讲，培训其他医生，不断扩展手术的"适应症”。他认为脑白质切除术可以治疗从精神分裂症到慢性头痛的几乎任何疾病。他开始将手术用于儿童，最年轻的受害者只有四岁。
但批评的声音从未完全消失。从一开始，就有医生质疑这种手术的道德性和有效性。苏联在1950年代就禁止了脑白质切除术，认为它"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在欧洲，随着越来越多的长期随访研究显示出手术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手术也开始失宠。
真正终结脑白质切除术时代的，是药物。1954年，氯丙嗪——商品名索拉嗪——在美国获得批准使用。这是第一种真正的抗精神病药物。它能够有效地控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不需要切除任何大脑组织。精神病院终于有了另一种选择。
弗里曼拒绝接受这个现实。他认为药物只是"化学约束"，而他的手术才是真正的"治愈"。他继续进行手术，直到1967年。那一年，他进行了最后一例脑白质切除术，患者是一位名叫海伦·莫滕森的家庭主妇——这是她第三次接受他的手术。她死于脑出血。
弗里曼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他被禁止再进行手术。他卖掉了房子，开始开着他的旅行车在全国各地流浪，追踪他以前的病人，试图证明他的手术"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好"。他死于1972年，死于癌症。
永恒的追问
2005年，一群脑白质切除术受害者及其家属发起运动，要求诺贝尔委员会撤销莫尼兹的奖项。他们说，这个奖项赋予了手术合法性，导致了无数不必要的悲剧。“如果他不在1949年获奖，我的祖母和其他许多患者就可以避免接受这种手术，“克里斯蒂娜·约翰逊说，她的祖母在1953年接受了脑白质切除术。
诺贝尔委员会拒绝了。委员会的章程规定，奖项一旦颁发，就不能撤销。一位委员会官员称这个提议"没有意义”。
一些医学史学家认为，撤销奖项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当你撤销一个奖项时，你是在说获奖者做错了什么，“杰克·埃尔-海，《脑叶切除术医生》一书的作者说，“我不认为埃加斯·莫尼兹做错了什么。他提出了一种治疗方法，在时间的长河中，这种方法被证明并不有效，特别是与现代治疗方法相比。但医学创新往往如此。”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莫尼兹和弗里曼真的是"时代的产物"吗？他们的出发点真的是"帮助患者"吗？还是说，他们被自己的野心和信念蒙蔽了双眼，无视了那些本应阻止他们的警告？
弗里曼声称他的手术有85%的成功率。但后来的研究发现，他的患者中只有约三分之一可以被认为有所改善，另外三分之一明显恶化，还有许多人死亡。14%的手术导致患者死亡——这个数字高得惊人。但弗里曼从不承认这些数据。他坚持认为他的手术"拯救了生命”。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进行了那十几例他自己在1990年代还在做的改良版脑叶切除术时，英国神经外科医生亨利·马什说：“我不喜欢做这些手术，我在成为顾问医生后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
他补充说：“把医生分成英雄和恶棍是错误的。我们都是两者的混合体，我们是时代、文化和训练的产物。训练我的那一代外科医生，我不想说他们有神一般的力量，但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威，没有人质疑或询问他们。我可以想到一些训练我的人，他们本质上是正派的人，但这种权力腐蚀了他们，结果变得有点像怪物。”
遗产
脑白质切除术留下的遗产是复杂的。
一方面，它是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成千上万人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失去了他们的大脑的一部分，失去了他们曾经是的那个人。精神病学在这几十年里，被一种盲目的信念所主导：如果一种技术能够"让患者安静下来”，那就是成功的。患者的感受、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人格完整性——这些都被忽视了。
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催生了医学伦理的革命。1966年，哈佛大学制定了第一个"知情同意"的指导原则。1974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建立了保护人类受试者的制度。这些变化，部分来自于人们对脑白质切除术时代的反思。
肯尼迪家族的悲剧也带来了积极的改变。尤妮斯·肯尼迪创立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已经帮助了数百万智力障碍者。约翰·肯尼迪和特德·肯尼迪推动的残疾人权利立法，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霍华德·杜利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不再感到羞耻。我知道我的脑白质切除术没有触及我的灵魂。第一次，我感到平静。”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声明。一个人的灵魂被一根冰锥穿过，但他还在努力寻找平静。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应该只是感到愤怒或恐惧。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今天在做什么，会在五十年后被视为"疯狂的”？“化学脑叶切除术”——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是否也是一种简化问题的做法？我们对大脑的理解，真的比1940年代多很多吗？
沃尔特·弗里曼临终前，还在追踪他以前的病人。他相信他的手术是正确的。他相信他帮助了他们。他相信历史会证明他是正确的。
也许真正的教训是：当一个医生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治愈"复杂人类问题的简单方法时，危险就开始了。大脑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地"修复"的机器。人类的精神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切割的东西。
那些被弗里曼的冰锥穿过的人，他们的故事应该被记住。不是为了谴责——弗里曼和莫尼兹已经死了，谴责无济于事。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医学的力量是有限的，谦虚永远是必要的，而每一个患者的灵魂，都是不可侵犯的。
参考资料
-
El-Hai, Jack. The Lobotomist: A Maverick Medical Genius and His Tragic Quest to Rid the World of Mental Illness. Wiley, 2005.
-
Valenstein, Elliot S. Great and Desperate Cur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sychosurgery and Other Radical Treatments for Mental Illness. Basic Books, 1986.
-
Pressman, Jack D. Last Resort: Psychosurgery and the Limits of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Dully, Howard, and Charles Fleming. My Lobotomy: A Memoir. Crown, 2007.
-
NPR. “My Lobotomy: Howard Dully’s Journey.” November 16, 2005.
-
BBC. “Lobotomy: The brain op described as ’easier than curing a toothache’.” January 30, 2021.
-
Nobel Prize Organization. “Egas Moniz -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
Braslow, Joel T. Mental Ills and Bodily Cures: Psychiatric Treat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Johnson, Christine. “American Lobotomy: A Rhetoric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9.
-
Tan, S.Y., and A. Yip. “António Egas Moniz (1874–1955): Lobotomy pioneer.”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55, no. 4 (2014): 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