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北曼尼托巴冰封的荒原上。加拿大印第安事务部医疗服务主管珀西·摩尔博士走下飞机，身旁站着皇家空军联队长弗雷德里克·蒂斯德尔博士——加拿大最著名的营养学家、婴儿食品Pablum的三位发明者之一。他们此行的官方目的是调查原住民社区的营养状况，但在他们眼中，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不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绝佳的研究材料"。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至少1300名原住民——其中约1000名是儿童——被纳入了一系列由加拿大联邦政府资助的营养实验。他们从未被告知自己正在参与实验，从未签署任何同意书，甚至在实验过程中有人死亡，研究仍在继续。当纽伦堡审判正在谴责纳粹医生的罪行、世界正在制定人体实验伦理准则时，同样的暴行正在这个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国度悄然进行。
饥饿的"发现"
摩尔和蒂斯德尔的研究团队访问了挪威豪斯、克罗斯湖、上帝湖矿区、罗斯维尔和帕斯等克里族社区。他们发现的是令人窒息的贫困：结核病死亡率是非原住民人口的五十倍，婴儿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总死亡率是曼尼托巴省平均水平的五倍。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大多数正在工作的人实际上病得足够严重，应该卧床接受治疗。如果是白人，他们早就躺在床上要求医疗护理了。”
在挪威豪斯，应酋长和议会的要求，研究人员访问了老人们的住所。他们发现"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老人们几乎饿死，明显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命，只能勉强活着"。酋长安德鲁·克雷特对研究团队说：“如果不是哈德逊湾公司的耐心和善意，我们很多人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印第安代理人告诉我们，印第安事务部要求他不要给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救济金。”
然而，面对这样的悲剧，摩尔和蒂斯德尔的反应不是呼吁增加救济，而是看到了一个"科学机会"。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许多长期被认为是印第安人固有或遗传特征的性格——如懒惰、冷漠、缺乏远见和迟钝——可能根本上是营养不良的表现。“这个假设本身就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研究人员从未质疑过殖民政策、土地剥夺和经济边缘化是否可能是贫困的真正原因。
科学好奇心与职业野心
要理解这些实验为何得以进行，必须审视主导它们的科学家的背景。珀西·摩尔自1941年起担任印第安事务部医疗服务主管，1945年后成为新成立的印第安健康服务分局局长。他将营养学视为解决所谓"印第安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被定义为原住民对白人社会的"依赖"和无法"融入”。摩尔的解决方案是让专家——医生、营养师、社会工作者——干预原住民的生活。
弗雷德里克·蒂斯德尔是加拿大营养学界的权威人物。作为多伦多病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他在1930年代与其他两位医生共同发明了Pablum婴儿麦片，这项发明使他享有盛名。但蒂斯德尔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关联人物，这个总部位于纽约的基金会在当时是美国营养研究的重要资助者。对蒂斯德尔而言，北曼尼托巴的原住民社区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实验室”——那里有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人群，可以用来测试维生素补充剂的效果。
最关键的决策者是李奥奈尔·布拉德利·佩特。1941年，加拿大国家健康与福利部成立了营养服务处，佩特被任命为主任。他是加拿大营养学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是1942年加拿大《官方食品规则》——加拿大食品指南的前身——的主要作者。佩特面临着一个困扰营养学界的科学争议：人类对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每日需求量究竟应该是多少？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受控的人体实验。而要进行这样的实验，需要"饥饿的人"——这正是佩特在原住民社区和寄宿学校中发现的。
北曼尼托巴的维生素实验
在首次调查结束后，摩尔和蒂斯德尔立即着手设计一项科学实验。在300名营养不良的原住民受试者中，125人被提供核黄素、硫胺素或抗坏血酸补充剂——或这些的组合——而其余人则作为"对照组"。当地护士威尔逊小姐定期访问参与研究的人员，确保他们服用维生素治疗，并将"不可靠"的人从研究中移除。
实验的目标是观察仅用维生素补充剂是否能治疗营养不良的身体表现。在两年时间里，两组都接受了详细的医学检查，并拍摄了眼睛、牙龈和舌头的彩色照片。研究还包括蒂斯德尔和摩尔的额外访问，以及英国牛津营养调查组和皇家空军成员进行的眼科检查。
然而，实验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科学缺陷。研究人员自己的数据显示，这些社区的平均饮食每天仅提供1470卡路里。这接近于1944至1946年间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著名饥饿实验中，36名自愿的良心反战者被诱导饥饿时所接受的1570卡路里。换言之，这些原住民研究人员声称在"帮助"的人，其日常饮食热量与一个专门设计来研究饥饿状态的实验相当。
维生素补充剂只能解决他们营养问题的一小部分。如果研究人员真的想解决眼前的营养不良和饥饿问题，他们知道需要的是满足所有营养需求的紧急食物救济。但实验的驱动力是营养学家们在自己的理论上测试"现成实验室"的愿望，那里已经住着营养不良的人类"实验对象"。
实验最终因参与率下降和结果不明确而被放弃，但这次失败并没有阻止更大规模的实验计划。
詹姆斯湾调查
1947至1948年的詹姆斯湾调查扩展了北曼尼托巴的研究。两组研究人员出发调查詹姆斯湾地区原住民的食物短缺性质和影响。第一组包括三位人类学家，调查了多个原住民社区并选择了两个进行深入研究——阿塔瓦皮斯卡特第一民族和瓦斯基甘尼什克里族。第二组包括医生、牙医、医学摄影师和X光技师，检查这两个第一民族社区的健康状况。
一个1948年宣传营养研究的印第安事务部新闻稿如此描述：“北方的印第安人已经失去了饮食的艺术。他们放弃了祖先的本土饮食习惯，采用了半文明、半本土的饮食，缺乏必要的食物价值，使他们陷入营养不良，容易感染结核病和其他疾病。无意中造成印第安人饮食方式改变的白人，现在正试图通过将红种人引导向正确的食物渠道来拯救他们。”
这种将原住民健康问题归因于"文明化"过程中的饮食转变的理论，为研究者们设计各种实验性干预措施提供了正当性。摩尔开始开发一系列新型营养补充剂，包括含有大量维生素A的特制"胡萝卜饼干"，以及一种含有牛血、猪头皮、猪皮、猪鼻、猪耳、牛肺、各种脾脏、牛或猪脑、猪胃、牛肚、煮过的猪骨架骨、煮过的猪脚、燕麦面粉和调味料的"血肠"产品。
虽然饼干最终分发到了北方社区，但血肠——以及类似的"营养"“肉酱”——被农业部拒绝，因为它们违反了《食品和药品法》关于骨粉等食品掺假剂的规定。然而，在寄宿学校中，这些限制并不适用。
寄宿学校的"实验室"
194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自己开始承认寄宿学校中普遍存在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尽管原住民父母几十年来一直在警告学校里的饥饿现象，但直到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官方"调查之后，印第安事务部官员自己才开始承认问题的系统性。
佩特发现了寄宿学校食物服务的"令人沮丧"的状况。他告诉一位同事：“似乎没人真正关心这些孩子得到什么样的食物。“营养服务处的调查员爱丽丝·麦克里迪在重访学校后报告说，她"完全感到厌恶”，想知道"如果每个学校的报告都是第一次报告的重复，那么这些报告怎么能有效？”
食品服务的改善受到拨款不足的严重限制。到1947年，佩特估计大多数学校提供的食品人均拨款往往只是维持均衡饮食所需的一半。但政府的回应不是增加拨款，而是启动了另一项"研究"。
1947年，佩特开始规划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使用原住民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他认为自己的长期研究将"设计用来调查关于印第安人已经提出的某些问题"，包括：“北曼尼托巴观察到的条件在加拿大其他地方是否也能找到？寄宿学校中的哪种食物服务能最经济地维持健康？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强化食品是否会在五年内提供可证明的结果？健康教育方法能否在这些学校有效引入？”
1948年秋，佩特开始对全国六所寄宿学校近1000名原住民学生进行为期五年的营养干预实验。这些学校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尼的阿尔伯尼学校；安大略省肯诺拉的圣玛丽学校和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新斯科舍省舒贝纳卡迪的舒贝纳卡迪学校；以及阿尔伯塔省莱斯布里奇附近的圣保罗学校和布拉德学校。
分配实验
研究团队对每所学校进行了医学和牙科检查、血液测试、智力和能力测试，以及菜单和饮食记录的收集。然后根据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分配不同的实验干预。
在阿尔伯尼学校，早期调查发现学生饮食中缺乏维生素A、B和C以及碘。由于临床检查显示阿尔伯尼学生的核黄素缺乏率在所有实验学校中最高，佩特选择这所学校来测试将儿童牛奶消费量从每天8盎司——不到加拿大食品规则推荐量的一半——增加到24盎司的效果。但首先，8盎司的配额被维持了两年，以提供"基线"用于评估后来的结果。
在舒贝纳卡迪学校，佩特设计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实验。调查发现饮食同样缺乏维生素A、B和C、铁和碘。临床研究者还注意到"冬季儿童低抗坏血酸血水平和牙龈炎数量的显著增加"。因此，他们设计了一项双盲随机研究，“比较抗坏血酸（维生素C）补充剂对牙龈和血红蛋白的影响”。儿童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100毫克抗坏血酸片剂或安慰剂"。
在布拉德学校，可能存在的硫胺素缺乏使儿童在两年"基线"期后获得加拿大批准的维生素B面粉。在圣玛丽学校，核黄素缺乏的高发病率导致了"纽芬兰面粉混合物"的引入——这是一种根据加拿大反对食品掺假的法律不能在纽芬兰以外合法销售的产品，因为它含有添加的硫胺素、核黄素、烟酸和骨粉。
在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儿童被提供全麦面包的选择，并结合针对员工和儿童的教育计划，以"研究教育程序对寄宿学校食物选择和营养状况的影响"。最后，圣保罗学校被选为"对照"——这意味着在五年研究期间没有任何改变，尽管初步调查发现学生被喂食质量差、无食欲的食物，维生素A、B和C以及铁和碘摄入不足。
纽芬兰面粉的悲剧
纽芬兰面粉混合物实验产生了最令人震惊的结果。1952年，佩特向美国营养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纽芬兰强化面粉导致贫血发展》的论文。他描述了对一所匿名"寄宿学校"喂食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强化面粉的儿童进行的五年研究，以及另一所匿名"对照"学校的分析。
结果是灾难性的。实验学校学生的血红蛋白水平下降，而对照学校的血红蛋白水平实际上有所改善。无论面粉本身是否是学校贫血水平增加的原因，佩特指出"事实仍然，强化面粉中的铁没有观察到有益效果"。
对佩特来说，这个实验最重要的发现是显然需要进行更多此类研究。他写道：“证明添加化学品到食物中的理论益处或可能安全性，需要乏味的生理学研究。“然而，此类研究"经常被省略或局限于某些动物实验而不是人类”。他补充说，“在目前的知识状态下，添加化学品到食物中的益处或危害不能在理论基础上或有限的动物实验上判断，而需要在人类身上进行生理测试。”
佩特没有提及的是，他的研究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接触到一群长期营养不良和脆弱的儿童，作为国家监护人的他们，对于是否参与研究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也没有提及研究的成功取决于"对照"和实验对象都被喂食已知营养不足的饮食长达两到五年，或者他们在研究期间被主动剥夺某些类型的牙科护理。
牙科护理的剥夺
研究者们发现印第安健康服务处的牙医访问了阿尔伯尼、圣玛丽和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研究团队迅速发出电报和信件，坚持认为在研究期间"不应提供专门的整体牙科服务，如氟化钠的使用、牙科预防甚至尿素化合物”。
他们辩称，因为龋齿和牙龈炎都是"评估营养状况的重要因素"，任何重大的牙科干预都会干扰研究结果。换言之，实验学校的学生在五年研究期间被剥夺了其他学生可以获得的治疗。
这个决定凸显了研究的本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让位于研究设计的"纯净性"。当研究者们争论维生素补充剂是否能改善牙龈健康时，他们故意不让这些儿童接受已知有效的牙科护理。
幸存者的声音
阿尔伯尼学校的幸存者阿尔文·迪克森在2013年接受CBC采访时回忆道：“我1947年9月来到阿尔伯尼寄宿学校。那一年我唯一的记忆之一是在教室里被展示一个电子表格，一周七天，用餐时间，我们被要求填写早餐、午餐和晚餐。我们吃了什么。一个十岁的孩子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问我们？他们知道他们在喂我们什么。‘他们没有问我们是否吃了这些东西……而我们并不总是吃呈现给我们的东西，显然，因为食物完全不足，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最美味或最好的质量……我记得我们所有的孩子不得不偷水果、偷胡萝卜、土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别处的火上烤土豆吃，因为我们离开餐桌时从未吃饱。”
另一位阿尔伯尼学校的幸存者雷·西尔弗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说：“我们这些孩子，曾经偷偷溜出学校，必须走大约一英里，偷偷溜过桥，去那个垃圾场，捡苹果，它们是半腐烂什么的，他们扔掉的，不再适合出售，但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我们会去那里捡起那些东西，装满我们的衬衫，跑过桥，回学校。”
舒贝纳卡迪学校的幸存者伊瑟尔·约翰逊描述了她年幼妹妹的挣扎：“她吃不下去，她开始哭。然后他们试图让她吃下去；她做不到。然后她吐了，然后他们把她的脸按进去。她做不到；当你哭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吃东西。”
幸存者拉塞尔·摩西——他于1942年至1947年就读于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的莫霍克学院——描述了一种典型的饮食，其中"饥饿从未缺席"。早餐包括"两片面包，配果酱或蜂蜜作为调料，有虫的燕麦片或玉米粉粥，数量很少，质量极差"。午餐是"水作为饮料……一片半干面包，主菜是’烂汤’……（即牛肉碎片、蔬菜，有些处于腐烂状态）"。晚餐，“学生得到两片面包和果酱、炸土豆、没有肉和一个女孩烤的小圆面包”。摩西甚至回忆起饥饿的孩子"从泔水桶里吃东西，挑出本来打算喂猪的湿漉漉的食物碎片"。
历史学家J·R·米勒在1996年评论道，"‘我们总是饥饿’可以作为任何前寄宿学校学生组织的口号。"
纽伦堡的阴影
这些实验在许多方面与纳粹医生的罪行在伦理上相当，但在加拿大却几乎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实验跨越了纽伦堡审判——1947年审判结束，其判决包含了后来被称为《纽伦堡准则》的十项人体实验伦理原则。
然而，正如医学史学家所显示的，纽伦堡审判在北美主流医学界几乎没有引起重视。甚至了解纽伦堡准则的科学家往往将其视为"野蛮人的准则，而非文明医生研究者的准则"。哈佛医学院教授亨利·比彻1966年发表的开创性文章揭露，在1940、1950和1960年代，著名的医学和科学期刊非常愿意发表在没有受试者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将其生命和健康置于危险之中的实验结果。
当记者大卫·内皮尔在2000年向90岁的佩特询问实验时，佩特坚持实验是合乎伦理的，辩称"研究结果很容易提供给涉及的学校和社区，以便改善营养"。按照当代医学研究伦理标准，这样的实验永远不会获得批准。父母和儿童本人都没有机会提供知情同意。
摩尔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观察到，因为"印第安人"往往有"儿童的心理"，研究者应该避免"在他的听力范围内谈论他不理解的过程来惊吓他"。这或许是研究者如何看待他们研究对象的最清晰表达。
长期的健康阴影
这些实验造成的伤害远不止实验期间的痛苦。2017年，伊恩·莫斯比与特雷西·加洛韦合作发表的研究显示，寄宿学校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对幸存者及其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健康影响。
持续卡路里限制（如寄宿学校儿童所经历的）的生物学效应包括身高发育迟缓。发育迟缓儿童的生理优先脂肪而非瘦体质量沉积，导致较低的瘦体重和营养资源可用时更大的脂肪质量积累倾向。总体效果是增加肥胖倾向。发育迟缓的青年表现出更大的胰岛素敏感性和较低的胰岛素水平，使他们易于患2型糖尿病。
发育迟缓对女性的生殖影响同样严重：死产、早产和新生儿死亡风险更高；分娩并发症；以及后代出生体重降低。发育迟缓还对神经、心理和免疫系统发育和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饥饿本身对儿童发育有深远后果。经历饥饿的儿童具有激活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应激反应。这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长期来看会钝化胰岛素反应，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功能，并产生脂质代谢的长期变化。通过这一过程，儿童的生理本质上被饥饿"编程"为继续恶化效应的循环。
对暴露于20世纪荷兰、俄罗斯和中国饥荒的儿童的研究报告称，与非应激对照组相比，饥荒幸存者中肥胖、超重、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病率更高；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发病率更高；空腹血糖升高和脂质谱不利。
如今，原住民 disproportionately 面临肥胖、早发性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的风险。这不是遗传问题，而是加拿大殖民政策的产物。
真相的揭露
这些实验直到2013年才被公开揭露，当时圭尔夫大学的食物历史学家伊恩·莫斯比发表了开创性的学术论文《管理殖民科学：1942-1952年原住民社区和寄宿学校的营养研究与人体生物医学实验》。
莫斯比的发现震惊了加拿大。CBC新闻报道了"饥饿的原住民被用于官僚的实验"。幸存者们终于得到了对他们经历的科学验证。阿尔文·迪克森说"‘豚鼠’这个词很快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因为我想那就是我们。"
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确认了这些实验，并得出结论：“联邦政府明知学校资金不足以确保厨房和餐厅设备齐全、厨师培训适当，最重要的是，为成长中的儿童购买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食物。这个决定使数千名原住民儿童容易感染疾病。”
然而，直到今天，加拿大政府尚未就这些营养实验发表正式道歉或提供赔偿。实验涉及的档案文件大部分仍然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的档案中，真相的全部范围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示。
结语
加拿大营养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国家赞助人体实验之一——从1942年到1952年，跨越十年，涉及至少1300名受害者。它们发生在纽伦堡审判制定人体实验伦理准则的同时和之后。它们由加拿大最受尊敬的科学家和医生设计和执行——其中一人是加拿大食品指南的创始人，另一人是婴儿食品Pablum的发明者。
这些实验的遗产不仅仅是历史注脚。它们与今天的原住民健康差异直接相关。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病率——这些不是原住民的"遗传问题"，而是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系统造成的代际创伤的生理表现。
2013年，当莫斯比的研究首次发表时，许多加拿大人表示震惊。但原住民社区并不惊讶。他们一直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挨饿。他们一直知道政府辜负了他们。他们只是在等待世界相信他们。
这些实验提醒我们，最严重的伦理违反往往不是由邪恶的疯狂科学家犯下的，而是由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犯下的——他们将科学好奇心和职业野心置于人类尊严之上，将弱势群体视为"实验材料"而非需要帮助的人。在加拿大食品指南的每一页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孩子饥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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