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的马克·斯拉文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世界记住。他是一名摔跤手，四个月前才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带着年轻人的梦想来到慕尼黑参加他的第一届奥运会。十八岁，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然而在1972年9月6日午夜，他的尸体——连同其他十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的尸体——被抬出两架烧毁的直升机残骸。十亿电视观众刚刚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卫星直播观看恐怖袭击的完整过程。
“他们都不在了。”
当美国广播公司的体育解说员吉姆·麦凯在镜头前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职业性的修饰，只有最原始的悲痛。他的父亲曾告诉他：“我们最大的希望和最深的恐惧很少会实现。今晚，我们最深的恐惧变成了现实。“这句话后来被无数次引用，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穿透力的新闻时刻之一。
愉快的奥运会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从第一天起就注定是一场政治实验。三十六年前，纳粹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将其变成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舞台。希特勒的盛典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西德迫切想要洗刷这段记忆，他们把这届奥运会命名为"愉快的奥运会”——Die Heiteren Spiele。组委会主席威利·道梅甚至宣称：“我们想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德国，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开放的德国。”
安全预算被压缩到不足两百万美元。奥运村里的安保人员被称为"OLY”，穿着淡蓝色的运动服，看起来更像是导游而非警察。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处理票务欺诈和醉酒运动员——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两米高的铁丝网围栏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形同虚设；运动员们常常翻越围栏进入奥运村，以便在宵禁后与恋人约会或外出狂欢。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什穆埃尔·拉尔金在抵达慕尼黑之前就感到了不安。他的团队被安排在31号楼——一栋相对孤立的两层建筑，位于奥运村边缘，紧邻一个出口大门。拉尔金直觉地认为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外部攻击。他曾向西德当局表达过这些担忧，得到的答复是"会有额外的安保措施"。五十年后，他回忆说：“我不认为他们做了任何事情。”
德国心理学家格奥尔格·西伯在奥运会前被要求提交可能的安全威胁方案。他写了二十六个情景，其中"情景21"准确预测了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渗透奥运村的可能性。然而这份文件从未被送到德国当局手中，因为它的存在与"愉快的奥运会"理念相冲突。历史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证明，最危险的不是那些被预见到的威胁，而是那些被刻意忽视的警告。
9月4日晚上，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城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观看了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与主演、以色列演员什穆埃尔·罗登斯基共进晚餐。在返回奥运村的大巴上，拉尔金拒绝了十三岁的儿子在运动员公寓过夜的请求——这个决定可能救了男孩的命。他的儿子与举重运动员约瑟夫·罗马诺和摔跤手埃利泽·哈尔芬建立了友谊，而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人质。
凌晨四点十分的入侵
9月5日凌晨4点10分，八名身穿运动服的男子翻过了奥运村的那道铁丝围栏。他们来自一个名为"黑色九月"的组织——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派的武装分支，得名于1970年约旦军队屠杀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事件。他们带着装满AKM突击步枪、托卡列夫手枪和手榴弹的运动包，早已用几周时间熟悉了奥运村的每一个角落。其中三人甚至在奥运村里做过临时工。
没有人阻止他们。几名同样在宵禁后翻墙进入奥运村的运动员——有人说是美国人，有人说是加拿大人——甚至热情地帮他们翻过了围栏。
他们径直走向31号楼，通过一扇没有上锁的前门进入了以色列代表团所在的公寓。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伊恩德第一个听到了异响——门上有一种轻微的刮擦声。当他起身查看时，他看到门正在被推开，蒙面持枪的人站在门外。
古特弗罗伊恩德的反应可能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他体重135公斤，是一名前摔跤运动员。他用整个身体的重量顶住门，同时大声警告室友们。“恐怖分子来了！"——这句话足以让任何人从睡梦中惊醒。他的室友、举重教练图维亚·索科洛夫斯基通过窗户逃了出去。
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是第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他试图与入侵者搏斗，被子弹击中脸颊。恐怖分子用枪指着他，强迫他带他们去寻找更多的人质。温伯格做出了一个英勇的选择——他带他们绕过了2号公寓（那里住着以色列射击队成员，他们都是专业的神枪手，恐怖分子不想在行动开始时与持枪的运动员正面交锋），把他们引向了3号公寓，那里住着摔跤手和举重运动员。
也许温伯格认为这些更强壮的运动员有机会反抗，也许他只是在为其他人争取时间。六名运动员从3号公寓被押回1号公寓。在途中，温伯格再次发起攻击——他用水果刀划向一名恐怖分子，然后被当场击毙。他的遗体被从阳台扔到楼下，成为恐怖分子展示决心的第一个信号。
举重运动员约瑟夫·罗马诺也试图反抗。他是1967年六日战争的老兵，即使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他在比赛中受了伤，拄着拐杖），他仍然试图夺取一名恐怖分子的武器。他被枪击中，然后被留在地板上慢慢流血。根据后来的尸检报告，他在数小时后死去，死前遭到了残忍的 mutilation——他的生殖器被割下，作为对其他人质的警告。
最终，恐怖分子控制了九名活着的以色列人质：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伊恩德、美裔举重运动员大卫·伯杰、举重运动员泽埃夫·弗里德曼、摔跤手埃利泽·哈尔芬、田径教练阿米祖尔·沙皮拉、射击教练凯哈特·肖尔、摔跤手马克·斯拉文、击剑教练安德烈·斯皮策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施普林格。他们被绑在一起，双手和双脚都被捆住，然后相互连接。罗马诺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在他们脚边。
直播的恐怖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媒体事件在慕尼黑展开。运动员们继续比赛，观众们在看台上欢呼，而仅仅几百米外，九名人质正被枪口指着，在黑暗中等待着命运。
恐怖分子的领导人是一个叫卢蒂夫·阿菲夫的人，他的代号是"伊萨”。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释放234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两名被西德关押的左翼极端分子——红军派的创始人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以及日本红军的冈本公三。他们还要求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运送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反应是即时且绝对的：绝不谈判。以色列的官方政策是拒绝与恐怖分子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理由是这样的谈判会给未来的袭击提供激励。这个决定的道德重量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被争论——如果以色列同意释放囚犯，九名人质是否可能获救？
西德政府陷入了困境。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亲自进入公寓与人质对话。他看到人质们明显受到了虐待——尤其是古特弗罗伊恩德，他被绑得"像一具木乃伊"；大卫·伯杰的肩膀上有一个枪伤。奥运村市长瓦尔特·特雷格尔后来回忆说：“他们以令人动容的尊严承受着自己的命运。”
德国警察在奥运村内策划了一次救援行动。十三名穿着奥运运动服、戴着防弹背心的普通警察被派去从通风管道进入建筑。这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西德当时没有任何反恐特种部队，也没有任何正规的人质救援训练。他们只是普通的巴伐利亚州警察，有些人甚至没有接受过基本的战术射击训练。
然后，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发生了。电视摄像机从附近的建筑拍摄了警察的一举一动，并将画面直播到全球。恐怖分子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警察的行动。一名恐怖分子走到阳台上，望向天空——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屠杀最具标志性的图像。几米外的屋顶上，一名德国警察正举着冲锋枪瞄准他，却不敢开枪。
“伊萨"威胁要开始杀人质。警察被迫撤退。第一次救援行动就这样在十亿观众的注视下失败了。
福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灾难
恐怖分子最终同意被人质带到机场，他们被告知那里有一架等候的飞机将把他们运往开罗。这是一个谎言——西德当局计划在福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空军基地进行伏击。
这是一个北约空军基地，位于奥运村以西二十五公里处。理论上，这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警察可以提前部署，周围没有平民，跑道足够长，可以布置多个狙击位置。然而，理论上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成了灾难。
西德宪法禁止军队参与国内警务行动——这是二战后对德国军事权力的限制。因此，这次行动完全由巴伐利亚州警察执行，而他们完全没有处理这种级别危机的经验。
五名狙击手被部署在机场周围——但他们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神枪手，只是普通的警察射手。他们没有夜视设备，没有远程瞄准镜，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来协调行动。更致命的是，他们被错误地告知只有五名恐怖分子，而实际上有八人。当两架载有恐怖分子和人质的直升机降落在跑道上时，警察完全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架波音727客机上原本部署了十七名伪装成机组人员的警察，他们的任务是在恐怖分子登机后制服他们。但当直升机降落时，这十七人全部擅自离开了飞机，留下一架空荡荡的客机。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无法完成任务。
当两名恐怖分子走进飞机检查时，他们发现客机是空的。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后，他们跑回直升机。狙击手们开火了——但他们的射击技术太差，没有能够准确击中移动的目标。枪战爆发了。
恐怖分子向灯光开枪，让整个跑道陷入黑暗。直升机飞行员们逃跑了，但人质们被绑在一起，无法移动。德国警察在黑暗中射击，恐怖分子还击。一名德国警察，安东·弗莱格鲍尔中士，在控制塔中被子弹击中身亡。
然后，在午夜过后不久，一名恐怖分子向其中一架直升机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被绑在里面的人质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大卫·伯杰、埃利泽·哈尔芬和泽埃夫·弗里德曼当场被炸死或烧死。紧接着，另一名恐怖分子向第二架直升机扫射，杀死了约瑟夫·古特弗罗伊恩德、凯哈特·肖尔、马克·斯拉文、安德烈·斯皮策和阿米祖尔·沙皮拉。
当火焰照亮跑道时，全世界都看到了燃烧的直升机残骸。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场屠杀。
错误的信息
午夜时分，一名德国官员宣布所有人质都已获救，所有恐怖分子都已被击毙。这个消息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家属们在瞬间从绝望转向了狂喜。然而，这个信息是错误的——而且很快就将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
吉姆·麦凯在ABC的直播间里工作了十四个小时。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时，他必须告诉全世界最糟糕的消息。他没有用专业的术语，没有用任何修饰。他只是说：
“当我小时候，我父亲常说，‘我们最大的希望和最深的恐惧很少会实现。‘今晚，我们最深的恐惧变成了现实。他们现在说有十一名人质；两名在昨天早上被杀，九名今晚在机场被杀。他们都不在了。”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个体育解说员不得不播报死亡的名单。奥运会在此后被暂停了24小时，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暴力事件而中断比赛。
在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主持的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一句令全世界震惊的声明。他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的谋杀与国际奥委会禁止罗得西亚参赛的决定相提并论。布伦戴奇一直是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者，他将慕尼黑大屠杀的悲剧作为发泄个人不满的机会。许多人——包括以色列代表团——当场退场。
恐怖分子的命运
八名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中，五人在福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被击毙。三名幸存者——贾马尔·加谢、阿德南·加谢和穆罕默德·萨法迪——被西德警方逮捕。
然而，他们的牢狱生涯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1972年10月29日，两名黑色九月成员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的615号航班，要求释放三名被关押的慕尼黑袭击者。西德政府立即同意了要求。三人在深夜被送往慕尼黑机场，登上了被劫持的飞机，然后飞往的黎波里。
当以色列得知这个消息时，政府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果尔达·梅厄后来写道：“当我们得知德国人已经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了慕尼黑大屠杀的凶手时，我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上帝之怒
梅厄组建了一个秘密内阁委员会，被称为"委员会X”。成员包括她自己、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情报总监兹维·扎米尔，以及反恐顾问阿哈龙·亚里夫将军。他们的决定是：追踪并杀死所有参与慕尼黑大屠杀的人。
这个行动被称为"上帝之怒行动"——希伯来语中的"Z’amat Ha’el"。摩萨德被授权制定目标名单，并组建暗杀小组。名单上的目标有20到35人，包括黑色九月的高级成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他人员。
暗杀开始于1972年10月16日。韦尔·兹维特是第一个目标——他是巴解组织在意大利的代表，摩萨德声称他是黑色九月成员，但巴解组织坚决否认。他在罗马的公寓外被十二枪击毙。此后，每一次暗杀前，目标家属都会收到一束鲜花和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个提醒：我们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在欧洲各地展开。马哈茂德·哈姆沙里在巴黎被电话炸弹炸死；侯赛因·巴希尔在塞浦路斯被床下的炸弹炸死；巴西勒·库拜西在巴黎街头被枪杀。1973年4月，以色列突击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青春之泉行动"，突袭了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公寓，杀死了穆罕默德·尤素福·纳贾尔、卡迈勒·阿德万和卡迈勒·纳赛尔。
然而，摩萨德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1973年7月21日，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一组摩萨德特工杀死了一个他们认为是阿里·哈桑·萨拉迈的人。萨拉迈是黑色九月的高级领导人，被称为"红王子"，被认为是慕尼黑大屠杀的主谋。然而，被杀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布希基的摩洛哥服务员，他完全没有参与任何恐怖活动。
六名摩萨德特工被挪威警方逮捕，其中五人被定罪并入狱。这起"利勒哈默尔事件"给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也暂时中止了暗杀行动。萨拉迈继续活了下来，直到1979年在贝鲁特被汽车炸弹炸死。
摩萨德从未真正杀死慕尼黑大屠杀的主谋阿布·达乌德——他公开声称自己协助策划了袭击，却在2010年因自然原因在叙利亚去世。另一名主谋阿布·伊亚德在1991年被阿布·尼达尔组织暗杀，与以色列无关。
三名在福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幸存的恐怖分子中，阿德南·加谢据信在1970年代死于心力衰竭，穆罕默德·萨法迪据信在1980年代初被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杀害。只有贾马尔·加谢确认还活着——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9年，接受了纪录片《九月的一天》的采访。据信他目前居住在突尼斯或北非某处。
遗产
慕尼黑大屠杀改变了世界的很多方面。西德在灾难后立即创建了GSG-9——这是世界上第一支专业的反恐特种部队。三年后，GSG-9在摩加迪沙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汉莎航空181号航班的乘客，证明了专业反恐训练的重要性。英国创建了SAS的反恐分队，美国创建了三角洲部队，法国创建了GIGN。
奥运会也永远地改变了。安全预算从慕尼黑的两百万美元飙升到亚特兰大的三亿美元，再到伦敦的十亿美元以上。运动员们再也不会住在像慕尼黑那样开放的奥运村里。每一届奥运会都成为了一场高度军事化的安全行动。
对于遇难者的家属来说，争取正义和承认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安德烈·斯皮策的遗孀安基·斯皮策和约瑟夫·罗马诺的遗孀伊拉娜·罗马诺成为了这场斗争的领袖。他们花了五十年时间要求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上为慕尼黑遇难者举行正式的默哀仪式——这个愿望直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才得以实现，距离大屠杀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德国政府也花了五十年才正式道歉。2022年9月5日，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纪念仪式上说：“我感到羞耻。“他承认德国政府在大屠杀之前、期间和之后都犯下了"多重错误”——没有采取安全警告、救援行动失败、未能向家属提供充分信息，以及在赔偿问题上的拖延。
幸存者什穆埃尔·拉尔金后来成为以色列奥委会主席。他说：“每当我看到奥运五环，我都会想起那些死去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因为战争而死，不是因为政治而死。他们只是因为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而死。他们死在奥运村里，死于一个本应是和平和友谊的地方。”
尾声
2017年，电影《慕尼黑》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回忆这部作品时说：“这不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复仇的代价的故事。”
慕尼黑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恐怖袭击史上并不算最高，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直播的恐怖袭击；第一次在奥运村里发生的屠杀；第一次迫使一个民主国家做出"是否谈判"这一最艰难的选择。
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摩西·温伯格，33岁，摔跤教练，在试图保护他人时被枪杀；约瑟夫·罗马诺，32岁，举重运动员，在试图夺取武器时被枪杀；约瑟夫·古特弗罗伊恩德，40岁，摔跤裁判，他的体重曾为他赢得时间；大卫·伯杰，28岁，美裔举重运动员，死于烟雾吸入；泽埃夫·弗里德曼，28岁，举重运动员；埃利泽·哈尔芬，24岁，摔跤手；阿米祖尔·沙皮拉，40岁，田径教练；凯哈特·肖尔，52岁，射击教练；马克·斯拉文，18岁，摔跤手，最年轻的受害者；安德烈·斯皮策，27岁，击剑教练；雅科夫·施普林格，51岁，举重裁判——他们每个人都曾有梦想、有家庭、有未来。
当马克·斯拉文的母亲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她说：“我只是想让他回来。他只是想去奥运会。“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慕尼黑的纪念碑上，成为所有无缘无故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共同哀歌。
奥运会后来恢复了，比赛继续进行。美国游泳运动员马克·斯皮茨赢得了七枚金牌，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选手之一。但有些人记得的是另一个画面：一名蒙面的恐怖分子站在阳台上，背对着燃烧的直升机。那是1972年9月6日的黎明，“愉快的奥运会"不再愉快。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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