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7月20日，东普鲁士的森林深处，一座被称为"狼穴"的军事要塞中，时钟指向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一位三十六岁的上校，正站在威廉·凯特尔元帅办公室的洗手间里。他用仅存的三根手指握着一把特制的钳子，艰难地挤压着铅笔状雷管的末端。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更因为他即将完成的事情。
他是来杀死阿道夫·希特勒的。
这个男人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右手和左手的两根手指。他的身体残缺，但意志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完整。十分钟后，他走进了一间会议室，那里坐着二十个男人，其中包括德国的独裁者。他把手中的公文包放在了橡木会议桌下，尽可能地靠近希特勒的位置。
十二点四十二分，炸弹爆炸。
爆炸摧毁了整个会议室，四个人当场死亡或因伤势过重后来死亡。但希特勒不在其中。当施陶芬贝格站在机场等待飞机飞往柏林时，他确信自己已经杀死了这个时代的恶魔。然而命运早已在最后一刻写好了它的结局。
二
要理解这一刻的全部重量，必须回到六年前的那个夏天。
1938年，德国军队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集团。主要人物包括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汉斯·奥斯特、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他们看到希特勒正在将德国引向战争，而这场战争德国注定无法获胜。他们制定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却因为高级将领的优柔寡断而一次次流产。
1939年，当希特勒入侵波兰时，贝克辞去了职务，成为军事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他和其他人建立了与民间反对派的联系，包括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和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这位老毛奇元帅的曾侄孙在自己的庄园里召集了一个被称为"克莱绍集团"的知识分子圈子。
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
亨宁·冯·特雷斯考少将是这群人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出生于一个有着三百年军事传统的普鲁士贵族家庭，21名普鲁士将军出自他的家族。他十六岁参军，成为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尉。但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的普鲁士军官，在目睹了纳粹在苏联的暴行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1941年夏天，特雷斯考得知了针对苏联政委的处决命令后，他对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说：“记住这一刻。如果我们不说服元帅立即飞去找希特勒取消这些命令，德国人民将在一百年内背负世界不会忘记的罪责。”
他看到了犹太妇女和儿童被特别行动队大规模枪杀。当他在鲍里索夫得知数千名犹太人被屠杀的消息后，他激动地向博克呼吁：“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必须现在行动。我们在俄罗斯拥有力量！”
特雷斯考开始在他的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建立抵抗网络。他招募了格奥尔格·舒尔策-比特尔、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冯·格斯多夫、卡尔-汉斯·冯·哈登贝格、海因里希·冯·伦多夫-施泰因奥特、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等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特雷斯考的老部队，第九步兵团。
1941年9月底，特雷斯考派遣他的特别行动官施拉布伦多夫前往柏林，与反对派团体接触，宣布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准备做任何事情"。这是第一次从前线发起的主动接触，也是陆军反对派的真正开端。
三
1942年，奥斯特招募了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是陆军总办公室的负责人，控制着一个独立的通讯系统，可以联系德国各地的预备役部队。这一资产与特雷斯考在中央集团军司令部的抵抗网络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可行的政变机制。
抵抗运动的架构开始成形。他们需要杀死希特勒，然后利用预备役军队控制德国，逮捕纳粹领导层。奥尔布里希特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利用已有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
瓦尔基里原本是为了应对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后可能出现的内部混乱或外国劳工起义而设计的。奥尔布里希特建议，这个计划可以被改用来调动预备役军队，在希特勒被杀死后夺取德国城市的控制权，解除党卫军的武装，逮捕纳粹领导层。
1943年8月和9月，特雷斯考在柏林休假期间，起草了"修订版"的瓦尔基里计划和详细的补充命令。这些文件由特雷斯考的妻子埃丽卡和他的秘书玛格丽特·冯·奥文用打字机打出——她们戴着白手套，以免留下指纹。这些1943年的文件在战后被苏联缴获，2007年才最终公布，揭示了特雷斯考在密谋中的核心角色以及抵抗团体当时的理想主义动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了解是许多军官参与的主要动力。
但特雷斯考需要一个能够接近希特勒的人。
1943年8月，他第一次见到了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四
施陶芬贝格出生于德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他的母亲家族包括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文学和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是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崇拜者。
1926年，他加入了家族传统的第十七骑兵团，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39年他参加了波兰战役，1940年参加了法国战役，1941年至1942年参加了对苏联的入侵。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他是一个热心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支持希特勒的扩张政策。
但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34年的长刀之夜和1938年的水晶之夜让他开始质疑希特勒。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性迫害和对宗教的压制深深触犯了他的道德信仰。1942年，当他在乌克兰的维尼察看到大规模枪杀犹太人时，他公开表达了他的愤怒和震惊。
但真正彻底改变他人生的是1943年4月7日。
那一天，在突尼斯的梅佐纳附近，施陶芬贝格的车辆遭到了盟军P-40战鹰战斗轰炸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在医院里度过了三个月。当他离开医院时，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右手和左手的两根手指。
这个曾经英俊潇洒的军官，现在成了一个残疾人。但他并没有被打垮。相反，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他后来对朋友们开玩笑说，他从来不知道有那么多手指该做什么。
正是这个残缺的身体，承载着最完整的决心。
1943年9月，特雷斯考将他引入了抵抗运动。施陶芬贝格成为了一个关键人物——不仅因为他的决心和组织能力，还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接近希特勒的密谋者。1944年7月1日，他被任命为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将军的参谋长，在柏林本德勒街的预备役军队总部工作。这个位置使他能够参加希特勒的军事会议，从而获得杀死他的机会。
五
1944年春天，密谋者们面临着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德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但盖世太保正在逼近他们的网络。施陶芬贝格和特雷斯考都知道，他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一切都将太晚。
在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杀死希特勒之前，已经有多次失败的尝试。1943年3月13日，特雷斯考在希特勒访问斯摩棱斯克时，将一颗伪装成君度酒瓶的炸弹放上了希特勒的飞机。炸弹没有爆炸——极可能是因为货舱内的极低温度阻止了引信工作。一周后，格斯多夫将军计划在柏林的军事博物馆自杀式袭击希特勒，但希特勒只在博物馆停留了两分钟，远少于计划的时间。
现在轮到施陶芬贝格了。
7月11日，他携带炸弹参加了希特勒的会议，但因为希姆莱和戈林不在场，他放弃了行动——密谋者们希望同时消灭纳粹的整个领导层。7月15日，他再次尝试，但希特勒在最后一刻离开了房间。
7月18日，谣言传到施陶芬贝格那里，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了密谋，他可能随时被逮捕。这并非事实，但有一种感觉，罗网正在收紧，下一个杀死希特勒的机会必须抓住，因为可能不会再有下一个了。
7月20日上午，施陶芬贝格再次飞往狼穴，参加一个希特勒将出席的军事会议。他的公文包里放着两枚炸弹。
六
狼穴是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主要军事指挥部，位于拉斯滕堡附近茂密的森林中。这里有三道带电铁丝网防线，被地雷场包围，由党卫军精锐部队守卫。对于刺杀者来说，这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唯一有机会接近希特勒的地方。
当施陶芬贝格到达时，他得知会议的地点从原本的混凝土掩体改为了一座木质营房，因为这一天异常炎热。这个临时的改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木质结构比混凝土更加脆弱，爆炸的威力会更大，但同时也有一个他无法预料的因素。
大约十二点三十分，会议即将开始。施陶芬贝格请求使用凯特尔办公室的洗手间，声称他需要换一件衬衫——确实，在炎热的夏日，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在洗手间里，他的副官维尔纳·冯·赫夫滕协助他用钳子压碎雷管末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他的残手让这项精细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一个警卫敲开了门，催促他尽快出席，因为会议即将开始。结果，他只成功启动了一枚炸弹。另一枚未启动的炸弹被赫夫滕带走。
施陶芬贝格走进会议室，里面坐着大约二十名军官，包括希特勒。他把公文包放在了会议桌下，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位置。几分钟后，他收到了一个计划好的电话，借口离开房间。
这就是改变历史的一刻。
海因茨·布兰特上校正站在希特勒旁边。这个与密谋无关的军官，用脚将公文包移到了会议桌腿的另一侧——因为他觉得公文包碍事。他无意中将炸弹放置在了那根厚重的实心橡木桌腿后面。
十二点四十二分，炸弹爆炸。
爆炸摧毁了整个会议室，撕裂了墙壁和天花板。速记员海因里希·伯杰当场死亡，布兰特上校、鲁道夫·施蒙特将军和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将军因伤势过重后来死亡。房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伤。
但希特勒活了下来。
那根厚重的实心橡木会议桌腿，在爆炸瞬间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波和弹片。希特勒的裤子被烧焦，耳膜穿孔，右眼结膜炎，但他几乎没有其他伤害。所有被会议桌腿保护的人，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七
施陶芬贝格离开建筑时，看到了爆炸的烟尘和碎片。他确信希特勒已经死了。他设法通过了三个检查站，到达了拉斯滕堡机场，登上了飞往柏林的飞机。
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空中飞行时，密谋已经注定失败。
爆炸发生几分钟后，身在狼穴的密谋者埃里希·费尔吉贝尔将军打电话给柏林的密谋者，告诉他们希特勒在爆炸中幸存。这个消息让本德勒街的密谋者陷入混乱。当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下午四点左右降落后，他打电话说希特勒实际上已经死了。现在他们不知道该相信谁。
下午四点，奥尔布里希特终于发布了瓦尔基里行动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
在巴黎，密谋者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成功解除了党卫军和SD的武装，逮捕了他们的大部分领导。但当他的上级京特·冯·克鲁格元帅得知希特勒还活着时，一切都结束了。
在柏林，由于密谋者的犹豫不决，关键的时间被浪费了。当希特勒在晚上七点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戈培尔时，一切都结束了。戈培尔安排希特勒与包围宣传部的部队指挥官奥托·恩斯特·雷默少校通话。希特勒命令雷默重新控制局势，逮捕密谋者。
到午夜时分，施陶芬贝格、赫夫滕、奥尔布里希特和阿尔布雷希特·默茨·冯·奎恩海姆在本德勒街的院子里被枪决。
施陶芬贝格是第三个被处决的。当轮到他时，赫夫滕冲到了他和行刑队之间，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了子弹。当施陶芬贝格自己的时刻到来时，他喊出了最后的话：“神圣的德国万岁！“或者，有人说，是"秘密的德国万岁！"——这是对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和反纳粹圈子的致敬。
八
但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
希特勒下令进行大规模清洗。超过七千人被逮捕，四千九百八十人被处决，其中包括大约两百名密谋者。传统的军礼被纳粹礼取代。超过两万德国人在这场清洗中被杀或被送往集中营。
但最令人窒息的是人民法院的审判。
罗兰·弗赖斯勒是这个法庭的主席，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尽一切可能羞辱被告，将他们全部送上断头台。审判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在闲暇时观看。在8月7日至8日的第一次审判中，八名密谋者被判处死刑，当天就在普勒岑湖监狱被绞死。
施陶芬贝格的哥哥贝特霍尔德是其中之一。他被反复勒紧和松开绞索，多次被"复活”，整个过程被拍摄下来。这种残酷的方式被用于许多密谋者。
特雷斯考在得知密谋失败后，在东普鲁士前线选择了自杀。他用手枪开火，然后引爆一枚手榴弹，制造出被游击队袭击的假象，以保护其他密谋者和他的家人。他最后的遗言是：“全世界现在都会诽谤我们，但我仍然完全相信我们做了正确的事。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
他的遗体后来被发掘出来，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火葬场。他的妻子被逮捕，孩子们被带走。但她在十月被释放，活到了战后。
九
从某种意义上说，7月20日密谋失败了。希特勒又活了九个月，德国又继续了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无数的生命在这九个月中丧失。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密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当时的成败。
它证明了，即使在纳粹德国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德国人愿意为正义和良知付出一切。这些人不完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政策，有些人对和平的设想包括保留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兼并——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选择了站在人类良知的一边。
特雷斯考在行动前说：“暗杀必须进行，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失败，我们也必须在柏林采取行动，因为实际目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抵抗运动必须在全世界和历史面前采取行动。与这相比，其他都不重要。”
今天，在柏林本德勒街的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矗立在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密谋者被处决的地方。每年7月20日，德国都会举行仪式，纪念这些为反抗暴政而献出生命的人。
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失败，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记忆。
一根橡木桌腿改变了一天的结局，但它无法改变历史的审判。
参考资料
- “20 July plot.”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 “Claus von Stauffenberg.”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 “Henning von Tresckow.”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The July 20, 1944, Plot to Assassinate Adolf Hitler.”
- Gedenkstätte Plötzensee. “July 20, 1944.”
- German Resistance Memorial Center (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The Attempted Coup of July 20, 1944.”
-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1945.”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est, Joachim. “Plotting Hitler’s Death.” Phoenix House, 1997.
- Scheurig, Bodo. “Henning von Tresckow: Ein Preuße gegen Hitler.” Propyläen Verlag, 2004.
- Bundesarchiv (German Federal Archive). Historical photograp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