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南京一处建筑工地深挖地基时，工人们挖出了森森白骨。41个人头骨和大量肢骨散落在泥土中，头颅上附着的皮革状帽带是中国传统的丧葬用品。法医鉴定显示：这些遗骸埋藏时间约为六十年前，是非正常性死亡。医学取样化验结果显示含有微生物，化学检测表明存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
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直接物证。这些遗骸的出土地点，距离南京中山东路的原中央医院仅数百米。而那里，正是侵华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的本部所在地。
影子部队的诞生
1939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一年零四个月后，一支新的部队在中山东路的原中央医院内悄然成立。它的公开名称是’华中防疫给水部’，秘密番号是’荣字第1644部队’，又称’多摩部队’。
这支部队的首任部队长由石井四郎本人兼任。作为七三一部队的创始人，石井深知细菌战需要多个生产基地来分散风险。哈尔滨的平房区太远，难以覆盖华中地区；而南京地处中国腹地，交通便利，便于向浙江、江西、湖南等地投放细菌武器。
1644部队的建立获得了日本参谋本部的直接批准。陆军省医务局长石冢僚一亲自签署命令，划拨专项经费。部队初期编制约1500人，包括约150名医生和科学家。他们大多从日本国内招募，被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研究机会’所吸引。
部队本部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原中央医院内。这座六层楼高的建筑原是国民政府的中央医院，设备先进，空间宽敞。日本占领后，将其改造成细菌战研究的核心设施。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原中央医院大楼后面的原中央卫生实验所的大楼里，而细菌武器制造工厂则设在九华山原兵营靶场中——那里更加偏僻，便于保密和处理’实验废料’。
建筑的每一层都有明确的职能划分。一楼是研究霍乱、伤寒和鼠疫的实验室；二楼是饲养和繁殖跳蚤和老鼠的场所；三楼以上则是囚犯关押区和各种专门的实验设施。据日本士兵石田甚太郎后来的证言，这里还有一个带观察窗的毒气室，用于进行化学武器的人体实验。
细菌的生产线
1644部队的核心任务是大规模生产致命病原体。部队设有专门的细菌生产部门，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培养设备。据解密的日本军方档案显示，该部队能大规模培养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类致命细菌，在利用全部设备时，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10公斤细菌。
细菌培养的过程极其精密。研究人员首先将病原体接种到琼脂培养基上，在恒温箱中培养48至72小时。然后用生理盐水将菌苔洗下，制成细菌悬液。这种悬液可以直接用于攻击，也可以进一步加工成各种武器化的形式。
除了细菌本身，1644部队还大量繁殖跳蚤——这是传播鼠疫的关键媒介。部队配备了100多个汽油桶，专门用于繁殖感染鼠疫的跳蚤。跳蚤被放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喂食感染鼠疫的老鼠血液。一只感染鼠疫的跳蚤可以在数小时内将疾病传播给多名受害者。
1644部队还进行了气球’炸弹’的研发，尝试将鼠疫跳蚤装入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向目标区域。这种技术后来被用于1944年的’风船爆弹’计划，试图用气球携带病原体攻击美国本土。
活体实验的日常
在1644部队，人体实验不是秘密进行的极端行为，而是日常研究的一部分。囚犯被称作’马路大’——日语中’圆木’的意思。在部队的内部文件中，他们被像木材一样编号、分类、使用、然后’消耗’。
实验对象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战俘、被搜捕的抗日分子、以及被随便扣上’可疑分子’帽子的普通平民。据榛叶修——一名从1644部队脱逃并投降中国的日本士兵——在1946年南京法庭的证词显示，俘虏被选送至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的多摩部队，将各种病菌、药品注射其身体内，进行实验研究。‘前后致死者甚多，但因系绝密，故无法知其详数。’
活体感染测试是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研究人员会将霍乱、鼠疫、炭疽等病原体直接注射到囚犯体内，然后详细观察病程发展。他们会记录体温变化、脉搏频率、呼吸状况、精神状态。当囚犯出现严重症状时，研究人员不会进行治疗，而是继续观察，直到死亡。
为了获取更’纯粹’的研究数据，研究人员有时会进行活体解剖。当需要观察某种病原体对特定器官的影响时，他们会将囚犯绑在解剖台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开胸腔和腹腔，直接观察病变的器官。据石田甚太郎的证言，有些解剖甚至会抽干受害者的血液，以便更好地进行器官研究。
蛇毒实验是1644部队特有的项目。研究人员会将眼镜蛇毒注射到囚犯体内，记录生理反应的变化。这些数据被用于开发暗杀用的新型毒药。据2025年公布的新证据显示，1644部队还进行了氰氢酸的毒气实验，囚犯被绑在毒气室的椅子上，戴着防毒面具的’医生’在观察窗外记录死亡过程。
崇山村的噩梦
1644部队的罪行不仅限于南京的实验室。1942年，这支部队与七三一部队联合，在浙江义乌的崇山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细菌战实战测试。
1942年9月3日，日军向崇山村投掷了含有鼠疫菌的炸弹。10月，村内出现首例感染。鼠疫迅速蔓延，村民们开始出现高烧、淋巴结肿大、皮肤发黑等症状。短短两个月间，崇山村因感染鼠疫或被活体解剖而死亡的村民达382人，邻近地区共有1318人死亡。
当疫情爆发后，1644部队的医疗队进驻村庄。他们没有带来治疗，而是带来了更可怕的命运。医疗队以’救治’为名，将淋巴结异常和染病未死的村民共计40余人骗至崇山村东北两里地的林山寺观音庙内，进行活体解剖实验。
林山寺距离崇山村只有两里地，本是一座普通的佛寺。但它被日军改造成了活体解剖的刑场。村民们被绑在临时的解剖台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切开腹部，取出感染的淋巴结和内脏器官。研究人员将从这些器官中分离出的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用于后续的武器化研究。
当村民们得知真相后，拒绝再到林山寺接受所谓的’免费治疗’。日军于是出动武力，强行抓人关在林山寺继续进行实验。据幸存者回忆，年仅18岁的少女吴小囡就是被强行抓走后活体解剖的受害者之一。
2011年9月，崇山细菌战活体解剖遗址——林山寺后山坡挖出了8具头骨，极有可能是被侵华日军活体解剖后乱葬于此的细菌战受害者。
美国的肮脏交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44部队的最后一任部队长山崎下令销毁所有档案、处决所有囚犯、炸毁所有可能暴露真相的设施。与七三一部队一样，1644部队的大部分证据在战后被系统地销毁。
然而，主导这些罪行的科学家们并没有被送上审判台。
战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部门派出了调查官汤普森前往日本。他的任务不是收集罪证、起诉战犯，而是获取日本细菌战的数据和技术。汤普森在石井四郎家中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者详细介绍了七三一部队和1644部队的研究成果。
1947年，美国又派出了费尔等人，与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本细菌战主要成员进行了更深入的接触。费尔接受了日本方面提供的8000个病理切片、700余页的细菌战报告，以及石井四郎撰写的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论文。作为交换，美国支付了25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更令人震惊的是，石井四郎本人成为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据解密的美国军方档案显示，石井曾多次前往美国，向美军科学家讲解如何在活人身上进行生物战实验。他的’专业知识’被视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宝贵资产。
1644部队的主要成员同样逃脱了惩罚。第二任部队长增田知贞在战后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直到1970年代才因舆论压力而低调生活。其他关键研究人员大多回到了日本国内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有些人甚至成为了知名的学者。
伯力审判的证词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政府在伯力城对前日本陆军军人进行了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审判。12名被告被控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分别被判处2至25年不等的徒刑。
在审判中，1644部队的罪行被详细揭露。第四任部队长佐藤俊二供认，1644部队曾大量制造细菌武器。他承认，部队每月能够生产数百公斤的致命病原体，这些病原体被用于在中国各地的攻击。
其他证人的证词更加令人发指。前1644部队成员详细描述了活体解剖的过程、细菌武器的生产流程、以及对战俘和平民进行的各种残酷实验。这些证词被记录下来，成为日后研究日本细菌战罪行的重要史料。
然而，苏联的审判并不完整。由于冷战的原因，苏联主要关注与日本关东军相关的罪行，而对1644部队在中国关内地区的活动涉及较少。更重要的是，美国方面获得的绝大部分数据从未公开，许多关键人物从未被追究责任。
美术兵的临终证言
石田甚太郎是1644部队的一名’美术兵’。从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他在部队服役了整整三年，负责细菌实验机密档案的绘制和保管工作。他亲眼目睹了部队内部的各种暴行，对这些罪行了如指掌。
战后，石田甚太郎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津贴，隐居在东京郊外。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在南京的经历，包括他的家人。这种沉默持续了四十八年。
1993年，石田甚太郎病入膏肓。他叫回了在中国读书的外甥女水谷尚子，将关于1644部队的真相详细告诉她，并嘱托她将这一切公之于世。根据舅舅的证词，水谷尚子来到南京实地验证，并受舅舅委托，将他的手术剪、出入一科时必须佩戴的证章等物品捐献给纪念馆。
1995年11月29日，水谷尚子将舅舅的回忆整理，以《让历史事实公之于世——曾在1644部队服务的美术兵石田甚太郎的证词》为题，在上海《文汇报》刊出。这篇证词成为迄今为止关于1644部队内部运作最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石田甚太郎的证词揭示了1644部队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部队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实验流程、以及对囚犯的处理方式。他描述了囚犯是如何被从各地运来，被编上号码，被用于各种实验，然后被’处理’掉。他讲述了研究人员的冷漠——在他们眼中，那些中国人不是人，而是’实验材料’。
2025年的新证据
2025年5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首次公开展示了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的留守名簿。这是一份记录部队成员信息的档案文件，包含姓名、出生日期、户籍、职种、兵种等详细信息。
这份名簿的公开，是日本细菌战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它为确认1644部队的人员构成提供了确凿证据，也为追究战争责任提供了线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获悉消息后积极申请资料，并于6月14日成功取得完整版名簿。
更具戏剧性的是，2025年6月26日，77岁的日本老人竹上胜利来到南京，捐赠了他父亲宫下利市的兵籍簿、1644部队留守名簿复制件、158兵站医院留守名簿，以及侵华日军行军影像集影印件。竹上胜利的父亲曾是1644部队的成员，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些资料。
竹上胜利在接受采访时说：‘必须以谦虚的态度正视历史事实。‘他回忆说，父亲从未向他提起在1644部队的经历，但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照片——穿着军装的人在实验室里工作、各种培养皿和解剖台。直到成年后，他才逐渐理解这些照片的含义。
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填补了1644部队研究的诸多空白。它们与1998年发现的41具遗骸、石田甚太郎的证词、以及崇山村的调查报告一起，构成了关于这支秘密部队的完整图景。
永恒的追问
根据各种史料估计，1644部队在六年间通过人体实验至少杀害了1200人。但这只是南京本部的数字。如果算上崇山村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各地支部的实验对象、以及因为环境污染而持续死亡的平民，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数万人。
然而，与七三一部队相比，1644部队至今仍鲜为人知。它的存在被刻意隐瞒，它的罪行被系统性掩盖，它的受害者从未得到正式的道歉和赔偿。2025年的新证据虽然揭示了更多真相，但距离完整的问责还有很长的路。
1998年出土的那41具遗骸，如今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们的头颅上还附着着中国传统的皮革帽带——那是亲人为了让他们安息而放的。但六十年后，它们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似乎在无声地控诉着那些被埋葬的罪行。
这些遗骸提醒我们：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医院里，曾经存在着一座与哈尔滨平房区同样可怕的人间炼狱。它的名字叫’荣字第1644部队’——一个在历史阴影中沉默了七十多年的名字。
参考资料
- 水谷尚子，《让历史事实公之于世——曾在1644部队服务的美术兵石田甚太郎的证词》，《文汇报》，1995年11月29日
- Sh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Routledge, 2002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馆获取完整版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留守名簿》，2025年6月15日
- 新华社，《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后人竹上胜利来南京捐献史料》，2025年6月27日
- 抗日战争纪念网，《‘荣'1644部队研究述评》
- 维基百科，《榮字1644部隊》
-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S14541, November 10, 1999
- National Archive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Army Records, 2004
- 新华网，《消失的’记仇山’和永不消逝的浙江义乌细菌战记忆》，2015年6月26日
- 中国军事网，《邪恶！侵华日军在南京也有一个'731部队’》，2021年9月17日
- 人民日报，《必须以谦虚的态度正视历史事实——专访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后人竹上胜利》，2025年7月10日
- 浙江新闻，《崇山惨案》，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