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被编号取代的名字
当那个十岁小女孩的死讯传到美国时，她的名字已经被数字取代：编号6587-0069。
她体重只有四十一磅，住在尼日利亚。1996年4月，她因脑膜炎而痛苦不堪。辉瑞的研究医生从她的脊椎中抽取脑脊液，记录她的症状，将她登记为实验编号154-149的第0069号患者。他们给她服用了五十六毫克的Trovan。
一天后，女孩的力量正在迅速消逝，辉瑞的记录显示，她的一只眼睛僵住了。
第三天，她死了。
辉瑞的记录冷酷地写道：采取的行动：‘剂量保持不变。‘结果：‘死亡。’
没有人能确定，如果这个女孩被从实验性的Trovan转为标准治疗，她是否能活下来；也许她已经病入膏肓。然而，她的死亡环境——服用一种未经批准的药物，手边就有替代治疗，在一个匆忙建立的私人实验中——暗示着更大的问题。
这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乔·斯蒂芬斯在2000年12月17日发表的调查报道的开篇。这篇报道揭开了制药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辉瑞公司如何在非洲最严重的脑膜炎疫情中，将两百名儿童变成未经批准药物的实验品。
疫情降临
1996年，尼日利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难。从1月开始，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席卷了这个西非国家的北部地区。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一种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细菌性感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到1996年3月4日，尼日利亚十二个州已报告15733例病例，2411人死亡。卡诺州是疫情的中心，当地十二个地方政府区域报告了脑膜炎病例，发病率从每十万人口14例到309例不等。整个疫情最终导致109580人感染，11717人死亡，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脑膜炎疫情。
卡诺州是尼日利亚北部最大的州，人口超过一千万，其中约百分之九十九是穆斯林。当疫情爆发时，当地医疗系统几乎崩溃。传染病医院——卡诺的主要治疗中心——人满为患。病床不够，患者被安排在地板上。有些病房甚至没有电力和自来水。绝望的父母背着生病的孩子，从数百英里外赶来寻求治疗。
无国界医生组织迅速赶到，在传染病医院旁边搭建帐篷，使用氯霉素——一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在疫情情况下治疗细菌性脑膜炎的标准药物——救治患者。他们的到来为这片黑暗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另一支队伍也在赶来的路上。这支队伍的目的不是救人，而是利用这场灾难。
跨越大西洋的算计
辉瑞公司，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制药巨头，正在开发一种名为Trovan的新抗生素。学名曲伐沙星，这是一种广谱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辉瑞寄予厚望，预计其年销售额可能超过十亿美元。
但有一个问题：Trovan尚未在儿童身上进行过测试。
在美国和欧洲，让儿童参与新药实验面临重重障碍。父母对孩子的保护极为严格，监管机构要求极其严格的伦理审查。更重要的是，动物实验已经显示，Trovan可能对幼年哺乳动物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兔子和小狗在服用后出现关节炎和跛足。
1996年初，辉瑞的研究人员正在为儿科实验的困难而苦恼。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尼日利亚的脑膜炎疫情。
从得知疫情到组建团队、设计实验方案、获得药品出口许可，辉瑞只用了几周时间。通常，一项儿科临床实验的准备工作需要数年。这次，一切都在赶时间。
1996年3月15日，辉瑞通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计划在卡诺进行一项研究。随后，他们获得了一封来自尼日利亚政府的信件，日期为3月20日，以及一封来自传染病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信件，日期为3月28日，允许辉瑞将Trovan出口到卡诺。
这些信件看起来像是合法的批准文件。但后来的调查显示，传染病医院在1996年3月28日时根本不存在伦理委员会。
辉瑞的研究团队登上了一架DC-9飞机，载着他们的实验药物飞越六千英里，降落在卡诺。
在死亡线上筛选
当辉瑞的医生们到达卡诺传染病医院时，眼前的景象令人窒息。
医院由几栋单层砖房组成，有些病房没有电，有些没有自来水。病床挤满了患者，更多的人躺在地上的草席上。空气弥漫着消毒水和腐臭的混合气味。父母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焦急地排队等待治疗。在医院的帐篷区，无国界医生组织正在用氯霉素救治患者——一种已被证明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辉瑞的团队接管了医院的两个病房。他们从排队等待治疗的人群中挑选患者——年龄从三个月到十八岁不等、出现颈部僵硬、关节僵硬和高烧头痛症状的儿童。
这些孩子被分成两组。一百人接受口服Trovan治疗。另外一百人接受头孢曲松——一种FDA批准的、已被证明对脑膜炎有效的抗生素。
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细节：辉瑞给对照组使用的头孢曲松剂量，仅为推荐剂量的三分之一。
根据FDA批准的处方信息，治疗脑膜炎的头孢曲松每日推荐剂量为每公斤体重100毫克。辉瑞使用的剂量是每公斤33毫克。当被问及为何使用如此低的剂量时，辉瑞发言人布莱恩特·哈斯金斯辩解说，全剂量注射对孩子来说太"疼痛"，让他们难以行走。
但另一个解释更为可信：低剂量使用对照药物，是为了让Trovan在比较中表现更好。临床试验专家柯特·弗伯格指出：“这是行业赞助的比较试验的典型做法。许多试验使用次优剂量的对照药物，使测试药物看起来效果更好。如果使用最佳剂量，Trovan可能会是输家。”
更令人震惊的是，辉瑞没有告诉这些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参与一项实验。他们没有告诉父母，Trovan是一种未经批准的新药。他们没有告诉父母，就在同一家医院，无国界医生组织正在提供免费的、已被证明有效的标准治疗。
十一条生命的消逝
实验持续了两周。
一个月后，结果出来了：五名接受Trovan的儿童死亡。六名接受低剂量头孢曲松的儿童死亡。共计十一条生命消逝。
辉瑞声称这些儿童的死亡是由于脑膜炎本身造成的，与他们使用的药物无关。公司发言人强调，Trovan组的存活率为94.4%，头孢曲松组为93.8%，都高于医院其他患者的总体存活率89.9%。
但这个比较毫无意义。正如原告律师伊莱恩·库塞尔所指出的，这些儿童根本没有被正确随机分组。“他们只是从等待治疗的家庭队伍中把孩子挑出来。”
更令人愤怒的是，一些儿童本可以获救。根据辉瑞的实验方案，研究人员应该在五天后检测患者的血液样本，如果儿童对Trovan反应不佳，应该转为标准治疗。但调查发现，辉瑞根本没有分析这些血液样本，直到患者出现可见的、永久性的伤害，他们才知道出了问题。
除了死亡，许多幸存者遭受了终身的伤害。有的孩子失明了。有的失聪了。有的瘫痪了。有的遭受了脑损伤。有的肝脏衰竭。他们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了。
两周后，辉瑞团队离开了卡诺。他们从未回来进行后续评估。那些死去的孩子被埋葬，那些残疾的孩子被遗忘。
吹哨人的警告
胡安·沃尔特斯皮尔博士曾是辉瑞中央研究部的副医学总监，负责国际方案开发。他在实验进行前和进行后，都向公司发出过警告：辉瑞在尼日利亚实验中使用的方法是"不恰当和不安全的"。
他的警告被忽视了。1998年，他被解雇了。
沃尔特斯皮尔后来提起了一项吹哨人诉讼。他的指控被记录在法庭文件中，虽然案件最终以和解告终，但他的证词揭示了辉瑞内部的知情不报。
当华盛顿邮报记者在2000年开始调查这起事件时，辉瑞提供了一份来自尼日利亚的伦理批准信，声称这证明了实验得到了当地批准。
调查记者乔·斯蒂芬斯发现了破绽。那封批准信使用的信纸抬头，在实验进行时根本不存在。当被质询时，辉瑞在尼日利亚的首席研究员阿卜杜勒哈米德·伊萨·杜特塞承认，这封信是他在FDA进行审计时，应辉瑞总部的要求仓促准备的——他回到办公室，自己起草、签字、并倒签了日期。
这是一封伪造的文件，被用来欺骗美国监管机构。
被埋葬的真相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报道在2000年12月发表，震惊了世界。尼日利亚政府随即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病毒学家阿卜杜勒萨拉米·纳西迪领导，负责确定实验是否合法进行。
调查于2001年完成，但报告被保密。整整五年，这份报告从未公开。受害者的律师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获取它，却一无所获。据说只打印了三份——当律师追踪其中一份时，发现它本应在一个保险箱中，但打开后里面空无一物。另一份据说在一名男子手中，但他在律师到达之前就去世了。
直到2006年5月，这份报告才被匿名泄露给华盛顿邮报。泄露者要求匿名，因为"人身安全"的担忧。
报告的结论是毁灭性的：辉瑞进行了"非法的、未注册药物的试验"，违反了尼日利亚法律和国际法。报告还透露，调查委员会成员在调查期间曾受到死亡威胁。
报告指出，辉瑞从未获得尼日利亚监管机构的批准，也从未寻求或获得在任何时间进行临床实验的许可。辉瑞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对尼日利亚人民的明确威胁"。
十三年的法律博弈
2001年8月，尼日利亚儿童及其监护人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对辉瑞提起诉讼。原告指控辉瑞在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实施了严重伤害。
这是长达十三年法律斗争的开始。
辉瑞的律师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点：他们辩称，辉瑞在非洲进行实验性药物试验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任何案件都应该在尼日利亚审理。
地方法院最初以"不方便法院"为由驳回了案件，认为尼日利亚提供了足够的替代诉讼地。原告上诉。2003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撤销了原判，将案件发回地方法院重新审理。
地方法院再次驳回了案件。原告再次上诉。这场法律拉锯战持续了数年，每一次驳回，每一个上诉，都让受害者离正义更远。
与此同时，在尼日利亚本土，诉讼也在进行。2007年6月，尼日利亚政府向联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向辉瑞索赔69.5亿美元。2007年5月30日，卡诺州政府也对辉瑞提起了刑事和民事诉讼。
诉讼指控辉瑞和十名个人犯有三十一项刑事罪行，并寻求总计九十亿美元的民事赔偿。卡诺州检察官阿利尤·乌马尔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第三世界，我们需要援助。但我们反对那些认为可以利用我们的人，特别是如果是为了利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需要采取行动对抗辉瑞。那些责任人，无论是在尼日利亚还是在美国，都应该为他们对我们人民所做的一切受到惩罚。”
维基解密的震撼
2010年12月，维基解密公布了一批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其中一份电报揭示了辉瑞在法律斗争中使用的肮脏手段。
电报日期为2009年4月20日，记录了辉瑞国家经理恩里科·利杰里与美国驻阿布贾大使馆官员的会面。电报写道：“据利杰里说，辉瑞雇佣了调查人员，揭露联邦司法部长迈克尔·昂多阿卡的腐败联系，以曝光他并向他施压，要求他放弃联邦案件。”
几个月后，2009年7月，尼日利亚与辉瑞达成了和解。和解金额仅为七千五百万美元——远低于最初索赔的数十亿美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联邦政府的诉讼似乎凭空消失了。没人知道案件是如何被撤回的。尼日利亚人没有被通知。这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维基解密的披露解释了一切：辉瑞找到了司法部长的腐败证据，用这些证据威胁他，迫使他放弃案件。这是赤裸裸的勒索。
受害者的余生
2024年12月，新闻中心电视台在卡诺组织了一次市政厅会议，邀请实验的幸存者和死者的父母讲述他们的故事。
比莉基苏·赛义杜·阿巴斯在十几岁时因服用药物而瘫痪。她从未获得赔偿。如今是一名商人的她说，她很难找到丈夫。最终，她遇到了一个愿意娶她的男人，但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她的丈夫与她离婚了。
“我被告知，我被带到医院接受药物治疗。我的母亲阿瓦尔·阿里·阿布巴卡尔告诉我，我在服药后变成了残疾。这发生在1996年，“阿巴斯叙述道，“后来我们听说一些政府机构介入此事，一些受害者获得了赔偿。至于我，我没有得到任何钱。我也了解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残疾了。有人死了，有人失明，有人残疾，有人失聪，有人瘫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瘫痪了。”
她的身体残疾剥夺了她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对她贫困的家庭来说，轮椅是一种奢侈品。她十五岁时，家人才终于给她买了一辆轮椅帮助她行动。
“它影响了我的腿。其中一个影响是它阻止了我的学业。我在初中二年级就停止上学了，因为我来自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我十五岁时，家人才给我买了轮椅帮助我行动，“阿巴斯解释道，“每次它坏了，我就不能去上学。所以实际上它影响了我的学业。”
伊斯梅拉·丹布祖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碎。他的儿子贾米卢三十岁了，无法行走，无法清晰说话，无法自理。父亲几乎为他做所有事情，甚至包括清理他的排泄物。
“我的孩子是这些受害者之一。当我走进这个地方时，有一件事很突出：每个有这样或那样残疾的人，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爬进来，但我的情况不同，“丹布祖告诉观众，“对于我的孩子，我必须一直抱着他；他没有手，不能走路。我必须为他做所有事情。在离家去我的营业场所之前，我必须检查他是否弄脏了自己，然后清理他。这都是辉瑞药物造成的。”
丹布祖只收到了200万奈拉的赔偿，相当于7000美元。而他们被告知，每人将获得17.5万美元的赔偿。
纳菲乌·乌巴现在是卡诺州聋人协会主席。他因为药物而失聪。“由于我的残疾，我在学校、医院、礼拜场所和贸易中面临很多歧视。我们因为残疾而无法享受生活。”
疫苗抵制的根源
辉瑞实验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这起事件在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社区引发了深刻的信任危机，影响持续至今。
2000年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报道发表后，穆斯林宗教领袖领导的抗议活动在尼日利亚北部各州爆发。抗议者强调了穆斯林儿童的死亡，以及实验是在穆斯林州进行的事实，声称这证明辉瑞及其相关的"西方"机构正在用疫苗针对并试图杀死穆斯林。
2003年，五个北部穆斯林州抵制了全球小儿麻痹症根除倡议领导的小儿麻痹症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在接受采访时，受访者明确提到了辉瑞药物实验作为抵制的原因。
抵制持续了一年多，直到联邦政府官员与当地宗教领袖合作证明疫苗安全才结束。但损害已经造成：抵制导致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使全球小儿麻痹症根除努力倒退了十多年。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宣布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国家之一。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曝光后，穆斯林母亲大幅减少了她们孩子的疫苗接种——包括常规儿童疫苗，如结核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小儿麻痹症和麻疹疫苗。这些疫苗已被证明安全和有效数十年。减少幅度相对于曝光前的接种率为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二十七。
令人讽刺的是，减少效应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穆斯林母亲中更为明显——她们更有可能获得信息、识字，因此更有可能阅读新闻并了解健康做法。
研究人员估计，由于辉瑞实验的曝光而导致的穆斯林儿童疫苗接种减少，仅在医疗费用方面就造成了超过9400万美元的额外负担——这比辉瑞向尼日利亚政府支付的7500万美元和解金还高出1900万美元。
道德的真空
辉瑞实验暴露了全球药物试验监管体系中的巨大漏洞。
当发达国家的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时，制药公司开始将临床实验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往往监管薄弱、伦理审查不足，而贫困和绝望的患者愿意为了一点治疗希望而参与实验。
在尼日利亚卡诺，辉瑞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场所：一个遭受史上最严重疫情的国家、一个医疗系统崩溃的地区、一群对"西方援助"充满信任的父母。他们没有问这药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有其他选择。他们只是想救自己的孩子。
辉瑞声称实验是在"人道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但真相是，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利润追求。通过在疫情中测试药物，辉瑞可以加速FDA批准流程，为其未来的"重磅炸弹"药物赢得宝贵的市场时间。
Trovan最终于1997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成人的多种感染。但从未被批准用于儿童脑膜炎。1999年，FDA发布警告，指出使用该药物可能导致严重的肝毒性和死亡，建议仅限于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中对严重感染患者使用。在欧洲，Trovan因肝毒性报告而被完全撤出市场。
一种可能成为数十亿美元销售额的药物，最终成为制药史上最大的失败案例之一。而为这个失败付出代价的，是两百个尼日利亚儿童。
未竟的正义
截至2024年，许多受害者仍未获得他们被承诺的赔偿。一些人只收到了几千美元，而不是承诺的17.5万美元。另一些人什么都没收到。他们怀疑，处理赔偿过程的人侵吞了大部分资金。
受害者的律师丹拜托·法鲁克表示，他向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提起了刑事申诉，调查已经进行了八年多。他们怀疑，政府中的一些人侵吞了受害者的钱。
2021年9月，非洲arguments网站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标题是"尼日利亚：臭名昭著的1996年辉瑞实验至今仍在推动反疫苗情绪”。文章指出，辉瑞实验的后遗症仍然影响着卡诺州社区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抵制情况。
这是制药巨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原罪。当利润与生命在天平上称量时，两百个非洲儿童的生命，轻于一种可能带来十亿美元年销售额的药物。
在卡诺传染病医院的废墟中，在那些终身残疾的受害者的沉默中，在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泪水中，辉瑞实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当科学服务于利润而非人类时，谁在为进步买单？
答案写在那些失明的眼睛里、那些失聪的耳朵里、那些瘫痪的身体里。答案写在被数字取代的名字里：编号6587-0069，和她的十个同伴，永远埋葬在卡诺的土地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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