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代号HP-12
1945年4月10日清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军方医院里，53岁的非裔美国水泥工埃布·凯德躺在病床上等待骨折手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赋予了一个代号：HP-12——人类产品第12号。他更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一支含有4.7微克钚的注射器将刺入他的手臂，让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故意注射钚的人。
凯德是在一场车祸后被送入这家医院的。他的左臂和腿部骨折需要手术固定。但医生们没有立即为他手术，而是等待了两个星期——等待钚元素在他的骨骼和器官中充分分布，以便采集组织样本。当手术终于进行时，医生们顺便拔掉了他的15颗牙齿，送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分析。凯德是否真的需要拔牙，至今成谜。
手术后第五天，凯德突然自行出院。他离开了田纳西州，仿佛在逃离什么。八年后，1953年4月13日，他死于心力衰竭。他的遗体从未被检测钚含量，那些沉积在他骨骼中的放射性物质，随着他的骨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凯德只是冰山一角。从1945年4月到1947年7月，至少18名美国人被秘密注射了钚。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超过二十万美国公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辐射实验的对象。他们是孕妇、儿童、囚犯、精神病患者、癌症晚期病人——那些被社会遗忘或边缘化的人群。他们被喂食放射性食物，被注入放射性同位素，被暴露在致命的辐射剂量下，只是为了回答科学家们一个冷冰冰的问题：辐射对人体究竟会造成多大伤害？
第一章：曼哈顿计划的阴影
1942年，当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时，物理学家们对钚和铀这两种新元素的了解几乎为零。他们知道这些元素可以制造炸弹，但完全不清楚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正如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医疗主管罗伯特·斯通医生在1943年写道：‘从未有如此庞大的人群暴露在如此大量的辐射之下。’
面对未知的危险，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雇佣了斯塔福德·沃伦医生作为首席医疗官。沃伦的医疗部门有三个目标：保护项目工作人员的健康，保护公众免受项目运营的风险，研究辐射危害以建立安全标准。但到1944年，医疗团队得出结论：仅仅依靠动物实验和仪器数据不足以制定辐射安全标准。他们需要人类实验对象。
1944年8月，一个秘密协议在洛斯阿拉莫斯达成。路易斯·亨佩尔曼、斯塔福德·沃伦和罗伯特·奥本海默决定启动一项涉及人体受试者的钚医学研究项目。奥本海默在1944年给亨佩尔曼的信中表示，他不希望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这些实验，但他批准了钚和铀样本运往各地医院用于医学研究。
实验在全美四家医院同时展开：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医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芝加哥大学比林斯医院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斯特朗纪念医院。受试者被注射钚、铀、钋甚至镅。钚注射实验的目的是确定如何通过排泄物估算人体内残留的放射性物质数量。科学家们想知道：多少放射性物质会留在体内？会停留多久？
海默·弗里德尔是第一位被派往曼哈顿计划的军医，担任橡树岭基地的副医疗主管。他在给亨佩尔曼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可以获得相当多的临床材料，我们希望做一批受试者。‘正是弗里德尔监督了第一例人类钚注射——埃布·凯德。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约瑟夫·汉密尔顿博士负责注射三名受试者。汉密尔顿此前已经用大鼠进行过钚毒性研究，发现血液污染是最危险的途径。在芝加哥大学，罗伯特·斯通博士负责另外三名患者的钚注射。在罗切斯特大学斯特朗纪念医院，塞缪尔·巴塞特博士主持’特殊问题部’，在那里进行了最多的注射实验。
第二章：代号CAL-1的悲剧
58岁的房屋油漆工阿尔伯特·史蒂文斯在1945年走进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时，被告知自己患有晚期胃癌。医生们给了他六个月的预期寿命。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被选中参与一项秘密实验。他被赋予代号CAL-1。
1945年5月14日，史蒂文斯被注射了钚-238和钚-239的混合物。其中钚-238的放射性是钚-239的276倍，更容易被仪器测量。汉密尔顿实验室的一名科学家在记录中将史蒂文斯接受的剂量标注为’致癌性’。注射几天后，史蒂文斯被送入手术室，医生们切除了他部分内脏器官用于分析。
手术后不久，一份活检报告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史蒂文斯从未患过癌症。他胃里的溃疡是良性的，手术完全切除了病灶。他本可以健康地生活多年，但他的体内已经被注入了致命的放射性物质。
医生们从未告诉史蒂文斯他没有癌症。他和家人一直相信实验性’治疗’成功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史蒂文斯接受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剂量的辐射暴露——64西弗特，相当于6400雷姆。这个剂量远超任何安全标准，足以杀死一个人数次。但史蒂文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又活了21年，直到1966年死于心力衰竭。他的骨灰在1975年被阿贡国家实验室人体放射生物学中心秘密获取，未经家属同意。部分骨灰被转移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国家人体放射生物学组织库——那里存放着所有体内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死者遗体。
第三章：四岁男孩与澳大利亚孤儿
实验对象的筛选标准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大多是医院的病人，被诊断为绝症。科学家们认为，反正他们即将死亡，注射放射性物质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但诊断经常出错。
四岁的澳大利亚男孩西米恩·肖患有晚期骨癌。1946年4月，他和母亲乘坐美国军用飞机从澳大利亚飞往旧金山。他不知道自己被选中参与汉密尔顿博士的钚注射实验。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他被注射了钚，一个月后出院返回澳大利亚。没有任何后续研究跟踪他的健康状况。他死于注射后八个月。
49岁的妇女伊达·舒尔茨·查尔顿被送入罗切斯特大学斯特朗纪念医院时，只是因为’异常肿胀’。她被转到E-3病房——巴塞特博士主持的特殊问题部。三周后，她被注射了4.9微克钚。这个剂量在她完整的病历中只字未提，只存在于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报告中。沃伦博士在1946年给兰厄姆的信中明确指示：将实验记录与医疗图表分开。
查尔顿于1945年12月20日出院，但医生们继续收集她的X光片和组织样本进行研究。她从未被诊断为绝症。她的’正常’代谢使她成为研究健康人如何排泄钚的理想案例。她在此后的岁月里频繁住院，直到1983年死于心脏骤停——在注射后近四十年。
第四章：保密的机器
从第一天起，这些实验就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冷战开始后，美国人恐惧与苏联爆发全面核战争，军方和科学家们继续以战时思维运作。更重要的是，实验本身极具争议性，即使在曼哈顿计划科学家内部也是如此。
保密从最高层开始。钚和铀是机密元素，只能以代号称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被告知实验性质，但他在1944年给亨佩尔曼的信中表示不希望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这些实验。许多医生自己都不知道注射给病人的物质究竟是什么。
原子能委员会1947年4月的一份备忘录建议不要公开人体实验：‘可能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或导致法律诉讼。‘出于这种恐惧，研究结果被严格保密。当原子能委员会在1947年取代曼哈顿计划后，协议确实被修改，要求记录病人同意书，并要求物质’有可能’对病人有医疗益处。但这些指导方针来得太晚，医生们继续研究原始三十名受试者的样本，却从未告知他们原因。
1995年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病人受试者都不可能从注射中获得医疗益处。‘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注射的负面影响比最初假设的要严重得多。科学家们最初认为90%的物质会被受试者排出体外。但1946年一项研究披露，进入体内的钚近90%会在骨骼中保留数年。
第五章：范德比尔特的放射性鸡尾酒
1945年至1947年间，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与田纳西州卫生部门合作，给829名孕妇喂食含有放射性铁的’维生素饮品’。她们被告知这些饮品会改善婴儿的健康。实际上，研究人员想研究铁在怀孕期间的吸收情况，放射性铁被用作示踪剂。
艾玛·克拉夫特是参与者之一。她的女儿在八岁时患上了癌症。克拉夫特一直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直到几十年后她才得知真相。在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面前，一位律师这样陈述：
‘当[艾玛·克拉夫特]的女儿在八岁时患上癌症时，克拉夫特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直到最近她才相信，基于已发表的医学证据，这场悲剧的发生没有任何理由；这不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人类的干预，是在没有她本人、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实验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四名受试者的孩子（当时是胎儿）患上了癌症，这一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作为背景，1960年代美国15岁以下儿童患任何形式癌症的比例约为千分之一。但到1969年，829名受试者的孩子中已有三人死亡。
一名前参与者后来作证说：‘我记得喝了一杯鸡尾酒。我不记得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什么。’
范德比尔特大学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当时的卫生事务副校长约瑟夫·罗斯博士声称，研究人员当时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安全剂量。‘虽然在今天给孕妇注射放射性同位素是不可接受的，但很明显这在当时经过了仔细评估，人们认为这是安全的。‘但范德比尔特官员’找不到任何记录’表明受试者被告知可能的健康风险。
1998年，这些妇女获得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000万美元的和解赔偿。无论这笔钱多么丰厚，都无法弥补那些因辐射并发症而死亡的孩子的生命。
第六章：弗纳尔德学校的科学俱乐部
1949年，当弗雷德·博伊斯和其他数十名男孩加入弗纳尔德州立学校的科学俱乐部时，他们更看重的是福利而非科学。俱乐部成员可以获得波士顿红袜队的门票、离开校园的旅行、米老鼠手表等礼物，以及大量免费早餐。但弗纳尔德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科学俱乐部的免费早餐也不是普通的麦片：男孩们被喂食掺杂放射性示踪剂的桂格燕麦粥。
弗纳尔德州立学校原名马萨诸塞州低能学校，收容智力障碍儿童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学校条件经常是残酷的：工作人员剥夺男孩们的食物，强迫他们做体力劳动，虐待他们。被家人遗弃后住在学校的博伊斯渴望加入科学俱乐部。他希望那些处于权威地位的科学家可能会看到虐待并终止它。
‘我们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博伊斯谈到这些实验时说。‘我们只是觉得自己很特别。‘得知俱乐部的真相感觉像是深深的背叛。
男孩们直到四十年后才知道他们被污染的麦片的完整故事。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营养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斯领导了三项涉及74名弗纳尔德男孩的实验，年龄在10至17岁之间。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男孩们被喂食掺杂放射性铁和钙的燕麦粥和牛奶；在另一项实验中，科学家直接给男孩们注射放射性钙。
为什么一碗看似无害的早餐食品会与原子时代的研究扯上关系？当时，科学家们渴望进行有关人类健康的实验，而蓬勃发展的早餐谷物行业意味着巨大的金钱得失。因此，像桂格这样的品牌希望科学站在自己一边。自1900年代初以来，桂格一直与另一种热早餐谷物——由粗面粉制成的奶油小麦——竞争。两种热谷物公司都不得不应对含糖干谷物的兴起。
更糟糕的是，一系列研究表明，燕麦等植物性谷物中高含量的植酸可能会抑制铁的吸收，而奶油小麦似乎没有同样的效果。谷物产品市场蓬勃发展——二战后，桂格的销售额增长到2.77亿美元。营养是那个时代买家高度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农业部在1943年发布了第一份膳食指南，将燕麦片列为理想的全谷物。
为了反驳那些将桂格与奶油小麦进行不利比较的研究，桂格决定进行自己的实验。于是桂格提供谷物，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研究资金，学校——据推测——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和娱乐。
1994年1月，参议院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弗纳尔德实验。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质问为什么研究人员没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或私立学校儿童身上进行实验。‘难道你们不震惊吗，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人——七八岁的孩子——被关在机构里，难道你们不震惊他们是被选中的人吗？’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利斯特说，涉及燕麦粥的实验只让男孩们暴露在170到330毫雷姆的辐射下，大约相当于连续接受30次胸部X光检查。他说，暴露于这种剂量的儿童患癌症的几率为二千分之一，仅略高于平均水平。1994年马萨诸塞州专家小组得出结论，没有学生受到重大健康影响。
但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未来的健康风险：这些男孩——在没有父母和监护人在州立学校照顾他们最佳利益的情况下特别脆弱——被用于未经同意的实验。
当案件上法庭时，30名前弗纳尔德学生起诉麻省理工学院和桂格燕麦。1995年，克林顿总统向弗纳尔德学生道歉，因为原子能委员会曾间接资助麻省理工学院放射性中心的研究。1998年1月达成185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第七章：辛辛那提的死亡射线
1960年至1971年间，辛辛那提总医院（现辛辛那提大学医院）进行了冷战时期最恐怖的人体辐射实验之一。放射科医生尤金·桑格领导了一系列全身和部分身体照射测试，对象是至少90名晚期癌症患者。实验部分由国防部原子支援局资助，目的是研究士兵在核战争中会受到大剂量辐射的影响。
实验在没有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前五年，此后同意程度也存在争议。受照射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认知障碍和死亡。21名患者在一个月内死亡。1972年，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压力下，研究人员与国防部的合同终止，标志着二战后持续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大规模人体辐射实验的结束。
1958年9月25日，桑格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全身照射后人类的代谢变化’的资助申请，要求25085美元分析全身照射患者尿液中的氨基酸水平。尽管多位军事研究人员——包括核医学和化学部主任——写信给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表示他们怀疑桑格提议研究的实用价值，但国防部还是批准了资助申请，因为它有可能评估士兵在核战争中的战斗效能。最初的资助申请演变成了一份11年的合同，国防部总共提供了671482.79美元的资金。
作为国防部合同的一部分，辐射实验试图模拟核战争条件，以准确评估辐射对士兵的认知和生理影响。在照射过程中，患者的身体被定位为模仿士兵的防御姿势；辐射旨在（但未证明）单向施加，以反映士兵的暴露；照射一次性全部施加，这偏离了当时的标准医疗做法——癌症患者累积接受小剂量以最大化破坏癌细胞。
患者由辛辛那提总医院肿瘤诊所转介给桑格博士的实验。所有患者都患有晚期癌症，包括乳腺癌、肺癌、结肠癌、胰腺癌、皮肤癌、鼻窦癌、卵巢癌、淋巴癌、宫颈癌、直肠癌、肝癌、胃癌、食道癌、肠癌、舌癌、脑癌、扁桃体癌、直肠癌、肠癌和骨癌。尽管他们都患有癌症，桑格寻求营养状况良好、且未接受过既往放射治疗的患者。
患者选择过程是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当时在马萨诸塞州执业的医生戴维·埃吉尔曼在给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的声明中批评了患者选择和照射过程，他写道，许多癌症是抗辐射的，如果不杀死患者就无法有效治疗。
实验施加了25至300拉德钴-60全身和部分身体照射，相当于20000次胸部X光检查，在数小时内完成。还有计划将辐射剂量增加到600拉德。此外，偶尔在照射前提取骨髓，随后重新输注，以努力减轻辐射的破坏性健康影响。
受照射的患者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恶心、呕吐、腹泻、消瘦、出血、疲劳、认知障碍和幻觉。第一个月内21名患者死亡。四分之一的患者在照射后两个月内死亡，超过四分之三的患者在一年内死亡。
从1960年到1965年，实验没有使用书面同意书，符合辛辛那提总医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国防部的要求。1965年4月，患者被给予同意书，根据桑格博士的说法，同意书适当讨论了照射的危险。然而，埃吉尔曼声称这些表格没有提到照射的任何相关副作用。
196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评估了辛辛那提总医院的伦理实践，促使桑格采用新的同意书，向患者概述照射的目的、程序和风险。即便如此，没有任何同意书提到可能的死亡。
在1994年的审判中，患者的家属声称研究人员伪造了某些患者在同意书上的签名。
已知患者中约43%为女性，57%为男性。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9岁，但三名年龄分别为9岁、10岁和13岁的儿童也接受了照射。患者的平均正式教育年限为5年，平均智商为89。62%是非裔美国人，大多数是工人阶级。
1994年，患者家属对15名研究人员团队提起集体诉讼。五年后，辛辛那提大学以超过400万美元和解此案。
第八章：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铀注射
1953年至1957年间，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威廉·斯威特博士给11名绝症、昏迷和半昏迷患者注射了铀，进行一项实验以确定铀作为脑肿瘤化疗治疗的可行性（几乎所有患者都患有脑肿瘤，一例为误诊）。斯威特于2001年去世，他坚持认为已获得患者和近亲的同意。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还在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对11名患者进行了铀注射实验，作为其持续的健康物理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发现，铀在人体肾脏中的积聚率比以前认为的要高得多，因此最大允许水平太高了。尽管进行了这项实验，任何国家实验室的铀职业标准都没有改变。
第九章：解密的黎明
1993年11月，《阿尔伯克基论坛报》记者艾琳·韦尔索姆揭露了这些人休实验的性质和患者身份。她关于该主题的普利策获奖作品促使比尔·克林顿总统成立了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调查这些实验的性质。
能源部长黑泽尔·奥利里领导能源部对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的所有实验进行了广泛调查。数千份文件被解密，多次听证会举行。1995年，能源部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实验情况，做出了伦理判断，并向国会提出了如何处理的建议。
1995年10月3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向秘密冷战时期辐射实验的受害者道歉。‘我们为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克林顿说，‘我们承诺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到1995年，1945-1947年测试的受试者都已去世。受害者家属收到了联邦政府的赔偿金。到1997年，法律被通过，禁止对人类进行秘密科学测试。新立法要求患者给予知情同意，如果实验被保密则通知他们。此外，政府规定要保存详尽记录并进行外部审查。
第十章：被遗忘的正义
1995年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注射实验对象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尊重对待方式的恶劣性，因这些对象是住院病人而更加突出。他们生病和被机构收容使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这些实验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科学可以走多远？当科学家们用’绝症患者反正会死’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他们忘记了医生最基本的誓言——首先，不伤害。当阿尔伯特·史蒂文斯的尸体在1975年被秘密火化并收集骨灰时，当埃布·凯德的牙齿被拔下送往洛斯阿拉莫斯时，当弗纳尔德的孩子们被骗加入’科学俱乐部’吃放射性燕麦粥时——医学伦理的底线已经被彻底跨越。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实验并非纳粹德国或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产物，而是美国民主制度下、由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医院中进行的。当纽伦堡审判正在谴责纳粹医生的同时，同样的罪行正在美国的掩护下悄然进行。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确立了人体实验的十项原则，包括自愿同意的绝对必要性。但美国科学家选择性地忽视这些原则，继续在阴影中运作。
195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人体实验政策’，要求自愿同意。但这份政策被标记为’秘密’，从未向下传达给具体的研究者。直到1974年，美国才通过《国家研究法》，要求所有联邦资助的研究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章：历史的废墟
今天，在辛辛那提大学医院门诊诊所附近的庭院里，一块不起眼的牌匾静静地矗立着。上面写着：‘纪念：辐射效应研究1960-1972’。这是那90名患者仅存的公开纪念。2001年，当年进行实验的建筑被拆除，建起了一个停车场。牌匾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弗纳尔德，学校的部分建筑仍在使用，作为智障成人的住所。但在2014年，最后一名居民搬离，这片承载了无数悲剧的土地终于沉寂下来。弗雷德·博伊斯和其他幸存的’科学俱乐部’成员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希望世界不要忘记。
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关于这项实验的原始文件大多已经丢失或意外销毁。大学官方网站上没有任何正式承认。当学生记者试图撰写相关文章时，他们的同行中没有一人听说过这些实验。
阿尔伯特·史蒂文斯的骨灰仍被保存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组织库中。埃布·凯德、西米恩·肖、伊达·查尔顿——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教科书里。他们只是HP-12、CAL-1、CAL-2、HP-3——实验记录中的代号，原子黎明时代被献祭的沉默羔羊。
当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升起时，一个荒谬的悖论正在上演：在谴责敌人的同时，美国科学家正在自己的国土上，对自己的公民，进行着同样违反人性的实验。这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而是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不是发生在集中营，而是发生在受人尊敬的大学医院里。
1995年，当克林顿总统在白宫道歉时，他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必须面对过去，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但面对过去意味着记住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故事，每一次背叛。意味着承认，在那个以科学进步和国防安全为名的时代，美国民主的阴暗面曾经如此深刻地伤害了自己的人民。
那些被注入钚、被喂食放射性燕麦粥、被全身照射的患者——他们不是英雄，不是烈士，只是被系统选中、被权力碾碎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当伦理在科学的名义下被抛弃，当弱势群体在进步的名义下被牺牲，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加害者。
这是原子黎明时代最黑暗的遗产——一个关于信任如何被背叛、良知如何被沉默、人性如何在国家的祭坛上被献祭的故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神经植入等新技术时，这个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伦理的约束，科学可以成为最可怕的武器；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HP-1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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