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莫斯科外科学会的一场例会上,一只白色的大狗被牵上讲台。它看起来心情愉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面前围观的医生们毫无惧意。然而,从它脖颈一侧伸出的那个东西,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那是一颗小狗的头颅,棕色的毛发,清澈的眼睛,正用它自己的人格打量着这个世界。当这颗附生的头颅咬了大狗耳朵一口时,大狗发出咆哮。两颗头颅在同一具躯体上活着,各自拥有独立的意识、情感和欲望。
这场演示的主角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德米霍夫,苏联医学科学院器官移植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刚刚完成了一件在世界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将一只小狗的头颅、颈部和前肢完整移植到一只成年犬的颈部。这不是自然界的怪胎,而是手术室里的人造物——一个用血管缝合术和塑料绳编织的医学奇迹,或者医学噩梦。
德米霍夫的这一系列实验,从1954年持续到1959年,共进行了二十余次。最长存活时间达到二十九天,最短的只有几小时。每一场手术都在探索人类知识边界的极限,每一场手术也都在拷问科学伦理的底线。然而,当历史评价这位苏联科学家时,答案却远非黑白分明。他是器官移植领域的奠基人,完成了世界上首例胸腔内心脏移植、首例心肺联合移植、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他也是那个创造出双头狗、让全世界医学界瞠目结舌的’科学怪人’。

从草原少年到医学先驱
1916年7月18日,弗拉基米尔·德米霍夫出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名叫亚里津斯卡娅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死于俄国内战,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却有着惊人的远见——她决心让所有三个孩子都接受高等教育。
童年的德米霍夫对生命充满了好奇。家里有猫有狗,院子里的鸡和山羊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他曾试图切开一只狗的胸膛,想亲眼看看心脏是如何跳动的,被母亲及时阻止。但那个问题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血液是如何在动物体内循环的?心脏是如何驱动这一切的?
1934年,十八岁的德米霍夫考入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入学时他遇到了第一个挑战:学校要求所有新生提交一张穿着白衬衫和领带的照片。他从未拥有过白衬衫或领带,也没有钱购买。一位好心的摄影师用技术手段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照片上合成了一套他不曾穿过的服装。这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用一张虚构的照片,开始了他的科学旅程。
在大学期间,德米霍夫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他的时代。193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心脏装置。这是一个由两个相邻膜泵构成的设备,功能类似于心脏的两个心室。由于体积过大,无法植入狗的胸腔,只能作为体外循环设备使用,但它成功维持了心脏被切除动物长达五小时的血液循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心脏的情况下维持动物生命——比任何人工心脏的临床应用早了将近三十年。
1940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德米霍夫留校担任生理系助教。他将一颗心脏移植到了狗的腹股沟区域。很快他意识到,由于解剖和生理特点,心脏只有移植到胸腔内才能主动参与血液循环;如果移植到颈部血管或腹股沟区域,它只能依靠受体的血液被动存活。这个认识为他日后的胸腔内器官移植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德米霍夫的研究。他应征入伍,在野战医院担任病理学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全部残酷。战后,他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毛皮研究所的生理系继续他的器官移植实验。
1946年2月24日,德米霍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胸腔内异位心脏移植。供体心脏被放置在受体狗’Razboynik’(俄语意为’强盗’)的胸腔内,供体主动脉与受体降主动脉端侧吻合,受体上腔静脉与供体右心房吻合。尽管这只狗在手术中因血压骤降而死亡,但这是人类首次尝试将一颗心脏移植到另一个生命的胸腔中。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米霍夫不断改进技术。1946年10月20日,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原位心肺联合移植。供体的心肺系统被放置在林格氏液中,通过橡胶管和玻璃插管与受体的血管连接。尽管受体在气管吻合过程中死于窒息,但这标志着人类对生命支持系统理解的重大突破。1946年12月15日,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孤立异位心脏移植,移植心脏存活了两天。
到1949年,德米霍夫已经测试了十二种全新的器官移植方法。动物在术后存活时间从两天到十二天不等,死亡原因包括窒息、感染和出血。但每一次失败都在积累知识,每一次尝试都在逼近成功。
1953年7月29日,德米霍夫在狗身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他使用自己改进的Payr技术进行冠状动脉吻合,四只狗存活超过两年,所有吻合口均保持通畅。这项技术直接导致了后来Kolesov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临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1964年2月25日至1967年5月9日期间,Kolesov领导的科室是世界上唯一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地方。
然而,正是这些辉煌的医学成就,让德米霍夫决定尝试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实验:头部移植。

头部移植:从科学好奇到伦理深渊
1954年,德米霍夫开始了他最具争议的实验系列。他选择两只狗作为实验对象:一只大型德国牧羊犬,他将其命名为’Brodyaga’(俄语意为’流浪汉’);一只较小的狗,名叫’Shavka’。Brodyaga将作为宿主,Shavka将提供第二个头颅。
手术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首先,德米霍夫需要在Brodyaga的颈部基底做一切口,暴露颈静脉、主动脉和一段脊柱。然后,他在一个椎骨的骨质部分钻了两个孔,穿过两条塑料绳——一条红色,一条白色。这些绳索将用于固定两个脊柱。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部分:处理Shavka。德米霍夫需要在保留其自身心脏和肺部功能的同时,将其下半身从肩胛骨以下完全切除。在整个过程中,供体头颅必须保持持续的血液供应。只有当受体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才能在最后一刻切断供体的生命支持系统。
血管重建是手术的核心。供体的颈动脉需要与受体的颈动脉或其分支吻合;供体的颈静脉需要与受体的颈静脉吻合。由于当时还没有有效的免疫抑制剂,德米霍夫必须确保血管吻合的质量能够承受即将到来的免疫反应。此外,他还使用塑料绳将两个脊柱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固定方法,但在当时已是最佳选择。
德米霍夫的团队经验丰富,整个手术过程仅耗时三个半小时。当双头狗从麻醉中苏醒时,两颗头颅都表现出了完整的意识。小狗的头颅打了个哈欠,大狗的头颅困惑地看着这个从自己脖子旁边冒出来的陌生者,试图把它甩掉。
《时代》杂志后来这样描述这一场景:‘小狗的头颅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虽然几乎没有自己的身体,但它像其他任何小狗一样顽皮。它用假装的凶猛咆哮或舔舐抚摸它的手。宿主狗对这一切感到无聊,但很快接受了这个莫名其妙从自己脖子上长出来的小狗。当它口渴时,小狗也口渴,急切地舔舐牛奶。当实验室变得炎热时,宿主狗和小狗都伸出舌头喘气散热。’
然而,这个医学奇迹只持续了六天。第六天,两颗头颅和共同的躯体一同死亡。
但这只是开始。从1954年到1959年,德米霍夫共进行了二十余次类似的手术。每次实验都在改进技术,每次都在积累经验。存活时间逐渐延长,从最初的几小时,到几天,最终达到二十九天——这是他所有双头狗实验中最长的一个。
1959年1月13日,德米霍夫在东德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狗头移植实验。这是他第二十四次尝试,也是被《生活》杂志报道得最广泛的一次。他选择了一只大型德国牧羊犬Brodyaga作为宿主,一只较小的狗Shavka作为供体。手术过程被详细记录,照片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医学界和公众的巨大震动。

血管与命运:手术的技术细节
理解德米霍夫头部移植实验的真正意义,需要深入了解其技术细节。这不是简单的’缝合一颗头’,而是一场对血管外科技术的极限挑战。
首先,德米霍夫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切断供体身体后,保持其头颅的血液供应?他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一种改进的’自体灌注’技术。供体狗的心肺系统在最后一刻之前仍在工作,为头颅提供氧合血液。这意味着,在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里,供体狗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只是即将被肢解。
血管吻合的方法来自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卡雷尔在1900年代开发了使用细针和极细缝线的血管缝合技术,他用三根保留缝线将切断的血管开口扩大成三角形,这种方法能够有效防止术后出血和栓塞,也能避免缝合部位的狭窄。卡雷尔因其在血管缝合和器官移植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于19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08年,卡雷尔和美国生理学家查尔斯·格思里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狗头移植实验。他们将一只狗的头颅移植到另一只狗的颈部,以动脉连接的方式让血液先流向被移植的头颅,再流向受体头颅。被移植的头颅在无血流状态下度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虽然在术后早期表现出听觉、视觉和皮肤反射运动,但很快就恶化,几小时后被安乐死。
德米霍夫的技术比卡雷尔先进得多。他不仅移植了头颅,还保留了供体的前肢和部分躯干。更重要的是,他开发了一套完整的器官保存技术——使用改进的心肺制备装置,可以在转移过程中保持器官的功能状态。这个装置基于伊万·巴甫洛夫1886年设计的原始心肺制备,经过德米霍夫的简化,能够使心脏和肺部在自身动力下维持功能。
在具体操作上,德米霍夫会先暴露供体狗颈部和肩部的血管结构,逐一结扎小血管,用线环绕每一根血管并逐渐深入。最后切断脊柱,同时保留心脏和肺部的功能。然后,供体的主要血管与宿主的相应血管连接。宿主狗的心脏为两颗头颅泵送足够的血液。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被移植的头颅虽然可以喝水,但并不连接到宿主狗的胃部。它喝下的任何东西都会通过外部管道流出,滴落在地板上。这颗头颅可以感知、可以反应、可以表达情感,但它永远无法真正’生活’——它只是一个附着在另一个生命上的寄生意识。

免疫排斥:无法逾越的生物学鸿沟
德米霍夫的实验面临着一个他无法解决的根本障碍:免疫排斥。1950年代,有效的免疫抑制剂尚未问世。没有硫唑嘌呤、6-巯基嘌呤或皮质类固醇,器官移植的长期存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供体组织被移植到受体体内时,受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这些组织为’非我’,并发动攻击。T细胞和B细胞被激活,抗体产生,炎症反应开始。血管内壁肿胀,血流受阻,移植器官逐渐坏死。在德米霍夫的双头狗实验中,这个过程通常在几天内就会导致移植头颅的死亡,随后宿主狗也会因继发感染或器官衰竭而死亡。
最长存活二十九天的记录,是一个医学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德米霍夫解决了免疫排斥问题——只是那一次,偶然因素的组合让生物系统撑得更久一些。
直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免疫抑制剂的出现才真正改变了器官移植的前景。硫唑嘌呤、6-巯基嘌呤和皮质类固醇的发现,使得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人类肾脏和心脏移植。当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进行猴头移植实验时,他已经可以使用这些免疫抑制药物。但他使用的是极高剂量,实际上药物本身的毒性也成为实验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皮肤组织的免疫原性尤其强烈。涉及手和面部的移植对当时的免疫抑制剂不敏感。直到1999年,才发现他克莫司和霉酚酸酯的低剂量组合能够在不引起毒性的情况下有效防止皮肤排斥。2006年,第一例人类面部同种异体移植在他克莫司、霉酚酸酯、胸腺球蛋白和泼尼松的联合用药下取得成功。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德米霍夫实验的几十年之后。在他那个时代,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场与免疫系统的必败战争。

冷战阴影下的科学交流
德米霍夫的实验发生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苏联与西方的科学交流被铁幕阻隔,但医学突破的消息仍然渗透过边界。
1958年12月,德米霍夫获准前往东德的莱比锡进行学术交流和演示。这是他三次出国旅行中的第一次。在莱比锡,他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和一场头部移植的演示手术,震惊了在场的德国医生。他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成为瑞典乌普萨拉皇家科学学会的成员,以及汉诺威大学和美国梅奥诊所的荣誉会员。
这次访问引发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激烈辩论。医生、哲学家和神学家围坐在圆桌旁,讨论这些实验的意识形态、道德和伦理层面。1959年4月,在斯图加特一家报纸的办公室里,一场关于德米霍夫工作的圆桌讨论持续了数小时。与会者的评价从严厉批评到适度赞扬,分歧巨大。
这些讨论很可能推动了世界科学界对移植伦理、哲学和宗教层面的更深入研究。但德米霍夫本人却因此被禁止再次出国。苏联当局担心他的’科学怪人’形象会损害国家声誉——尽管正是这些实验为苏联医学赢得了国际声誉。
1960年,德米霍夫的专著《实验性重要器官移植》在莫斯科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性讨论胸腔内器官移植的著作,立即被翻译成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在纽约、柏林和马德里出版。这本书成为全球移植学领域的圣经。
正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一位来自南非的年轻心脏外科医生以游客身份访问了莫斯科。他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他设法脱离了预定的旅游行程,找到了德米霍夫的实验室。两人在实验室里交谈了很久,巴纳德仔细观察了德米霍夫的技术。
1962年,当开普敦的《Cape Argos》报纸刊登德米霍夫头部移植的文章时,巴纳德正好看到了。他冲出更衣室,留下一句:‘那些俄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当天下午,他就将一只狗的头颅移植到了另一只狗身上。那只狗存活了几天。医学生为他们的RAG游行制作了一只纸糊的双头狗。
1967年12月3日,巴纳德在开普敦的格罗特舒尔医院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他将一位因车祸脑死亡的25岁女性的心脏,移植到了53岁的路易斯·瓦什坎斯基体内。瓦什坎斯基在术后存活了18天。
在后来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巴纳德这样写道:‘他确实是一个非凡的人,在体外循环出现之前就完成了所有这些研究。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有一位心脏和肺移植之父,那么德米霍夫当然配得上这个称号。’

道德的边界:科学家的灵魂拷问
德米霍夫的实验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可以走多远?
苏联卫生部在1950年代的一个审查委员会认为德米霍夫的工作是不道德的,命令他停止研究。然而,时任苏联武装部队首席外科医生的亚历山大·维什涅夫斯基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可以无视卫生部的命令,庇护德米霍夫的研究活动。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德米霍夫的实验对苏联医学是一种’伟大的成就’。
但道德争议从未停止。1964年春天,德米霍夫在莫斯科大学答辩他的生物学副博士论文时,现场气氛极其紧张。在场的某些科学家激烈反对他的工作,认为他的实验是不道德的,将德米霍夫本人视为空想家和江湖骗子。
答辩会上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大多数人支持了德米霍夫。官方评议人P. Androsov发言说:‘这项工作不仅值得获得副博士学位,更值得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第二位评议人A. Gurvich也表示同意。1964年9月12日,德米霍夫获得了苏联高等和中等教育部最高认证委员会颁发的生物学博士学位。
然而,争议的核心从未真正解决:头部移植的意义是什么?它在临床上有什么应用价值?德米霍夫本人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实验的最终目标是使心脏和其他人体器官的移植成为可能。‘但头部移植显然无法直接应用于人类医疗——你不能把一个人的头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这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
德米霍夫自己深知这一点。他创造双头狗,更多的是为了研究血管重建技术、免疫排斥反应、以及生物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适应能力。每一次手术都在积累关于生命支持系统的知识,每一次失败都在为未来的器官移植铺路。
但那二十余只狗——它们被肢解、被缝合、在痛苦中存活数天然后死亡——它们的牺牲是否值得?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被祖国遗忘的先驱
1960年代,德米霍夫继续在斯克利福索夫斯基研究所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他曾向卫生部申请进行人类心脏移植,但被严厉禁止。苏联当局认为这种方法’违背共产主义伦理’。
讽刺的是,正是这个’违背伦理’的苏联科学家,为全世界的心脏移植手术奠定了基础。而当巴纳德在1967年完成人类首例心脏移植并获得全球赞誉时,德米霍夫仍然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默默工作。
1989年4月,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在慕尼黑召开年会。会上,学会将第一个先驱者奖授予了弗拉基米尔·德米霍夫,以表彰他在胸腔内移植发展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对人工心脏使用的贡献。德米霍夫亲自出席了颁奖典礼,他的女儿奥尔加也陪同在侧。这是对他数十年工作的迟来认可。
1997年,德米霍夫中风,失去了记忆。他渴望更新1960年的专著,但已无力完成。1998年4月,他再次中风住院,全身瘫痪,并发肺炎。他的妻子莉亚于7月11日去世,他从未从这一打击中恢复。1998年11月22日,德米霍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小公寓中去世。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获得了俄罗斯的’祖国功勋勋章’——这是祖国对他迟到的认可。但他已经无法知道。

遗产与回声
今天,全世界每年进行数千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千上万患有终末期心脏病的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他们得以存活的技术基础,来自一位苏联科学家在1950年代用狗进行的极端实验。
德米霍夫创造了一个术语——‘移植学’(transplantology),意指器官移植的科学。这个术语今天仍在使用。他发明的人工心脏雏形、他开发的心肺制备技术、他首创的冠状动脉搭桥方法,都已成为现代医学的标准组成部分。
但德米霍夫最具争议的实验——双头狗——却从未找到临床应用。头部移植在人类身上仍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尽管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卡纳韦罗声称头部移植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并计划在中国进行首次人类头部移植,但医学界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种手术还停留在科幻小说的领域。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科学探索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的实验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实验越过了伦理的红线?德米霍夫的双头狗实验,在技术上推动了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的发展,但在伦理上却永远存在争议。
那些被他肢解和缝合的狗,它们的痛苦是否有意义?它们的死亡是否换来了更大的善?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提醒我们,每一次科学突破背后,都可能存在被忽视的代价。
德米霍夫晚年曾这样说:‘我想要的和追求的东西异常困难,但我不认为我的目标太高。我想做一些能够触动某些人的事情……我想取得如此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会说我的作品,他感受深刻,他感受温柔——尽管我有所谓的粗糙,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粗糙。’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文森特·梵高的自述。德米霍夫用这段话开始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论文。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一个在科学与伦理、天才与疯狂、创造与毁灭之间徘徊的灵魂。
他留给世界的,不仅是双头狗的影像,也不仅是器官移植的技术。他留下的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于人类探索知识边界时应该遵循什么规则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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