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日，莫斯科大学生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被一群便衣带走。他没有被送上法庭，也没有见到律师。几天后，一份精神病诊断书摆在他面前：精神分裂症。诊断的依据不是幻觉或妄想，而是他’对社会规范的偏离性理解’以及’对既定秩序的非批判性敌意’。这位20岁的生物学系学生即将在列宁格勒特别精神病院度过近两年时光。
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莫斯科。这里曾是无数异见者被确诊为精神病人的起点。
布科夫斯基的遭遇并非孤例。从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夕，苏联精神病学完成了一次骇人的转型：它从一个治病救人的医学分支，变成了国家机器镇压异见的最精密武器。这场转型的核心，是一个被称为’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一个可以容纳任何政治异见、任何独立思考、任何良知呼唤的巨大容器。
诊断的发明者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日涅夫斯基，苏联精神病学界的最高权威，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在西方同行眼中，他是将精神病学武器化的罪魁祸首；在苏联体制内，他是忠诚的仆人，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一切荣誉和特权。
斯涅日涅夫斯基于1904年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他在1920年代开始精神科职业生涯，逐渐在苏联精神病学领域崭露头角。1950年，一场改变苏联精神病学走向的’联合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场持续六天的会议，以’巴甫洛夫学说’的名义，将所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精神病学家打成’反巴甫洛夫、反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反动派’。斯涅日涅夫斯基作为会议政策报告的主要起草者，亲手终结了苏联精神病学的学术自由。
那些被点名批判的杰出学者——包括格鲁尼娅·苏哈列娃、瓦西里·吉利亚罗夫斯基、赖萨·戈兰特——被迫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后来被解除职务，甚至遭受监禁和酷刑。斯涅日涅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则在清洗后获得了领导职位。从那时起，苏联精神病学走上了与意识形态紧密捆绑的道路。
1960年代，斯涅日涅夫斯基提出了他的’精神分裂症新分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一个在西方精神病学中从未存在的诊断类别。按照斯涅日涅夫斯基的描述，这种’疾病’的特点是：发病缓慢、症状隐匿、患者可能’几乎正常地’在社会中活动，但却表现出’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改革社会的妄想观念’以及’对社会的不适应’。
这些描述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循环论证：如果你反对苏联体制，如果你提出改革主张，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愿妥协，那么你就具备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因为这种疾病’症状隐匿’，你看起来’几乎正常’恰恰证明了你的病情深重。诊断的逻辑完美地封闭了自己，没有任何逃逸的可能。
斯涅日涅夫斯基的理论被写入了苏联精神病学教科书，成为了官方认可的诊断标准。在莫斯科，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因此成为世界第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73年的调查，莫斯科的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是其他城市的数倍。这种差异不是真实的疾病流行，而是诊断边界的无限扩张。
谢尔布斯基研究所
莫斯科克罗波特金巷25/17号，一栋灰色的建筑矗立在克里姆林宫东北方向不远处。这里是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中央研究所——苏联精神病学权力的金字塔尖。
研究所成立于1921年，最初是一个致力于法医精神病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但在斯大林时代末期，它开始被内务部和克格勃用于政治目的。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谢尔布斯基研究所已经成为将异见者送入精神病院的关键枢纽。
流程是标准化的：当一个异见者被逮捕后，克格勃会将案件转交给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的专家们——通常由斯涅日涅夫斯基或他的亲密同事如丹尼尔·伦茨、格奥尔基·莫罗佐夫——会组成鉴定委员会，对被鉴定人进行检查。
检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受害者被剥夺了病人应有的尊严，他们不是在接受医疗诊断，而是在接受政治审判。鉴定报告会用专业术语包装政治迫害的实质。‘妄想性改革观念’、‘对社会规范的病态不适应’、‘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这些术语背后是鉴定者们对受害者政治观点的厌恶和对体制的绝对服从。
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是苏联武装力量中最著名的异见者之一。这位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军人，在1961年开始公开批评赫鲁晓夫政权的特权现象。他组建了’复兴列宁主义斗争小组’，呼吁回归革命理想。1964年，他被送到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进行精神病学鉴定。
鉴定委员会由斯涅日涅夫斯基和伦茨领导。他们的诊断是：人格的妄想性发展，伴随早期脑动脉硬化的迹象。诊断依据包括’对自身人格的过高估计达到救世主般的程度’以及’改革观念’。格里戈连科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被剥夺了养老金，与真正的精神病人关押在一起。
当格里戈连科后来被送到塔什干进行重新鉴定时，当地的精神科医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但克格勃不接受这个结果。他被送回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第二次鉴定再次确认了’人格妄想性发展’的诊断。这位将军将在精神病院中度过数年。
格里戈连科的儿子安德烈在1975年被宣布为’遗传性精神病患者’，并被驱逐出苏联。当局反复告诉他：既然你的父亲是精神病人，那么你在遗传上也是精神病人。如果你不停止人权活动，你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喀山特别精神病院
喀山，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府，距离莫斯科以东约800公里。在这里，有一座被称为’喀山特别精神病院’的设施，是苏联最臭名昭著的精神病监狱之一。
喀山精神病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在1939年，它被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秘密警察的前身。从此，这里成为关押政治犯的特殊场所。被送到这里的’病人’大多数没有真正的精神疾病，他们唯一的’症状’是对苏联体制的批评。
喀山特别精神病院的条件令人毛骨悚然。正常人与真正的精神病人混居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病人们被强制服用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包括震颤、僵硬、流涎、性功能障碍，以及认知能力的严重下降。
最可怕的治疗是硫磺素注射。硫磺素是一种从磺胺类药物衍生出来的制剂，被苏联精神科医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注射后，病人会经历剧烈的疼痛、高烧、肌肉坏死，有时甚至导致死亡。这种治疗的’疗效’在于它带来的恐惧：病人为了避免再次被注射，会学会伪装’康复’——或者说，学会沉默。
弗拉基米尔·格尔舒尼是另一位被送到喀山的受害者。这位诗人兼异见者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了多年。他后来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用硫磺素注射作为惩罚。每一次注射都是一场地狱般的折磨。你会发烧到40度以上，全身的肌肉都在疼痛，你无法移动，无法思考。他们告诉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放弃你的’妄想’，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注射。’
氟哌啶醇是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药物。这种强效抗精神病药物在正常剂量下可以治疗真正的精神分裂症，但在喀山，它被用于惩罚和控制的剂量远远超出医学标准。乌克兰数学家列昂尼德·普柳什奇在自己的证词中描述：‘我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氟哌啶醇，而且很长时间没有给我解药——这是故意的折磨。注射后，我会抽搐，无法说话，只能躺在床上，对一切都失去兴趣，甚至对我的家人也失去了感情。’
胰岛素休克疗法是另一种被滥用的治疗手段。病人被注射大剂量的胰岛素，导致血糖急剧下降，引发昏迷。这种治疗在当时被认为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方法，但在政治精神病学的语境下，它变成了一种让异见者’安静下来’的工具。
红场上的八个人
1968年8月25日，莫斯科红场。中午时分，八个人走向了 Lobnoye Mesto——一个位于红场中央的圆形高台。他们是：拉里萨·博戈拉兹、康斯坦丁·巴比茨基、瓦季姆·德洛奈、弗拉基米尔·德雷姆柳加、帕维尔·利特维诺夫、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维克托·法因贝格和塔季扬娜·巴耶娃。
‘为了你们和我们自己的自由’——1968年红场示威中展示的标语之一。
四天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坦克碾过了布拉格的街道，终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这八个人决定在苏联心脏地带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举起的标语上写着：‘为了你们和我们自己的自由’、‘耻辱于占领者’、‘放开捷克斯洛伐克’。
几分钟后，克格勃的人员冲向他们。示威者被粗暴地殴打、逮捕。标语被撕碎，捷克斯洛伐克国旗被踩在脚下。
审判在10月举行。七名示威者被判处监禁或流放。但维克托·法因贝格——一位在逮捕过程中被打掉牙齿的物理学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诗人、翻译家、异见者。1968年红场示威后，她被诊断为’呆滞型精神分裂症’。
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当时刚刚分娩，因此没有被立即审判。但1970年，她被逮捕并被判处无限期强制治疗。诊断：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她被送到了喀山特别精神病院。
戈尔巴涅夫斯卡娅是《时事纪事》——苏联最重要的地下人权出版物——的创始人和首任编辑。这本刊物记录了苏联境内的人权侵犯行为，成为了异见运动的核心信息来源。她的’罪行’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则是对这种权利的医学否定。
1972年，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从喀山获释。1975年，她流亡法国。在巴黎，法国精神科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结论是：她从未患有过任何精神疾病。她的’病’完全是政治性的。
布罗茨基的审判
1964年，列宁格勒。24岁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被送上法庭。他被指控’过寄生生活方式’——一种苏联用来惩罚非官方艺术家的模糊罪名。
约瑟夫·布罗茨基，诗人。1964年被送入精神病院检查，后被判处流放。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在此之前，布罗茨基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1963年底，他被带到莫斯科卡先科精神病诊所，在那里度过了几天。1964年2月，他再次被送进列宁格勒第二精神病院，在那里呆了大约三周。
精神病院的经历对布罗茨基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他在那里接受了’镇静’注射，被半夜叫醒，被浸入冷水浴，被裹在湿床单里放在加热器旁边，让床单在干燥时紧紧勒住他的身体。这些’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任何疾病，而是为了让他认罪。
在审判中，法官问他：‘谁是您的雇主？’
‘我不受雇于任何人，‘布罗茨基回答，‘我写诗。’
‘那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
‘我写诗。我认为这就是工作。’
‘这不是工作。’
最终，布罗茨基被判处五年流放，被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偏远村庄。1972年，他被剥夺苏联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苏联当局考虑驱逐布罗茨基时，他们咨询了斯涅日涅夫斯基。这位精神病学权威在没有亲自检查布罗茨基的情况下，做出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论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以让他走。’
布科夫斯基的反击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精神病院的内幕。他先后在列宁格勒特别精神病院、莫斯科卢布利诺精神病院第13号、斯托尔博瓦亚精神病院和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被关押。他亲身经历了强制用药、隔离和羞辱。
但布科夫斯基没有沉默。1971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一份详细的文件偷运出境。这份文件包含六名被诊断为精神病的异见者的完整病历副本——包括格里戈连科、法因贝格、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
布科夫斯基在信中写道：‘近年来，我国有一系列法院命令将人送入精神病院（‘特别类型’及其他），而在他们的亲属和亲密朋友看来，这些人是精神健康的。这些人包括格里戈连科、里普斯、戈尔巴涅夫斯卡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等人——他们都是因为捍卫公民权利的主动性而闻名。这种现象引起了合理的担忧……对于健康人来说，没有比无限期关押在精神病院更可怕的了。’
这份文件被送到了西方的精神科医生手中。1971年9月，44名欧洲精神科医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对这些诊断的严重怀疑。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也在同年11月召开会议，呼吁成员调查这些指控。
1977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第六届世界大会上正式谴责苏联的做法，并成立了一个监督委员会来监控精神病学滥用。1983年，苏联代表为了避免被驱逐，主动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协会。
布科夫斯基因为这次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1年3月29日，他被逮捕，被指控’诽谤苏联精神病学’、与外国记者联系以及持有和传播地下出版物。1972年1月，他被判处两年监禁、五年劳改和五年内部流放。
1976年，布科夫斯基被苏联驱逐出境，用于交换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科尔瓦兰。在西方，他继续为揭露苏联精神病学滥用而奋斗，直到2019年去世。
数字背后
确切的数字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苏联的档案只部分开放，许多文件在解体前后被销毁。但根据现有资料，学者们估计，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至少有2万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关入精神病院。
这个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他1979年出版的《惩罚性医学》一书中指出，官方记录只反映了冰山一角。许多受害者从未被登记，许多病例被伪装成普通的精神疾病诊断。
‘特别精神病院’是关押政治犯的主要场所。这些设施由内务部而非卫生部管理，配备了监狱级别的安保措施。喀山、斯摩棱斯克、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德涅普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些名字在异见者中如同噩梦。
但精神病院只是整个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是一种威胁：任何敢于公开批评体制的人，都可能被送去做精神病学鉴定。这种威胁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每一个异见者的头顶。
苏联国徽。在它的阴影下，精神病学成为镇压异见的工具。
1959年，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讲话，公开为政治精神病学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犯罪是对公认行为标准的偏离，常常由精神障碍引起……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怎么可能有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如果有这种人，那他们的精神状态显然不正常。’
这段话的逻辑简洁而可怕：共产主义社会是完美的，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是精神病人。精神病学的任务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识别和隔离这些’病人’。
医生的沉默
并非所有的苏联精神科医生都参与了这场罪恶。有些人保持了沉默——既没有参与迫害，也没有公开反对。有些人则选择了抗争。
谢苗·格鲁兹曼是最勇敢的一位。这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1971年写了一份关于格里戈连科的精神病学报告，结论是格里戈连科精神正常，被送入精神病院纯属政治原因。
格鲁兹曼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判处七年劳改和三年流放。在劳改营中，他与布科夫斯基相遇，两人合作编写了《异见者精神病学手册》——一本教人如何避免被诊断为精神病的小册子。这本手册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流传。
但像格鲁兹曼这样的医生是少数。大多数精神科医生选择了顺从。有些人可能真心相信斯涅日涅夫斯基的理论；有些人可能认为在精神病院关押总比在古拉格劳改营要好；还有些人只是不想失去自己的职位和特权。
1992年，费奥多尔·康德拉季耶夫——一位曾在谢尔布斯基研究所工作、亲自诊断过数千名异见者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采访。他的话揭示了当时的精神状态：‘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行为不正常’而患有精神疾病，而只是基于他自己的道德立场，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这种可能性根本不被承认。如果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显然需要寻找异见的’精神病理学机制’。’
余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式承认了政治精神病学的存在。1992年，《俄罗斯联邦精神卫生法》的注释指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人有权获得平反和赔偿。俄罗斯联邦承认，在1991年之前，精神病学被用于政治目的，并对’政治精神病学’的受害者承担了责任。
但清算从未真正发生。斯涅日涅夫斯基于1987年去世，他带着所有的荣誉进入坟墓。谢尔布斯基研究所至今仍在运作，只是改名为’谢尔布斯基国家社会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中心’。一些当年参与迫害的精神科医生继续在那里工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精神病学的幽灵并未完全消散。200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多起被怀疑带有政治动机的精神病学鉴定案例。异见者仍然在担忧：他们会是下一个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人吗？
2013年，85岁的纳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在巴黎去世。她从苏联精神病院走出来已经40多年，但她从未忘记那些被留在里面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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