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6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哈拉卜贾城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春日清晨。天空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在前一天夜里,伊朗军队与库尔德武装联合攻占了这座位于边境附近的城市,伊拉克军队被迫撤退到城郊的基地。对于城里的八万居民来说,战争似乎终于远去。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上午十一时左右,伊拉克空军的第一批战斗机出现在城市上空。这不是普通的空袭——没有爆炸声,没有火光,只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金属碎片落地的声响。接着,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烟云从天而降,盘旋上升,形成约五十米高的烟柱。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奇怪的气味,有人说像腐烂的垃圾,有人说像甜苹果。

伊拉克邮票纪念哈拉卜贾化学武器攻击的悲剧

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道:当你听到人们喊着"毒气"或"化学品"——当你听到这些喊声在人群中传播——那就是恐惧开始蔓延的时刻,尤其是对儿童和妇女来说。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看着他们走着,然后像落叶一样倒在地上。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情景——鸟儿从巢中坠落;然后是其他动物,然后是人类。这是彻底的毁灭。能够走出城市的人,步行离开了。有车的人,开车离开了。但是那些孩子太多、无法扛在肩上的人,留在了城里,屈服于毒气。

毒气的科学:多种致命制剂的混合攻击

哈拉卜贾攻击并非单一化学制剂的使用,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毒气鸡尾酒"。伊拉克军队同时使用了芥子气和多种神经毒剂——塔崩(Tabun)、沙林(Sarin)和VX。这种混合策略的目的很简单:最大化杀伤效果,增加救治难度,并使检测结果复杂化。

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它是一种无色至棕色的油状液体,具有大蒜或芥末的气味。当接触到人体时,它会在十五分钟到四小时内开始造成严重伤害。皮肤会出现水泡,眼睛会受到刺激,呼吸道会受损。更可怕的是,芥子气是一种强效致癌物——其致癌效应在接触后两到四分钟内就开始发生。没有解毒剂。长期影响包括癌症,对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的损害,以及失明。

神经毒剂则是另一类恐怖的存在。塔崩、沙林和VX都是有机磷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机制是抑制乙酰胆碱酯酶——这种酶负责分解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当酶被抑制后,乙酰胆碱会在神经突触中累积,导致持续的神经刺激。症状可以用缩写DUMBELS记忆:腹泻、排尿、瞳孔缩小、心动过缓与支气管痉挛、呕吐、流泪、流涎和出汗。受害者会迅速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最终死亡。

父亲保护婴儿的最后时刻,摄影师Mehdi Jamshidi拍摄

VX是其中最致命的。它的毒性比沙林和塔崩高出一百五十倍以上,可以在环境中持续数天。它的致死剂量仅为零点零一克每人——相当于几滴液体。沙林虽然挥发性较强,但同样致命,其致死剂量约为一克每人。而芥子气虽然需要更高的剂量才能致死——约七克每人——但它造成的长期痛苦和永久性伤害是其他毒剂无法比拟的。

在哈拉卜贾,伊拉克军队将这几种毒剂组合使用,创造了一个地狱般的场景。有些人当场死亡——他们吸入高浓度的神经毒剂后,几分钟内就停止了呼吸。有些人则经历了更漫长的死亡过程——皮肤灼烧起泡,呕吐绿色的液体,在痉挛和痛苦中慢慢死去。还有人似乎只受了轻伤,但多年后会发展出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问题。

安法尔战役:系统性种族灭绝的蓝图

哈拉卜贾攻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安法尔战役(Anfal Campaign)的一部分。安法尔是《古兰经》第八章的名称,意为"战利品"。伊拉克政府用这个词来命名1988年2月23日至9月6日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目标是"解决库尔德问题"。

安法尔战役的设计者是阿里·哈桑·马吉德,萨达姆·侯赛因的堂弟。从1987年3月29日至1989年4月23日,他在伊拉克北部拥有相当于总统本人的权力,统辖所有国家机构。库尔德人称他为"阿里·安法尔"或"阿里·化学"——后一个绰号将伴随他直到死亡。

阿里·哈桑·马吉德,被称为"化学阿里",安法尔战役的设计者

马吉德的种族灭绝计划遵循了纳粹大屠杀研究者劳尔·希尔伯格提出的"毁灭过程"模式:定义、集中、消灭。首先,他需要定义目标群体。1987年6月20日,他签署了一份编号为SF/4008的命令,其中第四条规定:军队指挥官"应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使用火炮、直升机和飞机进行随机轰炸,以杀死这些禁区中存在的最大人数"。第五条更进一步:“所有在这些村庄被捕的人应由安全部门拘留和审讯,十五岁至七十岁之间的人在获得任何有用信息后应被处决。”

1987年10月17日,伊拉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向"禁区"居民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回到国家队伍中"——放弃家园,接受强制搬迁到政府控制的难民营;要么失去伊拉克公民身份,被视为军事逃兵。后者等同于死刑判决。

安法尔战役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遵循相似的模式:首先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空中攻击,同时地面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目标区域;然后搜捕幸存者,将他们送往临时拘留中心;最后,男性被处决,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遗弃在荒凉的南部沙漠中。根据人权组织的调查,这场战役造成约五万至十万库尔德人死亡,近两千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攻击当天:五小时的死亡之雨

哈拉卜贾攻击持续了大约五小时。伊拉克的米格和幻影战机对城市的居民区进行了多轮轰炸。据库尔德武装指挥官的说法,伊拉克飞机进行了多达十四次空袭,每次出动七到八架飞机。

第一批炸弹落下后,许多人躲进了地下室。当常规轰炸似乎停止后,一些人走出来查看情况。就在这时,化学炸弹开始落下。幸存者描述说,他们首先闻到一种像甜苹果的气味,然后是像腐烂垃圾的恶臭,最后是像鸡蛋的硫磺味。

一位大学学生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他后来向人权观察组织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有些人"直接倒地死亡";有些人"笑着死去";有些人"几分钟内死亡,首先’燃烧和起泡’或’咳出绿色的呕吐物’"。那些身处"死亡之云"中心的人,“处于一种停顿的动画状态中死去”。

许多人在随后的恐慌中丧生或受伤,尤其是那些被化学品致盲的人。他们跌跌撞撞地试图逃离,却发现每一条路都通向死亡。有些人逃进了地下室,却不知道毒气比空气重,会沉降到最低的地方。他们实际上是在将自己埋葬。

哈拉卜贾化学武器攻击受害者的一家,伊朗摄影师Ahmad Nateghi拍摄,标题为"我不会离开我的父亲"

伊朗摄影师卡维·戈莱斯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外国记者。他乘直升机从约八公里外目睹了伊拉克米格战机的轰炸。他说:“它不像核蘑菇云那么大,而是几个较小的云团:浓烟。“当他的直升机降落在哈拉卜贾时,他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生命被冻结了。生命停止了,就像看电影时突然定格在一帧画面上。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死亡……后来情况更糟。受害者还在被陆续送来。一些村民来到我们的直升机旁。他们有十五六个漂亮的孩子,求我们带他们去医院。于是所有记者都坐在那里,我们每人被递给一个孩子抱着。当我们起飞时,液体从我抱着的小女孩嘴里流出,她在我怀里死去了。”

人体实验:攻击后的数据收集

哈拉卜贾攻击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方面之一,是攻击结束后的"数据收集"工作。当城市被伊拉克军队重新占领后,身穿核生化防护服的士兵重返城市。他们将城市划分为网格,确定死者的数量和位置,评估受伤的程度。这不是救援行动——这是一次科学考察。

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汀·戈斯登教授后来采访了多位幸存者。她记录道:“伊拉克政府部队会包围攻击现场,他们穿着防化服……还会有医生和感兴趣的观察者……他们会进去,查明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幸存。什么年龄段……男人、女人还是儿童还是老人受害更重?从那里,他们会射杀幸存者并焚烧尸体……”

一位幸存者告诉戈斯登:“攻击后,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来到我们的街道。他们不救人。他们在数尸体,记录每个人的年龄和性别。他们看着我们的水泡,检查我们的眼睛,但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治疗。”

这种做法表明,哈拉卜贾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操作或惩罚性袭击——它是一场人体实验。伊拉克政府想要了解他们的化学武器在不同人群中的效果。他们在城市里投放了多种毒剂,然后回来收集数据。在他们眼中,哈拉卜贾的八万居民不是人类,而是实验动物。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明确指出:“萨达姆·侯赛因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残酷对自己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人。他的目标是系统地恐吓和消灭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口,让批评者沉默,并测试他的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有效性。他在1987至1988年间对四十个库尔德村庄和数千名无辜平民发动化学攻击,将他们作为试验场。”

国际反应:沉默与推卸责任

哈拉卜贾攻击发生后的国际反应,令人失望。美国国防情报局最初声称伊朗应对袭击负责,这一评估后来被中央情报局沿用多年。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斯蒂芬·佩尔蒂埃在袭击发生后声称,受害者口部和四肢周围的蓝色变色表明袭击中使用了氰化物血液毒剂,而据称只有伊朗在战争中使用过血液毒剂。

这一说法后来被彻底推翻。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约斯特·希尔特曼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分析了数千份缴获的伊拉克秘密警察文件和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并采访了数十名库尔德幸存者、伊拉克高级叛逃者和退休的美国情报官员。他的结论是:伊拉克发动了哈拉卜贾袭击,而美国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指责伊朗。

希尔特曼指出,发绀——受害者身上蓝色变色的医学术语——在词源上与氰化物有关,但前者仅表明血液供应缺乏氧气,根本不足以诊断氰化物中毒;事实上,它"同样可能表明使用了神经毒剂”。更重要的是,即使证实哈拉卜贾存在氰化物气体,也不一定意味着是伊朗所为,因为塔崩——伊拉克当时化学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氰化物作为基本成分。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一份简报文件总结了英国政府应如何回应大屠杀的结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想影响他人的行动,最好与他们保持对话。单方面制裁等惩罚性措施在改变伊拉克在化学武器问题上的行为方面不会有效,而且会徒劳地损害英国利益。”

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西方政府的普遍立场。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对抗伊朗的盟友,任何可能削弱这一联盟的行动都不受欢迎。因此,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对哈拉卜贾袭击负责,西方国家选择了沉默或推卸责任。

长期影响:三代人的痛苦

哈拉卜贾的噩梦并没有在1988年3月16日结束。在袭击后的几十年里,幸存者及其后代继续承受着化学武器的可怕遗产。

1998年,即袭击十年后,至少有七百人仍在接受严重后遗症的治疗,其中五百人被判定为病情危重,而"最严重的病例可能已经死亡”。当地医生的调查显示,哈拉卜贾的医疗紊乱、流产(数量超过活产,比正常水平高出十四倍)、结肠癌(比正常水平高出十倍)和心脏病(1990年至1996年间增加了四倍)的比例都高于对照城市查姆查马尔。此外,“其他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皮肤和眼部问题、生育和生殖障碍在哈拉卜贾和其他遭受化学攻击的地区都明显更高”。

利物浦大学的克里斯汀·戈斯登教授在过去七年中领导了一个项目,治疗和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哈拉卜贾人民的即时和长期影响。她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指出,芥子气可在接触后两到四分钟内开始致癌效应,没有解毒剂。长期影响包括癌症;对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的损害;以及失明。

哈拉卜贾公墓,埋葬着化学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袭击可能对库尔德人口产生持久的基因影响。初步调查显示出生缺陷率增加。戈斯登教授警告说,胎儿特别脆弱,因为他们缺乏代谢或抵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剂的大多数保护机制——因此,广岛原子弹幸存者中,子宫内暴露者的白血病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年龄组。

202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哈拉卜贾大屠杀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位幸存者告诉德国之声:“袭击没有被承认为种族灭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种缺乏承认的感觉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创伤。

审判与正义:迟来的清算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高级官员陆续被捕。萨达姆本人于2006年12月30日被处以绞刑,但他是因为1982年杜贾尔村大屠杀案被定罪,而非哈拉卜贾或安法尔战役。库尔德幸存者对萨达姆没有因哈拉卜贾受审感到失望。

阿里·哈桑·马吉德——“化学阿里”——则面临了更全面的审判。他在2007年首次因安法尔战役被判处死刑,2008年又因镇压1991年什叶派起义和1999年萨德尔城杀戮两次被判处死刑。2010年1月,他因策划哈拉卜贾大屠杀再次被判处绞刑。

马吉德在审判中没有表现出悔意,声称他的行动是为了伊拉克的安全。据伊拉克特别法庭公布的一份录音,马吉德曾在会议上夸口说:“我会用化学武器杀死他们所有人。谁会说什么?国际社会?去他妈的国际社会和那些听他们话的人!”

2010年1月25日,“化学阿里"被处以绞刑。他的死亡为哈拉卜贾和安法尔的受害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义,但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化学武器的来源:国际共谋

哈拉卜贾悲剧的另一个黑暗层面是化学武器的来源。萨达姆政权发展化学武器的技术和材料来自多个国家。根据记录,大部分化学武器前体来自新加坡(四千五百一十五吨)、荷兰(四千二百六十一吨)、埃及(二千四百吨)、印度(二千三百四十三吨)和西德(一千零二十七吨)。

荷兰商人弗朗斯·范安拉特从1984年至1988年从美国和日本购买大量硫二甘醇,然后通过位于不同国家的多家公司将其出售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政府。1984年后,他是伊拉克政府这种化学品的唯一供应商。硫二甘醇是制造芥子气的关键成分,实际上被侯赛因政府用于此目的。

2005年12月23日,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判处范安拉特十五年监禁。法院裁定哈拉卜贾的化学攻击构成种族灭绝罪,但范安拉特仅被认定犯有战争罪同谋罪,因为证据不足以证明他在交付化学品时知道这些化学品将被用于旨在消灭库尔德人口的袭击。

2023年,荷兰法院再次做出历史性判决,命令荷兰公司Forafina Beleggingen(前身为KBS Holland)向五名伊朗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因为该公司在1980年代向伊拉克供应了芥子气。这是第一次有公司因向萨达姆政权提供化学武器而被迫向受害者赔偿。

哈拉卜贾的遗产:被遗忘的警告

2010年3月1日,伊拉克最高刑事法庭正式将哈拉卜贾化学攻击定义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时期针对库尔德人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同年,加拿大议会也正式谴责了这次袭击,将其定性为反人类罪。

然而,对于哈拉卜贾的幸存者来说,这些迟来的承认无法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他们的亲人埋葬在乱葬岗中,他们的身体承载着永久性的伤害,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可能继承着化学武器的基因创伤。

哈拉卜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针对平民的化学武器攻击。它本应成为一个警示,提醒世界化学武器的恐怖和防止其使用的必要性。然而,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十年里,化学武器继续被使用——叙利亚内战中多次发生化学武器攻击,证明了世界并没有从哈拉卜贾的教训中学习。

哈拉卜贾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权力不受制约时会发生什么的教训。它揭示了当政府将一部分人口视为非人类时,当国际社会选择沉默和便利而非正义时,当科学被用于毁灭而非建设时,人类可以堕落到何种深渊。

在哈拉卜贾的一个纪念博物馆里,幸存者奥梅德·哈马·阿里·拉希德指着他失去的家人名字说:“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能忘记。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它就会再次发生。“这是哈拉卜贾留给世界的最重要遗产——一个痛苦的记忆,一个永恒的警示,一个永不消散的白色烟云。

参考资料

  1.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1993.
  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Saddam’s Chemical Weapons Campaign: Halabja, March 16, 1988.” 2003.
  3. Gosden C, Gardener 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threats and respons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5;331(7513):397-400.
  4. Hiltermann J. “A Poisonous Affair: America, Iraq, and the Gassing of Halabj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Wikipedia. “Halabja massacre.” Last modified March 2026.
  6. International Crimes Database. “Public Prosecutor v. Frans Cornelis Adrianus van Anraat.” 2005.
  7.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Kurdish Genocide.” 2013.
  8. Kurdistan Memory Programme. “Story of Anfal.”
  9. Deutsche Welle. “Unrecognized pain: Most Halabja Massacre survivors have PTSD.” January 2026.
  10. Reuters. “Dutch court orders company to compensate 5 Iranians for supplying Iraq with mustard gas.” November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