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死亡序曲
2013年9月21日,内罗毕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炽烈。中午十二点二十五分,西门购物中心——这座内罗毕最繁华的高档商场——里挤满了约八百到一千名购物者。楼顶的露天停车场正在举办儿童厨艺大赛,蹦床和充气城堡上挤满了孩子。没有人注意到那辆银色三菱蓝瑟轿车已经停在了商场入口附近。四名蒙面男子从车上跳下,手中握着AK-47突击步枪和手榴弹。
第一枚手榴弹飞向了一家咖啡厅的露天座位区,爆炸声撕裂了午后的宁静。第二枚和第三枚手榴弹几乎同时砸向了附近的保安岗亭。四名枪手分成两组:两人从正门冲入,另外两人沿着建筑外墙绕向车辆入口。他们边跑边开火,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惊恐的人群中。

一名目击者后来回忆,枪手用英语高喊:“以真主安拉之名,我们要杀死你们这些基督徒和肯尼亚人,因为你们在索马里的所作所为。“另一名枪手则喊出了他们所属组织的名字:“我们是青年党。”
在楼顶停车场,儿童厨艺大赛瞬间变成了地狱。枪手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然后开始无差别射击。一名在现场的路透社摄影师戈兰·托马塞维奇后来描述了他看到的景象:极度惊恐的人们——包括孩子、妇女和老人——身上流着弹片和枪伤的血,四处奔逃。
商场内的监控录像后来显示,两名枪手在Urban Burgers餐厅内向顾客开火,当场打死了三人。其中一名枪手——后来被确认为二十三岁的哈桑·阿卜迪·杜胡洛——在袭击过程中被一名警察击中左腿。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他跛着脚,膝盖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
袭击开始后的第一小时内,大部分受害者就已经倒下。枪手们从一家商店移动到另一家商店,有条不紊地猎杀着每一个遇到的人。他们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要求被围困的人说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母亲的名字,或者背诵伊斯兰信仰宣言。回答正确的人被允许离开,回答错误的人则被当场处决。
情报的沉默警告
这场灾难并非毫无征兆。早在袭击发生的数月前,肯尼亚国家情报局就已经收到了关于青年党计划在内罗毕发动袭击的警告。一份联合国文件警告称,肯尼亚发生"大规模袭击企图"的威胁"已经升高”。内罗毕参议员迈克·松科后来声称,他在袭击发生前三个月就向安全部门发出了警告。
青年党的策划者亚当·加拉尔——该组织对外行动部门负责人——在2011年就已经迁居肯尼亚加里萨镇,开始策划这次袭击。他对西门购物中心进行了广泛的侦察,记录了出入口、安保系统和建筑细节。商场的无武装保安和对金属物品的随意检查使其成为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加拉尔向青年党领导层提交了行动计划,该计划最终得到了青年党埃米尔艾哈迈德·戈丹的批准。
四名袭击者在袭击发生前约三个月陆续抵达肯尼亚。其中一人穆罕默德·阿卜迪努尔·赛义德于2013年6月17日乘坐东非快运航班从摩加迪沙抵达内罗毕,途中经过瓦吉尔和乌干达恩德培。他伪装成一名没有旅行记录的学生,毫无障碍地通过了安检。另外两名袭击者——艾哈迈德·哈桑·阿布卡尔和哈桑·阿卜迪·杜胡洛——则通过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进入肯尼亚,以避开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加强的安保措施。
这些情报在袭击发生前都曾传递给相关安全部门。然而,没有人采取有效行动。一名国家情报局官员后来告诉媒体,该局曾向警方发出袭击警告,一名怀孕的女子在袭击当天被她在情报局工作的哥哥警告不要去西门购物中心,因为"她带着大肚子跑不动”。但警告被忽视了。
混乱的初步响应
袭击发生后,肯尼亚安全部队的反应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最初冲进商场的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当地警察、武装保安、携带武器的平民以及一些当时正在商场内的休班警察和军人。虽然毫无组织,但这支杂牌军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他们为被困者提供了撤离的掩护。

下午四点,袭击开始后约三个半小时,肯尼亚警察总服务队下属的Recce小队抵达现场。这是肯尼亚最精锐的反恐部队,约两千名成员在以色列接受过训练,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的任务是作为总统卫队和反恐主力,是肯尼亚警察部队中最精锐的特种作战单位。
Recce小队从楼顶停车场进入商场。与此同时,肯尼亚国防军的游骑兵团从地面楼层进入。两支部队之间没有任何通讯协调。更糟糕的是,他们使用的无线电系统不兼容,无法进行战术沟通。
灾难在商场一楼发生了。Recce小队和陆军士兵在黑暗中相遇,双方都没有认出对方是友军。枪声响起,子弹在商场内呼啸。当枪声停止时,Recce小队的指挥官马丁·穆内内已经倒地身亡,另外两名军官受伤。
这次友军误伤事件对整个救援行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Recce小队成员在愤怒和困惑中撤出了商场,陆军部队也随之撤离。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商场内几乎没有肯尼亚安全部队的存在。

四名枪手趁机在商场内自由行动。他们最终在Nakumatt超市的储藏室里建立了据点,那里将成为他们最后四天的藏身之处。监控录像显示,枪手们在攻击间隙会停下来祈祷、打电话。他们似乎完全按照事先的计划行动,有条不紊,不慌不忙。
民间英雄的突围
在官方救援力量混乱不堪的同时,一些平民和外国安保顾问挺身而出,成为了这场灾难中最闪耀的光芒。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卜杜勒·哈吉——前肯尼亚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优素福·哈吉的儿子。
袭击发生时,哈吉收到了他弟弟诺丁·优素福·哈吉发来的短信。诺丁是一名卧底反恐特工,当时被困在商场内。哈吉带着自己的手枪冲向商场,与其他平民救援者一起进入了那座地狱般的建筑。

一张后来传遍世界的照片记录了哈吉救援的瞬间:四岁的波西亚·沃尔顿向他跑去,身后是她的母亲凯瑟琳·沃尔顿和另外两个年幼的姐妹。哈吉张开双臂,在枪林弹雨中接住了那个小女孩。凯瑟琳·沃尔顿是一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人,她和五个孩子全部在这场袭击中幸存,而哈吉只是帮助她们逃脱的众多平民英雄之一。
其他参与救援的外国安保顾问包括:前英国特种空勤团成员塔夫·格罗夫斯、前爱尔兰陆军游骑兵联队成员洛坎·伯恩、外交保护服务战术响应部队的休班成员彼得·巴赫,以及前英国陆军少校多米尼克·特劳兰。他们当时都在内罗毕担任安保顾问,听到袭击消息后立即赶往现场。在枪火中,他们组织了惊恐的购物者的撤离工作。特劳兰后来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英国授予平民的最高勇气奖章。

这些平民救援者所做的工作,展示了快速响应在主动射击事件中的价值。即使是无组织的、临时的响应,也能在袭击的最初阶段挽救无数生命。这是后来各国反恐机构从这场灾难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以色列的秘密介入
西门购物中心的以色列背景使其成为了袭击的潜在目标。商场由以色列人拥有,商场内至少有四家餐厅由以色列人经营。当袭击发生时,以色列立即介入了救援行动。
《卫报》报道,以色列军事顾问参与了针对劫持者的反击行动,并加入了实际战斗。以色列外交部既未确认也未否认其部队的存在。国际商业时报报道称,肯尼亚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秘密安全协议。

以色列在非洲的反恐经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早在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中,肯尼亚就曾为以色列突击队提供过关键的后勤支持。2013年西门购物中心袭击发生后,以色列特工再次出现在内罗毕,为肯尼亚方面提供情报支援和战术建议。
以色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谈判策略和战术规划方面。他们帮助肯尼亚安全部队理解了青年党的战术意图——这不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人质危机,而是一场展示性的屠杀行动。枪手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谈判的打算,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杀死平民,然后壮烈牺牲。这种理解帮助肯尼亚方面调整了救援策略,放弃了传统的谈判优先做法,转向更积极的突击方案。
第二日:狙击手的猎杀
9月22日,星期日。肯尼亚安全部队在警察局长指挥下,联合警察和陆军部队发起了一次尝试性突击。他们的目标是控制Nakumatt超市的地面楼层,情报显示大部分武装分子藏匿在那里。
部队刚一进入就遭遇了猛烈火力。一名狙击手从上层楼层向下射击,子弹呼啸着穿过商场的空间。至少两名士兵被击中,其中一人伤重不治。突击部队被迫后撤。

直升机在商场楼顶盘旋,部队试图从上往下发起突击。然而,四名枪手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对商场的熟悉程度。他们利用对建筑的了解,在安全部队进入时设置伏击,有效地牵制了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士兵。
整个周日,游击战式的战斗持续进行。受伤的士兵不断被抬出商场。社交媒体成为被困者与外界沟通的生命线——躲在通风管道、保险库和储藏室里的幸存者通过手机发送位置信息,请求救援。
到周日晚间,肯尼亚军方声称大部分"人质"已经被救出,商场基本被控制。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四名枪手仍然在商场内,而且他们的弹药似乎远未耗尽。
第三日:火焰与坍塌
9月23日,星期一。凌晨六点四十五分,一声巨大的爆炸震撼了整个西区。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下午一点左右,又连续发生了四次更大的爆炸——这是围攻期间最响的爆炸声。黑色的烟柱从商场升起,直冲云霄。
官方说法互相矛盾。有人说是恐怖分子放的火,有人说是政府军发射反坦克武器引起的。不管起火原因如何,Nakumatt超市内部已经变成了火海。

政府军报告称,恐怖分子不知如何将带式供弹的重机枪运进了商场,他们被猛烈的火力压制。此外,武装分子还在商场各处埋设了遥控爆炸装置,在安全部队推进时引爆。
下午三点,由于浓烟弥漫,军队被迫撤出商场。此时,已有超过两百名平民被救出,十一名肯尼亚士兵受伤。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另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这一次,商场发生了灾难性的坍塌。三层楼板——包括楼顶停车场——轰然坠落,砸穿了下方所有的楼层。混凝土、钢筋、商品和可能还有人的遗体,全部埋入了废墟之中。
后来,一名肯尼亚高级官员承认,是肯尼亚军队的行动导致了商场的坍塌。反坦克武器在密闭空间内的爆炸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然而,也有说法称,坍塌可能是恐怖分子引爆预先埋设的炸药造成的。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澄清。
第四日:血腥的终结
9月24日,星期二。商场内部仍在传出爆炸声和枪声,官方称这是部队为拆弹小组清除诡雷时提供的掩护射击。第一批坍塌区域的照片通过媒体发布,三层混凝土楼板已经彻底粉碎。
傍晚时分,肯尼亚政府终于宣布商场已被控制,将开始调查工作。他们报告称仍有约六十人失踪,遗体可能被埋在Nakumatt超市的废墟下。
军方医生向媒体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恐怖分子显然对他们发现的受害者实施了酷刑。据说恐怖分子切断了受害者的双手,割掉了鼻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绞死了人质。这些说法后来被广泛报道,但也有一些质疑声音认为这是为了转移公众对救援行动失败的注意力。

更令人震惊的指控随后浮出水面:政府军在袭击期间大规模抢劫商场。指挥官们否认了这些指控,但监控录像清楚地显示,士兵们在袭击过程中在商场内洗劫商店。至少两名士兵因抢劫手机被捕入狱,另有多人接受审讯。
代价与教训
当硝烟终于散去,数字令人窒息:七十一人死亡,包括六十二名平民、五名肯尼亚士兵和四名枪手。约两百人受伤。这是自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以来肯尼亚最致命的恐怖袭击。
受害者的国籍跨越了全球:肯尼亚、英国、印度、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加纳、荷兰、秘鲁、南非、韩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死伤者中包括肯尼亚著名记者鲁希拉·阿达蒂亚-苏德、总统乌胡鲁·肯雅塔的侄子姆布瓜·姆旺吉及其未婚妻罗斯玛丽·瓦希托,以及加纳诗人和外交官科菲·阿沃诺。
2015年10月5日,肯尼亚政府公布了四名袭击者的化名:阿布·巴拉·苏丹尼、奥马尔·阿卜杜勒·拉希姆·纳布汉、哈塔卜·肯尼和乌迈尔·摩加迪沙。他们年龄最小的十九岁,最大的二十三岁。挪威情报机构后来确认,其中一人哈桑·阿卜迪·杜胡洛是挪威籍索马里人,二十三岁,1999年移民挪威。
所有四名袭击者的遗体都在废墟中被发现,尸检结果显示他们死于烟雾吸入。他们从未打算活着离开西门购物中心。
深刻的战术反思
美国堪萨斯情报融合中心在袭击后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教训总结报告,指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这次袭击展示了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特别是青年党——仍然是严重威胁。袭击的准备过程从目标情报收集、训练、装备到将恐怖分子秘密运送到目标地点,全程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显示了高超的作战安全意识。
其次,主动射击场景仍然是公共场所面临的可行威胁。令人震惊的是,袭击可能只有四名恐怖分子实施——尽管政府最初声称有十到十五人。四个人,四把枪,就制造了四天的围困和七十多人的死亡。
第三,这类袭击中,袭击者无意劫持人质或与执法部门谈判。他们留在商场内的时间越长,杀死的受害者就越多。快速反应——即使是无组织的——能够在袭击的最初阶段挽救生命。
第四,少数恐怖分子使用的不对称游击战术对进入和清理大型公共场所的执法官员非常有效。对设施有详细了解的袭击者可以利用这些知识伏击和侧翼包抄安全部队,有效地与更庞大的部队作战。
第五,这类袭击的第一响应者必须考虑先进战术的可能性:针对第一响应者的伏击、支援狙击火力,以及可能预先埋设在指挥所或集结区域附近的遥控简易爆炸装置。
第六,指挥和控制措施至关重要,包括使用事故指挥系统、对现场所有人员负责、行动规划,以及在所有响应者之间建立可互操作的通讯。
最后,这是一个关于情报失败、协调混乱和领导力真空的典型案例。如果国家情报局的警告得到重视,如果警察和军队之间有有效的通讯,如果指挥系统没有在友军误伤后崩溃——也许,仅仅是也许——这场灾难不会持续四天。
遗留的阴影
西门购物中心袭击对肯尼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袭击发生后,安全措施在公共场所全面加强。肯尼亚政府还对其情报和安全机构进行了广泛改革。
然而,袭击也留下了一系列未解之谜和争议。政府最初声称有十到十五名袭击者,后来又声称有白人女性参与——所有这些说法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同政府部门在袭击期间发布的信息相互矛盾,加剧了公众的困惑和不信任。
对嫌疑人的审判持续了数年。2013年11月4日,四名索马里人被指控窝藏枪手。2020年10月7日,三名被告被判处有罪,另一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然而,人权观察组织指出,真正的袭击者和策划者从未被绳之以法,被定罪的只是旁观者。
四名年轻的索马里男子,用四把步枪和一堆手榴弹,在九十六小时内将一个国家的骄傲变成了废墟。他们没有高科技武器,没有复杂的通讯系统,没有外部支援——有的只是对目标的详尽了解、冷静的执行力,以及赴死的决心。
这是现代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庞大的组织或先进的技术。它只需要几个人、几把枪,和一个精心选择的目标。而西门购物中心袭击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国家的安全机构在协调、通讯和领导力方面出现系统性失败时,代价会有多么惨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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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Group. Al-Shabaab Five Years after Westgate: Still a Menace in East Africa. September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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