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6日晚,罗马公寓楼大厅。三十八岁的巴勒斯坦翻译家韦尔·兹韦特尔刚从晚餐归来,电梯门打开的瞬间,两个黑影从暗处现身。十二发子弹撕裂了他的身体,弹孔集中在胸膛与头部——这是摩萨德暗杀小组的标准射击模式。兹韦特尔倒在血泊中时,刺客已经消失在罗马的夜色里。几小时后,一束鲜花被送到他的公寓,卡片上写着:“提醒您,我们不会遗忘,也不会原谅。”

这是天谴行动的第一滴血。七天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耶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里签署了一份绝密文件,授权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球范围内追捕并处决所有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黑色九月成员。这份名单最终包含二十至三十五个名字——从罗马到巴黎,从雅典到贝鲁特,从挪威的小镇到塞浦路斯的海滨酒店,一场人类情报史上最精密、最持久、也最富争议的跨国暗杀行动就此展开。

慕尼黑惨案期间,一名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站在以色列运动员被扣押的公寓阳台上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十八小时,以色列战时内阁在特拉维夫召开紧急会议。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的尸体刚刚从慕尼黑运回,举国沉浸在悲痛与愤怒中。梅耶总理面前摆着一份初步情报报告:八名黑色九月突击队员中,五人在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营救行动中被击毙,三名幸存者被德国当局拘留——但按照德国对待恐怖分子的先例,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

梅耶做出了一个将改变现代反恐历史的决定。她下令成立X委员会——一个由总理本人、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和反恐顾问阿哈龙·亚里夫将军组成的四人决策小组。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拟定暗杀名单。情报部门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确认所有参与慕尼黑惨案策划、执行、后勤支援的人员,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康诺利街31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驻地

摩萨德很快就发现,这个任务远比想象中复杂。黑色九月并非一个独立的恐怖组织,而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法塔赫派系的武装分支,成员身份高度隐秘,行动采用蜂窝式结构——每个小组只知道自己的任务,对其他环节一无所知。更棘手的是,核心策划者大多藏身于以色列无法渗透的东欧国家和中东腹地,那里有苏联克格勃和阿拉伯情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但摩萨德有一个关键优势:欧洲情报机构的秘密协助。根据202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解密的档案,法国对外安全总局、意大利军事情报局、德国联邦情报局都在不同程度上向以色列提供了巴勒斯坦人在欧洲的活动轨迹。这种协助并非出于对以色列的同情,而是冷战中复杂的利益交换——欧洲国家希望借以色列之手清除境内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同时保持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贸易。

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韦尔·兹韦特尔。摩萨德声称他是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参与策划了一起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袭击阴谋。但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副首领阿布·伊亚德的证词,兹韦特尔"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只是一名普通的翻译家和知识分子。无论如何,1972年10月16日,他成为了天谴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安德烈·斯皮策和凯哈特·肖尔在被扣押的建筑窗口与德国当局对话,随后斯皮策被枪托击打

第二个目标是马哈茂德·哈姆沙里。摩萨德确认他是黑色九月在法国的行动指挥官。与兹韦特尔不同,哈姆沙里的身份确实与巴勒斯坦武装斗争有关联。摩萨德采用了一种更为精密的处决方式:一名特工假扮成意大利记者,以采访为名将哈姆沙里引出公寓。与此同时,爆破小组潜入他的住所,在书桌电话下方安装了一枚小型炸弹。1972年12月8日,当那名"记者"拨通电话确认身份后,远端的信号引爆了炸弹。哈姆沙里在医院中挣扎数周后死亡。

接下来的三个月,死亡名单迅速延伸。1973年1月24日,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酒店,法塔赫代表侯赛因·阿尔-巴希尔在熄灯的瞬间被床下炸弹炸死。4月6日,巴黎街头,贝鲁特美国大学法学教授巴西勒·阿尔-库拜西在晚餐归来途中被十二发子弹击中,弹孔"精准地集中在心脏和头部周围"。

康诺利街31号公寓楼入口,人质在此被扣押

这些暗杀行动由一个专门的行动单位执行。根据摩萨德前特工维克托·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证词,这个单位被称为Kidon——希伯来语意为"刺刀"。每个暗杀小组由十五人组成,分为五个职能分队:“阿列夫"分队由两名训练有素的杀手组成,负责执行处决;“贝特"分队负责保护与接应;“赫特"分队负责建立掩护身份,租赁公寓、车辆、酒店房间;“阿因"分队由六至八名特工组成,负责监视目标并建立撤离路线;“科夫"分队则专司通讯联络。这种精密的分工使每次行动都能在数分钟内完成,并在当地警方反应之前消失无踪。

然而,名单上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游离在摩萨德的触角之外。阿里·哈桑·萨拉马赫——黑色九月的行动主管,被称为"红王子”。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最信任的副手之一,父亲在1948年阿以战争中阵亡,使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拥有特殊的象征地位。摩萨德相信他是慕尼黑惨案的真正策划者——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萨拉马赫可能只参与了欧洲的其他袭击,与慕尼黑事件并无直接关联。

无论如何,萨拉马赫成为了摩萨德最优先的猎杀目标。但他在贝鲁特的住所戒备森严,出行有数十名武装保镖护送,几乎不可能通过传统暗杀手段接近。摩萨德决定采取更为大胆的策略:直接派特种部队渗透贝鲁特,在他的家中将他击毙。

这便是青春之泉行动的由来。1973年4月9日至10日夜间,八艘以色列海军导弹艇从海法基地出发,载着七十五名精锐士兵——二十一名总参侦察营突击队员、三十四名海军第十三突击队蛙人、二十名伞兵旅侦察连战士。他们在贝鲁特海岸十二海里外换乘十九艘黄道橡皮艇,关闭发动机划向岸边。摩萨德特工早已在岸上等候,租好的车辆停在沙滩酒店的停车场里。

行动中最具戏剧性的细节是突击队员的伪装。总参侦察营指挥官埃胡德·巴拉克——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和外交部长——化装成一名褐发女郎,与另一名男队员假扮成情侣,手挽手走在贝鲁特的街道上。这种伪装并非心血来潮:以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担心,一群男人在午夜时分出现在贝鲁特街头会过于显眼。

三名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住址早已被摩萨德锁定:穆罕默德·优素福·纳贾尔,黑色九月行动指挥官;卡迈勒·阿德万,巴解组织军事行动主管;卡迈勒·纳赛尔,巴解组织发言人兼执行委员。他们住在贝鲁特韦尔登街的两栋七层公寓楼里,相距仅一条马路。

突击队用炸药炸开公寓门,随即开火扫射。纳贾尔从卧室冲出,试图关上另一扇门,但子弹穿透门板将他击毙,他的妻子也一同丧生。纳赛尔坐在书桌前,用手枪还击,打伤一名突击队员的腿部后被打死。阿德wan手持AK-47冲出门厅,当场被击毙。整个行动持续不到十五分钟,突击队带着缴获的情报文件撤回海滩,登上橡皮艇返回导弹艇。

但行动并非没有代价。两名以色列士兵在袭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部时阵亡。一名意大利老妇人被流弹击中身亡。三名黎巴嫩警察和四名平民也在此役中丧生。

青春之泉行动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震动。五十万贝鲁特市民走上街头为死者送葬——占黎巴嫩人口的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次突袭证明了一个恐怖的事实:以色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保护下猎杀它的敌人。当阿拉法特本人只差几条街就可能被击毙时,每个巴勒斯坦领导人都开始感到脊背发凉。

然而,萨拉马赫不在死者名单中。摩萨德后来发现,他当时确实在贝鲁特,但住址与情报不符。猎杀"红王子"的行动仍在继续。

阿里·哈桑·萨拉马赫,黑色九月行动主管,被称为"红王子”

1973年7月,摩萨德收到一份情报:萨拉马赫化名在挪威小镇利勒哈默尔的一家餐厅当服务员。一个十五人的暗杀小组迅速飞往挪威,摩萨德局长扎米尔和行动指挥官迈克尔·哈拉里也亲临现场监督。特工们跟踪了一名已知的巴勒斯坦联络员,发现他经常与一名摩洛哥裔服务员艾哈迈德·布希基交谈。一名女特工甚至跳进游泳池靠近布希基,听他说法语——萨拉马赫以多语言能力著称。

7月21日晚,布希基和怀孕的妻子看完电影,在回家途中被一辆汽车拦住。两名刺客下车,用点二二口径手枪向他射击十三次。他的妻子在几米外目睹了一切。刺客跳回汽车高速驶离。

第二天,挪威媒体报道了这起谋杀案。摩萨德特工们看着新闻照片,惊恐地发现他们杀错了人——艾哈迈德·布希基是一名无辜的摩洛哥服务员,与恐怖主义毫无关联。他的唯一"罪行"是与一名巴勒斯坦人有过几次偶然的对话。

挪威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六名摩萨德特工——包括两名女性——在试图逃离时被捕。审讯中,一名叫丹·阿尔贝尔的特工因极度幽闭恐惧症崩溃,提供了大量行动细节。警方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把钥匙,打开了摩萨德在巴黎的安全屋。安全屋里又发现了更多钥匙,指向欧洲各地的摩萨德据点。整个天谴行动的隐秘网络就此暴露。

利勒哈默尔事件是对摩萨德的毁灭性打击。五名被捕特工被判一年至五年半监禁,行动指挥官哈拉里逃脱回以色列。更重要的是,整个欧洲的安全屋网络被迫放弃,数十名暴露的特工被紧急召回,通讯频率和行动方式全部修改。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梅耶总理被迫暂停天谴行动。

但名单上的名字仍在减少。1979年1月22日,贝鲁特韦尔登街——与青春之泉行动同一片街区——萨拉马赫终于迎来了他的命运。

这次行动的主角是一名代号为"D"的摩萨德特工。1974年,他被派往贝鲁特执行深度潜伏任务,唯一指令是:监视萨拉马赫,不要与他接触。但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萨拉马赫主动与他在健身房攀谈,两人很快成为壁球搭档,进而成为朋友。萨拉马赫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介绍他认识自己的妻子——前环球小姐乔治娜·里兹克——甚至为他安排与妻子妹妹的约会。

D在友谊与使命之间撕裂。“我称他既是朋友,也是死敌,“他后来回忆,“这并不容易。你知道,在你的核心,他必须死。”

1978年,D提出了一个精密的计划:萨拉马赫每天中午离开住所,沿一条单向街行驶三百米后右转。转角处有三个停车位。如果在那里停放一辆装有大量炸药的汽车,等待萨拉马赫的护送车队经过——

摩萨德批准了计划。另一名特工埃里卡·钱伯斯被派往贝鲁特。她是英国裔,可以使用真实护照旅行,这使她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逃往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代价是,她的真实身份将永远暴露,必须彻底切断与过去生活的所有联系。

钱伯斯租下一间可以俯瞰目标停车位的公寓。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时三十五分,萨拉马赫的车队驶过那辆大众汽车。钱伯斯按下引爆器。

一百公斤塑料炸药瞬间释放。萨拉马赫的四名保镖当场死亡,他本人在送医途中不治。但爆炸也夺走了四名无辜路人的生命,包括一名英国学生和一名德国修女。另外十八人受伤。三名以色列特工在混乱中消失。

钱伯斯后来在回忆中说,她几乎每天都在想那个被炸死的无辜女孩。“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D说,“我会犹豫吗?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天谴行动持续了将近二十年。最后一起与慕尼黑惨案相关的暗杀发生在1992年,巴解组织情报主管阿特夫·布塞索在巴黎被两名枪手用消音武器击毙。但名单上最重要的人物——慕尼黑惨案的真正策划者阿布·达乌德——从未被以色列处决。1981年,他在华沙的一家酒店咖啡厅被连开数枪,但幸存下来。他声称刺客是一名被摩萨德招募的巴勒斯坦双面间谍。2010年,他在大马士革自然死亡。

天谴行动的争议从未平息。批评者指出,摩萨德杀死的许多目标只是"恰好在西欧自由活动的小角色”,而真正的策划者早已躲进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保护伞下。以色列安全官员坚称,这些巴勒斯坦人确实参与了慕尼黑惨案;巴解组织则宣称他们是重要的外交代表或知识分子。真相埋葬在历史的迷雾中,或许永远不会完全浮现。

但行动的核心逻辑清晰而冰冷:复仇不是目的,威慑才是。正如摩萨德前副局长大卫·金切所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惩罚慕尼黑的行凶者,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要让他们回头张望,感觉我们就跟在身后。因此我们不会只是在街上射杀某人——那太简单了。”

电话炸弹、汽车爆炸、酒店房间里的遥控引爆、健身房里的假意攀谈、度假区的误杀——每一种手段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你可以躲在任何保护下,藏身在任何国度,但以色列的手臂足够长,足以触及你的喉咙。

这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战争,一场发生在情报机构与恐怖组织之间的暗黑博弈。当天谴行动的第一个目标韦尔·兹韦特尔在罗马倒下时,一束鲜花和一张卡片被送到他的门前。卡片上那句话成为了整个行动的墓志铭:“提醒您,我们不会遗忘,也不会原谅。”

七年后,最后一个核心目标萨拉马赫在贝鲁特的街头被炸成碎片。中东的恐怖组织学到了一个血腥的教训:以色列的记忆没有期限,以色列的复仇没有边界。这场行动重新定义了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战争规则,也为后来的定点清除行动建立了先例——从哈马斯领导人到伊朗核科学家,从迪拜的酒店房间到德黑兰的街头,摩萨德的刺刀从未停止延伸。

天谴行动留下的遗产是复杂的。它证明了情报机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精确打击,但也暴露了情报失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利勒哈默尔的冤魂就是永恒的警示。它向恐怖组织发出了明确的威慑信号,但同时也模糊了战争与暗杀、正义与复仇之间的界限。

当历史学家回顾这场持续二十年的跨国猎杀时,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国家的复仇,究竟应该走多远?答案埋葬在欧洲各城市的墓地里,埋葬在贝鲁特的废墟中,埋葬在那些永远不会被完全公开的档案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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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e Assassins and Their Allies: How Europe Helped Israel Hunt the Munich Killers - Law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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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triking Back: The 1972 Munich Olympics Massacre and Israel’s Deadly Response - Aaron J. K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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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unich (2005 film) - Steven Spielberg
  18. One Day in September (Documentary) - Kevin Macdonald, 1999
  19. Vengeance: 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 - George Jonas, 1984
  20. Playing God: Mossad’s Murder of Achmed Bouchiki - History Today,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