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一艘改装过的自由轮缓缓驶出珍珠港，驶向约翰斯顿岛。甲板上站着精心挑选的水手，他们被告知这只是一次例行的海军演习。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生化武器人体实验之一。这艘船的名字叫’格兰维尔·S·霍尔’号（USS Granville S. Hall），它的姊妹船’乔治·伊士曼’号（USS George Eastman）紧随其后。两艘船被改装成了浮动的实验室，配备了核辐射探测设备、密封的控制室和远程操作系统。在接下来的九年里，它们将成为Project 112——这个代号的真正含义直到四十一年后才被揭开。
麦克纳马拉的150项计划
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带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位曾执教哈佛商学院的数学天才，习惯用冰冷的统计数据和成本效益分析来管理五角大楼。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麦克纳马拉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们’考虑所有可能的应用，包括作为核武器的替代品’，并为’发展足够的生物和化学威慑能力’制定计划。这份备忘录后来成为Project 112诞生的起点。
麦克纳马拉启动了一项全面审查美国军事能力的计划，共列出了150个项目。其中第112号项目专门负责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测试。这个数字代号——112——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最秘密的生化武器实验计划的名称。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建议制定一个五年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测试现有武器的有效性，第二阶段改进检测和防护技术，第三阶段发展新型制剂。
1963年4月17日，肯尼迪签署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235号（NSAM 235），批准了’可能对物理或生物环境产生重大或持久影响的大规模科学或技术实验’的政策指导。这份文件为Project 112提供了法律掩护——即使实验可能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只要被归类为’科学研究’，就可以绕过常规的伦理审查。
项目的指挥结构被精心设计以绕过正常的国防部审批流程。Deseret测试中心（Deseret Test Center）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内阁成员汇报——国防部长、国务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农业部长。这种安排使得Project 112能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避开民用机构的监督。测试中心设在犹他州的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紧邻Dugway试验场——那个在1968年因VX神经毒气泄漏导致6400只羊死亡而臭名昭著的地方。
海上的炼狱
Project 112包括陆基测试和海基测试两大部分。海基测试被命名为’舰船危害与防御’（Shipboard Hazard and Defense，简称SHAD），主要目的是评估美国军舰对生化武器攻击的脆弱性，并发展应对此类攻击的程序，同时保持作战能力。这个目的听起来合情合理——在冷战最激烈的年代，美国军方确实需要知道如何在生化武器攻击下保护舰队。问题在于，他们选择用真实的人体——而且是完全不知情的人体——来测试这些武器。
Deseret测试中心计划在1962年至1973年间进行134次生化武器测试。根据国防部后来的调查，确认有84次测试实际执行，62次被取消，26次状态不明。这些测试使用的制剂包括：VX神经毒气——被美国政府称为’人类合成的最致命物质之一’；沙林神经毒气——1995年东京地铁袭击案的凶器；兔热病菌（Pasteurella tularensis）——一种可导致严重肺炎和败血症的细菌；Q热病原体（Coxiella burnetti）——可引起长期疲劳和心内膜炎；大肠杆菌和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当时被认为是’无害的模拟剂’，但后来发现可以引起严重感染；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globigii，现称枯草芽孢杆菌）——同样被认为是安全的模拟剂，但对免疫功能低下者有潜在危害。
测试地点遍布全球：北太平洋、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附近、夏威夷海域、贝克岛、波多黎各海域、加利福尼亚海岸，以及阿拉斯加、夏威夷、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犹他州的陆上地点，还有加拿大、英国和巴拿马的测试场。每一场测试都有一个诗意的代号——‘秋金’（Autumn Gold）、‘魔鬼洞’（Devil Hole）、‘阴暗树林’（Shady Grove）、‘紫鼠尾草’（Purple Sage）——这些名字背后是数千名不知情的实验对象。
杰克·奥尔德森（Jack Alderson）是其中之一。1964年10月，这位32岁的海军上尉被命令参加一个’特殊任务’。他已经服役十年，拥有丰富的海上经验，刚刚完成一次海外部署。他原本期待休整一段时间，却被紧急调往夏威夷。‘我们都是被命令参加的，‘奥尔德森后来回忆道，‘没有一个人是志愿者。’
奥尔德森被任命为五艘陆军拖船的指挥官，每艘船配备一名海军上尉作为指挥官和11名精心挑选的水手。他们被选中是因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安全许可。在珍珠港接受了两月的训练后，他们学习了如何对船只进行净化处理和如何进行空气采样。奥尔德森向上级报告他们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1965年1月，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测试授权。拖船队离开珍珠港，驶向约翰斯顿岛——一个位于夏威夷西南方的环礁，曾是核试验场地。陪同他们的是实验室船’格兰维尔·S·霍尔’号。拖船会在海上停留六天，排成一条长达100英里的阵列。甲板上放着三个笼子，里面是恒河猴——有些测试不涉及动物，但大多数都有。
两架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会从头顶掠过，喷洒化学或生物制剂——包括大肠杆菌、蜡样芽孢杆菌、Q热病原体、兔热病菌和荧光颗粒——以及示踪元素和模拟剂。奥尔德森说，拖船上配备了小型实验室，用于采集空气样本。所有使用的化学品都是致癌物。
有些测试涉及拖船运送载有猴子的驳船，这些猴子被喷洒神经毒剂沙林和VX。这些剧毒制剂没有被直接喷洒在拖船上，但猴子们被用来测试这些武器的效果。测试结束后，拖船会轮流向实验室船靠拢，运送生病的猴子和空气样本。‘猴子们状况很糟糕，‘奥尔德森说。
那些存活下来的猴子会被实验室船上的技术人员观察，最终被安乐死并进行尸检。但参与测试的人类并没有被纳入任何观察计划。他们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被威胁如果泄露任何信息将被送往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堡监狱。然后，他们被遣散回家，带着被污染的身体和永远不会完整的医疗记录。
毒理学入门
要理解这些测试的残酷性，必须了解其中使用的制剂究竟是什么。
VX神经毒气是已知最致命的合成化学物质之一。它的分子式是C11H26NO2PS，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油状液体，即使在极低浓度下也能致命。VX通过抑制乙酰胆碱酯酶发挥作用——这种酶负责分解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当它被抑制后，乙酰胆碱在神经突触中积累，导致肌肉持续收缩。受害者会经历流鼻涕、胸闷、瞳孔收缩，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恶心、流涎。病情进展到无法控制大小便，然后是抽搐和痉挛。最终，受害者陷入昏迷，在窒息中死去。死亡可能发生在吸入致死剂量后一到十分钟内。
沙林毒气（代号GB）的毒性同样惊人。它比氰化物毒性高26倍。沙林的分子式是C4H10FO2P，是一种无色液体，极易挥发，可以通过呼吸道或皮肤吸收。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导致12人死亡，超过6200人受伤。在Project SHAD的测试中，这种武器被直接用于猴子身上，而负责运输这些猴子的水手们则在不远处等待。
生物制剂同样可怕。兔热病（土拉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可通过吸入、皮肤接触或蜱虫叮咬传播。吸入型兔热病是最致命的形式，可导致肺炎、败血症和呼吸衰竭。如果不治疗，死亡率可达30-60%。Q热是一种由贝纳特立克次体引起的疾病，可引起高热、严重头痛、肌肉疼痛和长期疲劳，部分患者会发展为慢性Q热，导致心内膜炎和死亡。
即使是所谓的’模拟剂’——当时被认为对人类无害的制剂——后来也被发现有潜在危害。粘质沙雷氏菌曾被广泛用作生物武器模拟剂，因为它产生红色色素，易于追踪。但后来发现，它可以引起尿路感染、呼吸道感染、败血症和脑膜炎，对免疫功能低下者尤其危险。蜡样芽孢杆菌同样被认为安全，但研究显示它可以引起食物中毒、眼部感染和伤口感染。
这些制剂被喷洒在太平洋上空，随风飘向测试船只。水手们站在甲板上，看着雾气笼罩他们。他们被告知这只是一次’模拟演习’，使用的是’无害的模拟剂’。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
沉默的四十年
测试一直持续到1973年。在那之后，Project 112和SHAD被从官方记录中抹去。Deseret测试中心关闭，档案被分散存储或销毁。参与测试的人员被遣散回家，他们的医疗记录被标记为’机密’，普通医生无法查阅。
杰克·奥尔德森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洪堡县，后来成为洪堡湾港口区的首席执行官，任职从1975年到1996年。但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他和当年的战友们——那些曾经在太平洋上排成阵列、被喷洒化学制剂的水手们——开始生病。呼吸系统问题，各种癌症，免疫系统紊乱。
1993年，奥尔德森决定组织一次战友聚会。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联系，许多人不愿意在电话中谈论过去，更不愿意在信中回答任何问题。最终，大约40人来到圣地亚哥。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遭受持续的呼吸系统问题和各种癌症。奥尔德森自己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最严重的皮肤癌——并且发现肺部有四处石棉沉着。他还患过前列腺癌，遭受疲劳综合征和严重过敏——后者是在Project SHAD期间接种疫苗后立即出现的。
‘我们这些拖船上的技术工作人员有50%到60%已经去世，‘奥尔德森说，‘包括行动中的10名军官，有6名已经去世。’
他开始寻求答案。他首先接触了加州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她正在访问港口区讨论疏浚项目。奥尔德森在办公室里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范斯坦要求他写一封信概述情况，她将信转交给国防部。国防部的回应是让奥尔德森直接联系他们——奥尔德森认为这是推诿的手段。他后来找到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寻求帮助，但他们的回应是：‘政府不会对自己的军人做那种事。’
与此同时，另一位参与者也注意到了同样的健康问题。杰克·巴里（Jack Barry）曾是陆军化学兵的一员，后来成为国防部的文职人员，是监督多项生物测试的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得力助手。他在1965年春夏参与了’大汤姆’（Big Tom）测试——一项针对海军基地对来自海上的生化攻击脆弱性的测试。那次测试使用硫化锌镉和液态蜡样芽孢杆菌，气团从海上飘来，穿过瓦胡岛的部分地区。巴里说，类似的漂移测试——使用同样的化学品和神经毒剂——也在阿拉斯加的格里利堡附近进行。
当巴里和奥尔德森离开测试工作时，他们被威胁：如果泄露任何有关行动的信息，将被起诉并送往莱文沃思堡监狱。他们保持了沉默，直到年老多病。
真相的揭露
1998年，迈克·汤普森（Mike Thompson）当选加州国会议员。奥尔德森是他的选民，两人曾在汤普森担任州参议员时因地方事务合作过。奥尔德森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汤普森和他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调查。
国防部的第一反应是否认。‘他们告诉我——他们说，但别担心，我们只用了模拟剂，‘汤普森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回忆道。‘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好吧，你们对这些家伙撒了40年的谎，对我撒了两年的谎。要我相信你们现在说的是真话，这需要很大的信心飞跃。’
调查持续了三年。国防部先是声称Project SHAD不存在，然后承认存在但声称只使用了无害的模拟剂，最后——在2002年5月——承认这些测试确实使用了有害的化学和生物制剂，包括VX神经毒气和沙林神经毒气。汤普森说，这些承认是’极其可耻和不可原谅的’。
真正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的是独立制片人、调查记者埃里克·隆加巴尔迪（Eric Longabardi）。他从1994年初开始调查这个仍然保密的项目，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调查。最终，他制作了一系列调查报道，于2000年5月在CBS晚间新闻播出。这些独家报道播出后，五角大楼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调查。2002年，参众两院就Project SHAD举行了国会听证会。
2002年10月10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人事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杰克·奥尔德森作为证人出席。他的证词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因为接触而去世很长时间了，‘汤普森议员在听证会上说，‘这是错误的。’
听证会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直到1998年，国防部仍然正式声称Project SHAD不存在。因为国防部拒绝承认该项目，幸存的测试对象无法获得与该项目相关的健康问题的残疾赔偿。政府问责局（GAO）在200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自2003年以来，国防部已停止积极寻找可能在Project 112测试中接触化学或生物物质的人员，但没有提供合理和有记录的依据来支持这一决定。
报告还指出，数万名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曾被国防部测试暴露于此类物质。‘自2003年以来，国防部报告已确认5842名军人，并估计有350名文职人员可能在Project 112期间暴露，并指出国防部将停止积极寻找更多人员。‘但就在第二年，医学研究所又确认了另外600名可能暴露的人员。‘在国防部对积极搜索Project 112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提供更客观的分析之前，国防部的努力可能会继续受到质疑，‘报告指出。
受害者的困境
对于幸存者来说，获得承认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战斗是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赔偿申请。退伍军人管理局要求退伍军人证明他们的健康问题与服役有关，但他们接触过的制剂信息被标记为机密，普通医生无法查阅。即使国防部最终承认了测试的存在，许多退伍军人的医疗记录仍然不完整或干脆’失踪’。
一位退伍军人在申请中说，他患上了肺癌和肺气肿。他的索赔被拒绝。另一位退伍军人申请将食管癌与服务联系起来，同样被拒绝。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立场是，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参与Project SHAD会导致特定的长期健康影响——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如果你不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就不会有长期健康影响的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不需要提供赔偿。
2016年，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发布了第二份关于Project SHAD退伍军人健康结果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分析显示，SHAD退伍军人与对照组相比，没有不同的健康结果的证据。‘这份报告被广泛引用作为’证明’测试没有造成伤害的依据。但批评者指出，研究存在严重的方法论缺陷：参与者的数量被低估，暴露的剂量被低估，长期的医疗跟踪几乎没有进行。更重要的是，当对照组本身就是健康的军事人员时，健康差异可能被稀释。
杰克·奥尔德森现在已经80多岁。他仍在为他的战友们战斗。‘我们有一些退伍军人因为接触而去世很久了，‘他说，‘这是错误的。‘他参与了推动立法，要求国防部向退伍军人管理局披露所有Project 112相关信息。2002年12月2日，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了《200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其中第709节要求向退伍军人管理局披露Project 112信息。但法律通过并不等于正义实现。退伍军人仍然必须逐案证明他们的疾病与测试有关，而在缺乏完整医疗记录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学的伦理边界
Project 112提出的问题远不止赔偿。它触及了科学伦理的最深层次：当国家安全与人权冲突时，边界在哪里？当’科学好奇心’在没有伦理约束的情况下演变时，会发生什么？
在1960年代的美国，冷战的阴影笼罩一切。核战争的威胁是真实的，化学和生物武器被视为可能的战场威胁。军方确实需要知道如何保护士兵免受这些武器伤害。问题不在于测试的目的，而在于测试的方式：使用不知情的人体作为实验对象，让他们暴露于已知有害的制剂之下，然后对他们隐瞒真相四十年。
日内瓦公约要求在使用人类进行任何类型的测试时获得知情同意。这份知情同意还涵盖了疫苗、研究性药物、测试递送方法和测试保护措施。Project SHAD的退伍军人没有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政府在Project SHAD上的行为，与其在东京地铁沙林袭击后对奥姆真理教的谴责，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测试真的’必要’吗？国防部的官方解释是，测试是为了评估舰船对生化攻击的脆弱性并发展防御措施。但为什么必须使用真实的制剂？为什么必须使用不知情的人体？为什么不能在志愿者身上进行，或者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使用动物模型？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一个更黑暗的现实：在冷战的逻辑下，任何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只要目的是’国家安全’。
1968年3月，Dugway试验场的一次VX神经毒气测试出错。超过300加仑的VX被喷洒在试验场上空，风向改变，毒气云飘向邻近的骷髅山谷。6400只羊在几天内死亡。这个事件——恰逢环保运动诞生和反越战抗议——在犹他州和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即使在向农民支付超过100万美元的赔偿并进行调查后，Dugway仍无法恢复其作为安全军事场所的声誉。1969年，在该基地周围的鸟类、牛、羊和啮齿动物身上发现了委内瑞拉马脑炎的罕见抗体。同年，飞越Dugway的空军飞行员确认整个区域高度污染。经过1969年的听证会后，Dugway被要求向犹他州州长和州卫生主任定期简报所有计划的测试。媒体称之为’监督犬’的特殊科学家被派往Dugway研究化学测试对动物的影响。
与此同时，Dugway的研究预算被削减了60%，联邦政府宣布放弃使用生物武器，并禁止所有化学和生物制剂的露天测试。尼克松总统1969年和1970年的政策声明将美国限制在生物战争的防御姿态。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批准似乎标志着Dugway的终结。但这些政策变化来得太晚，对于Project SHAD的参与者来说，伤害已经造成。
永恒的叩问
今天，当我们回顾Project 112和SHAD，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实验或一个被遗忘的军事项目。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脆弱——当’更大的善’被用来合理化对个人的伤害时，当’国家安全’被用来掩盖对公民的欺骗时，当’科学进步’被用来为人体实验辩护时。
太平洋上的那些测试船已经不在了。‘格兰维尔·S·霍尔’号于1972年被出售拆解。‘乔治·伊士曼’号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参与测试的水手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大多数带着未解的疑问和未偿的债务。他们的医疗记录仍然不完整，他们的索赔仍然被拒绝，他们的故事仍然被主流媒体忽视。
但问题依然存在。今天，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神经科学的前沿时，我们是否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当技术的可能性超过伦理的边界时，谁来划定那条线？当科学研究与权力结构结合时，谁来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
Project 112的档案现在大部分已经解密，但真相仍然模糊。有多少测试真正进行过？有多少人真正暴露过？有多少健康问题可以追溯到那些海上的日子？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答案。但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在1962年到1973年间，美国政府对数千名自己的公民进行了非法的人体实验，然后花了四十年时间试图掩盖它。
这是冷战的一个注脚，但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应该被遗忘的一页。因为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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