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雕像的坠落
2018年4月17日，纽约中央公园东edge，一座矗立了124年的青铜雕像被吊车缓缓移离基座。雕像的主人公身着十九世纪的医生礼服，右手微微抬起，仿佛在向路人致意。这是美国第一座为纪念医生而建立的公共雕像，塑造的是詹姆斯·马里昂·希姆斯——一位被半个世纪的医学教科书称为"现代妇科之父"的人。
詹姆斯·马里昂·希姆斯（1813-1883），被称为"现代妇科之父"的美国外科医生
雕像被移走的消息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直面我们历史的黑暗篇章。“而在距离纽约一千五百公里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座全新的纪念碑正在升起——不是为了希姆斯，而是为了那些在他手术台上沉默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女性。
她们的名字是安纳查、贝齐和露西。她们是三个被奴役的黑人少女，年龄分别在十三岁到十八岁之间。她们在1845年至1849年间被反复推上希姆斯后院的手术台，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经历了数十次实验性手术。其中安纳查一人就经历了三十次手术。
当雕像在纽约被移除时，蒙哥马利的艺术家米歇尔·布朗德正在创作一座名为"妇科之母"的纪念碑。这座2021年揭幕的雕塑由回收的钢铁制成，三个巨大的金属女性形象相互支撑着站立。她们没有面孔，但她们有名字。
膀胱阴道瘘：一个时代的诅咒
要理解希姆斯的实验为何能够进行，必须先理解十九世纪女性面临的某种毁灭性风险。这种风险在今天的世界几乎已经消失，但在当时却摧毁了无数女性的生命、尊严和社会存在。
膀胱阴道瘘是一种产科并发症。当女性的骨盆与胎儿头部大小不成比例时，分娩过程可能持续数天。在这漫长的折磨中，胎儿的头颅压迫母亲的膀胱、宫颈和阴道壁，阻断血液供应。组织因缺氧而坏死，最终脱落，在膀胱和阴道之间留下一个永久性的孔洞。
希姆斯发明的阴道窥器，这一器械至今仍在妇科检查中使用
这个孔洞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尿液不再通过尿道排出，而是持续不断地从阴道流出。患者无法控制这股液体，她们的衣物永远湿透，皮肤被氨气腐蚀，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气味。在十九世纪的社会中，这种状况意味着彻底的社会性死亡。丈夫离弃她们，家人躲避她们，她们被迫独自生活，与世隔绝。
美国乔治亚州医学协会在1857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这些女性的处境：“可怜的膀胱阴道瘘患者陷入了一种最悲惨的状态，其他生活中的身体苦难与之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尿液不断流入阴道，刺激和腐蚀着粘膜内壁，覆盖着钙质沉积物，造成巨大痛苦。它沿着大腿不断滴落，刺激皮肤，浸透衣物，不断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气味——她自己无法忍受，周围所有人都无法忍受。在一些坏死范围广泛的病例中，患者被迫整天坐在椅子上，椅子中间有一个洞，尿液通过这个洞流入下方的容器。”
没有治愈方法。在希姆斯之前，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尝试过无数次修复手术，几乎全部失败。法国外科医生阿尔弗雷德·韦尔波在1847年写道，医学界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无可争议的膀胱阴道瘘治愈案例。这意味着：一旦患上这种疾病，女性将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尿液中，直到死亡。
正是这种绝望，为希姆斯的实验创造了条件。
蒙哥马利后院的医院
詹姆斯·马里昂·希姆斯1813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兰开斯特县。他的医学教育在今天看来简直简陋得可怕：在一位医生手下实习，参加三个月的课程，然后在杰斐逊医学院学习一年。1835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开始行医。他的前两个病人都是婴儿，都死了。
绝望中，他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希望重新开始。这里是美国深南方的腹地，棉花王国的中心。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被奴役的黑人，他们的劳动支撑着整个地区的经济。
希姆斯很快成为"种植园医生”，专门为富裕的种植园主治疗他们被奴役的劳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光”。他在城市的奴隶贸易区中心建造了一座八张床位的小医院——这个位置并非偶然，它意味着他可以随时获取"实验材料"。
希姆斯在蒙哥马利后院建造的医院，这里是他进行人体实验的场所
1845年，一位女性患者被带到希姆斯面前。她患有他从未见过的疾病：膀胱阴道瘘。希姆斯后来回忆，当他第一次看到这种疾病时，“如果说我讨厌什么，那就是检查女性盆腔器官”。
然而，他的态度很快改变了。通过对一位从马上摔落的女性的检查，他发现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让患者采取膝胸卧位（即四肢着地，上半身放低），他用手指打开阴道，借助镜子反射的光线，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女性内部器官。
这个发现使他兴奋不已。他开始用一把弯曲的锡勺改良成窥器的原型，这就是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希姆斯窥器"的前身。他想：如果能看清瘘管，为什么不能修复它？
没有医学教科书可以指导他，没有前辈外科医生可以咨询。当时，妇科作为一个医学专科还不存在。希姆斯决定自己创造这门学科——而他需要的实验对象，就在蒙哥马利随处可见。
安纳查、贝齐和露西
希姆斯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了三位女性患者的名字：安纳查、贝齐和露西。但历史学家后来发现，至少还有另外六名被奴役的女性被送入他的医院，她们的姓名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关于这三个女孩的背景，我们知道的极少。安纳查（有时被记录为安纳查·韦斯科特）第一次见到希姆斯时大约17岁，她已经经历了一次极其艰难的分娩，导致她同时患有膀胱阴道瘘和直肠阴道瘘——这意味着她同时无法控制尿液和粪便。贝齐的年龄不详，我们只知道她同样在分娩后患上了瘘管。露西18岁，在几个月前刚生下一个孩子，此后就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膀胱。
她们是如何来到希姆斯的医院的？希姆斯在自传中写道：“为此目的，我很幸运地从她们在阿拉巴马州的主人那里得到了三名年轻健康的黑人女孩，我同意在没有患者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手术，也绝不进行任何我认为会危及生命或对受损器官造成更大伤害的手术——主人同意让我保留她们（费用由我自己承担），直到我彻底确信这种疾病能否治愈。”
“得到”——这个词本身就揭示了真相。她们不是病人，她们是财产。她们的主人将她们"借给"希姆斯，条件是他负责她们的食宿，而如果他能治好她们，她们就能重新成为"有用"的奴隶——能够再次生育，再次劳动。
历史学家Vanessa Gamble指出，希姆斯的医疗实践深深扎根于奴隶贸易。“健全”（soundness）是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健全"的奴隶能够生产（对男性而言）和再生产（对女性而言）。患有瘘管的女性不再"健全"，她们对主人来说失去了价值。如果希姆斯能治愈她们，他的服务就能为种植园主挽回经济价值。
第一次手术：露西的尖叫
1845年末，希姆斯决定进行他的第一次手术。他选择了露西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
手术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进行。没有无菌环境的概念——细菌理论要到几十年后才被接受。希姆斯让露西脱去所有衣物，跪在桌子上，上半身伏低，将头部靠在交叉的双臂上。这是一种屈辱的姿势，她的生殖器官完全暴露在医生和围观者的目光中。
希姆斯在蒙哥马利的诊所内景，手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
在这个姿势下，希姆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尝试。近十二名医生在旁边观看——这是一场教学演示，而露西是教学材料。没有麻醉。1845年，乙醚麻醉还没有被公开演示（第一次公开演示发生在1846年10月的波士顿）。即使有麻醉，希姆斯也不一定会使用。
手术持续了一个小时。
希姆斯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露西的痛苦是极端的。“她尖叫着，哭着，但手术继续进行。希姆斯用海绵试图将尿液从膀胱中引流出来，但这个实验性的操作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海绵被留在了她的尿道和膀胱中，引发了严重的感染。
“我以为她要死了……“希姆斯写道，“露西花了两个月或三个月才完全从手术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手术失败了。但希姆斯没有停止。
安纳查的三十次手术
安纳查的病情最为复杂。她同时患有膀胱阴道瘘和直肠阴道瘘，这意味着希姆斯需要修复两个孔洞。他发明了各种手术技术，尝试不同的缝合材料——丝绸、铅线、银线。每一次尝试都意味着一次手术，每一次手术都意味着在无麻醉状态下被切开、缝合、再次被切开。
在四年时间里，安纳查经历了三十次手术。
三十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每一次手术，她都要再次忍受那种极端的疼痛，再次面对可能死亡的风险，再次在屈辱的姿势下被陌生人围观。而每一次手术结束后，当她满怀希望地等待愈合，瘘管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打开。
希姆斯后来承认，他的常规医生助手们厌倦了协助这些反复失败的手术，纷纷离开。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训练患者们自己成为手术助手，让她们互相帮助进行手术。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被奴役的女性，自己就是无法治愈的病人，被迫在另一个人身上协助进行她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痛苦手术。这是医学史上最黑暗的共谋之一——受害者被迫成为自己折磨者的帮手。
在自传中，希姆斯描述了一个他声称是他决定放弃的时刻。手术反复失败，他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写道，这些女性"大声要求"他继续手术，坚持让他继续尝试治愈她们的创伤。
一些现代医学史学家为希姆斯辩护，认为这些女性确实是"自愿"的参与者。他们指出，瘘管是一种如此毁灭性的疾病，任何可能治愈的机会都会被患者抓住。但另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奴隶社会中，一个被奴役的女性能够说什么"不”？同意不仅仅是能否说"是"的能力，更是能否说"不"的能力。
当安纳查在三十次手术后最终被治愈时，希姆斯成功了。他开创的银线缝合技术成为此后一个世纪膀胱阴道瘘手术的标准。他发明的窥器至今仍在全世界每一个妇科诊所中使用。他创立的体位——“希姆斯体位”——仍然是医疗培训的基础内容。
但这个成功的代价是什么？
麻醉的悖论
关于希姆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他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
乙醚麻醉于1846年10月在波士顿首次被公开展示，当时希姆斯已经开始他的实验。氯仿很快也被引入医疗实践。到1849年希姆斯完成他的实验时，麻醉已经在西方医学界广泛传播。
然而，在整个四年的实验过程中，希姆斯从未对安纳查、贝齐和露西使用任何形式的麻醉。
希姆斯的辩护者提出了几个论点。首先，他们指出，在希姆斯开始实验时，麻醉还是一种新事物，许多医生对其安全性存疑。其次，他们认为瘘管手术被认为"不够疼痛”，不需要冒麻醉的风险。第三，他们引用希姆斯1857年在纽约医学科学院的演讲，他在那里说，他从不使用麻醉进行瘘管手术，因为"它们不够疼痛，不值得冒使用麻醉的麻烦和风险”。
但批评者指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希姆斯在后来治疗白人女性时，确实使用了麻醉。
医学伦理学家Durrenda Ojanuga在《医学伦理学杂志》上写道：“许多白人女性在安纳查成功手术后慕名而来接受膀胱阴道瘘治疗。然而，她们中没有人能够因为疼痛而忍受哪怕一次手术。“这句话暗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白人女性被允许因为疼痛而退出手术，而黑人女性没有这种选择。
更深层的问题是十九世纪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医学观念。当时的许多医生相信，黑人比白人感觉到的疼痛更少。这种偏见甚至延续到今天——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许多白人医学生仍然持有"黑人比白人感觉疼痛更少"的错误观念。
如果希姆斯相信他的黑人患者"不够疼痛”，那么为什么他后来对白人患者使用麻醉？这个悖论指向了实验的核心伦理问题：被奴役的女性不是病人，而是实验材料。对实验材料，不需要考虑痛苦；但当实验成功后应用到"真正的病人”——白人女性——身上时，麻醉就成了必要的仁慈。
婴儿的颅骨
希姆斯的实验并未止步于成年女性。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对一种被称为"新生儿破伤风”（trismus nascentium）的疾病产生了兴趣。这是一种影响新生儿的致命疾病，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由不洁的脐带处理引起的破伤风感染，但在十九世纪，其病因完全未知。
希姆斯有一个理论：他认为新生儿破伤风是由于婴儿颅骨骨骼在分娩过程中错位造成的。为了验证这个理论，他开始对被奴役的黑人婴儿进行实验。
他使用一种鞋匠用的锥子——一种尖锐的金属工具——来撬开这些婴儿的颅骨骨骼，试图将它们"重新对齐"。根据记录，他经常对这些婴儿的尸体进行解剖，以继续他对这种疾病的研究。
这些实验几乎肯定导致了婴儿的死亡。但希姆斯没有将死亡归咎于他激进的手术方法。相反，他将责任推给了婴儿的母亲和黑人助产士——他写道，死亡是由"她们母亲的懒惰和无知以及照看她们的黑人助产士"造成的。
这是医学史上另一个黑暗的模式：当实验失败时，责任被归咎于受害者，而不是实验者。
纽约的医院和欧洲的声誉
1853年，希姆斯搬到纽约，在那里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医院——女子医院。这家医院的主要目的是使用他开发的技术修复膀胱阴道瘘，最初只接收贫困患者，不接收付费病人。
希姆斯于1855年在纽约创建的女子医院，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治疗女性疾病的医院
许多他的早期纽约患者是贫困的爱尔兰移民女性。但希姆斯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大西洋。1861年，他前往欧洲，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展示他的手术技术。据说，他甚至被召入宫廷治疗欧仁妮皇后——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希姆斯自己的宣传。
希姆斯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最富有的美国医生之一。他在1876年被选为美国医学协会主席。他公开吹嘘自己是全美国第二富有的医生。他的雕像在1894年被竖立在纽约布莱恩特公园，后来被移到中央公园——这是美国第一座为纪念医生而建立的公共雕像。
而安纳查、贝齐和露西呢？她们的名字几乎从历史中消失。希姆斯在他的学术论文中甚至不再提及她们，只称她们为"被奴役的女性"。她们在手术后回到主人那里，继续作为财产存在。我们不知道她们活了多久，不知道她们是否最终获得了自由，不知道她们后来的人生如何。
历史的重审
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医学伦理意识的觉醒和对种族主义的深入反思，希姆斯的声誉开始受到挑战。
1976年，G.J. Barker-Benfield在《半知生命的恐怖》一书中首次系统性地批评了希姆斯的实验。1985年，Dianne Axelson发表了《作为医学实验受害者的女性：J. 马里昂·希姆斯对奴隶女性的手术，1845-1850》。1993年，Durrenda Ojanuga在《医学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妇科之父"J. 马里昂·希姆斯医生的医学伦理》的文章，直接指责他的实验是"医学研究中滥用人类受试者的典型案例”。
争议至今仍在继续。一些医学史学家，如L.L. Wall，为希姆斯辩护，认为他的做法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他的患者确实获得了治疗上的益处，而且他没有使用麻醉的决定需要放在当时麻醉技术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但这种辩护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使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对一个人进行三十次手术也是极端的做法。即使在没有麻醉的年代，其他外科医生也不会反复对同一患者进行如此多次失败的尝试。希姆斯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他实验对象的特殊身份——她们是奴隶，她们无法拒绝，她们无处可去。
更根本的问题是：当医学进步建立在无法拒绝者的痛苦之上时，这种进步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如果希姆斯的技术的代价是安纳查的三十次无麻醉手术、露西的极端痛苦、无数被奴役婴儿的死亡，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些贡献？
纪念与救赎
2018年，纽约市公共设计委员会以7票对0票决定移除中央公园的希姆斯雕像。雕像被转移到布鲁克林的绿荫公墓，那里是希姆斯的安葬地。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还讨论了如何纪念那些被希姆斯实验的女性。
2021年9月24日，在蒙哥马利市中心，艺术家米歇尔·布朗德的"妇科之母"纪念碑正式揭幕。这座雕塑由回收的钢铁制成——包括医疗工具和自行车零件——三个巨大的女性形象以深棕色和铜色呈现，她们相互支撑，目光望向远方。
“她们没有自主权，“布朗德说，“所以让她们拥有自己的形象是有意义的。”
纪念碑旁边的牌匾上写着：“献给那些经受了痛苦的分娩、革命性的外科手术以及无情的实验，为现代妇科铺平道路的被奴役女性。在她们名字中，我们铭记所有被沉默的女性。”
安纳查、贝齐和露西——以及那些名字已经永远失落的女性——终于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点点的公正。但这种公正来得太晚。她们的身体被当作工具，她们的痛苦被当作数据，她们的名字被当作脚注。
当我们在今天走进任何一家妇科诊所，看到那把以希姆斯命名的窥器，我们是否应该记得它的来源？当医学教科书赞扬他的"开创性贡献"时，我们是否应该问：对谁来说是贡献，以谁为代价？
医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悖论：进步往往建立在最脆弱者的痛苦之上。但承认这种悖论，不是为了否定医学进步本身，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没有伦理约束的科学好奇心，可以演变为最残酷的暴行；当受害者无法说"不"时，任何"同意"都是虚假的。
安纳查经历了三十次手术。三十次。这个数字应该刻在每一本提到希姆斯名字的医学教科书上。不是为了抹杀他的贡献，而是为了记住那些贡献的代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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