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肝炎病毒的透射电镜照片。克鲁格曼的研究首次区分了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但代价是数千名儿童的痛苦。（图片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1972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全国观众窒息的画面。镜头扫过史坦顿岛上一座灰色建筑的走廊，那里挤满了赤身裸体的儿童，他们蜷缩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有些孩子被绑在床上，有些在笼子里来回踱步。记者赫拉尔多·里维拉的声音在画外响起：“这不是集中营，也不是中世纪的疯人院。这是1972年的美国，这是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
然而，这部获得皮博迪奖的纪录片只揭露了威洛布鲁克冰山一角。在那些被遗弃的儿童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黑暗的秘密：十五年来，这所学校的孩子们一直被当作肝炎病毒研究的活体实验品。他们被故意喂食含有病毒和感染者粪便的巧克力牛奶，被注射活体病毒，被当作疫苗研发的培养皿。主导这一切的医生，在1983年获得了美国医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拉斯克奖。
蛇坑的诞生
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的故事始于1938年。纽约州政府计划在史坦顿岛的一片375英亩土地上建造一所专门收容智力障碍儿童的机构。然而，当1942年建筑竣工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蔓延全球。这座原本设计用于照顾儿童的设施被紧急改建为陆军医院，以霍洛伦将军的名字命名，接收从太平洋战场归来的伤员。
战争结束后，退伍军人管理局曾提议接管这片土地，但纽约州心理健康局坚持按原计划行事。1947年10月，第一批智力障碍儿童走进这座被围墙包围的建筑群，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正式开始运作。在当时的美国，智力障碍儿童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用，像威洛布鲁克这样的州立机构成为许多绝望家庭的唯一选择。
医学研究实验室的档案照片。在威洛布鲁克的灰色建筑中，医学研究的边界被彻底打破，儿童成为实验材料的代价被完全忽视。（图片来源：Unsplash）
学校的设计容量是4000人，但这个数字很快就成了一个笑话。到了1965年，威洛布鲁克的人口已经膨胀到6000人以上，1969年更是达到6200人的峰值。它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智力障碍人士收容机构，也是人满为患的代名词。60%的居民未经如厕训练，许多人无法自己进食或洗澡。工作人员数量远远不足以应对这些需求，虐待和忽视在灰色走廊中蔓延如瘟疫。
1965年9月，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进行了一次突击访问。这位后来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家在视察后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声明：“这里的人生活在污秽和肮脏中，衣衫褴褛，他们的房间比我们关押动物园动物的笼子还要不舒服和压抑。“他称威洛布鲁克为"蛇坑”——这个词从此成为这所机构的代名词。
然而，在肯尼迪访问之前的十年里，另一种恐怖已经在威洛布鲁克的阴影中生根发芽。肝炎，这种攻击肝脏的病毒性疾病，在学校中肆虐成灾。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成为病毒的完美传播媒介。新入院的儿童有二分之一的概率在第一年内感染肝炎，90%的居民在某个时刻都曾携带过肝炎病毒的抗体。
1955年，纽约州政府没有选择改善这些条件，而是做出了另一个决定：聘请纽约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索尔·克鲁格曼来解决肝炎问题。这位44岁的儿科医生曾在南太平洋担任空军军医，战后投身于传染病研究。他来到威洛布鲁克时，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状况——但他看到的不是需要改善的环境，而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场。
巧克力牛奶中的恶魔
克鲁格曼的实验设计极其简单，也极其残酷。既然这些孩子反正都会感染肝炎，为什么不故意让他们感染，然后在"受控条件"下研究这种疾病？他从感染儿童的粪便中提取病毒，将其混入巧克力牛奶中，然后喂给健康的孩子们。在他的论文中，这种方法被冷静地描述为"口服途径接种”。
医学伦理文件档案。威洛布鲁克的丑闻催生了美国现代研究伦理体系的建立，但对于受害者来说，正义来得太迟。（图片来源：Unsplash）
1963年至1966年间，克鲁格曼向父母承诺，如果他们签署同意书让孩子接受"疫苗接种"，孩子就能获得进入威洛布鲁克的优先资格。对于已经绝望的父母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反正他们无法在家里照顾这些孩子，而威洛布鲁克是唯一的选择。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疫苗接种"实际上是故意感染活体病毒。
实验方法远不止于口服感染。克鲁格曼还将感染者的血液直接注射到健康儿童体内，测试不同传播途径的效果。他将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实验组：一组被感染但不接受任何治疗；一组先注射丙种球蛋白再被感染；还有一组作为对照组，仅仅被感染。所有这一切都在一所臭名昭著的机构中进行，那里的孩子们每天都被忽视和虐待。
在一份后来被广泛引用的描述中，疫苗学家莫里斯·希勒曼直言不讳地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儿童进行的最不道德的医学实验。“希勒曼本人是疫苗研发的传奇人物，他曾开发出包括麻疹、腮腺炎和肝炎B在内的多种疫苗。他的评价分量极重——他深知医学研究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克鲁格曼的实验持续了整整十五年。从1956年到1971年，至少数千名儿童被卷入这场以"科学"为名的噩梦。克鲁格曼后来声称实验参与者只有"少数"人，但没有任何确切的官方记录表明真正的受害者人数。在那些灰色的建筑里，孩子们的尖叫和哭泣被墙壁吞噬，他们的痛苦被转化为实验室笔记本上的数据点。
克鲁格曼的辩护者后来声称，实验参与者被安置在"特殊的、条件更好的隔离病房"中，享受"24小时护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必须首先被感染？为什么改善整个机构的条件不是优先选择？威洛布鲁克的领导者们选择了一条更黑暗的道路——利用机构的失败作为实验的便利条件。
两个恶魔的分野
克鲁格曼的实验产生了不可否认的科学成果。通过系统性地感染儿童并观察疾病的进程，他首次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肝炎：甲型肝炎和乙型肝炎。
甲型肝炎，克鲁格曼将其命名为MS-1株，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潜伏期较短（15至50天），症状通常较轻。乙型肝炎，命名为MS-2株，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潜伏期更长（43至180天），可能导致慢性感染和肝硬化。这一发现对肝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后来的疫苗开发奠定了基础。
实验还揭示了丙种球蛋白对肝炎的保护作用。克鲁格曼发现，注射从康复者血液中提取的丙种球蛋白可以为未感染者提供暂时的免疫力。这一发现后来被用于开发肝炎疫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一名因乙型肝炎导致肝癌的女性患者。肝炎病毒可能导致严重的长期后果，包括肝硬化和肝癌。那些在童年被故意感染肝炎的孩子，他们的余生是否被暗中改写？（图片来源：Patricia Walker医生，美国免疫接种组织）
然而，这些成果的代价是什么？克鲁格曼在他的论文中声称"没有死亡发生”，但这一说法从未得到独立验证。肝炎可以导致严重的肝脏损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致命。长期影响——肝硬化、肝癌——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那些在童年被故意感染肝炎的孩子，他们的余生是否被暗中改写？
更令人不安的是实验的方法论本身。克鲁格曼将感染者的粪便混入巧克力牛奶中喂给儿童，这种做法的残忍程度令人窒息。想象一下：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被给予一杯看起来像任何其他饮料的牛奶，却不知道其中含有另一种人的排泄物和致命病毒。这不是医学研究，这是酷刑。
实验还涉及对知情同意的严重侵犯。虽然克鲁格曼声称获得了父母的书面同意，但同意书的内容是否充分披露了风险？当父母被暗示"不参与实验就无法入学"时，这种同意是否真的是自愿？威洛布鲁克的入学等候名单长达数年，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陷阱。
沉默的共谋
威洛布鲁克肝炎实验之所以能持续十五年，是因为整个医学界的共谋。实验得到了纽约州心理健康局的批准，获得了美国陆军流行病学委员会的资助，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顶级期刊上。没有人质疑这些研究的伦理基础。
医学伦理讨论的场景。威洛布鲁克的丑闻揭示了科学好奇心如何在伦理真空中演变为人间炼狱。（图片来源：Unsplash）
1966年，哈佛大学麻醉学教授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题为《伦理与临床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比彻列举了22项他认为"伦理可疑"的医学实验，威洛布鲁克肝炎研究赫然在列。他写道：“在威洛布鲁克，智力障碍儿童被故意感染肝炎病毒。这种做法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
比彻的文章引发了医学界内部的激烈辩论，但并没有立即终止威洛布鲁克的实验。克鲁格曼继续他的研究直到1971年，而他的辩护者在学术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弗兰茨·英格尔芬格后来写道：“在克鲁格曼的精心指导下参与研究，接受对一种本质上未知的疾病最专业的关注，这难道不比在一个充满热情但无知的’权利捍卫者’的照顾下意外或故意感染肝炎要好得多？”
这种论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使在纽伦堡审判谴责纳粹医生罪行二十年之后，美国医学界仍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威洛布鲁克的孩子们被当作"完美的实验对象"，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声，因为社会将他们视为负担，因为在某些人眼中，他们的生命价值低于科学进步的价值。
蛇坑的终结
威洛布鲁克的终结并非始于医学界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新闻媒体的曝光。1972年2月，年轻记者赫拉尔多·里维拉在WABC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威洛布鲁克：最后的巨大耻辱》。镜头下的画面震惊了全国：孩子们挤在狭窄的房间里，许多人赤身裸体，被绑在床上，或被关在笼子中。工作人员承认他们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居民，虐待和忽视已成为常态。
里维拉的纪录片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1972年3月17日，威洛布鲁克5000名居民的父母向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控告纽约州侵犯他们孩子的公民权利。这场被称为"纽约智力障碍协会诉洛克菲勒"的诉讼，最终导致了1975年《威洛布鲁克同意令》的签署。该法令要求纽约州改善机构条件，并开始将居民转移到社区小组家中。
威洛布鲁克的肝炎实验也在这一时期被终止。1972年，公众的压力迫使纽约州停止了所有在威洛布鲁克进行的人体实验。克鲁格曼的研究戛然而止，他的数据被封存，他的论文成为医学伦理教科书中的反面案例。
1983年，纽约州宣布关闭威洛布鲁克。1986年3月底，居民数量已降至250人。1987年9月17日，最后一批儿童离开这片灰色的建筑群，威洛布鲁克正式关闭。它的遗址后来成为斯塔滕岛学院的校园，但那些灰色建筑仍然矗立着，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
遗产与伤痕
威洛布鲁克的丑闻催生了美国现代研究伦理体系的建立。1974年，国会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成立了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人类受试者委员会。1979年，该委员会发布了《贝尔蒙特报告》，确立了尊重人格、行善和正义三大伦理原则，成为今天所有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基础。
1980年，《机构化人员公民权利法》通过，为被收容在机构中的人提供了联邦层面的保护。这些法律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对威洛布鲁克、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等丑闻的直接回应。
然而，对于威洛布鲁克的幸存者来说，正义来得太迟，也太有限。伯纳德·卡拉贝洛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患有脑瘫，但在三岁时被误诊为智力障碍，被送入威洛布鲁克。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亲眼目睹了虐待和忽视，也成为肝炎实验的受害者之一。
卡拉贝洛后来成为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先锋。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一个数字，我是一个人。威洛布鲁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人。他们偷走了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声音。但他们无法偷走我们的灵魂。”
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威洛布鲁克的"遗产"仍然困扰着它的幸存者。许多被转移到社区小组家园的前居民继续遭受虐待、忽视和剥削。2019年，纽约州残疾人发展障碍办公室收到了97起针对威洛布鲁克校友的身体虐待指控，34起心理虐待指控，以及数百起忽视和其他不当行为的指控。
科学家的奖杯
最令人寒心的是索尔·克鲁格曼的命运。他从未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从未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他在学术界继续享有崇高的声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项。1972年，他成为美国儿科学会主席。1978年，他获得罗伯特·科赫金奖。1981年，他获得约翰·豪兰奖。1983年，他获得玛丽·伍德沃德·拉斯克公共服务奖——这是美国医学界最高荣誉之一。
拉斯克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写道：“克鲁格曼医生最深远远的成就关乎病毒性肝炎。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系列优雅研究，他证明了’传染性’肝炎——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和更严重的’血清’肝炎——通过血液、体液和性接触传播——是由两种免疫学上不同的病毒引起的。”
颁奖词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优雅研究"是如何进行的，那些被故意感染的儿童，那些被混入巧克力牛奶中的粪便，那些在灰色建筑中无声地承受痛苦的灵魂。克鲁格曼在1995年去世，享年84岁，从未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后果。
这种"成功"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科学成果足够"重要"，伦理侵犯是否就可以被原谅？克鲁格曼的研究确实区分了甲型和乙型肝炎，确实为疫苗开发铺平了道路，确实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这能否证明他的手段是正当的？
答案必须是否定的。医学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无论如何，人都不能仅仅被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每一个儿童，无论其智力水平如何，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当他们被当作实验材料，当他们被故意感染疾病，当他们的痛苦被转化为数据点时，这种尊严就被践踏了。
永恒的叩问
威洛布鲁克的故事提出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具有紧迫性。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新的伦理困境不断涌现。我们是否已经从威洛布鲁克吸取了教训？还是我们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克鲁格曼"出现？
2011年，威洛布鲁克的幸存者安东尼·托龙出版了一本名为《安东尼的祷告》的书。这位曾在威洛布鲁克遭受虐待和实验的男人写道：“上帝没有遗弃我，即使那些自称医生的人遗弃了我。他们的白大褂无法掩盖他们心中的黑暗。”
2022年，在里维拉纪录片播出50周年之际，伯纳德·卡拉贝洛与赫拉尔多·里维拉再次相见。已经白发苍苍的卡拉贝洛握着当年揭露真相的记者的手说：“我们没有沉默。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成为了声音。”
威洛布鲁克的灰色建筑已经被改造成大学校园，但那些墙壁仍然记得。它们记得孩子们的哭声，记得巧克力牛奶中的秘密，记得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如何在"科学"的名义下践踏人性。它们提醒我们，医学的进步必须永远服从于伦理的底线，科学的好奇心必须永远让位于人的尊严。
那些被故意感染肝炎的孩子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故事必须被记住，不是为了诅咒过去，而是为了警醒未来。当我们面对新的技术诱惑，当我们被"科学进步"的承诺所吸引时，我们应该想起威洛布鲁克的孩子们，想起那杯混入了粪便的巧克力牛奶，想起那些在灰色建筑中无声消失的童年。
因为在伦理的边界上，没有回头路。一旦我们跨过那条线，声称某些人的牺牲是为了更大的善，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作为医生、作为科学家、作为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对生命的敬畏。
参考资料
-
Krugman S, Giles JP, Hammond J. Infectious hepatitis: Evidence for two distinctive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types of infection. JAMA. 1967;200(5):365-373.
-
Beecher HK. Ethics and Clinical Research.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66;274(24):1354-1360.
-
Rothman DJ. Were Tuskegee and Willowbrook “Studies in Natur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1982;12(2):5-7.
-
Offit PA. Vaccinated: One Man’s Quest to Defeat the World’s Deadliest Diseases. Smithsonian Books; 2007.
-
Khuroo MS. The Discovery of Hepatitis Viruses: Agents and Disease.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epatology. 2020;10(4):331-340.
-
Rivera G. Willowbrook: A Report on How it is and Why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Way. Random House; 1972.
-
Rothman DJ, Rothman SM. The Willowbrook Wars. Harper & Row; 1984.
-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1979.
-
Weiser B. Beatings, Burns and Betrayal: The Willowbrook Scandal’s Legac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20.
-
Liu E. Willowbrook State School: Institutional Abuse, Medical Ethics and the Rise of Disability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Debates in History, Society, Gender and Justice.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