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伦敦街头的一百名贫苦儿童被聚集起来，塞进一艘驶向弗吉尼亚的船舱。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也不知道父母是否知情。这是大英帝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儿童强制迁移。三百五十二年后，1970年，最后一船英国儿童抵达澳大利亚。在这漫长的三个半世纪里，约十五万名儿童被帝国机器从故乡连根拔起，抛掷到世界的另一端。他们被告知父母已经死亡，父母被通知孩子已被领养。谎言编织的幕布下，是一场以儿童为燃料的帝国殖民工程。
帝国子宫的白人种子
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的烟囱遮蔽了天空，城市的贫民窟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儿童。1847年，伦敦的济贫院里挤满了五万名儿童，利物浦的街道上游荡着三万名无家可归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们提出了一个看似仁慈的解决方案：将这些"多余的人口"送往帝国殖民地去。
安妮·麦克弗森是这场运动的先驱之一。这位苏格兰福音派基督徒在伦敦东区目睹了儿童在火柴工厂里的奴役状态后，决心将他们"拯救"出来。1869年，她带着一百名男孩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船只。她的理论很简单：英国的城市是道德的泥潭，而殖民地的土地是灵魂的净化器。与此同时，玛丽亚·莱也在伦敦开设了收容所，并于1869年带着六十八名儿童抵达安大略省。
1870年至1914年间，超过八万名英国儿童被送往加拿大。他们被称为"家园儿童"——一个听起来温馨却充满讽刺的名字。在加拿大，他们不是被领养，而是被分配给农场主作为廉价劳动力。男孩在田间劳作，女孩在厨房服役。他们的教育被忽视，他们的身份被抹去，他们的童年被出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儿童迁移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加拿大对儿童移民的接受度下降，澳大利亚成为新的目的地。192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接收五万名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计划。口号是"要么人口，要么灭亡"——一个巨大的白色大陆需要白人的血液来填充。大英帝国的官员们在伦敦的办公室里计算着：在英国抚养一名儿童每天需要五英镑，而在澳大利亚的机构里只需要十先令——十分之一的成本。经济账本和种族账本同时满足，剩下的只是执行。
Fairbridge：农场学校的假象
金斯利·费尔布里奇是这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位南非出生的牛津毕业生1909年创立了"促进儿童移民殖民地协会"，后来更名为费尔布里奇基金会。他的愿景是建立农场学校，让孤儿和被忽视的儿童接受农业训练，成为帝国边疆的开拓者。
1912年，费尔布里奇移民澳大利亚，在西澳大利亚的平贾拉建立了第一所农场学校。儿童住在名为"小屋"的宿舍里，每间小屋有一位"屋母"照料。表面上看，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慈善的典范——孩子们在阳光下成长，学习农耕技能，呼吸新鲜空气。
1947年至1965年间，八个获批的组织将三千一百七十名儿童送往澳大利亚。1947年8月29日，SS阿斯图里亚斯号轮船离开南安普顿，载着一百四十六名儿童驶向澳大利亚。这是战后第一批儿童移民，他们将前往费尔布里奇在平贾拉和莫隆的农场学校。
但农场学校的现实远非宣传册上描绘的那样田园诗意。德里克·莫里亚蒂在莫隆农场学校度过了八年。他描述那里的生活：食物粗劣，教育匮乏，劳动繁重。学校的校长弗雷德里克·伍兹据称保留着十根藤条和一根曲棍球棒——用来殴打男孩。莫里亚蒂九岁或十岁时被一名工作人员性侵。“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说。他最终从莫隆逃跑，十八岁时试图自杀，一生都在与抑郁症作斗争。
大卫·希尔是费尔布里奇儿童中的幸运者之一。1959年，他被送往莫隆农场学校，但他的母亲随后移民澳大利亚，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未来。希尔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并着手调查费尔布里奇儿童的经历。他的研究表明，莫隆农场学校的儿童中，百分之六十声称曾遭受性虐待。这个数字震惊了所有人。
Bindoon：地狱的建造者
如果说费尔布里奇代表了儿童移民运动的"理想主义"一面，那么Bindoon则代表了其最黑暗的深渊。这座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以北四十九英里的机构由天主教兄弟会运营，其创始人保罗·基尼兄弟被孩子们称为"基尼建造者”——因为这座庞大的建筑群是由儿童移民亲手建造的。
克利福德·沃尔什1954年抵达弗里曼特尔港时只有九岁。他被告知澳大利亚的羊比人多一百倍，他期待着看到牧场上的羊群。但他被送往了Bindoon。第二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就开始了建筑工程——光着脚，搬运石头，砌筑墙壁。
“他们用拳头打我们，踢我们，打我们的脸，反手打我们，然后让我们坐在他的膝盖上，告诉我们他不喜欢伤害孩子，但我们一直是坏男孩。“沃尔什回忆道，“我哭了几个小时，无法控制。”
Bindoon的暴力不止于体罚。沃尔什描述了兄弟会成员如何以甜糖浆为诱饵性侵他，另一名成员如何强奸他，第三名成员如何在错误指控他与另一名男孩发生性关系后残酷殴打他。
“我们没有父母，没有亲戚，无处可去。这些兄弟——这些恋童癖者——一定以为他们进了天堂。”
沃尔什在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调查机构对儿童性虐待的回应时首次完整披露了他的经历。他说：“我太害怕了，不敢报告虐待。我不知道别的生活。”
“我带着这种仇恨活了六十多年，我无法有正常的性关系，因为我不喜欢抱人，“沃尔什说，“我的妻子，我无法拥抱她。”
所有这些记忆都困扰着他。“我无法表达任何感情。那样的行为只会让我想起兄弟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谎言的结构
儿童移民计划的核心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网络。儿童被告知他们的父母已经死亡，而父母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已经被英国境内的家庭领养。许多儿童在没有护照、没有社会历史记录、甚至没有完整出生证明的情况下被送往国外。兄弟姐妹经常被分开，有些人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没有再见过彼此。
1986年，诺丁汉的社会工作者玛格丽特·汉弗莱斯收到了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写信的女性相信自己是孤儿，正在寻找出生证明以便结婚。汉弗莱斯起初不相信——一个四岁时被英国政府送上船的孩子？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她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
汉弗莱斯逐渐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多达十五万名儿童被从英国的儿童之家驱逐，送往帝国的遥远角落——最后一批直到1967年才离开。许多人被告知父母已死；父母则被告知孩子已在国内被领养。真相完全不同：对于无数儿童来说，这是西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机构里可怕的肉体和性虐待的生活。
汉弗莱斯的调查促成了儿童移民信托基金的成立。这个组织最初由诺丁汉郡议会资助，后来得到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前英国儿童移民恢复个人身份，与父母和亲属团聚。
政府的同谋
1956年，三名英国官员前往澳大利亚视察接收儿童移民的二十六所机构。这次"事实调查任务"的消息提前传出，费尔布里奇的一名官员得以警告莫隆农场学校的经理：“最好看到他们穿上袜子和鞋子。“即使在一个容易遇到有毒野生动物的国度，这在许多机构也不是标准做法。
带回英国政府的报告相当严厉。它指出儿童保育普遍缺乏专业知识，担心儿童生活在偏远的农村机构，而英国的趋势是将他们寄养到城市家庭。但报告还有第二个从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更进了一步——它点名了五所不达标的机构。当英国内政部看到报告时，它要求再增加五所，形成了一份臭名昭著的黑名单——因照料标准差而不应再接收儿童的机构。费尔布里奇莫隆和Bindoon都在名单上。
但报告几乎没有触及表面。它没有提及性虐待或身体虐待。考虑到儿童移民讲述故事所需的时间，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在战后时期，对费尔布里奇莫隆农场学校的三位校长提出了性指控。大卫·希尔透露，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伍兹——那个用曲棍球棒殴打男孩的人——“性变态"并虐待了一名女居民的指控。内部调查为他开脱。费尔布里奇协会似乎没有向公众或1956年的视察人员披露这一点。他们有行程要遵守，而他们在广阔国家各机构的访问是短暂的。
同样，在西澳大利亚的兄弟会之家，孩子们害怕批评兄弟们。前Bindoon居民克利福德·沃尔什在事实调查任务期间就在那里。他不记得这件事，但他说说出来会招致极其严厉甚至可能威胁生命的殴打。
真相是，无论是机构还是视察人员，都没有创造出让儿童能够告诉他们最黑暗秘密并被认真对待的氛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而且在整个现代英国历史上，我们可能不需要当前的公共调查。
当1956年的报告落在英国官僚的办公桌上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某种强烈类似于掩盖的行动开始了。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文件记录了政府官员的反应。一位官员在1957年写道，为政府提供建议的海外移民委员会"很抱歉派出了这次任务”。
委员会的一些成员"非常强烈地敦促不应公布报告。”
政府档案记录，在与运营移民计划的组织会面时，英联邦关系部副大臣约翰·霍普勋爵讨论了报告中哪些内容将向议会披露。
“我想你们可以依靠我们尽我们所能，因为我们会挑选所有好的部分，“他说，“我在议会根本不会批评。”
英国费尔布里奇协会施加了自己的压力——其主席是女王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官员们讨论了阻碍移民计划可能导致的"立即议会后果”。
东方航运公司的董事科林·安德森爵士从运送儿童的生意中获益，他呼吁不要公开报告，因为可能引起的争议。
在一次同情的电话中，海外移民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应说，费尔布里奇协会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每个人都给予最高赞扬”。
政府做了什么？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显示，官员们对采取任何有意义行动的想法感到不安。
1957年6月，英联邦关系办公室向英国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署发出了一份秘密电报——“我们不希望扣留批准”，它说，让更多儿童从英国出发。
在费尔布里奇协会施加更多压力后，十六名等待旅行的儿童被送上了路。
视察人员的关键建议——英国内政大臣批准每一次送走儿童的决定——被悄悄搁置。费尔布里奇协会继续运送儿童，尽管集中在那些母亲打算稍后加入的儿童身上。
大卫·希尔回应的是愤怒，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他眼中含着泪水说：“我很惊讶这让我感到多么脆弱——它可能发生，并且发生的程度如此之大。”
“英国政府不仅继续批准儿童被送走，而且他们在经济上补贴他们去。去那些他们列入黑名单、不适合儿童、被谴责的机构。”
加拿大的沉默
澳大利亚并不是英国儿童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在1869年至1930年间，超过十万名儿童被送往加拿大，他们被称为"家园儿童”。与澳大利亚的机构化照料不同，加拿大的儿童被分配给农场主家庭，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安德鲁·道尔1874年被伦敦济贫院理事会派往加拿大访问家庭和儿童。他的报告赞扬了妇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麦克弗森，说他们受到最高动机的启发，但几乎谴责了企业的其他一切。他说，妇女将济贫院的孩子（他说他们大多声誉良好）与街头儿童（他认为他们大多是窃贼）聚集在一起的态度是天真的，在加拿大除了麻烦什么也没造成。他还批评了儿童被安置给定居者后的检查——在莱伊的情况下大多不存在——并说：
由于莱伊小姐的粗心和麦克弗森小姐资源有限，成千上万的英国儿童，本已处于痛苦的境地，被抛弃，被早期加拿大的定居者过度工作或虐待，他们通常是诚实的，但往往是严厉的监工。
加拿大下议院随后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审查道尔的发现，他的报告在英国引起了很大争议，但计划在做一些改变后继续，并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国家被复制。
2009年，在澳大利亚总理道歉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贾森·肯尼表示，加拿大王室或议会没有必要道歉：
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出现在雷达屏幕上，不像澳大利亚，那里有长期的关注。现实是，在这里在加拿大，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承认那个悲伤的时期，但我认为，对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幸或悲惨事件进行正式政府道歉，公众兴趣有限。
加拿大总督宣布2010年为"英国家园儿童年”，2010年9月1日，加拿大邮政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纪念那些被送往加拿大的人。在安大略省，《英国家园儿童日法》规定每年9月28日为英国家园儿童日，以"认可和纪念在安大略省扎根的英国家园儿童的贡献”。
赔偿与道歉
2009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总理凯文·陆克文向英国前儿童移民和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道歉。他说：“我们为你们失去的童年、失去的家庭、失去的家园道歉。我们为被剥夺的尊严和自尊道歉。”
2010年2月24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议会发表正式道歉。他说：“我们为那个时代他们被允许被送走而道歉，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我们为你们被剥夺的童年道歉——童年的绝对悲剧。我们为儿童移民计划造成的痛苦和苦难道歉。我们为这种待遇本应被阻止而没有被阻止而道歉。我们为这个国家没有关心他们而是转身背离而道歉。我们为这一重要日子来得太晚而道歉，为完全和无条件的道歉是应得的而道歉。”
布朗宣布了一项六百万英镑的基金，旨在补偿受"误导"计划影响的家庭。家庭恢复基金由儿童移民信托基金管理，资助或报销一千多名儿童移民与家人团聚的旅行费用。
但道歉和赔偿并不能抹去创伤。克利福德·沃尔什说：“他们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活地狱。他们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不调查？如果他们调查了，那就是他们无能，或者有掩盖。”
一位前Bindoon儿童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名字。他带着一把大锤回到了Bindoon。他的目标？该机构创始兄弟保罗·基尼炫耀的墓地。当他完成时，大理石墓板被损坏到Bindoon现在的所有者——一所天主教学院——被迫移除剩余部分。
这是一个人对一段儿童残酷历史的小小反击。
遗产的重量
今天，儿童移民信托基金仍在运营，帮助前儿童移民寻找他们的家人和身份。但时间正在流逝——第一批儿童移民已经进入老年，许多人在没有找到家人的情况下去世。
前Bindoon男孩们估计，他们采访的受害者平均需要二十二年才能披露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这也将为英国的"迷失儿童"提供最后的机会回到他们出生的土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愤怒没有消失，他们的童年在看不见的伤疤中留下了一生的影响。
英国儿童移民计划不仅仅是一段历史。它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将弱势群体视为可消耗资源的故事，一个关于慈善如何与剥削交织的故事，一个关于帝国荣耀如何建立在儿童脊背上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当我们用"更大的利益"为借口忽视个体的苦难时，当我们用"拯救"的名义剥夺儿童的身份时，当我们让官僚机构掩盖良知时，我们都有能力成为恶的帮凶。
三个半世纪。十五万名儿童。一个帝国的扩张，以无数童年的毁灭为代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主导的儿童贩卖计划，一个直到今天仍在回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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