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4日，斯德哥尔摩警局接到一起不同寻常的报警。一位名叫明妮·扬松的女子声称她的朋友莉莉·林德斯特伦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明妮住在阿特拉斯区圣埃里克广场11号的一楼，莉莉就住在她楼上。两个人是同行，都是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女人，平日里相互照应。明妮告诉警察，她最后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四天前的晚上，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
警察赶到现场时，莉莉的房门紧锁。没有人应答敲门。警官们破门而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莉莉的尸体俯卧在一张软凳上，头部遭受了至少三次重击。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几乎没有血迹。一具遭受重创的尸体，应该会喷溅出大量的血液，然而地板、墙壁、床单上都找不到应有的血迹。现场唯一的线索，是一把沾满暗红色污渍的汤勺。
媒体很快给这个未知的凶手起了个名字——阿特拉斯吸血鬼。这个名字来源于案发地点阿特拉斯区，以及凶手似乎喝掉了受害者血液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推测。九十多年过去了，莉莉·林德斯特伦的死依然是瑞典历史上最离奇的未解悬案之一。
斯科讷来的莉莉
莉莉并不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她1900年出生在瑞典南部的斯科讷地区，那是一个靠近丹麦的省份，口音和风俗都与首都迥异。在斯德哥尔摩的妓女圈子里，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斯科讷的莉莉”。林德斯特伦是她前夫的姓氏，她曾经嫁给过一个马尔默的商人，但那段婚姻早已结束。到1932年，她已经独自在斯德哥尔摩生活了好几年。
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之下。虽然瑞典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全球经济危机同样重创了这个北欧国家。到1931年，瑞典工资持续下跌，失业率飙升至12%以上。农村地区更是雪上加霜，农业歉收迫使大量年轻人涌入城市寻找出路。斯德哥尔摩的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边缘涌现出无数贫民窟。对于像莉莉这样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特殊技能的女人来说，出卖身体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莉莉住在阿特拉斯区，这是斯德哥尔摩瓦萨斯坦区的一部分。阿特拉斯区的名字来源于曾经坐落在这里的阿特拉斯机械公司，一家生产工业工具和气动设备的大型企业。到了1930年代，工厂早已搬迁，但名字保留了下来。这个地区以狭窄的街道和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著称，是工人阶级和边缘人物的聚居地。
莉莉的公寓位于圣埃里克广场11号，一栋普通的公寓楼的二楼。她的住处很小，但有一个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物件——电话。在那个年代，私人电话是稀缺资源，大多数人都需要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莉莉利用这个优势，成为了所谓的"应召女郎"。她不需要站在街头拉客，客户会直接打电话到她的公寓预约。这种方式更安全，也更体面，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某种隐私的尊严。
四月最后一个夜晚
1932年4月30日是沃尔帕吉斯之夜，瑞典传统的春季节日。这一晚，人们会点燃篝火，唱歌跳舞，庆祝漫长冬天的结束。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庆祝活动在斯坎森露天博物馆举行，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那里迎接春天的到来。
那天下午，莉莉付清了房租，回到公寓等待客户。下午六点半左右，她的电话响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她是不是莉莉·林德斯特伦。他说他就在附近，想上来。莉莉同意了。这是她作为应召女郎的日常工作，接电话、谈价格、约时间，一切都在电话里安排妥当。
明妮后来告诉警察，那天晚上莉莉来敲过她两次门。第一次是来借避孕套。莉莉站在门口，身上裹着一件大衣，里面什么都没穿。明妮没有觉得奇怪，这是她们之间的默契。作为同行，她们经常互相借东西。明妮给了她一个避孕套，莉莉转身回到楼上。
没过多久，莉莉又下来了。她说第一个避孕套破了，需要再借一个。明妮注意到莉莉仍然只穿着那件大衣，赤裸的双腿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苍白。这是明妮最后一次见到莉莉活着。
晚上九点，明妮上楼敲了敲莉莉的门，问她要不要一起去尤尔加登岛看篝火。没有人应答。明妮以为莉莉正忙着接待客户，没有多想。第二天早上，她又去敲门，依然没有回应。她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许莉莉只是外出了一整夜？毕竟那是沃尔帕吉斯之夜，整座城市都在狂欢。
到了5月4日，明妮终于按捺不住担忧，走进了警察局。
密室中的恐怖
警官们破门进入莉莉的公寓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整洁。一切都井井有条，完全没有打斗的痕迹。客厅干净整洁，厨房里的器具摆放整齐，没有任何异常。然而当他们走进卧室，眼前的景象让经验丰富的警官们也倒吸一口凉气。
莉莉的尸体俯卧在一张软凳上，头偏向一侧。她的身上没有任何衣物，但她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仿佛她只是刚刚洗完澡准备休息。她的头部右侧有一个巨大的伤口，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颈部。法医后来判定，她是被人从身后用某种圆形的重物——可能是一根铁管——反复击打头部致死的。至少三击，每一击都足以致命。
但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伤口本身，而是血。或者说，没有血。一个遭受如此重击的人，身体里应该到处都是血。但莉莉的公寓里几乎找不到血迹。没有喷溅在墙壁上的血花，没有浸透地毯的血泊，甚至尸体下方的血迹也少得可怜。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把所有的血都带走了。
警察开始在公寓里搜寻线索。他们在莉莉的身体上发现了唾液的痕迹，主要集中在她的脖子和躯干上。在浴室的水槽里，他们找到了一把凹陷的汤勺，勺底沾满了暗红色的污渍。还有厨房毛巾，上面也有类似的污渍。最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在莉莉的体内发现了一个使用过的避孕套。
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可怕的结论：凶手在杀死莉莉后，用汤勺舀出她的血喝掉了。或者，用某种方式将血收集起来带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媒体把凶手称为"阿特拉斯吸血鬼"的原因。
调查陷入僵局
斯德哥尔摩警方立即展开了大规模调查。他们知道，莉莉的职业意味着她可能接触过大量潜在的嫌疑人。作为应召女郎，她有固定客户，也有偶尔上门的陌生人。警方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她电话簿里的名字。
根据瑞典警方的记录，莉莉有一个记录客户信息的小本子。警方根据这个本子，总共审讯了九名男子。这些人中有莉莉的常客，也有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人。所有人都被带到警局问话，所有人都被释放了。没有人被起诉，没有人成为正式嫌疑人。
调查员阿尔瓦尔·泽特奎斯特后来写道，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没有指纹，没有喝过的杯子，没有头发，没有香烟蒂。凶手似乎带走了凶器，也带走了所有的痕迹。唯一的线索是现场的体液，但在1932年，法医科学还处于婴儿阶段。DNA检测是几十年后的事，警察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脱氧核糖核酸。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谋杀案都是通过嫌犯招供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物证。
圣埃里克广场周边是斯德哥尔摩妓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那个年代，这里被称为城市的"阴暗面"，充满了廉价的旅馆、地下酒吧和不知名的流动人口。调查员们走访了附近的住户和商店，试图找到那晚看到可疑人物出入的目击者。但没有人看到任何异常，没有人听到打斗的声音，没有人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访客。
莉莉的邻居们被问遍了，但没有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个给莉莉打电话的男人的声音，无法追踪。那晚他自称"就在附近"，但"附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可能是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常客，也可能是从城市另一端赶来的陌生人。
凶手的画像
虽然警方没有找到凶手，但案发现场的细节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人画像的线索。
首先是作案手法。凶手显然事先有所准备，他带走了凶器，留下了极少的证据。他似乎对犯罪现场进行了清理，或者至少在作案过程中非常小心，没有制造混乱。莉莉的衣服被整齐地叠放在椅子上，沙发垫被堆放在尸体上方，床单被整齐地覆盖在一切之上。这种一丝不苟的行为模式暗示凶手可能是一个有强迫症倾向的人，或者是一个习惯于控制一切的人。
其次是性方面。避孕套的位置表明，莉莉在死前刚刚发生过性关系。她的身体姿势和现场的布置暗示，这可能是一次从背后发起的袭击。一种理论认为，凶手可能在性行为过程中或结束后袭击了莉莉。但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凶手可能是莉莉认识的常客，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客户。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没有引起警觉的情况下接近她，并在事后从容地清理现场。
最令人困惑的是血液的问题。如果凶手真的喝掉了莉莉的血，他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人体大约有五升血液，即使只用汤勺舀，也需要很长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凶手就坐在尸体旁边，一口一口地喝掉受害者的血？还是他用某种容器收集了血液，然后带走？如果后者，为什么要留下汤勺？
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凶手并没有喝血。也许汤勺上的血迹只是凶手在清理现场时沾上的。也许血液渗透到了地板或家具的缝隙中，警察没有发现。但无论如何，莉莉的尸体确实呈现出异常苍白的颜色，法医确认她死时体内的血量少得不成比例。
沉默的四分之一世纪
案件逐渐冷却，最终被归入未解决的档案。1957年，根据瑞典法律，这起谋杀案的追诉期届满。即使凶手后来被发现，也无法被起诉。但这个案件并没有被遗忘。
1950年，退休的犯罪现场调查员约翰·伯格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回顾这起他曾经参与调查的案件。他从档案室里拿出一个纸箱，里面装着当年收集的证据：那条沾满褐色污渍的厨房毛巾，那把凹陷的汤勺。伯格已经老了，但他依然记得那间公寓，记得那个被抽干血液的女人，记得那双整齐叠放的衣物。
这些证据现在被保存在斯德哥尔摩警察博物馆。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案发现场的照片、公寓的平面图、当年收集的头发和指甲样本，以及那些古老的避孕套包装。它们是时间的胶囊，封存着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2012年，瑞典电视台的犯罪节目《本周犯罪》重新讨论了这个案件。著名的犯罪学家莱夫·G·W·佩尔松指出，如果现代的DNA检测技术存在于1932年，凶手几乎肯定会被抓住。现场有凶手的唾液，有避孕套里的精液，有汤勺上的指纹。但在那个年代，这些证据只能被保存在纸箱里，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审判。
永恒的谜团
阿特拉斯吸血鬼案至今仍是瑞典历史上最离奇的未解悬案之一。它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因为那些关于血液的恐怖细节，更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被窥视的恐惧，对那些隐藏在正常外表下的黑暗的恐惧。
凶手可能是任何人。他可能是莉莉认识的人，可能是一个伪装成客户的变态杀人狂，甚至可能——虽然这听起来更像是小说情节——真的是一个相信自己是吸血鬼的精神病患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2012年，一位名叫格洛丽亚·安德森的博主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她透露，她住在圣埃里克广场9号，也就是莉莉被杀的那栋楼的另一侧。她说她一直在研究这个案件，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9号的建筑两侧通过一条穿过公共洗衣房的走廊相连。这意味着凶手可能从一侧进入，杀人后从另一侧离开，而明妮永远都不会看到他。
安德森说她不迷信，但她承认，她总是觉得莉莉曾经居住的那一侧有些让人不舒服。她说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一种冰冷的、被注视的感觉。也许这只是想象，也许不是。
2007年，瑞典音乐家埃里克·马姆伯格发行了一首器乐曲，名为《纪念莉莉·林德斯特伦》。这是一首安静而悲伤的曲子，用哈蒙德风琴演奏。它是这个被遗忘的女人的墓碑，是这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的挽歌。
莉莉·林德斯特伦被埋葬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公墓里。她的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每年，都有人会来献上一束花。他们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她是如何死去的，只是觉得这个被吸血鬼杀害的女人值得被记住。
九十二年过去了。凶手早已死去，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已经超过一百二十岁。莉莉也不会再回来。但那间公寓依然存在，那把汤勺依然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个问题依然悬在空中：谁杀死了莉莉·林德斯特伦，他为什么要喝她的血？
也许答案早已随风而逝，也许它依然藏在某个尘封的档案里，也许它永远都是未解之谜。但正是这种未知，让阿特拉斯吸血鬼案成为了北欧犯罪史上最持久的传奇。在斯德哥尔摩的冬夜里，当风吹过圣埃里克广场，人们仍然会想起那个被抽干血液的女人，和那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吸血鬼。
参考资料：
- “Atlas Vampire.”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 “Vampyrmordet.” Svenska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 Eddy, Cheryl. “Sweden’s Most Bizarre Unsolved Murder Was (Maybe) Committed By A Vampire.” Gizmodo, 2015.
- “Stockholm’s Unsolved Vampire Murder.” Strange Remain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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