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20日，新加坡港口的夜色下，五名年轻女性登上了一艘停靠在东海岸停泊处的货船。她们被告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游艇派对，每小时可以获得100美元的报酬，还有一枚钻石戒指作为礼物。然而，当船只在夜色中缓缓驶离港口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五名年龄在19至2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将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直到近四十年后，一个令人震惊的证词才让这个案件重新浮出水面——她们可能成为了北朝鲜系统性跨国绑架计划的受害者。
新加坡最离奇的集体失踪案
这五名女性分别是24岁的新加坡人吴锦燕，以及四名马来西亚华人：22岁的杨玉芬、22岁的叶美玲、19岁的司徒太添和19岁的王月珠。她们当时在新加坡从事陪游女郎的工作，在这个繁华的港口城市里追逐着各自的梦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马来西亚，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新加坡打拼，却从未想过会在这里遭遇命运的转折。
故事要从1978年8月初说起。一个自称来自香港的商人"王先生"出现在她们面前。他大约40岁左右，举止得体，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他向她们承诺，只要参加一场在船上举办的派对，陪客人聊天、喝酒，每小时就能获得100美元的报酬——这在1978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更诱人的是，每个人还会得到一枚钻石戒指作为礼物。
“王先生"还介绍了两位同伴，一位自称是日本人，另一位也是来自香港的商人。三个人看起来都很体面，出手阔绰，让这些年轻女性完全放下了戒心。事实上，她们并不是唯一的受邀者。王先生最初向一家陪游公司索要了10名女性，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有这五人赴约。
8月19日，星期六，三名男子带着五名女性在新加坡乌节路进行了疯狂的购物。她们买了新衣服、化妆品，为第二天的"派对"做足了准备。购物结束后，男子们还给每人预付了一些现金，让她们对这场派对的真实性更加确信。第二天下午，一行人先是在公园里野餐，气氛轻松愉快。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新加坡的Jardine Steps码头（今天的港湾城地区），准备登船。
22岁的陈海伦是这五名女性的好友。那天晚上，她差点也成为了第六个消失的人。“他们邀请我一起去，但我因为约了朋友去赛马场就拒绝了，“她后来在采访中回忆道，“如果当时我答应了，现在可能也不在人世了。“命运的巧合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而她的五个朋友却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
追寻消失的货船
当五名女性在周一晚上仍未返回时，陈海伦开始感到不安。她联系了其他朋友，得知没有人见过她们。周二一早，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新加坡水警报案。警方最初将这起案件归类为失踪人口案件，但陈海伦提供的线索很快让调查人员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根据陈海伦的描述，她追踪到了那些男子下榻的酒店。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她，他曾经载着这群人前往Jardine Steps码头。在那里，一位船夫证实他确实将这群人运送到了一艘货船上。但当陈海伦和船夫返回那艘货船原本停泊的位置时，他们只看到了空荡荡的海面——船已经不见了。
新加坡警方展开了大规模搜查，但一无所获。货船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连同船上的所有人员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调查显示，那艘货船在五名女性登船后不久就朝印度尼西亚方向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警方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案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警方发布了五名失踪女性的照片，呼吁公众提供线索。陈海伦也多次接受采访，描述她朋友失踪前后的细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逐渐冷却，最终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1981年，新加坡警方正式宣布放弃对此案的跟进。五名女性的下落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她们的家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处寻找，甚至求助于神婆和算命先生，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这个案件就这样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美国逃兵的惊人证词
2005年10月，日本电视台制作了一期关于北朝鲜绑架案的特别节目。节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美国逃兵查尔斯·罗伯特·詹金斯的采访。詹金斯在1965年从美国军队叛逃到北朝鲜，在那里生活了近40年，直到2004年才得以离开。他在节目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信息：他曾经在平壤见过一名与失踪女性杨玉芬极为相似的女子。
詹金斯的证词将新加坡这起几乎被遗忘的失踪案重新拉回了公众视野。他说，在1980年至1981年间，他在平壤的一家游乐园里见过一名女子，长相与杨玉芬非常相似。这名女子当时似乎是与其他被绑架的外国人一起生活在北朝鲜。詹金斯的证词并非空穴来风——他自己就是北朝鲜跨国绑架计划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65年1月，24岁的美国陆军中士詹金斯在韩国服役。当时正值越战期间，他担心自己会被派往越南战场。在酒精和恐惧的驱使下，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穿越非军事区叛逃到北朝鲜。他原本计划在那里寻求政治庇护，然后通过俄罗斯返回美国，但他完全低估了北朝鲜的真实面目。
到达北朝鲜后，詹金斯被关押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与其他三名叛逃的美国士兵一起生活。他们被迫每天学习金日成的思想，经常遭到殴打和酷刑。1972年，他们被分配到单独的住所，被宣布为北朝鲜公民，但仍然生活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授英语，同时还要在宣传电影中扮演"邪恶的美国人”。
1980年夏天，北朝鲜当局给詹金斯介绍了一名日本女子——曾我瞳。曾我瞳在1978年被北朝鲜特工从日本佐渡岛绑架，当时她只有19岁。她被绑架的原因是要为北朝鲜间谍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化。詹金斯和曾我瞳在共同的对北朝鲜的仇恨中逐渐产生了感情，两人于1980年8月结婚，后来育有两个女儿。
詹金斯在北朝鲜生活的40年间，目睹了许多被绑架的外国人。他告诉调查人员，除了日本公民外，他还见过来自泰国、黎巴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被绑架者。这些人被北朝鲜当局强行配对结婚，目的是为了培养"混血间谍”——这些混血儿长大后可以以外籍人士的身份潜入各国从事间谍活动。
2002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终于承认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曾我瞳是获准返回日本的五人之一。两年后，詹金斯带着两个女儿在印度尼西亚与妻子团聚，并最终回到日本。他向美国军方自首，被判处30天监禁（实际服刑25天），然后开始在日本的新生活。
1978年：北朝鲜的绑架狂潮
詹金斯的证词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新加坡的五名女性失踪案可能只是北朝鲜系统性跨国绑架计划的一部分。1978年，北朝鲜在金正日的直接指挥下，展开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绑架行动。这一年的绑架受害者来自日本、韩国、泰国、黎巴嫩、罗马尼亚、中国澳门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北朝鲜为什么要绑架这些普通人？答案是复杂的，但可以归结为几个原因。首先，他们需要语言教师来训练间谍。一个能够流利使用目标国语言和文化的间谍，可以更容易地渗透进入目标国家。其次，他们需要外国人的身份来伪造护照。日本护照尤其珍贵，因为它在1970年代几乎可以免签进入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第三个原因：绑架计划还是一个长期的"育种项目”。北朝鲜将来自不同国家的被绑架者强行配对，让他们生育混血子女。这些孩子从小接受间谍训练，长大后因为他们的外貌和语言能力，可以以外籍人士的身份在世界各地从事间谍活动。詹金斯坚信他的两个女儿就是被培养成间谍的目标，所以他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把她们带出北朝鲜。
1978年7月，一名23岁的泰国女子阿诺查·潘乔伊在澳门失踪。她当时在澳门的一家按摩院工作。据詹金斯的证词，阿诺查被绑架到北朝鲜后，被强行嫁给了一名叛逃到北朝鲜的美国士兵拉里·阿布谢尔。阿布谢尔于1983年因心脏病去世后，阿诺查又被当局重新嫁给了另一名外国人。
1978年7月，四名黎巴嫩年轻女性从贝鲁特被绑架到北朝鲜。她们被承诺可以在日本公司获得工作机会，结果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平壤。1979年，其中两名女性设法在贝尔格莱德逃脱，但另外两人——包括后来嫁给美国叛逃者杰里·帕里什的希哈姆·什拉伊泰——选择或被迫留在北朝鲜。
1978年，一名罗马尼亚女艺术家多伊娜·邦贝亚在意大利学习艺术史时被诱骗到北朝鲜。她被告知可以在香港或日本举办画展，结果落入了绑架陷阱。在北朝鲜，她嫁给了一名美国叛逃者詹姆斯·德雷斯诺克，育有两个儿子。她于1997年死于癌症。
南韩女演员的惊险逃脱
1978年最著名的绑架案例发生在香港。1月，南韩著名女演员崔银姬在访问香港期间被北朝鲜特工绑架。她的丈夫、著名导演申相玉也在几个月后被绑架。这对夫妇被带到平壤后，被强迫为北朝鲜拍摄宣传电影。他们足足被关押了八年，直到1986年才在维也纳成功逃脱。
崔银姬后来作证说，她在北朝鲜期间曾经听说有一对马来西亚夫妇生活在平壤的另一个住所。虽然她无法确认这是否与新加坡失踪的五名女性有关，但这个信息与詹金斯的证词相互印证，增加了五名女性可能被关押在北朝鲜的可能性。
北朝鲜的绑架计划并非随机行为，而是由国家最高层直接策划和指挥的。金正日在当时负责北朝鲜的情报工作，他亲自批准了这些绑架行动。根据叛逃的北朝鲜特工的证词，绑架计划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但在1970年代中期变得更加系统化和规模化。
一名前北朝鲜特工安明志在作证时说：“绑架计划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但在1970年代中期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976年，当局下达了指示，要求特工接受训练，使他们能够在渗透行动中被认为是当地人。目的是将外国人带到北朝鲜进行洗脑。”
新加坡案件的重重疑点
新加坡这起案件与北朝鲜的其他绑架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绑架者都是自称来自日本或香港的"商人”。其次，他们都是通过承诺高薪工作或派对邀请来引诱受害者。第三，绑架都发生在1978年——这是北朝鲜绑架计划最活跃的年份。
更关键的是，警方调查显示，新加坡案件中的"王先生"与澳门绑架案的嫌疑人有着相似的外貌特征。当新加坡警方向澳门警方展示嫌疑人的拼图时，澳门的陪游公司经理确认这幅拼图与绑架阿诺查·潘乔伊的男子非常相似。这表明，同一个北朝鲜特工小组可能在短时间内多次作案。
2005年12月16日，杨玉芬的哥哥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北朝鲜释放他的妹妹。他手持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地说：“我只想知道她还活着，只想见她一面。“这场新闻发布会得到了日本绑架受害者家属协会的支持，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寻找被绑架的亲人而奔走呼号。
2015年，日本救助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协会的代表枝原俊明呼吁重新调查新加坡这起40年前的案件。他告诉媒体：“我们应该重新调查这起案件，我们愿意协助四名马来西亚女性的亲属寻找更多信息。“枝原俊明强调，曾我瞳和詹金斯提供的证词是可信的，他们没有理由编造这些故事。
四十年后的真相
2017年2月，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毒杀，凶手据称是北朝鲜特工。这起案件再次引发了对北朝鲜跨国行动的关注，也让新加坡1978年的失踪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前公共投诉局局长钟来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应该重新调查，因为可能存在着政治关联。
然而，四十年过去了，五名女性的命运仍然是一个谜。她们是北朝鲜绑架计划的受害者，还是被其他犯罪集团所害？是被卖到了其他国家的非法行业，还是在海上遭遇了不测？没有人知道答案。
北朝鲜从未承认绑架过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公民。事实上，北朝鲜只承认绑架了日本公民，对于其他国家的绑架指控一概否认。但詹金斯、崔银姬等人的证词，以及大量间接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
如果这五名女性真的被关押在北朝鲜，那么她们现在应该已经60多岁了。她们可能已经结婚生子，可能已经习惯了在封闭国度中的生活。或者，她们可能已经在某个不知名的时刻离开了人世。无论真相如何，她们都是这场跨国阴谋的无辜受害者。
那些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名字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起案件被称为"新加坡最离奇的集体失踪案”。五名女性的照片至今仍然挂在失踪人口档案中，她们的家人从未放弃寻找。
陈海伦在事发后多年仍然无法释怀。“我经常在想，如果那天我和她们一起去了，会发生什么？但更让我痛苦的是，我无法帮助她们。“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
杨玉芬的哥哥在妹妹失踪后，辞去了工作，用尽毕生积蓄寻找她的下落。他曾多次前往日本，希望能从北朝鲜绑架案的幸存者那里获得线索。他甚至联系过国际刑警组织，但所有的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
新加坡这起案件揭示了北朝鲜绑架计划的残酷性。这些被绑架的普通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仅仅因为她们的国籍和语言能力，就被从家人身边夺走，永远消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她们的故事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在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仍然存在着无法想象的黑暗。
当夜幕降临在新加坡港口，货船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时，或许有人会想起这五名年轻女性。她们在1978年的那个夜晚，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登上了那艘船，然后消失在了茫茫的大海中。四十多年过去了，她们的家人仍在等待，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答案。
参考资料
- Mothership Singapore: “5 social escorts in S’pore disappeared in Aug. 1978 after following sailors to cargo ship party”
- BBC News: “How forced marriage saved a US defector in North Korea”
- The New Yorker: “North Korea’s Abduction Project”
- Straits Times: “Kim Jong Nam murder rekindles interest in suspected abduction off Singapore nearly 40 years ago”
- North Korean Abduction Victims Association: “Victims abducted by North Korea throughout the world”
- NK News: “Family of abducted Thai woman battle secrecy, politics in 40-year manhunt”
- Wikipedia: “1978 disappearance of Singapore social escorts”
- Wikipedia: “Charles Robert Jenkins”
- All That’s Interesting: “Why North Korea Secretly Kidnapped Hundreds Of Japanese People From 1977 To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