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29日,俄勒冈州立监狱,23岁的囚犯Harold Bibeau走出牢房,走进一间实验室。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人体实验之一的主角。他被要求躺进一个形状酷似棺材的盒子里,将睾丸放入装有温水的塑料容器中。然后,X射线管从两侧启动,将相当于20次胸部X光检查的辐射剂量直接射入他的生殖器官。他每月为此获得5美元报酬。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进行的一系列秘密实验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篇章之一。

Holmesburg监狱,美国历史上最多囚犯医学实验的发生地之一

冷战恐慌与科学家的好奇心

1963年,美国正处于冷战的巅峰时刻。苏联刚刚将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美国的登月计划箭在弦上。但在NASA的科学家们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太空中的太阳耀斑和宇宙射线会对宇航员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特别是,辐射会如何影响男性生殖系统?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呢?如果发生核战争,士兵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这些问题将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引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解决方案: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但不是在志愿者身上,不是在军人身上,而是在那些没有选择权的人身上——囚犯。

Carl G. Heller博士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主导者。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内分泌学家,曾参与开发避孕药,获得过著名的Ciba奖。1963年,他获得了原子能委员会112万美元的资助,为期十年,用于研究辐射对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他的研究目标看似纯粹科学:测试辐射对睾丸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影响,确定产生损伤的辐射剂量,观察细胞生产的恢复时间,以及辐射对激素分泌的影响。

Joseph Hamilton博士正在进行放射性钠实验

Heller设计了一台专门的机器,可以从两侧给予精确校准的均匀辐射剂量。受试者需要面朝下躺卧,将阴囊放入一个装有温水的小塑料盒中——温水可以促使睾丸下降。盒子两侧各有一个匹配的X射线管,通过窥视孔和镜子系统可以检查X射线束的对准情况。所有受试者都被要求同意在实验结束后接受输精管结扎术,因为科学家担心辐射可能导致染色体损伤,使受试者有可能生育出基因受损的孩子。

俄勒冈的"科学俱乐部"

Heller的实验在俄勒冈州立监狱悄然展开。监狱的"葡萄藤"——囚犯之间的非正式通讯网络——传播着这个项目的消息。Heller似乎相信原子能委员会不希望这个项目被公开。196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被转述说:“在俄勒冈州立监狱,这个项目的存在几乎无人知晓。”

志愿者筛选过程堪称荒诞。首先,囚犯必须是健康正常的,然后进入一个试用期,期间需要提供精液样本。如果一切顺利,几周后他们就会被接受进入辐射项目——前提是监狱的天主教牧师证明他们不是天主教徒(因为教会反对他们提供手淫精液样本),并且他们能通过一项看似敷衍了事的心理筛查,旨在确保他们对所需的输精管结扎术没有潜在异议。

一份名为"精神科检查"的表格上写着:“11-4-64 为Heller医生检查 —— 从未结婚,对未来相当模糊。觉得他不想要孩子——不应该有。我同意。无绝育禁忌症。“这就是一个年轻人做出可能影响一生的决定之前所接受的"心理评估”。

金钱是最主要的诱因。在监狱工厂工作,囚犯通常每天只能获得25美分。参与Heller的项目,他们每次睾丸活检可以获得25美元——大多数人会接受五次或更多次活检——加上在项目结束时接受输精管结扎术的额外奖金,似乎还有25美元。一些囚犯表示,他们感激有机会为社会提供服务。一个明显的伦理问题是,金钱是否构成了对囚犯的强制性引诱。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中医生正在给受试者注射

Heller似乎并不认为存在伦理问题。他和同事在1966年写给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信中声称:“囚犯们通过狱友充分了解了相关的一般程序(即收集精液样本、收集尿液进行激素研究、接受睾丸活检、口服或注射药物以及接受输精管结扎术……)。”

从1963年到1973年,Heller对俄勒冈州立监狱的67名囚犯进行了睾丸辐射照射。名义上,三个机构对Heller的工作负有某种监督责任——俄勒冈州惩教署、原子能委员会和太平洋西北研究基金会。但实际上,Heller似乎独立开展他的研究。作为例子,根据他的实验室助理Mavis Rowley的回忆,原子能委员会要求Heller从600拉德开始照射并向上调整,但他拒绝了,最终将600拉德设定为上限。

华盛顿州的平行实验

C. Alvin Paulsen曾是Carl Heller在1940年代末俄勒冈大学的学生,1950年代初曾是Heller实验室的研究员。到1963年,他已经准备好独立领导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他的机会来自于一次意外:他被召往汉福德核设施,就三名工人的意外辐射暴露进行咨询。这次经历的结果是,他从原子能委员会获得了50.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电离辐射对睾丸功能的影响。

Paulsen在1994年接受咨询委员会工作人员采访时回忆,他试图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什么构成对睾丸” reasonably safe dose"(合理安全剂量)的电离辐射,以及什么剂量"会导致精子生产的一些变化,其次,确定恢复的情况"。他在1962年写给华盛顿州机构部的一封信中表示,他想找出"不会改变精子发生的最大辐射剂量"和"影响精子发生但只是暂时影响的最大辐射剂量"。

Paulsen的实验在华盛顿州瓦拉瓦拉监狱进行。一份1963年8月1日的监狱通知中写道:“该项目涉及辐射对人类睾丸功能的影响,项目结果将用于原子蒸汽工厂周围工作人员的安全等……接受较高剂量的男性可能被暂时、甚至永久绝育。应该理解,以这种方式绝育时,男性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与以往相同……接受手术活检。(这是一个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程序。这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程序。)”

Cutler博士要求收集标本的信件,揭示了美国在危地马拉进行的性病实验

与Heller项目的一个主要区别是,Paulsen从一开始就计划最终从X射线转向中子照射——中子照射与太空中遇到的辐射更为相似。一台中子发生器被购买、校准,屏蔽装置也已开发完成。然而,这项工作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完成,这部分研究从未实际进行。Paulsen多次表示,他认为他的项目在1970年被华盛顿州终止的原因之一是对让受试者暴露于中子的可能更大风险的担忧。

另一个区别是,Paulsen使用的是标准的通用电气X射线机,他声称相信这台机器能够像Heller专门设计的机器一样提供精确、针对性强的辐射剂量。

“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受试者们被告知了什么?风险是什么?当时,关于器官特异性睾丸辐射暴露的长期影响,几乎没有可靠的"人类"信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数据显示,Heller计划使用的辐射量诱发癌症的可能性很小。作为对比,今天对骨盆的标准放射治疗——例如前列腺癌——通常会导致睾丸受到这些实验中遇到的剂量范围内的辐射。

但Heller告诉受试者关于慢性风险的内容是什么?答案似乎是,在早期几年什么都没说,后来可能含糊地提到了"肿瘤"的可能性,但没有说是癌症。

1976年的一份证词中,一名叫John Henry Atkinson的受试者说,他从未被告知睾丸辐射实验可能导致癌症或任何类型的肿瘤。其他在1976年作证的受试者也说,他们没有被警告癌症风险,当一名受试者询问潜在的"不良影响"时,据说Heller回答说:“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Heller本人在被问及潜在风险时说:“睾丸肿瘤的可能性。“当被问到"你在说癌症吗?“时,Heller回答:“我不想吓唬他们,所以我说是肿瘤;我可能在某些场合说了癌症。”

急性风险包括皮肤灼伤、活检引起的疼痛、反复活检引起的睾丸炎,以及活检导致的阴囊出血。根据同意书和证词作为确定受试者被告知内容的基础,他们似乎被充分告知了皮肤灼伤的可能性;有时被告知但可能不充分地被告知疼痛的可能性;从1970年起才被告知出血的可能性;从未被告知睾丸炎的可能性。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历史照片

受害者的声音

Harold Bibeau是1968年加入Heller实验的。他当时23岁,因盗窃入狱。他回忆说,实验后他的生殖区域有"温暖的感觉,就像我在阳光下躺了太久”。他提供了尿液和精液样本,接受了定期的睾丸活检。但没有人告诉他可能患上睾丸癌或肿瘤的风险。二十多年后,Bibeau在1998年提起诉讼,声称他被欺诈性地诱导参与实验,并被欺骗了可能的副作用。他从未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

Paul Tyrrell在21岁时成为Heller的"实验鼠”。他的睾丸被照射了1200拉德——相当于1200次诊断性胸部X光检查。如果这些辐射没有被专门指向他的睾丸,这个剂量足以杀死他。他回忆说,他躺在那个棺材状的盒子里,感觉生殖器区域有灼烧感和晒伤般的红肿。他还参与了注射合成激素的实验,这些注射不仅导致他失去性欲和睾丸萎缩,他还切除了部分乳腺组织以治疗癌性肿瘤。

Martin Smith在1963年成为华盛顿州瓦拉瓦拉监狱的"实验鼠”。他当时23岁。他之所以渴望参与,是因为只有"实验鼠"才能获得阅读《花花公子》杂志的特权,而且还有每月10美元的报酬。他的工作是一年内手淫射精到罐子里,以便追踪他的精子数量。然后,他的睾丸被高剂量的辐射照射,以观察这如何影响他的精子数量。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暴露于多少辐射。Smith后来多次尝试联系主持实验的华盛顿大学内分泌学家C. Alvin Paulsen博士,但都没有成功。他仍然活着,但他想知道他在年轻时、在监狱中、为了每月10美元阅读《花花公子》和手淫射精的机会而接受的辐射对他和他的儿子有什么健康后果。

伦理的崩塌

1969年,华盛顿州机构部的研究主管Audrey R. Holliday博士开始质疑这些实验。她采取了步骤暂时暂停项目的辐射阶段。在调查Paulsen研究的起源后,Holliday要求华盛顿大学对该研究进行新的审查,强调她对该州保护人权的责任的担忧。大学坚持其最初允许研究继续的结论,尽管大约在同一时间,它拒绝了Paulsen进入中子辐射阶段的请求。Holliday随后与机构部主任William Conte博士辩论这个问题,Conte倾向于允许项目继续。

1970年3月18日,她给Conte博士写信指出:“毫无疑问,联邦政府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然而,正如阅读任何报纸所显示的那样,联邦政府支持了许多涉及许多道德伦理问题(无论大小)的项目,例如神经毒气、毒素等。我提醒您,联邦政府不对机构部管辖下的人口的照顾、安全和人权保护负责。这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任,无论联邦政府愿意在一个项目上投资多少金额。”

Holliday还争辩说,这项研究本应该在"低等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如果州政府允许Paulsen的研究继续,它将放弃在未来研究提案方面为人权发声的权利。Conte博士授权由机构部人权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委员会建议关闭该研究,指出Paulsen项目"似乎明显不符合纽伦堡法典关于保护人类受试者的选择自由和同意标准"。

建议继续说,“在Paulsen博士项目的背景下,志愿者是否声明他’愿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无法保证他的真正理由在伦理-道德上是可接受的,或者他的理由(无论是什么)将在释放后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它特别指出,参与实验获得的报酬和对特权的期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可能构成不当引诱。1970年3月23日,Holliday写信给Paulsen,通知他项目已经结束。

在俄勒冈,实验持续到1973年1月。在研究伦理环境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惩教署管理员Amos Reed下令关闭所有医学实验项目,基本原因是他得出结论,囚犯无法自由同意参与作为受试者。

迟来的正义

1976年,一些受试者提起诉讼,指控监督不善导致他们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诉讼最终和解,但没有一个受试者获得赔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俄勒冈受试者建立医疗随访项目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Heller和Rowley明确支持定期医疗随访。在1976年至1979年期间,悬而未决的诉讼促使俄勒冈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为每个Heller实验受试者提供年度医疗筛查,并治疗任何"与此类实验直接相关的疾病”,费用由惩教署承担,受试者不承担费用。然而,这项法律从未得到执行。

1993年,《阿尔伯克基论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美国人在绝密政府实验中被秘密注射钚。这些文章引发了全国轰动,促使克林顿总统任命了一个十四人小组,进行了十八个月的调查,产生了近三千页的《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最终报告》。这份报告揭示了美国从1944年到1974年进行的数千项辐射实验,涉及数千名美国人。这些生物医学实验由原子能委员会资助,旨在确定辐射对人体的各种影响。实验在监狱、医院和大学设施中进行,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美国能源部人体辐射实验档案标志

2000年,华盛顿州的案件以24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和解告终。2001年,俄勒冈州的案件以150万美元和解。但对于那些已经死去的22名华盛顿实验参与者来说,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永恒的拷问

Heller于1982年去世,享年69岁。《纽约时报》的讣告只用了很小一段提到了监狱实验。他的儿子Richard Krugman——一位儿科医生、前美国儿童虐待和忽视咨询委员会主席——为父亲辩护说:“他当然认为自己正在为传染病研究做出贡献。“Heller本人从未承认错误。1986年,他在回顾这些研究时写道:“我今天仍然像当年一样确信,我们的研究是合乎伦理的和正当的。”

Paulsen于2023年去世,享年93岁。他一直拒绝公开受试者的姓名,声称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但许多前受试者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得到医疗随访。

这些实验留下了什么?它们确实产生了一些科学数据。Heller和Paulsen的研究证明了辐射对精子发生的剂量依赖性损伤,并提供了精子生产恢复的证据。这些数据被用于制定核工业工人的安全标准和宇航员的辐射暴露指南。但代价是什么?131名囚犯接受了睾丸辐射照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患上了睾丸囊肿、皮肤病变,有些人可能患上了睾丸癌。他们从未被告知真正的风险,从未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从未得到承诺的医疗随访。

这些实验揭示了科学好奇心如何在缺乏伦理约束的情况下演变为人性践踏。Heller不是纳粹医生,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真心相信自己在推动科学进步。Paulsen也不是恶魔,他是一位严肃的研究者,想要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但正是这种"好人在一个缺乏伦理约束的系统中可以做出最可怕的事情"的悲剧,才是这个故事最深刻的警示。

当利益与安全发生冲突时,当权力与弱势相遇时,当科学与伦理分离时——这就是人性坠入深渊的时刻。那些躺在棺材状盒子里的年轻囚犯,用他们的身体为国家的核计划和太空梦想买单。他们至今仍在等待一个真正的道歉,一个承诺的医疗随访,一个承认他们所遭受的一切的答案。这不仅仅是历史。这是关于我们今天如何对待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的永恒拷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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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eller, C.G., et 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on the Testicular Function of Man.”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Foundati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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