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的一个黄昏，一列从匈牙利驶来的火车缓缓停靠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的站台上。车厢门被拉开，数百名衣衫褴褛的犹太人被赶进暮色中。他们不知道，站在站台边缘的那个穿白大褂的年轻SS军官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人——双胞胎。他的手指轻轻一挥，一对十岁的双胞胎姐妹就被从母亲怀中夺走。母亲尖叫着想要追上去，却被另一名SS士兵推入了通往毒气室的人群。这对姐妹名叫伊娃和米丽亚姆·莫泽斯，她们成为约瑟夫·门格勒’收藏’的第一千多对双胞胎实验品。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她们将忍受几乎无法想象的痛苦，只为满足一个疯狂科学家对遗传学秘密的病态好奇。
站台上的挑选者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年3月16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 Günzburg。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勒是当地最富裕的农业机械制造商之一，家族企业’卡尔·门格勒父子公司’在德国农机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约瑟夫是这个天主教家庭三个儿子中的长子，从小就被期望继承家族事业。然而，年轻的约瑟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和哲学，1935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1938年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四个分支的下颌种族形态学研究》，这篇论文已经显露出他对遗传学和种族理论的痴迷。
1937年，门格勒加入了纳粹党，次年加入党卫军。战争爆发后，他在党卫军’维京’师担任军医，在东线和西线战场服役。1942年，他在俄国前线受伤，被评定为不适合再参加战斗。这本可能意味着他军事生涯的终结，但命运却为他安排了另一条道路。1943年5月，门格勒被调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驻营医生。他当时三十二岁，拥有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是典型的德国学术精英。他的上司、奥斯维辛首席医生爱德华·维尔茨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充满活力、工作勤奋的年轻人’。
在奥斯维辛，门格勒很快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与其他集中营医生不同，他不仅仅满足于日常的医疗检疫和’筛选’任务。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狂热的光芒——他想要进行研究。而在奥斯维辛，他找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研究条件：源源不断的人类’样本’，没有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没有法律风险的担忧。他需要做的只是向帝国元帅希姆莱提出申请，就能获得无限的研究资源。
门格勒的研究兴趣源于他的学术背景。战前，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遗传生物学与种族卫生学研究所工作，导师是奥特马尔·冯·费舒尔——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双胞胎研究专家之一。费舒尔开发了一套系统的双胞胎研究方法论，试图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来区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人类特征的影响。这是一个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但在纳粹德国，它被扭曲成了为种族灭绝提供’科学’依据的工具。
1942年11月，费舒尔被任命为柏林威廉皇帝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所长。这是德国最重要的种族研究机构，直接服务于纳粹的种族政策。门格勒作为费舒尔的前助手，与这位导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定期将奥斯维辛收集的标本和数据寄往柏林，而费舒尔则为他的研究提供指导和资金支持。这种合作关系意味着，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暴行不是孤立的疯狂行为，而是德国主流科学界的一部分。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双胞胎研究、侏儒和巨人研究、以及一种被称为’坏疽性口炎’（Noma Faciei）的疾病。其中，双胞胎研究占据了他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根据奥斯维辛纪念馆的档案，至少有732对双胞胎被门格勒用于实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保罗·温德林教授在《纳粹人体实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一书中估计，被用于门格勒双胞胎实验的总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人。这些数字本身就令人窒息——每一对数字背后都是两个活生生的孩子，他们的命运被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永远改变。
每当运输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门格勒几乎总是第一个出现在站台上。他穿着整洁的SS制服，有时手中拿着一根细长的马鞭，脸上带着近乎温和的微笑。其他SS军官都知道，他们需要特别留意那些有双胞胎的家庭。当火车门被拉开，囚犯们被赶下车时，SS士兵会高喊：‘双胞胎！双胞胎！’（Zwillinge! Zwillinge!）父母们面临着最残酷的选择：是承认自己有双胞胎孩子，还是试图将他们藏起来？有些人选择坦白，因为他们以为这能让孩子获得特殊待遇；另一些人则拼命将孩子藏在人群中，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无论是一起工作还是一起死亡。那些被成功藏起来的双胞胎，最终和母亲一起走进了毒气室。
五岁的维拉·克里格尔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奥尔加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村庄。当她们和家人一起被赶下火车时，门格勒注意到了她们。他对她们母亲的’完美雅利安特征’和蓝色眼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维拉和奥尔加的眼睛是棕色的。门格勒选中了她们，将她们与父母分开。维拉后来回忆说，她被带到一个实验室，看到’整整一面墙的人眼。蓝色的眼睛、棕色的眼睛、绿色的眼睛。这些眼睛盯着我，像蝴蝶标本一样’。那是门格勒’收藏’的眼睛——从被他杀害的人身上摘取的。
十岁的伊娃·莫泽斯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米丽亚姆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个小村庄。当火车在奥斯维辛停靠时，她们一家六口被赶下车。门格勒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对双胞胎姐妹。他的手指向左——那是通往毒气室的方向——伊娃的父母和两个姐姐被推入了那个方向的人群。然后他的手指向右——伊娃和米丽亚姆被从人群中拉出，带往了双胞胎营房。伊娃后来回忆说，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家人。她当时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必须紧紧握住妹妹的手。‘我们被告知我们将被带去洗澡，‘伊娃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洗澡。’
实验室的日常
被选中的双胞胎被带到专门的营房居住。在奥斯维辛的残酷世界里，他们享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权’：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头发和衣服，不必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有时会得到额外的食物。门格勒会带着糖果和巧克力出现在他们面前，和蔼可亲地询问他们的名字和年龄，甚至会和他们一起玩耍。年龄较小的孩子们开始叫他’门格勒叔叔’。但这种’特权’背后是一个可怕的真相：他们是实验室的小白鼠，被精心饲养只为了被更有效地解剖。
每天早晨六点，双胞胎们被叫醒，在营房前列队点名。然后，他们会吃到一小份早餐。接下来是门格勒的’检查’。他会亲自出现在营房里，仔细观察每一个孩子，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然后决定谁将被送往实验室。有时，他会连续几天不来；有时，他会在一天内带走十几对双胞胎。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许是他们眼睛的颜色，也许是他们头发的质地，也许只是门格勒当天的兴致。
实验室位于奥斯维辛主营的医院区域，以及比克瑙的一些特殊营房里。这些实验室装备精良，有显微镜、解剖台、各种化学试剂和手术器械。门格勒在这里进行的实验多种多样，几乎没有伦理限制。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和奥斯维辛纪念馆的档案，这些实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最基本的是测量。双胞胎们被强迫脱光衣服，躺在解剖台上。门格勒和他的助手们会用卡尺和卷尺测量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头围、鼻梁高度、耳垂长度、手指间距、脚趾形状。每一个数据都被仔细记录在档案卡片上。这些测量可能持续数小时，孩子们被迫保持静止，忍受着羞辱和恐惧。门格勒相信，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身体特征，他可以区分哪些特征是遗传的，哪些是环境造成的。
更可怕的是血液实验。每一对双胞胎每天都要被抽血，有时量非常大，以至于孩子们虚弱得无法站立。门格勒还进行大量的输血实验——将一个双胞胎的血液输给另一个。由于血型不匹配或其他原因，这些输血经常导致严重的反应甚至死亡。伊娃·莫泽斯回忆说，有一次她被注射了一种神秘的液体，随后她发起了高烧，全身肿胀，几乎无法行走。她被告知，如果她死了，她的妹妹米丽亚姆也会被杀死，以便门格勒比较她们的内脏器官。这是门格勒的常规做法——当一个双胞胎死亡时，另一个通常会被杀死以进行’比较解剖’。
眼睛实验是门格勒最臭名昭著的研究之一。他试图找到改变眼睛颜色的方法，希望能让所有德国人都拥有’雅利安人’标志性的蓝眼睛。为此，他将各种化学物质滴入或注射到囚犯的眼睛里——肾上腺素、阿托品、毒扁豆碱、甚至亚甲基蓝。这些物质导致剧烈的疼痛、感染、暂时或永久性的失明。五岁的维拉·克里格尔回忆说，她被关在一个小木笼里，接受了痛苦的背部注射——她认为那可能是试图改变她眼睛颜色的实验。但实验没有成功，她的眼睛仍然是棕色的。
2018年，一位名叫理查德·泽格斯的眼科医生获得了一份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这份手稿的作者是卡琳·马格努森——一位虔诚的纳粹党员，曾在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手稿详细记录了她在门格勒协助下进行的眼睛颜色实验。马格努森对德国奥尔登堡的一个辛提（罗姆人）家庭产生了兴趣，这个家庭有多个成员患有虹膜异色症——即两只眼睛颜色不同。她拍摄了这个家庭成员的眼睛照片，然后，在1943年，整个家庭被驱逐到奥斯维辛。
马格努森的计划是通过使用肾上腺素眼药水来改变眼睛的颜色。她的理论基础来自1937年的一项动物研究，该研究表明，肾上腺素可以增加兔子虹膜的色素沉着。但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家庭患有的不是普通的虹膜异色症，而是一种被称为瓦登堡综合征的遗传疾病。这种疾病的特点是虹膜黑色素细胞数量减少，而不是肾上腺素刺激不足。因此，无论她使用多少肾上腺素，都无法改变这些人的眼睛颜色。
尽管如此，实验还是进行了。马格努森通过门格勒，让一名12岁的虹膜异色症女孩接受了肾上腺素眼药水治疗。六个月后，这个女孩死了——官方记录的死因是肺结核。然后，又有三名虹膜异色症的家庭成员死亡。他们的眼睛被摘除，送往柏林供马格努森检查。这个辛提家庭共有二十二名成员死在奥斯维辛。马格努森和门格勒的合作，是纳粹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在实验室里设计实验，另一个在集中营里提供’材料’；一个从未亲眼见过受害者死去，另一个亲手将化学物质注射到孩子的眼睛里。
门格勒还对一种被称为’坏疽性口炎’（Noma Faciei）的疾病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主要影响营养不良儿童的疾病，会导致面部组织的坏死和溃烂。在欧洲已几乎绝迹的这种疾病，却在奥斯维辛的罗姆人家庭营中大量出现。门格勒最初为患病的儿童提供更好的食物和医疗条件——但这只是为了观察疾病的发展过程。一旦他确定疾病是由恶劣环境引起的，他就停止了治疗，让这些孩子在痛苦中死去。
最恐怖的是手术实验。门格勒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各种手术，包括器官切除、阉割和截肢。幸存者约娜·拉克斯回忆说，门格勒曾切除人的器官而不使用任何麻醉剂。如果手术过程中一个双胞胎死亡，另一个会被立即杀死，以便进行比较解剖。门格勒的囚犯病理学家米克洛什·尼兹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个场景：他被迫解剖一对刚刚被杀死的双胞胎，门格勒站在一旁，仔细观察每一个器官，记录着数据。
尼兹利是一位匈牙利犹太医生，战前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1944年5月，他和家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当被问及是否有病理学家时，他站了出来——他相信自己的专业技能能帮助他活下去。他是对的，但代价是他成为了门格勒的帮凶。尼兹利后来写道：‘我开始了对一对双胞胎的解剖，记录下我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我打开了颅腔。连同小脑，我取出了大脑并检查了它们。然后是打开胸腔，移除胸骨。接下来我通过下颚的一个切口分离了舌头……‘他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解剖程序，但被解剖的是刚刚被注射苯酚致死的孩子。
门格勒的实验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目标：找到增加德国双胞胎出生率的方法。纳粹理论家认为，如果能找到让德国母亲更多地产下双胞胎的方法，雅利安人口就会更快增长。这种想法源于纳粹更广泛的人口政策：希特勒计划在被征服的东方领土上安置数百万德国人，这需要大量’纯种’德国人。门格勒的研究，被他的上司视为对这一计划的直接贡献。
但门格勒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就是伪科学。他将双胞胎杀死以进行比较解剖，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真正的双胞胎研究需要长期的追踪观察，而不是对尸体的比较。他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剂量的化学物质、极端的手术干预——只会破坏人体，而不是揭示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真相。正如尼兹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门格勒的研究’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
侏儒家庭与眼睛收藏
门格勒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双胞胎。他对任何’异常’的人类特征都表现出病态的兴趣——侏儒、巨人、虹膜异色症（两只眼睛颜色不同）、先天性畸形。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奥维茨家族，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侏儒家庭。
奥维茨家族有十二名成员，其中七人患有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这是一种导致身材矮小的遗传疾病。这个家庭以’侏儒剧团’的名义在欧洲巡回演出，是当时颇受欢迎的娱乐团体。1944年5月，他们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当门格勒看到他们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遗传疾病家庭进行研究。
奥维茨家族被安置在一个特殊的房间里，获得了比普通囚犯更好的食物和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安全了。门格勒对他们进行了密集的实验：抽取大量血液、进行各种测量、反复的X光检查、热水浸泡实验、冷水浸泡实验。他甚至拔掉他们的头发和牙齿进行研究。佩拉·奥维茨后来回忆说，门格勒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一群SS军官面前，像展示动物一样展示他们的身体。他强迫他们唱歌跳舞，用各种方式羞辱他们。
但奥维茨家族有一个其他实验对象没有的优势：他们的独特性。门格勒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侏儒家庭在世界上极为罕见。他不想让他们过早死去，因为他还有更多的实验要做。正是这种’价值’让奥维茨家族的七名侏儒成员全部在奥斯维辛幸存下来。当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时，他们是少数仍然活着的门格勒实验对象之一。
门格勒对眼睛的痴迷是另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方面。他不仅进行眼睛颜色实验，还’收藏’眼球。维拉·克里格尔回忆说，当她第一次被带进门格勒的实验室时，她看到’整整一面墙的人眼。蓝色的眼睛、棕色的眼睛、绿色的眼睛。这些眼睛盯着我，像蝴蝶标本一样’。这些是从被他杀死的人身上摘取的眼睛，被保存在玻璃瓶中，用于某种只有门格勒自己知道目的的研究。
根据奥斯维辛纪念馆的档案，门格勒会定期将眼睛标本和其他组织样本寄往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供他的导师费舒尔使用。这些样本通常来自刚刚被杀死的囚犯——有时是门格勒亲自注射苯酚致死的儿童。费舒尔在战后声称他对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具体行为一无所知，但这很难令人置信。他接受了来自奥斯维辛的数百份样本，必定知道这些样本的来源。更令人不安的是，费舒尔在战后的德国科学界继续享有崇高的地位，成为明斯特大学的遗传学教授，直到1969年才去世。
幸存者的证词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在集中营里，他们发现了大约七千五百名幸存者，其中包括约两百名双胞胎儿童。这些孩子大多骨瘦如柴，患有各种疾病，心理上遭受了不可逆转的创伤。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失去了父母和家人，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
伊娃和米丽亚姆·莫泽斯是这些幸存者中的两个。当苏联士兵打开她们营房的大门时，两个十岁的女孩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姐姐已经死在了毒气室里。她们只知道，她们活下来了。伊娃后来回忆说：‘我们被解放的那一刻，我没有感到喜悦。我只是感到疲惫，疲惫得无法形容。我只想睡觉，睡很久很久。’
战争结束后，伊娃和米丽亚姆被送回了罗马尼亚，和一位阿姨一起生活。1950年，她们移民到以色列。伊娃在以色列农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在以色列陆军工程兵团服役，获得了中士军衔。1960年，她嫁给了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迈克尔·科尔，随后移居美国。1965年，她成为美国公民。
但奥斯维辛的阴影从未离开她。米丽亚姆的健康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持续恶化。1993年，她因癌症去世。医生们怀疑，她在奥斯维辛接受的实验可能损害了她的肾脏发育，导致了长期的健康问题。米丽亚姆死后，伊娃独自承担起讲述她们故事的责任。
1978年，美国NBC电视台播出了迷你剧《大屠杀》，这部剧让许多美国人第一次了解了纳粹的暴行。伊娃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和她一起在门格勒实验室里受苦的双胞胎孩子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是如何度过战后岁月的？那些实验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什么长期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伊娃和米丽亚姆开始寻找其他幸存者。1984年，伊娃创立了CANDLES——‘奥斯维辛纳粹致命实验室实验幸存儿童’组织（Children of Auschwitz Nazi Deadly Lab Experiments Survivors）。这个名字有着深刻的含义：伊娃希望她能像蜡烛一样，照亮这段被隐藏的黑暗历史。通过这个组织，伊娃找到了约一百名幸存的双胞胎。他们定期聚会，分享自己的经历，互相支持。
伊娃的故事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1993年，她在奥斯维辛纪念馆发表了一次演讲，宣布她原谅了门格勒。她说：‘我原谅纳粹。我原谅门格勒医生。我不为门格勒医生请求原谅，因为他已经死了。但我为自己请求原谅，因为我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到达这一步。‘她的声明在幸存者社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她无权代表所有受害者原谅门格勒。但伊娃坚持自己的立场。她说，原谅不是为门格勒开脱，而是让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伊娃于2019年7月4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约娜·拉克斯是另一位幸存者，她的经历同样令人心碎。她来自波兰罗兹的犹太人聚居区，和她双胞胎妹妹米丽亚姆一起被选中进行实验。拉克斯后来成为了门格勒双胞胎幸存者组织的负责人，多次返回奥斯维辛参加纪念活动。她说，她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一切从未离开过她的脑海。‘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我就能闻到那股味道——烧焦的肉和头发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维拉·克里格尔在战后移民到以色列，和母亲一起生活。七十年后，她仍然被噩梦困扰。‘我经常在夜里醒来，‘她在2015年接受BBC采访时说，‘梦见那些眼睛，那面墙上的眼睛。‘她的话让人想起门格勒实验室里的那一幕：一个五岁的女孩站在玻璃瓶前，看着数百只从死人身上摘取的眼睛 staring back at her。
逃亡与死亡
约瑟夫·门格勒从未为他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当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时，他销毁了尽可能多的证据，然后向西逃亡。1945年6月，他被美国军队逮捕。但他没有在手臂上纹SS血型纹身——这是SS军官的标志——因此美国士兵没有意识到他是谁。他们释放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列在主要战犯名单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门格勒在巴伐利亚农村以农场工人的身份生活。1949年，在家人和前纳粹网络的帮助下，他逃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个庞大的前纳粹社区，许多人在胡安·庇隆总统的庇护下生活。门格勒在阿根廷生活了十年，甚至使用自己的真名。1959年，西德政府发布了逮捕令，他不得不逃往巴拉圭，然后在1960年逃往巴西。
门格勒的逃亡生涯持续了三十四年。在这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被以色列特工或纳粹猎人抓住。他的家人定期给他寄钱，让他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他的晚年是孤独和抑郁的。2004年解密的信件显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感到痛苦和贫穷。他住在圣保罗郊区的一栋简陋房子里，与世隔绝。
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海岸度假时游泳，突发中风溺水身亡。他被埋葬在圣保罗，墓碑上的名字是’沃尔夫冈·格哈德’——一个他已经使用多年的假身份。直到1985年，他的遗体才被挖掘出来，通过法医鉴定确认了身份。他的家人承认了他的死亡，但拒绝接受采访。
门格勒的死引发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他从未被送上审判台？答案是复杂的。冷战时期，西方情报机构将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威胁上，对追捕前纳粹的兴趣逐渐减弱。以色列特工在1960年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但门格勒成功地躲过了他们的搜索。巴西和巴拉圭的独裁政权对引渡要求采取消极态度。更令人不安的是，有证据表明，门格勒的家人向西德当局提供了虚假信息，帮助他逃避追捕。
门格勒的导师费舒尔在战后继续他的学术生涯。他在明斯特大学担任遗传学教授，成为德国科学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从未被追究在纳粹时期的行为，尽管他清楚地知道门格勒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实验，并接受了来自这些实验的标本和数据。1985年，当美国和西德调查人员开始重新调查门格勒案件时，费舒尔声称他已经销毁了所有与门格勒相关的文件。这一说法被认为是企图掩盖证据。
历史的回声
约瑟夫·门格勒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邪恶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制度如何让邪恶成为可能的故事。他不是在真空中操作的。他的研究得到了德国最高级别的科学机构的支持，他的实验标本被送往柏林的研究所，他的数据被用于学术论文和教学。奥斯维辛的实验室是纳粹德国科学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例外。
门格勒的实验也揭示了科学在缺乏伦理约束时可以变得多么可怕。他拥有两个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科学界有一定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做出最残忍的事情。相反，他的’专业性’可能让他的行为更加冷血——他将人视为研究材料，将痛苦视为数据，将死亡视为实验的终点。这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观察：邪恶往往以平庸的面貌出现，由那些’只是在执行任务’的人实施。
今天，门格勒的实验档案存放在奥斯维辛纪念馆和各个大屠杀研究机构。他的研究数据没有为科学做出任何贡献——它们只是暴行的记录，毫无科学价值。双胞胎研究继续进行，但已经完全改变了方法。现代遗传学家使用先进的基因组测序技术，无需伤害任何人就能揭示遗传的秘密。门格勒追求的’秘密’——如何增加双胞胎出生率——最终被发现与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异有关，不需要任何人体实验就能确定。
门格勒的双胞胎实验留下了另一个遗产：对医学伦理的深刻反思。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直接回应了纳粹医生的暴行，确立了人体实验的十项基本原则，包括自愿同意的绝对必要性。这部法典成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基石，至今仍在指导着科学研究。
在奥斯维辛纪念馆，有一面墙上刻着门格勒双胞胎实验受害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提醒我们，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曾经活着的、呼吸着的、爱着和被爱的人。伊娃·莫泽斯·科尔在创立CANDLES组织时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确保过去不被遗忘。只有记住，我们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句话是对门格勒及其暴行最好的回应：记忆，是抵抗邪恶的最后一道防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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