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日，华盛顿州东部的一片寂静沙漠上空，一场精心策划的灾难正在酝酿。汉福德核设施的T工厂里，科学家们正在执行一个代号为’绿色跑’的秘密实验。三吨仅冷却了十六天的辐照铀燃料被推入溶解槽，大量的放射性气体从烟囱中喷涌而出，没有任何过滤装置阻挡它们的去路。八千居里的碘-131——相当于三哩岛核事故释放量的五百多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随着西北风飘向数百英里外的城镇、农场和牧场。
那些正在吃早餐的家庭，那些在田间劳作的农民，那些在校园里奔跑的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致命的放射性粒子。他们喝的牛奶、吃的蔬菜、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在无声地改写着他们的基因序列。三十七年后，当一位调查记者在《斯波坎评论报》上首次揭露这场实验时，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才终于浮出水面：这是美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故意辐射释放实验之一。
冷战黎明前的恐惧
要理解’绿色跑’实验为何会发生，必须回到1949年的那个特定历史时刻。那是冷战的第一个严冬。8月29日，苏联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第一闪电’——震惊了整个美国情报界。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曾坚信苏联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掌握核技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沉重的耳光。美国的核垄断在瞬间土崩瓦解。
原子能委员会和中情局的官员们陷入了恐慌。他们迫切需要知道苏联正在生产多少钚，有多少枚核弹正在瞄准美国城市。但如何才能探知这个铁幕国家的核能力？答案似乎隐藏在空气中：核反应堆在处理辐照燃料时会释放大量放射性同位素，特别是氙和碘。如果能够从大气中检测到这些同位素的浓度和比例，也许就能推算出苏联的钚产量。
美国空军启动了’远程探测计划’，试图开发能够追踪和测量大气中放射性粒子的仪器。他们首先尝试在汉福德和橡树岭等国家实验室上空飞行，测量这些设施日常释放的微量辐射。结果令人失望：仪器的灵敏度远远不够，无法检测到那些微乎其微的辐射水平。
于是，一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诞生了：为什么不故意释放大量的放射性物质，然后用飞机追踪它们的扩散路径？这样既能校准仪器，又能验证探测方法的有效性。汉福德——这个曾经为长崎原子弹生产钚的庞大设施——被选为实验场。代号为’绿色跑’的行动就此启动。
‘绿色’这个词来自于核燃料处理的术语。通常，辐照后的铀燃料需要冷却九十到一百二十五天，让短寿命的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到安全水平，然后才能进行处理。但苏联可能会为了赶进度而缩短冷却时间。为了模拟苏联可能的操作方式，汉福德的科学家们决定只让燃料冷却十六天——这是前所未有的做法。这些’绿色’的、极度活跃的燃料被装入T工厂的溶解槽，释放出远远超出预期的辐射量。
一场注定失败的实验
1949年12月2日下午五点，T工厂的烟囱开始喷吐放射性气体。负责实验的科学家们希望借助于理想的天气条件：近地面的冷空气层会形成逆温，理论上可以保护地表不受辐射影响；风速需要低于每小时十五英里，风向来自西南，没有降水干扰测量。
但自然并不配合这场人类的算计。风向在实验过程中多次改变，从西北转向东南，将放射性粒子吹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雨水开始落下，将空气中的碘-131冲刷到地面，集中在斯波坎和瓦拉瓦拉等城市。监测仪器很快就跟丢了那团放射性云层。原本预测会释放四千居里碘-131的实验，实际释放了接近八千居里——是预测量的两倍。
植被污染的读数令人震惊：在肯尼威克市，监测人员发现放射性碘的水平是可容忍限值的六百倍。雨水携带的放射性物质落在斯波坎，这座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实验的牺牲品。没有人被疏散，没有人被警告，甚至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富兰克林县的加菲尔德镇，十岁的康妮·纳尔逊正在喝她母亲每天准备的新鲜牛奶。她不知道那些奶来自的牧场已经被一层看不见的放射性尘埃覆盖。在阿尔比恩镇，刚出生几个月的史蒂夫·瓦格纳在田间的摇篮里呼吸着含碘的空气。在梅萨镇，两岁的汤姆·贝利正在他家族的农场上玩耍，那里距离汉福德仅有几十英里。
那些被称为’下风者’的人们，就这样成为了冷战的第一批人体实验对象。他们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没有被告知任何风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一场实验之中。他们只是恰好生活在了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面对了错误的政府。
被牺牲的一代
汤姆·贝利在梅萨镇长大。他的童年记忆充满了诡异和恐惧。他记得看到穿着宇航服一样防护服的人来到他家的农场，收集死鸭子的喙和脚，从井里取水样，从花园里采集蔬菜。他们自称是政府派来’保护’他们的，但从不对任何问题给出真正的答案。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1950年代，我喜欢巴克·罗杰斯的科幻故事，有一天我往窗外看，看到穿着太空服的人在我们的前院铲土，装进小金属盒子里，‘贝利后来回忆道，‘我很兴奋，但我妈妈吓坏了。她跑出去问科学家们怎么了。‘没事，夫人，‘那个科学家把手捂在嘴上，模仿着防毒面具后的声音，‘一切都很好。’’
贝利家的农场是一个缩影。他出生在1947年，从出生起就带着先天缺陷。他的第一个记忆是1949年——恰好是绿色跑发生的那一年——一个护士亲戚在浴室里失去了一个婴儿。他后来经历了五次重大手术，被放进铁肺，他的头发掉过两次，他的牙齿烂掉。学校的同学一个个死去，而他们的父母却还活着。
‘我们的牲畜严重畸形，‘贝利说，‘小牛有两个头，六七条腿，有的没有眼球。在1963年，我们牧场出生的一百头小牛中，有六十头畸形严重到无法行走。有的没有腿，有的腿太多。母牛不得不蹲下来喂它们。晚上，郊狼来到我们的农场，追逐并杀死它们。最后，我们只能把它们装上卡车送去屠宰。’
1984年，贝利发现他所在的社区二十七户人家中，每一户都有家庭成员患癌症、出生缺陷或甲状腺疾病。1986年，政府解密的文件证实了他的恐惧：汉福德确实故意释放了辐射，并且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
‘这简单意味着，为长崎原子弹生产钚的汉福德，在过程中制造了美国的’被爆者’——就像广岛和长崎一样，‘贝利说，使用了一个日语词汇来描述核爆幸存者。
史蒂夫·瓦格纳在阿尔比恩镇长大。1949年出生的他，恰好赶上了绿色跑的那一夜。他后来写道，他的表兄妹杰瑞和凯伦都英年早逝——凯伦在十五岁时死于白血病，杰瑞在三十二岁时死于脑瘤。他的家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年轻就死去，直到几十年后真相大白。
‘政府在花数百万美元做研究，而下风者像苍蝇一样死去，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更不用说应得的赔偿，‘瓦格纳写道，‘这赋予了’研究致死’这个词新的含义。’
乳汁中的毒药
放射性碘-131对人类最具毁灭性的打击来自于一个看似无害的来源：牛奶。
碘-131是一种半衰期仅为八天的放射性同位素，但它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窗口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当放射性尘埃落在牧场上，奶牛吃下被污染的草，碘-131就会进入它们的乳汁。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正在发育的甲状腺会贪婪地吸收任何碘元素，将放射性同位素浓缩到一个致命的程度。
一项耗资两千七百万美元的政府研究在1990年得出结论：饮用当地牛奶的婴儿和儿童承受了最高的辐射剂量。这个发现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那些母亲以为最有营养的东西——新鲜、当地、无添加的牛奶——恰恰是最致命的毒药。
杰奎琳·奥尼尔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她在斯波坎谷长大，喝着她家后院奶牛产的奶。几十年后，她在亚基马工作时得知自己患上了甲状腺癌，这可能与汉福德释放的放射性碘-131有关。1998年，她的甲状腺被手术切除。她加入了针对汉福德承包商的集体诉讼，希望收回一些医疗费用。
2013年，八十一岁的奥尼尔住在奥蒂斯果园的一个拖车公园里，依靠每月一千七百六十九美元的社会保障金生活。核承包商的律师事务所向她提出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和解方案。在咨询了丈夫后，她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当她丈夫在2012年被诊断出晚期膀胱癌后，她请求律师接受之前的和解方案。
回应是另一个报价：一万美元。律师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的新报价反映了奥尼尔女士的案件较弱，在审判中没有现实的胜诉希望。’
‘我觉得这完全是侮辱，‘奥尼尔愤怒地说，‘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等我们都死光。’
漫长的沉默
绿色跑实验在近四十年间一直是最高机密。直到1986年，在《信息自由法》的压力下，能源部才被迫解密了相关文件。那些生活在汉福德下风处的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曾经被当作实验品。
特里莎·普里蒂金的故事是这个悲剧的一个缩影。1950年，她出生在里奇兰，一个为汉福德工人建造的模范城镇。她的父亲佩里是通用电气的安全工程师，当时通用电气是汉福德的主要承包商。从母亲怀孕的第五个月开始，放射性碘就穿过胎盘进入了她的身体。作为婴儿和儿童，她呼吸着含碘的空气，喝着含碘的牛奶。
1960年，她的父亲被调往加利福尼亚，然后是西班牙。但辐射的种子已经种下。她开始经历莫名的体重波动、疲劳和月经停止。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她的一个淋巴结肿大，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感染——猫抓热，这暗示着她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年复一年，她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剧烈的头痛、消化问题、甲状腺时而亢进时而减退。
1988年，她在斯波坎探望祖母时，偶然在《斯波坎评论报》上看到了调查记者凯伦·多恩·斯蒂尔的一篇文章。文章揭露汉福德在1940年代曾释放放射性碘，而放射性碘可以伤害甲状腺。进一步的检查证实她患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她的免疫系统已经摧毁了自己的甲状腺。
普里蒂金相信，如果联邦官员早些对汉福德的辐射释放说实话，她的疾病——以及其他汉福德下风者的痛苦——本可以更早得到治疗。‘政府的谎言和掩盖导致了无数人的衰弱和死亡，包括我的父母，‘她写道。她的父亲佩里死于侵袭性甲状腺癌，母亲莱斯利患上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最终死于恶性黑色素瘤。
科学与真理的战争
当真相浮出水面后，受害者们希望能从政府获得公正。1990年，约五千名原告提起了针对汉福德运营者的诉讼。但这条路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漫长和艰难。
司法系统对环境损害案件的证据要求极其苛刻。律师们设计了一套限制性的规则，要求原告证明他们接受的辐射剂量足以导致癌症发生率增加一倍。政府资助的汉福德甲状腺疾病研究成了争议的焦点。
1999年，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发布了研究草案报告，声称没有发现甲状腺疾病与辐射暴露之间的关联。这个结果被广泛报道，似乎为政府提供了辩护。但下风者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说服疾病控制中心重新审查这项研究。
审查结果令人震惊：原始研究的研究人员高估了人口的辐射剂量，实际上，研究人群的甲状腺疾病发生率是预期的三倍。下风者们还发现，为被告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曾参与了原始剂量重建研究的早期会议，为’诉讼辩护’设计研究方案。
下风者们开始了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他们与医生、科学家和社会正义倡导者合作，设计了一份健康调查问卷，在杂货店和教堂分发给可能暴露于内部摄入放射性同位素的人。分析八百份完成的问卷后，他们发现受影响人群患甲状腺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是对照人群的六到十倍。
这项社区研究的结果与政府资助的报告相矛盾，但它与汉福德科学家多年来对动物进行的测试结果一致，也与俄罗斯科学家对马亚克钚工厂暴露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更重要的是，它证实了人们对自己健康和土地的了解。
代价与遗产
截至2013年，只有约七百六十万美元被支付给患有甲状腺癌、结节和其他与碘-131相关疾病的人。与此同时，政府已经花费了超过六千万美元为核承包商辩护。这种不对称的支出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当权者宁愿花钱否认责任，也不愿向受害者道歉。
2011年，美国能源部同意与一百三十九名甲状腺疾病患者和解，每人获得五千六百八十三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和解，但这个数字对于一个终身承受医疗费用和痛苦的人来说，几乎是侮辱性的。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绿色跑实验释放的八千居里碘-131只是汉福德辐射历史的一部分。从1944年到1972年，汉福德总共释放了约七十三万九千居里的碘-131——是绿色跑的一百倍。每一次反应堆的启动和关闭，每一次燃料的处理，都在向大气中注入看不见的死亡。
汉福德本身现在是美国最大的核废料处理场，预计清理费用将超过一千亿美元。那些曾经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的土地，将在数千年内无法安全居住。钚-239的半衰期是两万四千年，这意味着汉福德的遗产将延续到人类文明难以想象的未来。
结语：沉默的代价
2013年，杰奎琳·奥尼尔在她那个狭小的拖车里接受了采访。她的甲状腺已经被切除，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的记忆和健康都在衰退。核承包商最初向她提供一万五千美元的和解金，后来降到了一万美元。
‘我觉得他们只是在等我们都死光，‘她说。
她说对了。时间站在被告一边。随着岁月流逝，证人死去，证据散失，记忆模糊。原告们在变老、生病、死去，而诉讼却拖延了二十多年，看不到尽头。
绿色跑实验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为了国家安全，政府是否有权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实验？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在了那些下风者的身体里——他们的甲状腺、他们的骨髓、他们的基因。
当我们将历史与现在连接时，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逻辑仍在运行。‘为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机密’——这些词汇在过去被用来为人体实验辩护，今天仍在为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提供借口。
汉福德的下风者们从未收到一个正式的道歉。他们的痛苦从未被充分承认。他们的赔偿少得可怜。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败。他们迫使政府解密了文件，他们揭露了冷战的黑暗角落，他们建立了一个可以供其他环境正义运动借鉴的模式。他们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也不能永远掩盖真相。
在汉福德B反应堆的控制室里，时钟永远停在1944年9月26日——那个世界上第一次自持链式反应发生的时刻。这是核时代的黎明，也是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象征。但在这座纪念碑之外，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城镇和农场里，另一些时钟仍在走动——那些下风者们的生命时钟，正在倒计时走向一个他们从未选择的命运。
参考资料
- National Park Service. ‘The Green Ru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2023.
- Technical Steering Panel of the Hanford Environmental Dos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Green Run.’ Fact Sheet #12, March 1992.
- Pritikin, Trisha T. The Hanford Plaintiffs: Voices from the Fight for Atomic Justi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20.
- Brown, Kate.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in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pokesman-Review.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all of us to die.’’ June 8, 2013.
-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uman Radiation Experiments: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Roadmap.’ 1995.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reen Ru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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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Environmental Studies at Hanford.’
- Jenne, D.E. and Healy, J.W. ‘Dissolving of Twenty Day Metal at Hanford.’ HW-17381-Notes, May 1,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