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子宫
1898年，当美国海军的炮火在圣胡安港湾炸响时，波多黎各的命运被永远改写。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在西班牙统治四百年后，成为了美国最新的战利品。美国军方和政治家们很快发现，这片土地的价值远不止于战略位置——它的甘蔗田、咖啡园，以及廉价劳动力，都是帝国扩张的理想燃料。然而，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眼中，波多黎各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的人口太多，太多贫穷的、深色皮肤的、说着西班牙语的人口。
美国的入侵摧毁了波多黎各原本的咖啡产业，取而代之的是由美国资本控制的糖业经济。到1930年代，百分之七十的波多黎各人无地可耕，而百分之二的人口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大规模的贫困与失业成为日常现实，但美国官员们的诊断却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问题的根源不是经济剥削，而是人口过剩。波多黎各的女性生育了太多孩子——这正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1937年，在美国任命的总督布莱顿·温什普的推动下，波多黎各立法机构通过了第116号法案。这部法律以’优生学’的名义，合法化了绝育手术，并由政府提供补贴。波多黎各优生学委员会随之成立，有权下令对被认为’不适合生育’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这是美国管辖领土上通过的最后一部优生学绝育法，而它的目标直指波多黎各女性的子宫。
财富的继承人与优生学的使徒
克拉伦斯·甘布尔的名字与美国最著名的日用品品牌紧密相连——他是宝洁公司创始人的继承人，坐拥巨额财富。但这位富家子弟并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家族企业，而是找到了另一项使命：控制那些他认为’不适合’生育的人口的增长。甘布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生育控制联合会的主席，也是玛格丽特·桑格的密切合作者。1939年，他开始将波多黎各医生带到纽约，接受绝育手术的培训。
甘布尔的诊所网络遍布波多黎各各地，它们以’生育控制’的名义运营，但实际上是绝育手术的推广中心。美国政府机构全力支持这项计划：卫生工作者挨家挨户上门访问，宣传绝育的好处；医院获得政府补贴，为绝育手术提供免费服务；美国公司在岛上的工厂在招聘时优先考虑已经绝育的女性。绝育如此普遍，以至于波多黎各人简单地称它为’la operación’——‘那个手术’。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同意’根本不存在。医生们通常不会征求患者的同意，即使征求了，也远远达不到现代医学伦理所要求的知情同意标准。许多医院拒绝接收健康的孕妇进行分娩，除非她们同意在产后接受绝育手术。这意味着女性需要在即将分娩的时刻做出影响一生的决定，如果拒绝，她们就无法在医院的安全环境中生产。
更令人窒息的是，医生们经常不告诉女性绝育是永久性的避孕方式。由于输卵管结扎有时被称为’把管子绑起来’，许多女性误以为这是一项可逆的手术。1968年的一项研究证实，超过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女性不知道输卵管结扎是永久性的。在1954年至1982年间接受绝育手术的女性中，百分之二十一表示有些后悔，百分之十一表示绝对后悔。后悔的原因包括：手术时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没有女儿、丈夫或医生单方面决定进行手术、手术失败、以及与新的伴侣生活。
优生学地图
波多黎各的绝育计划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更广泛的优生学运动的延伸。到1930年代，美国有三十二个州建立了优生学委员会，监督强制绝育手术。这些法律的理论基础是粗糙的人类遗传学理论，认为犯罪倾向、智力低下、性偏差等特质可以完全遗传。许多绝育支持者将生殖手术视为必要的公共卫生干预，保护社会免受’有害基因’的侵害。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写道：‘今天有一个国家，至少在更好的公民概念方面显示出了微弱的进步开端。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是美国。‘纳粹德国的优生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模式，而美国的优生学家们则公开赞美德国的’进步’。
在这个背景下，波多黎各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它不是美国的一个州，而是一个领土——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可以在这里实施在本土难以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波多黎各人没有完全的公民权利，无法投票选举总统，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也没有表决权。他们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成为了美国医学实验和人口政策的理想目标。
到1950年代，波多黎各的绝育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47年至1948年间，百分之七的波多黎各女性被绝育。到195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三分之一。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大约三分之一的波多黎各育龄女性被绝育——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绝育率。与美国本土的女性相比，波多黎各女性被绝育的可能性高出十倍。
避孕药的诞生
当克拉伦斯·甘布尔在波多黎各推广绝育手术的同时，另一位科学家正在寻找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格雷戈里·平克斯是一位专门研究哺乳动物繁殖的生物学家，他在1934年成功实现了兔子的体外受精，因此在科学界声名鹊起。1944年，他创立了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继续他的研究。
1953年，平克斯与妇产科医生约翰·洛克合作，开始开发口服避孕药。化学家卡尔·杰拉西已经证明，从墨西哥野生山药根中提取的黄体酮可以人工合成，而高剂量的黄体酮可以阻止排卵。玛格丽特·桑格和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和妇女权利活动家——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资金。
但研究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禁止对避孕药具进行研究。平克斯和洛克不得不隐瞒他们研究的真实目的，以’生育力试验’的名义进行小规模的测试。在兔子和大鼠身上的实验证明，黄体酮可以阻止怀孕。但要将药物推向市场，他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在美国本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完美的试验场
1955年夏天，格雷戈里·平克斯访问了波多黎各。他发现的正是他需要的：一个没有反避孕法律、人口稠密、高度贫困的美国领土。岛上有六十七家生育控制诊所，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分发网络。更重要的是，当地官员支持将生育控制作为人口控制的手段，希望能够缓解波多黎各的贫困问题。
平克斯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他找到了’一笼排卵的女性来进行实验’。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试验的本质：这些女性不是被当作有自主权的人，而是被当作实验材料。
第一批试验在里奥皮德拉斯进行，这是圣胡安郊外一个崭新的住宅区。波多黎各最糟糕的贫民窟’El Fangito’——‘小泥坑’——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七层高的白色公寓楼。许多美国公司在岛上建立工厂，为当地女性提供了大量工厂工作。这些女性正急于避免怀孕和绝育，成为了试验的理想对象。
试验于1956年4月正式启动，很快便招募满了参与者。试验随后扩展到岛上其他地点。尽管波多黎各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岛屿，但人们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的挣扎，而不是教会的教条。当时，大多数女性依靠绝育或堕胎来限制家庭规模，避孕药是一个受欢迎的替代选择。
制药公司G.D.西尔利为试验提供了药片。洛克选择了高剂量的Enovid——该公司的合成口服黄体酮品牌——以确保受试者在服药期间不会怀孕。后来，在发现Enovid与少量合成雌激素结合效果更好后，这种活性成分也被加入了药片中。
副作用被忽视
埃德里斯·莱斯-雷医生是波多黎各医学院的教员，也是波多黎各家庭计划协会的医疗主管，她负责监督这些试验。经过一年的测试，莱斯-雷医生向平克斯报告了好消息：如果正确服用，避孕药百分之百有效。但她同时也报告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百分之十七的女性抱怨出现恶心、头晕、头痛、胃痛和呕吐。这些反应如此严重和持久，以至于莱斯-雷医生告诉平克斯，10毫克剂量的Enovid引起了’太多副作用，无法普遍接受’。
洛克和平克斯迅速驳回了莱斯-雷医生的结论。他们在波士顿的患者经历的负面反应要少得多，他们认为许多投诉是心理作用。这两位男性还认为，腹胀和恶心等问题与药物的避孕益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三名女性在参与试验期间死亡，但没有进行调查以确定避孕药是否导致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死亡。平克斯和洛克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评估副作用的根本原因。
多年后，平克斯的团队将被指控欺骗、殖民主义和剥削贫困有色人种女性。女性们只知道她们正在服用一种防止怀孕的药物，而不知道这是一项临床试验，不知道避孕药是实验性的，也不知道可能存在潜在的危险副作用。平克斯和洛克声称，他们遵循的是当时适当的伦理标准。在1950年代，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受到的监管远没有今天那么严格。知情同意标准很低，人体试验只需要最基本的毒性测试。
人体试验的黑暗细节
试验中使用的是10毫克的Enovid，这是现代避孕药剂量的十倍以上。现代避孕药的平均剂量约为0.75毫克，而原始的10毫克剂量是现代可接受浓度的100倍以上。这种极高的激素剂量导致了严重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头晕、头痛和血栓。
一些女性医学学生也被招募参与研究，但由于类似的症状而退出，尽管她们被告知如果退出会获得更差的成绩。研究者认为这些副作用与他们发现的东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能够阻止女性怀孕的口服避孕药。
尽管有一半的试验参与者退出了实验，试验组中也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怀孕，但研究者认为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他们声称大多数怀孕发生在参与者漏服药片或退出研究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该药片成功地使用两种类固醇抑制了排卵。
1957年，Enovid以治疗月经不调的名义获得FDA批准。1959年，又提交了一份补充申请，要求将其用途扩展为避孕药。1960年5月，Enovid被批准为美国第一个口服避孕药。尽管有危险的副作用，这种药片在全国女性中迅速流行起来。
殖民主义的医学
要理解波多黎各避孕药试验和强制绝育计划，必须将它们置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波多黎各自1898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领土，其居民是美国公民，但没有完整的政治权利。这种殖民关系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在岛上实施在本土难以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
‘行动援助’计划是波多黎各在1940年代开始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吸引了大量美国公司到岛上投资。这些公司需要大量廉价的女性劳动力，而生育被视为这种劳动力的障碍。工厂内的家庭计划诊所提供免费绝育服务，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发展署的资助。女性的生育能力与她们的经济价值直接挂钩：只有那些不再生育的女性，才能成为’理想的’工厂工人。
这种逻辑与优生学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某些人的生育应该被限制，因为他们产生的’后代’会对社会造成负担。波多黎各的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成为了这种思想的主要目标。他们的贫困被归因于他们’过度生育’，而不是殖民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被抹去的女性
参与波多黎各避孕药试验的女性是谁？历史记录中，她们大多以数字和统计数据的形式存在：200多名参与者，17%报告副作用，3人死亡。但她们的姓名、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
德利娅·梅斯特雷是少数留下证词的女性之一。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试验。多年后，她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实验既是好的也是坏的。为什么没有人让我们自己做一些决定？‘她还说：‘我很难向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们解释那个时代。我对整件事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
梅斯特雷和其他参与试验的女性不被允许就自己是否愿意参与试验做出知情决定。她们被告知的只是：这些药片可以防止怀孕，不是她们正在参与一项医学实验，不是药片还没有经过安全性测试，不是可能存在危险的副作用。
一位名叫康奇塔·桑托斯的女性在1955年生下她唯一的孩子后不久接受了第一包药片。‘你必须为你和你的家庭做最好的选择，‘她说。‘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这句话道出了波多黎各女性面临的困境：在绝育和实验性药物之间，她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选择。
国际计划生育的蓝女士
1967年，美国国际发展署开始购买口服避孕药，分发给国际家庭计划机构。所有分发的药片包装上都印有’蓝女士’的图像——一位蓝衣女性的剪影。这个图像成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计划生育运动的象征，而这个运动的实验场正是波多黎各。
‘蓝女士’的形象背后是波多黎各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她们的子宫成为了新药的试验田，她们的副作用被当作’可接受的风险’，她们的生命——三名死去的女性——成为了医学进步的代价。当避孕药在1960年获得FDA批准时，它被誉为女性解放的工具，但很少有人提及它的诞生过程中，波多黎各女性所付出的代价。
法律的废除与记忆的挣扎
1960年，在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下，合法化和补贴波多黎各女性绝育的法律被废除。但法律的变化并没有立即改变社会现实。绝育手术仍在继续，尽管不再由政府公开资助。那些已经接受绝育手术的女性，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1982年，安娜·玛丽亚·加西亚导演了四十分钟的纪录片《La Operación》，揭示了强制绝育对波多黎各社会的影响。这部影片是波多黎各第一部由女性导演的电影，它将那些被抹去的声音重新带回了历史舞台。1984年，《纽约客》发表了关于这一话题的四部分系列报道。
然而，波多黎各的强制绝育和避孕药试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被遗忘的章节。在美国的医学史教科书中，避孕药的发明被描述为一个关于科学进步和女性解放的故事，而波多黎各女性的贡献和牺牲很少被提及。在波多黎各本土，许多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曾经发生过。
持续的创伤
强制绝育和避孕药试验的遗产至今仍在波多黎各社会中回响。医学不信任深深植根于许多波多黎各人的心中，他们对于医疗机构的建议持谨慎态度。这种不信任并非没有道理：当医生曾经可以在女性不知情的情况下永久剥夺她们的生育能力时，如何相信今天的医疗系统？
从1954年到1982年间接受绝育手术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这项手术是永久性的。这种欺骗和操纵造成的创伤不仅影响了那些直接经历它的女性，也传递给了她们的女儿和孙女。许多波多黎各女性在考虑避孕措施时，仍然会感到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波多黎各的经历是殖民主义和医学实验交织的一个缩影。当一个群体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定义为’他者’时，他们的身体就成为了可以随意利用的资源。优生学的逻辑为这种利用提供了’科学’的正当性：控制’不适合’人口的生育，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优生学的遗产
强制绝育在波多黎各并非孤例。从1909年开始，加利福尼亚州在七十年间对两万人进行了绝育手术，占全美32个绝育合法州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南方各州也将绝育作为控制非裔美国人口的手段。‘密西西比阑尾切除术’是对在教学医院对有色人种女性进行不必要的子宫切除术的别称，这些手术被用作医学生的练习。
原住民女性的强制绝育持续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年轻的女性在接受阑尾切除术时同时被进行输卵管结扎。据估计，1970年至1976年间，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的原住民女性被绝育。
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的一项审计发现，在2005-06财年到2012-13财年间进行的144例输卵管结扎中，超过四分之一——39例——是在没有合法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强制绝育的历史并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
伦理的审判
从今天的角度回顾波多黎各的避孕药试验和强制绝育计划，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黑暗的历史，而是医学伦理如何在殖民主义和优生学的框架下被彻底瓦解。知情同意、患者自主权、不伤害原则——这些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医学伦理原则，在波多黎各被系统地忽视。
试验的设计者们可能相信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看到波多黎各的贫困和高生育率，相信避孕药和绝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之上：他们将人口控制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将’更大的利益’——这种利益由殖民者定义——置于受试者的福祉之上。
三名死亡的女性从未得到正义。她们的死亡没有被调查，她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医学史上。那些经历了严重副作用的女性，她们的声音被当作’不可靠’而被驳回。那些被永久剥夺生育能力的女性，她们的创伤被当作’进步的代价’而被遗忘。
记忆的责任
为什么要记住这些故事？为什么要揭开那些被尘封在档案中的黑暗篇章？
因为记忆是防止历史重演的第一道防线。当我们在今天讨论医学研究伦理、生殖权利、以及国际援助时，波多黎各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警告：即使是’善意’的医学干预，也可能成为压迫的工具。当一群人被剥夺了发言权，当他们的身体被视为实现他人目标的手段时，医学的崇高理想就会沦为暴行的遮羞布。
波多黎各的女性为避孕药的诞生付出了代价。她们的子宫成为了实验场，她们的生育能力成为了可消耗的资源。今天，当避孕药被视为女性解放的象征时，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在药物诞生过程中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沉默不应该被永久化，她们的故事应该被讲述，她们的痛苦应该被承认。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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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 Laura. Reproducing Empire: Race, Sex, Science, and U.S. Imperialism in Puerto Ri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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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 Margaret S., and Wanda Ronner. The Fertility Doctor: John Rock and the Reproductive Revolu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rdover, Nancy. American Eugenics: Race, Queer Anatomy, and the Science of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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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Puerto Rico Pill Trials.’ https://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pill-puerto-rico-pill-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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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com. ‘The First Birth Control Pill Used Puerto Rican Women as Guinea Pigs.’ https://www.history.com/articles/birth-control-pill-history-puerto-rico-en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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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Contraceptive trials in Puerto Ric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traceptive_trials_in_Puerto_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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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ultural Leadership Institute. ‘Sterilization of Puerto Rican Women.’ https://weareili.org/timeline/sterilization-of-puerto-rican-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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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Currents. ‘Eugenics and Contraceptives in Puerto Rico: A History of Manipulation and Unethical Experimentation.’ https://www.liberalcurrents.com/eugenics-and-contraceptives-in-puerto-rico-a-history-of-manipulation-and-unethical-experimentation/
-
García, Ana María, director. La Operación. 1982.
-
Stern, Alexandra Minna. Eugenic Nation: Faults and Frontiers of Better Breeding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