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餐桌
1902年8月8日，保罗·阿德里安·莫里斯·狄拉克出生在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一栋红砖房子里。他的父亲查尔斯·阿德里安·拉迪斯拉夫斯·狄拉克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法国裔移民，在布里斯托尔的技术学院教授法语。母亲弗洛伦斯·霍尔滕是康沃尔一位船长的女儿，在当地图书馆工作。
这个家庭的餐桌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战场。查尔斯·狄拉克制定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家规：晚餐时间只能用法语交流。任何语法错误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对于年幼的保罗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规则，更是一道无形的墙。他的法语水平远远不足以流畅表达复杂的思想，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足以定义他一生的选择——沉默。与其冒着犯错的风险开口，不如让嘴永远闭着。
狄拉克后来回忆童年时说：‘我小时候从未感受过爱与亲情。‘这句话像一把生锈的刀，剖开了他一生的底色。在查尔斯的暴政下，这个家庭的三个孩子——比保罗年长的哥哥雷吉纳德、年幼的妹妹贝翠丝——各自在沉默中凋零。父亲从不允许他们带朋友回家，餐桌是审判庭，家是监狱。查尔斯与妻子弗洛伦斯的关系同样充满了火药味，频繁的争吵让这个家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引爆的弹药库。
狄拉克的沉默并非天生，而是被锻造出来的。每一个在餐桌上的夜晚，他都在父亲审视的目光中学会了一件事：语言是危险的，沉默是安全的。这种童年的创伤，在他的灵魂深处刻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裂缝，也铸就了他日后那种几乎病态的寡言少语。当他的同事们在剑桥的办公室里天南地北地讨论时，狄拉克只是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仿佛童年餐桌上的那个男孩从未长大。
1924年3月，悲剧降临了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保罗的哥哥雷吉纳德·查尔斯·费利克斯——家人叫他费利克斯——在24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没有人留下遗书解释这一切。费利克斯的死像一颗无声的子弹，穿透了狄拉克的心脏。他与父亲的关系在哥哥自杀后彻底破裂。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他的家人时，狄拉克只说了一句：‘我父亲总是让我和哥哥用法语说话。我学会了保持沉默，但我哥哥做不到。’
这句话是他对童年最完整的告白，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沉默的终极解释。
剑桥的沉默者
1923年，21岁的狄拉克带着一份微薄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这里，他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人——拉尔夫·福勒。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导师在1925年秋天把维尔纳·海森堡刚刚发表的量子力学论文递到狄拉克手中。那是海森堡创立矩阵力学的开山之作，一篇充满了晦涩符号和革命性思想的论文。
狄拉克拿到论文后，独自坐在圣约翰学院的房间里，开始了他一生的征途。他后来回忆说，他花了几个星期才理解海森堡在做什么。当他终于参透了其中的奥秘，他发现可以用一种更加优雅、更加数学化的方式重新表述这整套理论。1925年11月，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量子力学论文，用一种后来被称为’变换理论’的框架，将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统一起来。
这篇论文震惊了物理学界。1926年8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给保罗·埃伦费斯特的信中写道：‘我正在为狄拉克绞尽脑汁。这种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头晕目眩的平衡太可怕了。根本抓不住任何可以牢牢把握的东西！’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成为对狄拉克一生的最佳注脚。在剑桥，狄拉克迅速成为了一个传奇。他的同事们——那些后来同样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物理学家们——对他又敬又畏。欧内斯特·卢瑟福曾经把年轻的狄拉克介绍给一位访客，说：‘这是狄拉克，我们的天才。‘然后他又补充道：‘不过你不必担心，他不会说话。’
剑桥的物理学家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单位来衡量沉默的程度——‘狄拉克’，等于每小时说一个词。这个玩笑流传了半个世纪，成为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轶事之一。但在这玩笑背后，是狄拉克与生俱来的社交障碍。他在人群中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像是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被错误地放置在了地球的社交场合里。
有一次，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哥本哈根研究所里写论文，一边写一边喃喃自语。这是玻尔的习惯，他总是边写边嘟囔，试图把思绪整理成文字。当玻尔陷入困境，抱怨道’我不知道怎么结束这个该死的句子’时，狄拉克开口了：‘我在学校学过，永远不要在不知道结尾的情况下开始一个句子。’
玻尔后来评论说：‘狄拉克是我研究所里来过的最奇怪的人。’
狄拉克的沉默并非傲慢，而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太多人愿意说话，太少人愿意倾听。‘这句话是他一生社交哲学的浓缩。他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知道如何说话；他不是不想与人交往，而是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
1927年10月，第五次索尔维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这是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聚会，29位与会者中有17位是或将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在大会合影中，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坐在前排中央，年轻的海森堡和泡利站在后排，而狄拉克安静地坐在中排，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那一年，他25岁，刚刚完成了他将一生最重要的发现。
反物质的预言
1928年的冬天，狄拉克在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办公室里独自工作。他面前摊开的纸上写满了方程——他在试图解决一个困扰物理学界多年的难题。当时，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已经成功描述了电子在原子中的行为，但这个方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不满足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当电子以接近光速运动时——比如在原子核附近——薛定谔方程就会失效。
狄拉克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既满足量子力学又满足相对论的电子方程。这不是简单的数学技巧，而是要在两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理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他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每一个都导向死胡同。然后，在1928年1月的一个深夜，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疯狂的主意。
他的方程需要一个四分量的数学对象——后来被称为旋量。在薛定谔方程中，波函数只有一个分量，描述电子在空间中的概率分布。但狄拉克发现，要使方程同时满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波函数必须有四个分量。这四个分量中，两个描述电子的两个自旋状态——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这是狄拉克方程的第一个胜利：它自然而然地解释了电子的自旋，而在此之前，自旋只是一个强行添加到理论中的假设。
但另外两个分量呢？狄拉克计算后发现，它们对应的是负能量状态——能量为负的电子。这在当时看起来完全是荒谬的。能量怎么可能是负的？负能量的电子意味着什么？当狄拉克把论文寄给《皇家学会会刊》时，他知道自己刚刚撕开了宇宙的一道裂缝。
狄拉克方程可以写成：iℏ∂ψ/∂t = (cα·p + βmc²)ψ，其中ψ是一个四分量的旋量波函数，α和β是四乘四的矩阵，m是电子质量，c是光速。这个方程完美地统一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它预言了一种当时无人理解的存在。
狄拉克花了三年时间试图解释这些负能量解。最初，他认为这些解可能代表质子——当时已知的唯一带正电的粒子。但质子的质量比电子大1836倍，而方程预测的反粒子应该与电子质量相同。1930年，他在一封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我想整个困难源于负能态的存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处理它们。’
1931年，狄拉克终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真空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负能量的电子——一个后来被称为’狄拉克海’的概念。当一个负能量电子被激发到正能量状态时，它在负能量海中留下一个空穴。这个空穴表现得像一个带正电的粒子，与电子质量相同但电荷相反。他预言：‘这样一个粒子，虽然实验上尚未观察到，但不应该被认为是不存在的。’
1932年8月2日，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在研究宇宙射线时，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它的质量与电子相同，但带正电。安德森给它取名为’正电子’。他没有读过狄拉克的论文，不知道自己刚刚发现了理论物理学家预言的存在。几个月后，当安德森得知狄拉克的理论时，他震惊了。一个人用纸和笔，从纯粹的数学推理中预言了一种新粒子的存在。
正电子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反物质粒子。狄拉克的预言不仅被证实，而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物理学领域。后来，科学家们发现每一种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反质子、反中子、反氢原子……狄拉克方程揭示了宇宙最深层的对称性：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
但狄拉克本人对这一发现的态度，却像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沉默。当记者请他解释反物质时，他只是说：‘方程就是这么说的。‘他不追逐荣誉，不争取优先权，甚至不在公开场合庆祝这一物理学史上的伟大胜利。在他的世界里，真理不需要解释，方程不需要辩护。数学的美，就是最高的准则。
多年以后，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这样评价狄拉克的发现：‘狄拉克的伟大发现就像一尊精美的大理石雕像，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这句话捕捉到了狄拉克科学风格的本质：他的理论不是从实验数据的泥潭中挣扎出来的，而是从数学的清澈泉水中涌现的。他相信，如果一条物理定律在数学上是美的，它一定是对的。
这种信念后来成为狄拉克的方法论核心。他在晚年写道：‘研究工作者应该通过追随数学的美来发现新的物理定律。数学的美是物理学家最可靠的向导。’
海森堡的舞会
1929年夏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一起乘船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这是两位量子力学奠基人之间一次命运般的相遇。海森堡比狄拉克年长一岁，性格却截然不同。海森堡热爱社交、喜欢跳舞、善于与人交往；狄拉克沉默寡言、回避人群、在社交场合手足无措。
在长达两周的航行中，海森堡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船上的年轻姑娘们跳舞。狄拉克则坐在一旁观看，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问海森堡：‘你为什么跳舞？’
海森堡笑着回答：‘当有漂亮的姑娘时，和她们跳舞是一种享受。’
狄拉克沉默了许久，然后问道：‘但你事先怎么知道姑娘们是漂亮的？’
这个问句，浓缩了狄拉克一生的社交困境。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需要预先定义、精确测量、逻辑推导。你无法在跳舞之前知道一个姑娘是否漂亮，就像你无法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得出结论。海森堡听后大笑，而狄拉克只是困惑地看着他，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这个故事在物理学界流传了将近一个世纪，成为’狄拉克式’思维的最佳例证。他不是故意刁难，而是真的不理解。在他的认知框架里，这只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在采取行动之前，你需要足够的信息来支持你的决定。这不正是科学方法的精髓吗？
1930年，在哥廷根，狄拉克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了朋友。这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在科学上有着深刻的共鸣。有一天，狄拉克注意到奥本海默在写诗。
他问道：‘罗伯特，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物理学的前沿工作的同时写诗。’
奥本海默反问：‘为什么不能？’
狄拉克认真地回答：‘在物理学中，你想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话来讲述一些以前没人知道的事情。而在诗歌中，你用没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一些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两者是不相容的。’
奥本海默被这句话弄得哑口无言。他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领导曼哈顿计划，却从未忘记狄拉克这句冷静而锋利的评论。狄拉克的逻辑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人类表达方式的本质区别：科学追求清晰，诗歌追求模糊；科学创造新知，诗歌重塑旧感。
1932年，狄拉克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这个职位曾经属于艾萨克·牛顿，后来属于史蒂芬·霍金。狄拉克在就职演讲中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只是开始推导方程。学生们后来回忆，听狄拉克的课就像观看一场数学表演：他没有讲稿，没有废话，只是在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写下方程，每一个都完美无瑕。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举手说：‘教授，我不理解黑板右上角的那个方程。’
狄拉克点点头，然后继续讲课。学生困惑地再次举手。狄拉克停下来，说道：‘你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没有问问题。’
在他的世界里，语言必须精确。陈述不是问题，问题必须有问号。这种对精确性的执着，让他在人际交往中处处碰壁，却也让他的科学著作成为物理学史上最清晰的典范。他的《量子力学原理》被誉为’物理学的圣经’，影响了整整一代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的恐惧
1933年11月，狄拉克接到通知：他将与埃尔温·薛定谔一起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消息让狄拉克陷入了恐慌。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诺贝尔奖是梦寐以求的荣誉。但对于狄拉克而言，这意味着公开演讲、颁奖典礼、媒体采访——所有他最恐惧的东西。他认真考虑过拒绝这个奖项。他宁可不要诺贝尔奖，也不要面对那些闪烁的照相机和喋喋不休的记者。
最终，他在朋友恩斯特·卢瑟福的劝说下接受了奖项。卢瑟福告诉他，拒绝诺贝尔奖会引起更多的媒体关注。这是狄拉克无法反驳的逻辑：他选择了较小的恶。
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上，狄拉克穿着燕尾服，站在瑞典国王面前。他的获奖感言是诺贝尔奖史上最奇特的演讲之一。他没有谈论自己的发现，而是开始讨论经济学。他把物理学的方法论应用到经济问题上，用方程分析经济衰退的原因。他说：‘我认为所有经济麻烦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体系试图维持两种东西之间的等价关系，而这两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应该被承认为不等价的。’
这番话让在场的经济学家们目瞪口呆。一个物理学家，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用物理学的方法分析经济危机？但狄拉克是认真的。在他看来，理论物理的方法可以应用到任何可以用数字描述的问题上。这是他对世界的一贯看法：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用方程描述。
那一年，狄拉克31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这个纪录后来被李政道打破）。但荣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回到剑桥后，他继续每天独自在办公室工作，穿着那件永远不变的三件套西装，用沉默守护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感觉如何。狄拉克想了很久，然后说：‘我不喜欢那些仪式。’
爱因斯坦的选择
1933年春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离开了德国，正在美国为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选择同事。研究院的创始人奥斯瓦尔德·维布伦问爱因斯坦，他最希望谁成为研究院的第二位教授。
爱因斯坦的回答只有一个名字：保罗·狄拉克。
这是爱因斯坦能给予的最高赞誉。在他眼中，狄拉克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本世纪对物理学贡献最大的人’。但狄拉克拒绝了爱因斯坦的邀请。他不愿意离开剑桥，不愿意离开那个他工作了十年的地方。他也不愿意离开英国，那个他勉强称之家的国度。
二战期间，狄拉克为英国的核武器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主要在家里工作，完成了同位素分离的复杂计算，发明了一种没有活动部件的同位素分离装置。核工业至今仍在使用他引入的一些概念。但战争打乱了他的研究节奏，战后他感到精疲力竭，失去了战前那种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1947年，奥本海默——现在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邀请狄拉克去那里休假一年。这是狄拉克生命中最恢复性的一段时间。他在富尔德大厅里工作，身边是爱因斯坦、玻尔和维布伦这些老朋友。周末，他会扛着斧头，和同事们一起清理研究院林地里的小径。他的大女儿后来回忆，有一个星期天，她在爱因斯坦家里喝茶。
在这段时间里，狄拉克重新找回了研究的动力。他完成了关于磁单极子和量子理论的重要工作。他后来多次回到普林斯顿，称那里为’天堂’。
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研究院的永久职位。1969年，他从剑桥退休后，接受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访问教授职位。部分原因是他想离大女儿玛丽近一些。在塔拉哈西，他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那里继续他的宇宙学研究，直到1984年去世。
为什么狄拉克拒绝了爱因斯坦的邀请，拒绝了普林斯顿这个’天堂’？也许答案在于他一生无法摆脱的不安全感。他不相信自己能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永久聘用，不相信自己配得上爱因斯坦的青睐。童年餐桌上的那个男孩，永远在等待父亲下一句的责骂。
玛吉特的反粒子
1934年，狄拉克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她的名字叫玛吉特·维格纳，是匈牙利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的姐姐。她刚刚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来普林斯顿探望弟弟。有一天，她在餐厅里看到一个瘦弱、迷茫的年轻人走进来。
‘那是谁？‘她问弟弟。
‘那是保罗·狄拉克，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维格纳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就这样开始了物理学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玛吉特——朋友们叫她曼奇——是狄拉克的’反粒子’：她外向、健谈、热情、充满活力；他内向、沉默、冷静、情感迟钝。她是一团火，他是一块冰。
在他们相识后不久，玛吉特回到欧洲。两人开始了通信，但这些信件完全不成比例：玛吉特每隔几天就会写上好几页，而狄拉克每隔几周才回复几个句子。有一次，玛吉特抱怨他从不回答她关于日常生活和感受的问题。狄拉克回了一张表格，把她的所有问题列在左栏，答案写在右栏。
对于’我还应该爱谁？‘这个问题，狄拉克写道：‘你不应该指望我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说出来，你会觉得我很残忍。’
对于’你对我有什么感觉吗？‘这个问题，他只回答：‘是的，有一些。’
玛吉特意识到，她面对的是一个不理解什么是’修辞性问题’的男人。她告诉他：‘大多数问题本来就不是用来回答的。’
后来，玛吉特被狄拉克缺乏情感的表现激怒了，写信说他应该’再得一个残忍奖’。狄拉克回复道：‘你应该知道，我不爱你。如果假装爱你，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从未爱过，所以我不理解细腻的感情。’
但时间改变了一切。当狄拉克从布达佩斯探望玛吉特归来后，他写道：‘离开你时我感到非常悲伤，现在仍然感到非常想念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通常不会在离开别人时想念他们。’
这是一个用数学语言描述爱情的尝试。他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想念一个人——而这违反了他此前所有的经验法则。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异常值，但他知道它是真实的。
1937年，他们结婚了。狄拉克后来给玛吉特写信说：‘曼奇，我亲爱的，你对我非常重要。你美妙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你让我变得有人性……我觉得，如果能让你快乐，我的人生就值得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狄拉克的苏联同事证实了他的自我评价：‘看到狄拉克结婚了真有意思，这让他变得更有人性了。’
在狄拉克那里，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性存在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实践维度。一个完全沉浸在精神生活中的人发现了心灵的生活。一个一直被数学美引导的人，发现了人性中某种他从未怀疑过的美。
简言之，一个辉煌而孤独的男人，找到了他一生缺失的东西：爱。
爱因斯坦死去的那一天
1955年4月18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
据格雷厄姆·法梅洛的传记记载，这是狄拉克一生中唯一一次哭泣。这个几乎从不表达情感的男人，在听到爱因斯坦去世的消息后，泪流满面。
为什么？爱因斯坦对于狄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
也许答案在于，爱因斯坦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当整个世界都在嘲笑狄拉克的沉默、困惑于他的怪异时，爱因斯坦说的是：‘这个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平衡太可怕了。‘这不是批评，而是同情。爱因斯坦知道，天才的代价是什么。
爱因斯坦是第一个邀请狄拉克加入普林斯顿的人，是唯一一个在狄拉克最需要时给他提供’天堂’的人。在研究院的岁月里，狄拉克常常在周日带着女儿去爱因斯坦家喝茶。那个曾经在布里斯托尔的餐桌上沉默的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需要说话也能被理解的地方。
爱因斯坦的死，让狄拉克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看见他的人。
1982年，狄拉克80岁生日那天，物理学家约翰·惠勒给他写了一张便条：‘我写信告诉你，我不确定你是否知道，有多少年轻一代的人——还有老一代的人——把你视为英雄，视为如何把事情做对的榜样，视为对正直与美的激情追求的典范。’
狄拉克在收到这张便条时，正在西西里的一个暑期学校讲课。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狄拉克后来在给教皇奖项委员会的手写推荐信中，推荐威滕’在数学物理领域对一系列问题的精彩解决方案’。这似乎是他写的最后一封推荐信。
他最后一次访问普林斯顿是在1979年，参加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的研讨会。那时他已经搬到佛罗里达，但他对研究院的怀念从未消退。在接受佛罗里达媒体的采访时，他带着一丝怀旧说道，那里是’天堂’。
最后的沉默
1984年10月20日，保罗·狄拉克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去世，享年82岁。
他在遗嘱中要求不举行葬礼。他一生都在躲避聚光灯，死后也不愿被追忆。但世界没有忘记他。
1995年11月13日，一块纪念牌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殿揭幕。皇家学会会长迈克尔·阿蒂亚爵士主持了仪式。史蒂芬·霍金在致辞中说：‘除了爱因斯坦之外，狄拉克在本世纪对推进物理学、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纪念牌上刻着狄拉克方程的简洁形式。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一个方程，一行符号，永恒的真理。
狄拉克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天才与孤独的故事。他用数学撕裂了宇宙最深层的秘密，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为量子电动力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方程被刻在大教堂的墙上，与牛顿和达尔文的名字并列。
但他也是一个被童年创伤永远囚禁的人。父亲的餐桌教会了他沉默，哥哥的自杀教会了他痛苦，而他用一生的孤独来抵御这世界可能的伤害。他的沉默是盾牌，也是牢笼；他的方程是出口，也是死胡同。
当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是基于图像的。我需要可视化事物，然后投影到方程上。’
这是他对世界最深情的告白。他看到的图像，是宇宙最深刻的对称；他写下的方程，是人类最优雅的语言。在他的世界里，沉默与方程同义——都是通向真理的路径。
狄拉克曾经被问及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谁。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知道。’
但他写过一句话，也许是无意中写下的诗：‘上帝用了美丽的数学来创造这个世界。’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美的追求。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对称，在喧嚣的人群中坚守沉默，在无限的宇宙中寻找那个唯一的方程。
那个在布里斯托尔餐桌上学会沉默的男孩，最终用沉默震动了整个宇宙。
参考资料
- Graham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The Hidden Life of Paul Dirac, Quantum Genius. Faber and Faber, 2009.
- Helge Kragh. Dirac: A Scientific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aul A.M. Dirac.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Mechan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 P.A.M. Dirac. ‘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Electr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1928.
- Abraham Pais et al. Paul Dirac: The Man and His 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Nobel Prize Organization. ‘Paul A.M. Dirac -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1933.
-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aul Dirac: The Mozart of Science.’ IAS Ideas, 2008.
- CERN Courier. ‘The Strangest Man: The Hidden Life of Paul Dirac, Quantum Genius.’ Review, 2009.
-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Paul Dirac (1902-1984).’ MacTutor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rchive.
-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Paul Dirac and Igor Tamm Correspondence, 1928-1933.’ AIP Arch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