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柏林一场关于催眠的学术会议上，一位德国精神病学家向观众宣布了一个震惊四座的消息：他成功地将一名同性恋男性转变为异性恋。这位医生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厌恶条件反射的技术——当患者被展示同性图像时，医生会施加某种不愉快的刺激。在那一刻，一种将持续七十年的伪科学实验拉开了序幕。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所谓的突破将演变成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将无数人的性取向当作一种需要被矫正的疾病，用电流、呕吐物和手术刀进行系统性摧毁。
巴甫洛夫的幽灵
厌恶疗法的理论基础来自俄罗斯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实验。巴甫洛夫通过让狗在听到铃声后分泌唾液，证明了条件反射的存在。这个发现本应用于理解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但在20世纪中叶，它被扭曲成了一种武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开始设想：如果狗可以被条件反射训练，那么人类是否也可以？如果某些行为被认为是病态的，是否可以通过条件反射来消除？
1935年，美国心理学家L.M.马克斯发表了第一篇专门研究厌恶疗法用于同性恋的论文。他在报告中描述了一个案例：通过将同性恋图像与电击配对，成功地打破了患者的同性恋固着。这篇论文发表在《心理学通报》上，成为后来无数类似研究的滥觞。当时的美国，同性恋不仅被视为精神疾病，在许多州还属于刑事犯罪。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马克斯的研究被视为一种进步——它提供了一种替代监禁的方法。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社会对性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核家庭被视为抵御共产主义渗透的堡垒，而任何偏离传统性别角色和性行为的表现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厌恶疗法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精神病院和大学诊所开始大规模应用这种技术。其中最著名的设备之一是由Farrall Instruments公司生产的视觉触发电击器，这家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公司专门生产各种行为矫正设备，其产品目录中甚至包括一种被称为阴茎膨胀监测器的装置，用于测量患者对性刺激的生理反应。
电击椅上的折磨
1960年代末期，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精神健康系，一名年轻的学生坐在椅子上。他的手腕和脚踝上绑着电极，面前是一块投影屏幕。屏幕上闪现着裸体男性的图片——有些是他事先选择的最有吸引力的，有些是随机的。每当他感到性唤起时，他必须按下手中的按钮。如果他在15到30秒内没有再次按下按钮表示唤起消退，电流就会穿过他的身体。这种痛苦会持续下去，直到他按下按钮为止。
这名学生后来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他回忆道：那是相当痛苦的，真的很可怕。你会发现自己在条件反射中将任何同性恋感觉与某种不愉快联系起来。这位化名为约翰的男子在1960年代末接受了数年的电击厌恶治疗，最终他决定停止治疗，因为他意识到这根本不起作用。我对男性的感情一如既往，他对记者说。
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后来承认，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在英国接受了厌恶治疗，因为记录已经丢失或被销毁，一些相关的医院也已关闭。但根据估计，仅在英国就有约1000人接受了电击厌恶治疗。而在大洋彼岸，情况更加糟糕。美国加州的阿塔斯卡德罗州立医院曾被称为同性恋者的达豪。在这座监狱式医院里，同性恋者不仅被电击，还被注射模拟溺水体验的药物——相当于药物版本的水刑。
英国伯明翰大学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揭示，该校心理学系在1966年至1983年间进行了大量厌恶疗法研究。心理学家莫里斯·菲利普·费尔德曼和精神病学家马尔科姆·J·麦卡洛克开发的预期回避疗法成为这一领域的标杆。他们的技术被宣传为一种干净、无需药物、成本低廉的门诊治疗方式，可以被任何医院的初级心理师和护士操作。在费尔德曼和麦卡洛克的报告中，患者被描述为自愿接受治疗。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同性恋在英国直到1967年才部分非刑事化——所谓的自愿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事实上，他们自己报告的43名患者中，有42%是因法庭转介而寻求治疗的。
呕吐物中的囚笼
电击并不是厌恶疗法的唯一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们选择了另一种同样残酷的方法：化学厌恶。患者被注射阿扑吗啡或依米丁——两种强力催吐剂——然后被迫观看同性恋图像。药物迅速引发剧烈的恶心和呕吐。患者被禁止离开房间，甚至被禁止离开床铺，有些人被迫躺在自己的呕吐物甚至排泄物中。一位在1964年接受了这种治疗的男子后来告诉《独立报》：那就像在恐怖电影里一样。他的治疗持续了三天，却毁掉了接下来三十年的人生。
澳大利亚悉尼的精神病学家尼尔·麦康纳希发明了一种被称为阴茎测谎器的装置——实际上是一种阴茎体积描记器，用于测量阴茎对性刺激的体积变化。1973年，一位名叫法比安·洛夏沃的男子作为住院患者在悉尼的精神病房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厌恶治疗，每天三次。他回忆道：他们把电线绑在你的手指上，然后把你的阴茎放进照片里的那个东西里，然后你坐下来等待，有时候会弹出一张幻灯片，你会受到电击，有时候不会受到电击。
洛夏沃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屈辱感：我不得不解开裤子，把它拉下来，把那个东西套上去，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和尴尬。六个月后，他被要求回来进行加强治疗，但他已经受够了。在那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付出了代价……我已经尽力做了教会或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麦康纳希本人后来也承认了厌恶疗法的无效性，并质疑了其背后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他在2005年去世，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遗产。
冰锥刺入眼眶
如果说电击和呕吐物还不够残忍，那么沃尔特·杰克逊·弗里曼二世的工作则将厌恶疗法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弗里曼被称为脑叶切除术之父，他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经眼眶脑叶切除术的技术：用一把冰锥从患者眼眶的角落敲入大脑，然后在额叶中来回移动，切断神经纤维。整个过程只需十分钟，不需要外科医生的协助——弗里曼本人就不是外科医生。
弗里曼的患者中高达40%是同性恋男性。虽然他声称脑叶切除术的目的不是治愈同性恋，而是治疗他所谓的同性恋背后的精神分裂症，但他的文字揭示了更阴暗的动机。他写道：脑叶切除术后，同性恋似乎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这几乎不令人惊讶——当一个人的额叶被摧毁后，他的人格、情感和主动性也会随之消失。
弗里曼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3439例脑叶切除术，死亡率高达14%。这意味着至少有481人死在了他的冰锥下。在1952年的两周内，他在西弗吉尼亚州进行了228例手术，每例只收取25美元的费用。他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甚至在一次手术中途停下来让人拍照，结果冰锥刺入大脑太深，导致患者死亡。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开着他的脑叶切除术车在全国巡回，访问精神病院，演示他的技术。他甚至对一个四岁的男孩进行了手术，仅仅因为这个孩子的行为不端。
南非军队的沉默屠杀
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将厌恶疗法推向了国家机器的层面。1971年至1989年间，南非国防军在精神病学家奥布里·莱文的领导下实施了所谓的厌恶计划。在这个项目中，数百名被怀疑为同性恋的士兵被迫接受化学阉割和电击厌恶治疗。
根据幸存者的证词，治疗电极被绑在上臂上，电线连接到一个刻度从1到10的仪表盘上。患者被展示同性恋图像，如果表现出性唤起，就会遭受电击。有些人被实施了性别重置手术——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作为使其成为异性恋的一种手段。这些手术往往极其粗糙，导致终身残疾。据估计，有超过900名士兵在这个项目中遭受了不可逆的身体和精神创伤。
莱文后来移民加拿大，在卡尔加里大学任教，直到2010年因性侵患者被吊销执照。他从未因其种族隔离时期的罪行受到起诉。2013年，他在加拿大去世，带走了许多秘密。
粉红三角下的死亡
在厌恶疗法成为精神病学的主流之前，纳粹德国已经展示了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极端后果。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政权对同性恋男性发动了一场系统性迫害。根据修订后的第175条，纳粹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重罪，并大幅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大约10万名男性因涉嫌违反第175条被捕，其中约一半被定罪。在这些人中，有5000至15000人被送往集中营，被迫在制服上佩戴粉红三角形作为识别标志。根据幸存者的证词，粉红三角形囚犯是集中营中最受虐待的群体之一。他们被分配最繁重的劳动，经常遭受警卫和其他囚犯的身体和性虐待。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些粉红三角形囚犯被用于不人道的医学实验。从1942年11月开始，集中营指挥官正式获得了强制阉割粉红三角形囚犯的权力。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粉红三角形囚犯并没有获得解放。同性恋在德国仍然是非法的——西德继续使用纳粹修订后的第175条，直到1994年才将其废除。许多因该条款被定罪的人在战后继续服刑，还有数万人在战后时代被定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得到任何赔偿或道歉。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推翻了纳粹时代的第175条定罪，使受害者首次有资格获得赔偿。
1973年的转折点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投票决定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移除。这一决定标志着官方精神病学对同性恋态度的重大转变，也是对厌恶疗法合法性的致命打击。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1970年洛杉矶的行为矫正会议上，当费尔德曼展示一部预期回避疗法的影片时，同性恋解放阵线的活动家们站起来抗议：野蛮主义！中世纪酷刑！这太恶心了！这是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你奇怪为什么我们带着敌意来到这里。你想烧掉我们的大脑，因为你不喜欢我们生活的方式。
这些抗议最终推动了变革。到1970年代中期，电击厌恶治疗在英国几乎完全被放弃。2017年，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发表了一份正式道歉声明。院长温迪·伯恩写道：没有任何语言可以修复对那些仅仅因为爱上同性而被视为精神不健康的人造成的伤害……曾经声称有治疗方法或将其首先归类为疾病的研究，都已被推翻和揭穿。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那些被绑在电击椅上、被迫躺在呕吐物中、被冰锥刺入大脑的人，他们的人生被永久改变了。许多人从未恢复，有些人选择了自杀。即使是幸存者，也常常被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信任问题所困扰。英国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仍有2%的LGBTQ受访者曾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转换疗法，另有5%曾被提供过这种选择。这意味着，尽管主流精神病学已经否定了这种做法，但它仍在阴影中继续。
永恒的警示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今天在做什么，会在五十年后被视为疯狂的？化学脑叶切除术——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是否也是一种简化问题的做法？我们对大脑的理解，真的比1940年代多很多吗？
厌恶疗法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学好奇心如何在没有伦理约束的情况下演变为人间炼狱的警示。它告诉我们，当某种行为被定义为疾病时，那些被诊断为患者的人就变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它提醒我们，科学进步本身并不保证道德进步——有时候，技术越先进，伤害就越大。
从1899年柏林的那场学术会议，到今天仍在进行的转换疗法，这段历史已经有125年。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完全从中吸取教训。在某些地方，同性恋仍然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在某些诊所，电击和激素仍在被用于摧毁人们的性取向。粉红三角形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
这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警告。当我们用科学的名义剥夺他人的基本人性时，我们离纳粹德国只有一步之遥。当我们认为某种存在方式是错误的，并试图用技术来纠正它时，我们正在打开一扇通往地狱的门。
那些被绑在电击椅上的人，他们的痛苦没有被遗忘。他们的声音，穿越时光的迷雾，仍在警示我们：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人性的底线在哪里？当我们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我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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