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细胞的十字军：一个医学狂人在波多黎各写下的种族灭绝宣言

第一章：白色信封里的死亡宣言

193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圣胡安的空气里弥漫着热带雨林特有的潮湿与沉重。在长老会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三十三岁的康纳利·帕卡德·罗兹医生刚刚从一场派对归来。他的福特敞篷车被人砸破，座垫和其他物品被盗。酒精还在血液里燃烧，怒火在胸腔中翻涌。他坐到一张办公桌前——那不属于他，属于一位名叫贝蒂·吉耶尔梅蒂的波多黎各女速记员——开始写信。

收信人是他在波士顿的老友弗雷德·斯图尔特，时任纽约纪念癌症研究医院的研究员。信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费迪：我对拉里·史密斯的任命想得越多，就越感到恶心……’

接下来是关于学术政治的抱怨，关于职业前景的绝望。但笔锋一转，信进入了另一个维度：

‘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也 tempted 去接受它。除了波多黎各人，这里本该是理想的。波多黎各人无疑是有史以来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最肮脏、最懒惰、最堕落、最爱偷窃的种族。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岛上就让你恶心。他们甚至比意大利人还低等。这个岛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工作，而是一场海啸或者其他什么能彻底消灭人口的东西。我已经尽我所能推进了灭绝的进程，杀死了八个人，还将癌细胞移植到了另外几个人身上。后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任何死亡……在这里，对患者福利的考虑毫无意义——事实上，所有医生都以虐待和折磨不幸的受试者为乐。’

签名是’达斯蒂’——罗兹的昵称。

这封信从未寄出。它被留在桌上，被医院的员工发现并传阅。罗兹得知后召集了一次全员会议，公开道歉。他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他错了。

第二章：洛克菲勒的殖民地实验室

要理解罗兹为什么会在波多黎各，以及他为什么会写下那样一封信，必须回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波多黎各一直是美国的殖民地。在这个热带岛屿上，美国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体实验场所：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一群被视为’落后’的人民，一个可以绕过本土伦理限制的地方。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委员会于1909年成立，最初的目标是根除美国南方的钩虫病。但很快，它的触角延伸到了全球——包括波多黎各。1919年，波多黎各公共卫生专员向国际卫生委员会发出邀请，希望他们研究岛上的钩虫感染问题，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波多黎各漫长存在的开始。

1931年，哈佛血液学家威廉·卡斯尔组建了洛克菲勒贫血症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钩虫病和热带口炎性腹泻引起的贫血。他邀请了年轻的病理学家罗兹加入。罗兹1924年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医学院毕业，曾在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实习，期间感染肺结核，在特鲁多疗养院休养一年后，对疾病研究产生了终身兴趣。1929年，他加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师从西蒙·弗莱克斯纳。

罗兹于1931年6月抵达圣胡安。最初的几个月，他满怀热情地写信给导师弗莱克斯纳，描述这里’近乎完美’的工作条件：充足的病床和实验室空间，出色的技术帮助，合作的医疗团队。‘气候宜人，乡村壮丽，‘他写道，‘我想象不出比这更宜人的居住地。’

但到了秋天，信件的语气开始变化。他与波多黎各医生的摩擦日益加剧，尤其是与流行病学家加里多·莫拉莱斯。在9月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试图在人类身上诱发实验性口炎性腹泻的努力：‘我们只有两只实验’动物’，一周左右会增加到十只。‘他希望通过让这些’动物’——也就是他的病人——食用’典型的本地饮食’，包括极低蛋白质和’几乎没有维生素’的食物来诱发疾病。‘如果他们不发生点什么，那他们确实有着牛一样的体质。’

历史学家苏珊·莱德勒指出，虽然这些研究对象被称作’病人’，但他们首先是临床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推进医学知识，而非接受治疗。罗兹在信中称他们为’实验动物’，这个用词揭示了殖民地医学研究的核心真相：在某些研究者眼中，被殖民者的身体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他们的痛苦是科学进步的燃料。

第三章：信件的传播与波多黎各的愤怒

罗兹在1931年12月10日离开波多黎各，相信所有信件副本都已被销毁。他不知道的是，实验室技术员路易斯·巴尔多尼保留了一份副本。1月，巴尔多尼将信交给了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党主席，一位将毕生奉献于波多黎各独立的律师。

阿尔比苏·坎波斯立即意识到了这封信的价值。他将信的副本寄给了国际联盟、泛美联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各大报纸、各国使馆甚至梵蒂冈。他撰写了一份附件，指控罗兹是美国政府灭绝波多黎各人阴谋的一部分。他将这一阴谋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美国用武力克服了他们的抵抗，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手段。当十九世纪末对印第安人产生了一些人道主义情感，使这些策略变得令人厌恶时，印第安种族恰好感染了肺结核和其他毁灭性疾病。‘夏威夷民族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他说，而罗兹的信’绝对证实’了美国’通过接种癌细胞来灭绝波多黎各人的系统计划’。

1932年1月27日，《民主报》刊登了信的照片，附有完整的西班牙语译文。2月13日，《世界报》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双语发表了全文。波多黎各沸腾了。

第四章：一场精心策划的洗白行动

面对风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波多黎各政府启动了两项调查。波多黎各总检察长拉蒙·基尼奥内斯主持官方调查，医学方面由波多黎各医学协会代表莫拉莱斯·奥特罗和卫生专员代表加里多·莫拉莱斯负责。他们审查了罗兹和洛克菲勒委员会治疗的257名患者的病历，包括在此期间死亡的13名患者。

调查结论：没有发现罗兹实施他所吹嘘的罪行的证据。长老会医院的记录显示，在这位年轻病理学家负责期间，没有患者死于可疑情况。调查人员也无法证实罗兹将癌细胞植入患者的说法。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调查是由波多黎各政府进行的，而波多黎各政府本身是美国殖民统治的一部分。调查人员在调查前就已经被预先设定了立场。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进行着自己的内部调查，并有目的地管理着舆论。

伊维·李，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关专家，介入了这场危机。他在1914年卢德洛大屠杀后就为洛克菲勒家族服务，当时24名男女老少在一场针对洛克菲勒拥有矿山的劳工暴乱中丧生。李被公认为现代公共关系行业的奠基人之一。

李联系了《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要求在发表前审阅稿件。他成功说服《时代》周刊删除了信中最具爆炸性的几句话：‘将癌细胞植入另外几个人身上’，以及’对所有患者的虐待和折磨’。他还删除了罗兹对波多黎各医生职业的侮辱，以及’他们甚至比意大利人还低等’这句话。

1932年2月15日，《时代》周刊发表了题为’波多黎各回旋镖’的报道，配有一张罗兹的照片，说明是’他的讽刺作品被当真了’。文章将罗兹描绘成一个’快活、嬉闹的年轻人’，信件只是’一种奇异的、戏谑的构成，完全为了自娱自乐而写，旨在讽刺一些美国人在波多黎各应有的态度’。文章强调罗兹向波多黎各病人捐献了’总共六夸脱’自己的血液，而波多黎各人的反应则是’忘恩负义’。

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关胜利：将一个承认杀人、承认植入癌细胞、表达种族灭绝愿望的医生，重新包装成一个被误解的好人。而那些质疑他的人——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被当作实验对象的病人——则被描绘成偏执、落后、忘恩负义的’土著’。

第五章：证人证词的另一面

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叙事。实验室技术员路易斯·巴尔多尼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证词。在宣誓声明和总检察长基尼奥内斯面前的作证中，巴尔多尼描述了罗兹与他的波多黎各研究对象的巨大社会距离。

巴尔多尼强调了罗兹的’肥胖’：他描述这位医生是一个’肥胖的人’，有着’圆胖的脸，倔强的胡须’和’又短又粗的脖子’。除了外貌描述，巴尔多尼还指控罗兹在从病人身上抽血时严重偏离了临床和实验室实践的卫生标准。他坚持说，罗兹’几天才间隔消毒一次针头’。此外，巴尔多尼描述了罗兹如何’在使用一个病人的注射器或针头后，在提取下一个病人的样本之前，从未消毒或灭菌’。

当然，罗兹的一些病人为他辩护。拉斐尔·阿罗约·泽彭费尔德特写信给《通讯报》，反驳了罗兹粗暴和不礼貌的指控，并否认了关于不洁注射器的细节。‘我每周抽一次血，‘他写道，‘用来刺我耳朵的针或针头被清洗在一种溶液中，看起来与注射器使用的溶液相同。我带了大约十五个人去做贫血测试，我不知道有任何耳朵感染的情况是因为刺伤。’

《纽约时报》报道说，只有一封匿名信对北美医生表示怀疑，而长老会医院院长收到了’数百封信’支持医院的工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但这些支持信的真实性难以验证，而且它们来自一个殖民语境下——在那里，质疑美国医生的权威可能意味着失去医疗资源。

波多黎各特别检察官基尼奥内斯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他给总督贝弗利的报告中，他写道，鉴于罗兹关于杀死病人的虚假声明和对岛上医生的诽谤，他’被迫得出结论，康纳利·P·罗兹医生是一个精神病例或一个无耻的人’。

第六章：从殖民地医院到癌症帝国的王座

丑闻在1932年后迅速在美国本土消散。罗兹回到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继续他的研究生涯。1933年，他被选中领导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个特殊的临床血液学服务部门。1934年，他和另一位研究者发表了使用肝提取物治疗热带口炎性腹泻的成功结果。

1939年，罗兹被选为纪念医院的院长——这是美国最著名的癌症医院和研究机构。他接替了詹姆斯·尤因，这位著名的肿瘤学家曾在1931年写过关于癌症移植的著作——这正是罗兹在他那封臭名昭著的信中提到的主题。命运似乎在开玩笑：被指控植入癌细胞的人，现在领导着美国最重要的癌症研究机构。

二战期间，罗兹被任命为陆军上校，担任化学战师医疗部主任。他在犹他州、马里兰州和巴拿马建立了美国陆军化学武器实验室。在他的热情参与下，超过六万名美国士兵参与了秘密实验，包括基于种族的测试——非洲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被特别针对。

1945年，他因’对抗毒气和其他化学战进展’获得军团勋章。同年，在意大利巴里港的一场灾难中，一艘载有2000枚芥子气炸弹的美国自由轮’约翰·哈维号’被德军轰炸击沉。数百名盟军士兵死于神秘的病症。负责调查的斯图尔特·亚历山大中校发现，这些士兵的症状与芥子气暴露一致——但更严重，包括白细胞数量的急剧下降。亚历山大看到了与癌症的联系：一种能够杀死快速生长细胞的化学物质。

罗兹抓住了这一发现。他意识到，芥子气化合物可能被用来’靶向在体内疯狂生长并侵入健康组织的快速生长细胞’。这成为了化疗的基础。1948年，斯隆-凯特琳研究所在纽约开业，罗兹成为首任所长。1949年6月27日，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是’癌症战士’。

文章没有提到他在波多黎各的研究，也没有提到他那封’奇异的、戏谑的构成’。曾经承认杀人、表达种族灭绝愿望的人，现在被描绘成与癌症这只凶猛螃蟹搏斗的英雄。

第七章：种族化的化学战实验

罗兹主持的种族化化学武器实验直到2015年才被NPR全面曝光。超过六万名美国士兵参与了芥子气实验，但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被特别选中，以测试这些化学武器对不同’种族’的影响。

93岁的罗林斯·爱德华兹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关进一个木制毒气室，锁上门。然后，芥子气和一种叫做路易氏剂的类似物质被泵入室内。感觉就像你在燃烧。人们开始尖叫、呼喊，试图冲出去。然后有些人晕倒了。最后他们打开门让我们出去，那些人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他们说我们被测试是为了看看这些气体对黑人皮肤会有什么影响，‘爱德华兹说。

日裔美国士兵被当作’敌人’的替代品，科学家可以研究芥子气和其他化学品可能如何影响日本军队。波多黎各士兵也被单独挑出来。白人士兵被用作科学对照组，他们的反应被用来建立’正常’标准，然后与少数族裔士兵进行比较。

这些实验在秘密中进行，没有记录在受试者的官方军事记录中。大多数人没有证明他们经历了什么的证据。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后续医疗护理或监测。他们被勒令对测试保密，否则将面临不光彩退伍和军事监禁的威胁——这让一些人无法接受适当的医疗治疗，因为他们无法告诉医生发生了什么。

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家杰伊·卡茨在2003年审查这些实验时描述它们是’丧尽天良的’，说它们基于’人类廉价的可用性’，士兵们被’操纵、剥削和背叛’。

第八章：一封信如何点燃一场革命

罗兹的信在波多黎各的集体记忆中从未消失。它成为了反殖民斗争的象征，被民族主义者反复引用。

1950年11月1日，两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奥斯卡·科拉索和格里塞利奥·托雷索拉试图刺杀杜鲁门总统。托雷索拉在枪战中被击毙，科拉索受伤被俘。后来接受采访时，科拉索说，他在1932年还是年轻人时听到阿尔比苏·坎波斯谈论罗兹的信，从此决定将毕生献给民族主义运动。他被判处坐电椅死刑，但杜鲁门在1952年将刑期减为终身监禁。1979年，卡特总统释放了年迈的科拉索，他回到了波多黎各。

一封医生愤怒时写下的信，在近二十年后仍然激励着人们拿起武器。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罪行，更是关于一个殖民体系的残酷——在这个体系中，被殖民者的身体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他们的痛苦是科学进步的燃料，他们的愤怒则被描绘成落后与忘恩负义。

第九章：七十年后的迟来审判

直到2002年，罗兹的幽灵才真正被挑战。波多黎各大学生物学教授埃德温·巴斯克斯偶然发现了罗兹1932年的信，联系了美国癌症研究协会，要求将罗兹的名字从该协会颁发的奖项中移除。波多黎各国务卿费迪南德·梅尔卡多等人也加入了呼吁。

AACR表示他们此前不知道1932年的争议，委托耶鲁大学法学荣休教授、医学伦理专家杰伊·卡茨进行独立调查。卡茨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罗兹杀死病人或移植癌细胞，但信件本身已经’应受谴责’到足以移除他的名字。

2003年，AACR将奖项更名为’癌症研究杰出成就奖’。他们表示，新名称将追溯适用，过去的获奖者将收到更新的牌匾。

但这个决定来得太晚。罗兹在1959年死于冠状动脉闭塞，直到最后一刻仍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科学主任。他被追授了凯瑟琳·伯金·贾德奖，表彰他对肿瘤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在他去世二十周年之际，AACR以他的名义设立了纪念奖，表彰有前途的年轻研究者。

他的一生是一个悖论：一个被指控杀人的人，一个被指控植入癌细胞的人，一个写下种族灭绝宣言的人，最终成为了美国癌症研究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获得了军队的最高荣誉。而那些被他当作实验对象的人——波多黎各的农民，二战中的少数族裔士兵——则在历史中被遗忘，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人为他们说话。

尾声：未完成的清算

2019年，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在《如何隐藏一个帝国》一书中写道：‘罗兹的故事揭示了美国帝国的一个核心真相：在殖民地，医学研究与政治控制紧密相连。科学家们不仅仅是寻找疾病的治愈方法；他们也在寻找管理和控制被殖民人口的方法。’

波多黎各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佩德罗·阿庞特-巴斯克斯在1982年发现了新的档案信息，引发了更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督贝弗利在1932年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任的一封信，信中说罗兹写了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糟糕’，据贝弗利说，波多黎各政府压制并销毁了这封信。阿庞特-巴斯克斯敦促波多黎各司法部重新审理此案，但因为罗兹已经去世太久而被拒绝。

2024年，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最令人不安的也许不是罗兹可能做过的具体行为，而是整个体系如何保护他。洛克菲勒基金会保护了它的研究项目和声誉。美国政府保护了它的殖民地和公民科学家。《时代》周刊保护了它所依赖的消息来源。医学界保护了它的一员。

在所有这些保护中，被遗忘的是那些病人——那些在1931年被罗兹称作’实验动物’的人，那些在二战中被当作种族测试对象的人。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教科书中，他们的痛苦被一笔带过，他们的指控被当作偏执的幻想。

罗兹在信中写道：‘对所有患者的虐待和折磨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所有医生都以虐待和折磨不幸的受试者为乐。‘他后来解释说这是讽刺。但历史告诉我们，讽刺往往是真相的面具。当一个有权势的医生在殖民地医院写下这些话，当一个种族化的科学实验体系允许他对被殖民者的身体为所欲为，讽刺就变成了自白。

癌症的拉丁语词根是’螃蟹’——一种横向移动的生物，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罗兹一生的故事，也是一种从殖民地医院蔓延到世界大战、从种族主义蔓延到医学荣耀的癌症。它是美国医学史上最深的伤口之一——一个至今仍未完全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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