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位自称来自维也纳的"著名心理学家"走进了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他有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穿着考究的三件套西装，言谈间不时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他的名字叫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他将在这所大学的三十年里，建立起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自闭症治疗帝国"。
他声称自己曾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从地狱般的经历中领悟了人性的真谛。他声称自己用爱与耐心拯救了数百名被遗弃的自闭症儿童。他声称母亲们应该为孩子的自闭症负责——那些被称作"冰箱母亲"的女性，她们的冷漠和拒绝摧毁了孩子的心灵。他的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自闭症的认知，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他被无数父母视为最后的希望。
然而，当贝特尔海姆于1990年3月13日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养老院里用塑料袋套住头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一个被精心编织了半个世纪的谎言开始崩塌。他不是心理学家——他只在维也纳大学修过三门心理学入门课程。他的许多"成功案例"根本不是自闭症儿童。他所谓的"治疗"包含了系统性的儿童虐待。而那个他声称从中学到人生真谛的集中营经历，也被历史学家质疑充满了夸大和虚构。
这是关于一个骗子如何成为心理学界权威的故事，也是关于整个科学共同体为何对虐待视而不见的故事。
从维也纳到芝加哥：一个骗子的诞生
1903年8月28日，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世俗的犹太家庭。关于他早年生活的许多细节至今扑朔迷离，因为贝特尔海姆本人在不同时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了十四年，获得了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曾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有过密切往来，还曾在维也纳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过专业训练。他说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就开设了一家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机构，照顾过数名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孩子。
然而，当传记作家理查德·波拉克在1990年代开始调查贝特尔海姆的生平后，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浮现出来。贝特尔海姆确实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但他的博士学位是艺术史而非心理学或哲学。他在大学期间只修读了三门心理学入门课程。弗洛伊德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他也没有在任何精神分析机构接受过培训。所谓的"自闭症儿童治疗机构"实际上是他第一任妻子吉娜照顾的一个名叫帕齐的美国女孩，而这个女孩是否患有自闭症至今仍有争议。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两个月后的5月28日，贝特尔海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后来声称自己在集中营里进行了广泛的心理学研究，采访了1500多名狱友，观察了极端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变迁。这个数字本身就令人怀疑——十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采访五个人，这在集中营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39年4月，在希特勒生日的大赦中，贝特尔海姆获释。他很快离开欧洲，于同年抵达美国。带着一个难民的凄惨故事和一身伪造的学历，他开始了在这片新大陆上的"第二次生命"。
贝特尔海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时机。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对来自维也纳的知识分子怀有近乎迷信的崇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在美国大行其道，任何操着奥地利口音、能够引用弗洛伊德理论的人都会被自动视为权威。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正在实施一项帮助欧洲学者在美国重新安置的计划，贝特尔海姆的简历被送到了芝加哥大学著名教育学家拉尔夫·泰勒的案头。
泰勒在看到贝特尔海姆声称拥有的三个博士学位（哲学、艺术史和心理学，全部"优等荣誉毕业"）和他关于照顾自闭症儿童的经历后，立即决定聘用他。1944年，贝特尔海姆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索尼亚·尚克曼矫正学校校长，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统治。
矫正学校：伪装成天堂的地狱
索尼亚·尚克曼矫正学校成立于1912年，最初是作为芝加哥大学和拉什大学医学中心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旨在研究和治疗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当贝特尔海姆接管时，这所学校只有大约二十五名学生，主要进行学术研究而非临床治疗。
贝特尔海姆彻底改变了学校的方向。他引入了所谓的"环境治疗"理念，声称要创造一个与集中营完全相反的环境——温暖、接纳、充满爱心。他精心设计了学校的每一个细节：柔软的地毯、舒适的家具、墙上的艺术品、精心挑选的书籍。他禁止使用精神药物和电击治疗，这在当时的精神病院环境中显得格外进步。
表面上，矫正学校像是儿童的天堂。学生们住在布置温馨的宿舍里，有充足的食物、玩具和户外活动时间。工作人员被训练成"替代父母"，给予孩子们无条件的爱和关注。贝特尔海姆向家长们承诺，他们的孩子将在这里得到重生。
然而，在这层温暖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控制系统。
贝特尔海姆在学校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他禁止学生们与外界联系，信件必须经过检查。他要求学生们在每件事上都必须征得他的批准，从穿什么衣服到和谁说话。他创造了一种告密文化，鼓励学生们互相揭发。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1990年，在贝特尔海姆死后，许多曾经的学生开始公开讲述他们的经历。阿丽达·贾蒂奇是其中之一，她在1966年至1972年间住在矫正学校，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她在写给《芝加哥读者报》的信中说，她"生活在对贝特尔海姆不可预测的脾气的恐惧中——公开殴打、揪头发、疯狂的指控和威胁，在同学和工作人员面前遭受虐待。一分钟他还在微笑着开玩笑，下一分钟他就爆发了"。她称贝特尔海姆为"一个邪恶的人，他把学校变成了私人帝国，把自己变成了半神或邪教领袖"。
另一位学生回忆说，贝特尔海姆会因为"罪行"而殴打他们，这些"罪行"包括抱怨食物、没有准时起床、或者在谈话中使用了错误的词语。他会在餐桌上突然站起来，走向一个学生，开始扇耳光，一边打一边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时候他会在道歉的名义下触摸女学生的胸部。
曾在学校工作过的辅导员戴维·茨韦德林格承认他只见过一次贝特尔海姆打学生——一个男孩对女辅导员爆粗口后，贝特尔海姆扇了他两三下耳光。但他也指出，贝特尔海姆是"一个会不时爆发强烈愤怒的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虐待行为在整个学校系统中是公开的秘密。《新闻周刊》曾报道，芝加哥地区的心理医生们私下给贝特尔海姆起了个绰号叫"布鲁特海姆”（Brutalheim，意为"残暴者"），但没有人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来保护学生。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霍华德·加德纳后来写道，许多专业人士都知道贝特尔海姆的行为，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与他对抗——“从对贝特尔海姆传奇般报复能力的恐惧，到治疗者行会需要的团结，再到感觉贝特尔海姆的正面特质终究占了上风，揭露他会助长更恶毒的力量”。
冰箱母亲：一场针对母亲的战争
如果说矫正学校的虐待行为是贝特尔海姆罪行的"可见部分"，那么"冰箱母亲"理论则是他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更广泛、更深远的伤害。
“冰箱母亲"这个词最早由自闭症研究的先驱利奥·坎纳在1949年使用。坎纳在1943年首次描述了自闭症这种疾病，他注意到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似乎缺乏温暖，性格较为冷淡。他写道，这些孩子被"整齐地放置在不化霜的冰箱里。他们的退缩似乎是一种背离这种境况、在孤独中寻求安慰的行为。”
坎纳本人后来澄清，他从未认为父母的性格是自闭症的原因，他只是描述了观察到的一种相关性。但贝特尔海姆抓住了这个概念，将其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贝特尔海姆看来，自闭症是一种由父母的情感冷漠造成的心理疾病。母亲们的"冰冷"态度让孩子无法形成正常的依恋关系，迫使他们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像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丧失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空堡垒》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将自闭症儿童比作集中营里的"穆斯尔曼"——那些因为丧失了所有希望而变得麻木、冷漠、等待死亡的囚犯。
《空堡垒》成为了心理学界的畅销书。贝特尔海姆在书中描述了三个案例研究：乔伊、马西娅和劳里。乔伊是一个"机械男孩"，相信自己是一台机器，通过管子进食，靠电池运转。马西娅是一个拒绝说话的女孩。劳里则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孩子。贝特尔海姆声称，通过矫正学校的环境治疗，这些孩子最终都走出了他们的"空堡垒"，重新与世界建立了联系。
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些案例充满了问题。乔伊可能根本不是自闭症患者——他的症状更像是某种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障碍。贝特尔海姆声称的治疗效果缺乏客观的验证。整个研究方法论是定性的、主观的，无法进行独立复制。
更重要的是，贝特尔海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早在1964年，心理学家伯纳德·里姆兰——他自己就有一个自闭症儿子——就出版了《婴儿期自闭症：综合症及其对行为的神经理论的影响》一书，直接挑战了"冰箱母亲"假说。里姆兰指出，自闭症的症状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会出现，远早于任何父母"冷漠"可能产生影响的时间。他引用了大量证据表明自闭症有强烈的遗传基础。
但里姆兰的书没有获得与《空堡垒》同等的关注。贝特尔海姆有维也纳口音——那是心理学权威的标志；他上过电视节目；他与著名知识分子交往；他的文笔优美动人。在一个仍然深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狂热的年代，他的理论听起来如此合理，如此符合人们对母子关系的既有认知。
于是，整整一代自闭症儿童的母亲被告知，她们是孩子疾病的罪魁祸首。她们在寻求帮助时，得到的不是支持和理解，而是指责和羞辱。她们被要求接受心理治疗，改变自己的"冷漠"态度，重新"赢得"孩子的爱。有些人甚至被建议与孩子分开，让所谓的"替代父母"来抚养孩子——贝特尔海姆称之为"父母切除术"。
PBS在2002年制作的纪录片《冰箱母亲》记录了这些女性的故事。她们讲述了被医生指责时的羞耻和绝望，讲述了多年来自责和抑郁的痛苦。一位母亲回忆说，当她带着自闭症儿子去看医生时，医生看着她说：“夫人，您的问题在于您不喜欢您的孩子。“另一位母亲说，她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证明自己不是"冰箱母亲”，直到最后才意识到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的。
这种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摧毁了母亲们的心理健康，还破坏了亲子关系。许多母亲因为内疚而试图"补偿”，过度地拥抱、亲吻孩子，强迫自己表现出热情，结果反而让对感官刺激敏感的自闭症儿童更加不适。更重要的是，它转移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如果自闭症是由父母造成的，那么研究者就不需要去寻找生物学或遗传学的原因。
贝特尔海姆的理论在法国尤其根深蒂固。直到2010年代，法国的精神分析学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冰箱母亲"假说，许多自闭症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往专门的机构接受"治疗"。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来才开始改变。
学术欺诈：一个被揭穿的神话
当贝特尔海姆在1990年自杀时，他留下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声誉大厦。随后几年里，这座大厦开始一块砖一块砖地崩塌。
首先是他的学历问题。当波拉克等人仔细审查贝特尔海姆的学术背景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贝特尔海姆声称自己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实际上只有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他声称自己被弗洛伊德亲自分析过——实际上从未发生过。他声称自己在维也纳经营过自闭症儿童治疗机构——实际上只是他妻子照顾过一个孩子。他声称自己有心理学资质——实际上他只修过三门入门课程，从未获得任何心理学执照。
这些谎言在他的求职申请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当他申请罗克福德学院的教职时，他声称自己拥有三个"优等荣誉毕业"的博士学位，曾在下奥地利图书馆管理艺术部，出版过两本艺术著作，发掘过罗马古物，还曾跟随著名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学习音乐。当芝加哥大学考虑聘他为教授时，他进一步声称自己有心理学训练、养育自闭症儿童的经验，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鼓励。
芝加哥大学的官方传记只列出一个博士学位，没有注明领域。直到波拉克的传记出版后，这个欺骗才被完全揭露。
其次是他的数据问题。贝特尔海姆声称矫正学校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率"，能够"治愈"自闭症儿童。但这些数据从未经过独立验证。他选择案例的方式是主观的，他对学生原始诊断的定义是模糊的。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许多被贝特尔海姆称为"自闭症"的学生，实际上可能患有其他疾病——有些只是行为问题，有些是学习障碍，有些是情绪困扰。
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彼得·克莱默在1997年写道：“福特基金会愿意资助对自闭症儿童的创新治疗，所以贝特尔海姆就把他的学生称为自闭症。很少有人真正符合这个新命名的综合症的定义。”
更严重的是抄袭指控。1991年，民俗学家阿兰·敦德斯发表文章，指出贝特尔海姆1976年的获奖著作《魔法的用途》大量抄袭了朱利叶斯·霍伊谢尔1963年的《童话的精神病学研究》。敦德斯提供了逐段对比，证明贝特尔海姆在没有注明出处的情况下使用了霍伊谢尔的分析和解读。虽然贝特尔海姆的支持者试图淡化这一指控，但证据是明确的。
最后是关于他集中营经历的问题。贝特尔海姆声称自己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度过了十个月，进行了广泛的心理学研究，并从这些经历中发展出了他的治疗理念。这个叙事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如果集中营的极端环境可以摧毁人的灵魂，那么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应该可以重建它。
然而，历史学家们发现，贝特尔海姆对集中营经历的描述充满了夸大和矛盾。他声称采访了1500名狱友，这个数字在集中营的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他在不同场合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前后不一。他甚至被指控在描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行为时，延续了"像羊一样走向屠宰场"的神话，这被许多人视为对受害者的指责。
权力的共谋：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
贝特尔海姆的案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明显在虐待儿童、伪造学历、传播有害理论的人，能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不可动摇的地位？
答案涉及到学术界的系统性问题。
首先是权威崇拜。贝特尔海姆拥有一个"完美的包装"——维也纳口音、犹太难民身份、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熟练运用。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这些特征本身就是权威的象征。很少有人愿意挑战这样一个"传奇人物"。
其次是机构的自我保护。芝加哥大学从贝特尔海姆的"成功"中获益匪浅。他的学校吸引了大量的资助和媒体关注。他的著作带来学术声望。挑战他意味着给整个机构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大学内部知道虐待的指控，也选择了沉默。
第三是学术界的"行会团结"。加德纳指出，治疗者们倾向于保护自己人。如果揭露贝特尔海姆，可能会引发对整个精神分析行业的质疑。在行为主义和药物治疗正在崛起的年代，精神分析学派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第四是对受害者的忽视。被贝特尔海姆伤害的人——学校里的学生和被指责的母亲们——在社会上是最无力的群体。自闭症儿童被认为是"不可教育的"，他们的母亲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当这些人指控贝特尔海姆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他们。
最后是时代的盲点。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对儿童的体罚在学校和家庭中仍然普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当贝特尔海姆扇学生耳光时，这被一些人视为"管教"而非"虐待"。直到对儿童权利的认识发生根本转变后，这些行为才被正确地认定为犯罪。
持久的影响：一个世纪的创伤
贝特尔海姆于1990年3月13日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他是在马里兰州银泉市的一所养老院里用塑料袋套住头部窒息而死的。据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饱受抑郁症和中风的折磨，身体部分瘫痪。
他的死讯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被誉为"儿童心理学先驱"、“自闭症研究的开创者”。然而，就在他下葬几个月后，第一波指控开始出现。学生们写信给报纸，讲述他们在矫正学校的经历。母亲们站出来讲述"冰箱母亲"理论带来的伤害。传记作家们开始挖掘他虚假的学历。
到1997年波拉克的传记《B博士的创造》出版时，贝特尔海姆的声誉已经从心理学界的偶像变成了学术欺诈的典型。罗伯特·萨波斯基，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在后来的评论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是一个骗子和怪物。他伪造数据，他伪造欧洲学术资历。他对自闭症儿童是一个虐待狂的混蛋……他坚持这一立场，直到走进坟墓也拒绝道歉。一个卑鄙的怪物般的人。”
但伤害已经造成。几十年的儿童经历了矫正学校的虐待。几代母亲背负着"冰箱母亲"的罪名。自闭症研究被错误的理论误导了几十年。无数家庭因为一个骗子的理论而分崩离析。
即使今天，“冰箱母亲"理论的幽灵仍然存在。虽然科学界早已确认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有着强烈的遗传基础，但社会上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的指责从未完全消失。每当有新的理论试图解释自闭症的"原因”——无论是疫苗、饮食还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我们都能看到"冰箱母亲"思维的影子。
贝特尔海姆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权力、权威和沉默的寓言。它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可以被一件白大褂和一个维也纳口音所掩盖。它告诉我们，学术界的光环并不能保证道德的纯洁。它告诉我们，保护弱势群体需要持续警惕和勇敢的声音。
2002年，PBS播出了纪录片《冰箱母亲》。影片最后，一位母亲看着镜头说：“我们被告知是我们造成了孩子的自闭症。我们花了多年时间试图证明我们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从来就不需要证明什么。真正有罪的是那些传播这个谎言的人。”
在那座曾经矗立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黄色大门"背后，无数孩子的童年被摧毁，无数母亲的心灵被撕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空堡垒"。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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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ak, Richard. The Creation of Dr. B: A Biography of Bruno Bettelheim. Simon & Schuster, 1997.
-
Sutton, Nina. Bruno Bettelheim: The Other Side of Madness. Duckworth, 1995.
-
Bettelheim, Bruno. The Empty Fortress: Infantile Autism and the Birth of the Self. Free Press, 1967.
-
Rimland, Bernard. Infantile Autism: The Syndrom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 Neural Theory of Behavior.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
“Refrigerator Mothers.” Documentary, Kartemquin Films, 2002.
-
Jack, Jordynn. “The Enduring Fortress: The Influence of Bruno Bettelheim in the Politics of Autism in France.”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19.
-
Donvan, John, and Caren Zucker. In a Different Key: The Story of Autism. Crown, 2016.
-
Grinker, Roy Richard. Unstrange Minds: Remapping the World of Autism. Basic Books, 2007.
-
Silverman, Chloe. Understanding Autism: Parents, Doctors, and the History of a Dis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Accusations of Abuse Haunt the Legacy of Dr. Bruno Bettelheim.”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