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僻静的巷道深处，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门后，苏联秘密警察建立起了一间被称作’特殊办公室’的实验室。在列宁的直接命令下，科学家们开始研究一种新的国家武器——无法被检测的毒药。此后七十年间，这间实验室在秘密警察机构的多次重组中不断更名：实验室X、实验室1、实验室12，但在克格勃内部，它始终只有一个称呼——‘卡梅拉’，俄语意为’密室’。在这个密室里，至少两百名囚犯被用作毒药试验品，数十名政治异见者被国家定点击杀。它的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公之于众，但它的遗产——那些致命的配方和暗杀技术——至今仍在延续。
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迈拉诺夫斯基1899年出生在格鲁吉亚巴统的一个犹太家庭。年轻时他曾在第比利斯医学院求学，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加入了左翼激进政党’崩得’，随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这位年轻的医生在莫斯科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毒理学。他的才华很快被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巴赫注意到，巴赫将他培养成了毒理学领域的顶尖专家。1937年，迈拉诺夫斯基的研究团队从巴赫生物化学研究所被整体划归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本人成为了一间代号为’X’的秘密实验室的负责人。从那一刻起，这位戴着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癯的知识分子，开始了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实验室最初的任务是开发无法被法医检测的致命毒药。苏联领导人需要一种能够悄无声息消灭政治敌人的武器——死亡必须看起来像是自然原因，任何尸检都无法揭示真相。迈拉诺夫斯基的第一个实验对象是芥子气。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大规模伤亡的化学武器成为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论文题目是《芥子气与人体皮肤组织相互作用的生物活性》。那些用于论文的数据，来自真实的囚犯身体。芥子气的效果令人满意——它能造成严重的皮肤灼伤和系统性中毒——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尸检时很容易在皮肤和组织中留下明显痕迹。迈拉诺夫斯基需要找到更’干净’的杀手。
他转向了一种被称为’K-2’的物质，化学名称是卡比胺胆碱氯化物。这种合成化合物能够在十五分钟内杀死受害者，死亡症状与心脏骤停完全一致，死后几乎无法检测。迈拉诺夫斯基后来在证词中描述了受害者临终前的状态：‘身体迅速衰弱，身高似乎都在缩短，然后变得安静，最后死亡。‘这种毒药成为实验室最早的成功产品之一。
但K-2并非实验室最残忍的发明。那个’荣誉’属于乌头碱。这种从乌头植物中提取的生物碱在注射后一小时内就会引发剧烈反应：大量出汗、恶心、呕吐、腹泻和难以忍受的疼痛。随后是全身肌肉痉挛，包括控制呼吸的肌肉。受害者会在数小时的痛苦折磨后因心脏骤停而死。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实验室还测试了装有乌头碱的特殊弹药。实验人员用这些子弹射击囚犯的非致命部位，然后观察他们如何慢慢死去。
实验室的囚犯来源主要是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根据后来的调查，至少有150到250名囚犯在这里成为毒药试验品。他们包括德国和日本战俘、波兰公民、朝鲜人和中国人。迈拉诺夫斯基在证词中承认，他故意选择不同体质和年龄的囚犯进行测试，以便’全面了解每种毒药的效果’。在囚犯被注射或喂食毒药后，实验室人员会观察他们10到14天，记录每一个症状。如果囚犯没有在预定时间内死亡，他们会被处决，以便为下一批实验腾出空间。
实验室不仅测试毒药的致死效果，还探索将其用于审讯的可能性。1942年，迈拉诺夫斯基发现蓖麻毒素在特定剂量下能让被审讯者变得异常坦白。这种发现催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如何在审讯中使用药物获取’真实’供词。两年时间里，实验室测试了多种药物组合，包括东莨菪碱和苯丙胺。东莨菪碱后来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用作’吐真剂’。迈拉诺夫斯基的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这种技术的机构。审讯实验不仅在实验室进行，还在卢比扬卡监狱的两个分监进行。实验室的一名主要成员弗拉基米尔·瑙莫夫公开反对这些实验，称其为’骗局’。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层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获得了想要的东西。
迈拉诺夫斯基的实验室并非苏联第一个毒药研究设施。早在1920年代初，列宁就下令建立了一间被称为’特殊办公室’的实验室，由医学教授伊格纳季·卡扎科夫领导。这间实验室直接对秘密警察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孟仁斯基负责。1937年，卡扎科夫在大清洗中被逮捕，被指控’参与反革命反苏组织’，次年处决。他被控的罪名之一是’按亨利希·亚戈达的命令毒杀了’孟仁斯基、重工业人民委员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亚戈达本人是秘密警察负责人，他在1938年的审判中承认毒杀了高尔基和他的儿子，并试图毒杀自己的副手尼古拉·叶若夫。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至今仍有争议，但它们揭示了苏联高层权力斗争中暗杀手段的广泛使用。
二战期间，迈拉诺夫斯基的实验室为苏联游击队提供了毒药武器。用这些毒药，地下抵抗组织曾企图暗杀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虽然行动失败，但迈拉诺夫斯基因此获得了’祖国游击战争’一级勋章。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德国收集纳粹毒理学研究的资料。迈拉诺夫斯基在报告中骄傲地写道，苏联化学家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德国同行’。
战后的岁月里，迈拉诺夫斯基开始直接参与政治暗杀行动。1946年6月17日清晨，波兰犹太工程师瑙姆·萨梅特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条街道上被秘密逮捕。萨梅特在一家国防工厂研究德国潜艇的战利设备，战争结束后他计划移民巴勒斯坦。但他的知识太有价值，苏联不会让他离开。秘密警察冒充民警将他带上卡车，然后转移到一个僻静地点。在那里，迈拉诺夫斯基亲手将箭毒注入萨梅特的体内。箭毒是一种南美印第安人用于狩猎的神经毒素，它能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内通过麻痹呼吸肌杀死受害者。萨梅特在痛苦中死去，他的尸体被丢弃在路边，然后被卡车碾压，伪装成交通事故。当地警方的结论是：意外死亡。
1947年，另一名受害者被带进了实验室。伊赛亚·奥金斯是一名美国出生的共产党员，自1920年代起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1939年，他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被判处八年苦役。1947年，当美国政府开始询问这名美国公民的下落时，莫斯科决定让他永远沉默。奥金斯被带到’实验室1号’，迈拉诺夫斯基亲手将箭毒注入他的体内。美国方面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真相。奥金斯的案例成为苏联毒药实验室最确凿的人证之一。
1959年10月15日，慕尼黑，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斯捷潘·班德拉在返回公寓时突然倒地身亡。尸检结论是氰化物中毒。两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凶手是克格勃特工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斯塔申斯基1950年代被克格勃招募，他的任务是消灭在西方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使用的武器是一支伪装成日常物品的毒气喷枪。枪里装着一个密封的氰化物玻璃小瓶，扣动扳机时玻璃破碎，致命的氰化氢气体喷向目标的面部。受害者会立即陷入昏迷，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死亡看起来像是心脏病发作。斯塔申斯基用同样的方法在1957年杀死了乌克兰流亡政治家列夫·雷贝特。赫鲁晓夫本人批准了对班德拉的暗杀行动。斯塔申斯基在完成两次暗杀后获得了红旗勋章。但1961年，他的婴儿儿子突然死亡，克格勃勉强允许他前往东柏林参加葬礼。在那里，他和妻子叛逃西方，揭开了克格勃暗杀机器的真相。
1962年，斯塔申斯基在西德受审，被判处八年监禁。法官在判决中指出，‘真正应对这些可怕谋杀负责的是’克格勃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列平。斯塔申斯基的证词震惊了西方情报界。它证明苏联不仅在国内使用毒药消灭异见者，还在境外系统性地猎杀政治敌人。克格勃在公开压力下暂时停止了境外暗杀行动——但只是暂时的。
实验室的遗产在1978年再次震惊世界。9月7日，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作家格奥尔基·马尔科夫在伦敦滑铁卢桥等候公交车时，感到右大腿一阵剧痛。他转身看到一个拿着雨伞的男人在道歉。四天后，马尔科夫死在医院里。尸检发现他的大腿里嵌着一颗直径仅1.7毫米的铱金小丸，里面填充着蓖麻毒素。铱是一种惰性金属，不会在体内引起反应，而小丸上的两个微小孔洞在体温作用下融化，释放出致命毒素。只有几微克的蓖麻毒素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马尔科夫的死因起初成谜，直到调查人员在他的骨髓中发现了这颗小丸。
马尔科夫的暗杀使用的技术直接来自第十二实验室。前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后来承认，克格勃为保加利亚秘密警察提供了武器和毒素。克格勃给了保加利亚人两个选择：一种涂抹在皮肤上的有毒凝胶，或者一支能发射毒丸的武器。他们选择了后者。雨伞枪成为冷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暗杀工具之一，但真正的杀手可能是一支更小的手持武器，雨伞只是掩护。
迈拉诺夫斯基本人的结局充满讽刺。1951年，他卷入了斯大林晚年的’医生案件’，被指控参与’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他从实验室负责人的位置上被撤下，送进了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这位’死亡医生’开始害怕起毒药来。根据监狱医生叶莲娜·布托娃的回忆，在一次例行体检中，迈拉诺夫斯基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注射器走进来时崩溃了：‘别靠近我！你们想杀我！我知道这是怎么做的！‘他后来在给克格勃高层写的信中恳求宽恕：‘我的手消灭了不止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包括各种民族主义者——这一点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将军可以作证。‘但斯大林已经死了，新的清洗没有发生。迈拉诺夫斯基在1953年的贝利亚审判中成为关键证人，他的证词被用来指控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他在法庭上看到苏多普拉托夫时当场哭泣。
1962年，迈拉诺夫斯基获释。他被流放到马哈奇卡拉，在当地一个研究所工作。1964年，这位毒药大师在睡梦中死于心脏病发作。他的两个儿子后来试图为他平反，但在看到父亲的档案后放弃了努力。
实验室在他离开后并未关闭。1953年3月14日，它被更名为’实验室12号’，由弗拉基米尔·瑙莫夫领导。1978年，它扩展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特种技术中央研究所’。苏联解体后，多个隶属于对外情报局的实验室继续’为在西方的秘密行动研制生物和毒素武器’。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暗示了这些实验室的存在。2006年11月，利特维年科在伦敦的一家寿司店被投毒，三周后在医院去世。杀手使用的是钋-210，一种极其罕见的放射性同位素。这种物质的来源几乎可以确定是俄罗斯。调查发现，两名前克格勃特工在利特维年科中毒当天在伦敦留下了钋-210的痕迹。其中一人安德烈·卢戈沃伊后来当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并获得了安全委员会的席位。
2018年3月，前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发现中毒。凶手使用的是’诺维乔克’神经毒剂。这种毒剂是苏联在冷战时期研制的军事级神经毒剂，其存在直到1990年代才被揭露。诺维乔克中毒的症状与利特维年科案中的钋-210完全不同，但它的来源同样清晰——这是苏联化学武器计划的产物，其研制技术可以追溯到第十二实验室。
2020年8月，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从托木斯克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突然昏迷。他被送往柏林的医院，五个实验室确认他的体内含有新型诺维乔克毒剂。纳瓦尔尼幸存下来，但这次暗杀企图再次证明了第十二实验室遗产的延续。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在他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检查表明，迈拉诺夫斯基和他的小组成员在1937年至1947年以及1950年，根据政府的直接决定，参与了死刑的执行和不讨好者的清除。‘苏多普拉托夫本人因此被指控’控制毒药实验室的工作’，但他最终被平反。历史的审判从未真正降临到第十二实验室。那些在牢房里被注入毒药的囚犯没有墓碑，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湮灭在档案中。那些在异国他乡被暗杀的异见者——班德拉、马尔科夫、利特维年科——他们的死亡成为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最鲜明的注脚。
2018年，前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接受采访时说：‘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敌人。‘这个答案解释了七十年间的一切——从列宁时期的’特殊办公室’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毒药实验室不仅是一个研究设施，它是一个政权的意志的体现：任何威胁国家权力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将被追杀至死。第十二实验室的门从未真正关闭。它的遗产，那些配方、技术和杀戮哲学，继续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运作。当我们读到下一则异见者神秘死亡的新闻时，或许应该想起那个密室——和那些在其中无声死去的灵魂。
参考资料
- Birstein, Vadim J. The Perversion of Knowledge: The True Story of Soviet Science. Westview Press, 2004.
- Sudoplatov, Pavel. Special Operations: The Lubianka and the Kremlin, 1930-1950. Olma-Press, 1997.
- Volodarsky, Boris. The KGB’s Poison Factory: From Lenin to Litvinenko. Frontline Books, 2009.
- Plokhy, Serhii. The Man with the Poison Gun: A Cold War Spy Story. Basic Books, 2016.
- Andrew, Christopher &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1999.
- 维基百科：Токси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аборатория НКВД — НКГБ — МГБ
- 维基百科：Grigory Mairanovsky
- 维基百科：Bohdan Stashynsky
- 维基百科：Stepan Bandera
- 维基百科：Poison laboratory of the Soviet secret services
- Baza.io: Великий отравитель. История Григория Майрановского
- New Lines Magazine: Drink Me: The Kremlin’s Long, Evil History of Poisoning Its Enemies
- 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Bulgarian Umbrella (repl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