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28日清晨，法属几内亚金地亚实验基地的丛林中弥漫着潮湿的雾气。苏联生物学家伊利亚·伊万诺夫走向两只关在笼子里的成年雌性黑猩猩，手中握着装有精液的注射器。他的儿子站在身旁，腰间别着勃朗宁手枪——几天前，他刚刚被一只猩猩咬伤。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科学实验，而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诞的跨物种杂交尝试的开端。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高层官员们正等待着结果，他们希望这个实验能够’给宗教以决定性的打击’，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力’。

伊利亚·伊万诺夫，1927年

天才的起点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于1870年出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希格雷市的一个地方官员家庭。他的人生轨迹与沙皇俄国末期的科学启蒙紧密交织。1896年，他从哈尔科夫大学毕业，随后前往法国继续深造，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接受了一系列前沿的生物学训练。回国后，他在彼得格勒的皇家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很快便因在动物人工授精方面的突破性成就而声名鹊起。

在那个年代，人工授精技术尚处于黎明阶段。欧洲各国的宗教势力普遍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是对’自然法则’的亵渎，只有’自然的’性交配才能保证成功怀孕和后代健康。但伊万诺夫用实验数据粉碎了这些陈旧的观念。他证明，通过人工授精技术，一匹种马可以受精多达五百匹母马，而自然交配最多只能达到二十到三十匹。这一发现对俄国农牧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为伊万诺夫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匹育种者蜂拥而至，希望学习这项改变行业格局的技术。

但伊万诺夫并不满足于在单一物种内部的应用。他的野心延伸到了跨物种杂交的领域。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创造了斑马与驴的杂交后代——斑驴，野牛与奶牛的杂交后代——欧洲野牛杂交种，以及老鼠与豚鼠、兔子与野兔之间各种匪夷所思的组合。他甚至还培育出了马与斑马的杂交种——斑马马。这些成就让他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杂交育种专家之一，也为他后来那个令人震惊的计划埋下了伏笔。

通往禁忌之路

伊万诺夫对人类与猿类杂交可能性的痴迷可以追溯到1910年。那一年，在奥地利格拉茨举行的世界动物学家大会上，他首次公开提出了这个想法。他告诉与会的科学家们，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完成人与猿类的杂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个提议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但也埋下了一颗种子，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芽。

十月革命后，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苏俄建立初期的混乱局面一度让他的研究陷入停滞，但随着新政权的稳固，科学研究的条件开始改善。1924年，伊万诺夫再次前往法国，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交流时，他又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人猿杂交计划’。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位关键的支持者——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表示，他们在位于西非的法属几内亚有一个实验基地可以提供给他，唯一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资金。

伊万诺夫返回莫斯科后，开始向苏联高层游说。他精明地将自己的计划包装成一个能够服务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工具。他告诉官员们，这个实验可以’证明达尔文正确’，并’给宗教以决定性的打击’。这种论调完美契合了当时苏联政府打击宗教、推广唯物主义的政治需要。教育部的代表谢尔盖·诺维科夫将这一计划称为’唯物论的重要问题’，而农业委员会的代表列弗·弗里德里克森则认为’伊万诺夫教授……会成为对宗教的决定性打击，并可以适当地用于我们的宣传，和把劳动人民从教会权力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

尼古拉·戈尔布诺夫，列宁的前秘书，伊万诺夫实验的重要支持者

在苏联政府的批准下，伊万诺夫获得了相当于今天约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也表态支持他的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似乎从未经过任何形式的伦理审查。在那个年代，科学伦理的概念本身还很模糊，而苏联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特殊理解，更是为这类实验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后来分析，伊万诺夫的研究可能有着更深层的目的。那些支持他的布尔什维克高层知识分子们将科学视为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工具。政治家可以改变政治制度，国有化工业，将农场变成巨大的集体农庄——但改造人类的任务被委托给了科学家。通过’积极优生学’，加速理想特质的传播——比如集体生活和工作的意愿——并消除’原始’特质，如竞争性、贪婪和对私有财产的渴望。伊万诺夫的实验是最极端的尝试，但如果他成功了，那就证明人类可以被以激进和创造性的方式改变。

非洲丛林中的秘密实验

1926年11月，伊万诺夫与他的儿子和一名学生踏上了前往非洲的旅程。他们携带了大量的设备、试剂和资金，目的地是位于法属几内亚金地亚的实验基地。这个基地建于1923年，最初是为了研究微生物学和病理学而设立的，现在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荒诞实验的舞台。

法属几内亚在非洲的位置

伊万诺夫一行抵达后，立即雇佣当地人替他们捕捉和看护黑猩猩。他们很快捕获了十三只黑猩猩，为实验做准备。然而，实验的条件远称不上理想。缺乏专业的仪器设备，需要避免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加上热带疾病和各种意外，都让实验变得异常艰难。

1927年2月28日上午八点，第一次实验终于开始。为了保密，这次由伊万诺夫和他儿子亲自操作。实验对象是两只成年雌性黑猩猩，分别被命名为巴贝特和西维特，编号2号和3号。小伊万诺夫之前曾被一只猩猩咬伤而送往医院，为了安全起见，两人都佩戴了勃朗宁手枪。他们将人类精子注入这两只黑猩猩的体内，希望能够创造出历史上第一个人猿杂交后代。

实验的具体细节至今仍有争议。有人声称实验所用的精子来源于伊万诺夫本人或他儿子，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无论如何，这次实验进行得相当仓促。既缺少专业的仪器，又要避免当地人产生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验’成功’的几率。

三个月后，即1927年6月，伊万诺夫进行了第二次实验。这次的对象是一只编号25号、名叫’黑’的雌性黑猩猩。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实验的过程，包括精液的来源、注射的方法和黑猩猩的反应。然而，结果依然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怀孕。

苏呼米灵长目研究中心的废弃建筑

实验还没有结束，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钱快花光了。之前的资金在来到非洲前就已经用去不少。伊万诺夫曾计划前往美国筹集资金，但没有成功。他本指望实验成功后能得到后代，以此向苏联政府索要更多的预算。但实际上，这个仅进行了三次的实验，成功的机会太过渺茫。他将实验中遇到的种种不利归咎于恶劣的实验环境和当地人的’不开化’。换句话说，在非洲进行的这几次实验，在他心里已经失败了。

但伊万诺夫并没有放弃。在离开非洲之前，他开始构思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改用黑猩猩的精子与人类妇女完成人工授精。这个想法将在他返回苏联后付诸实施。

苏呼米的五名女性

1927年末，伊万诺夫带着剩余的黑猩猩返回苏联。十只幸存的黑猩猩被送往位于黑海海滨的苏呼米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将成为他下一阶段实验的基地。

苏呼米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坐落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小山上，周围是亚热带森林和郁郁葱葱的植被。在苏联时代，这里是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专门从事灵长类动物的饲养和实验研究。伊万诺夫希望在这里完成他在非洲未能完成的使命——用猿猴的精子给人类女性授精。

然而，苏联科学院在对他进行调查后，对此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伊万诺夫在非洲的研究工作破坏了与当地人的关系，这可能使后来的欧洲科学家在非洲进行研究受到阻碍。科学院取消了对他的帮助。尽管如此，伊万诺夫依然得到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尼古拉·戈尔布诺夫——列宁的前秘书，现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机构局局长。在戈尔布诺夫的帮助下，伊万诺夫获得了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的资金支持，继续推进他的计划。

他们开始招募女性志愿者。根据苏联档案中保存的记录，有五名女性签订了协议，同意参与这项实验。她们承诺在实验后处于严格的隔离状态，直到确定是否怀孕以及实验的结果。关于这些女性的身份，存在不同的说法。有消息来源称她们是从当地囚犯中招募的，但也有资料显示她们是自愿报名的社会人士。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928年。他的小说《狗心》讽刺了当时苏联的科学狂热

其中一名志愿女性在给伊万诺夫的信中写道：‘尊敬的教授……我个人的生活已经被毁了，我看不到存在下去的任何意义……但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为科学献身时，我鼓起勇气联系您。我求求您了，不要拒绝我……我请求您为了实验接受我。‘这封信的原文保存在苏呼米研究所的档案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绝望灵魂的挣扎。她是否真正理解自己将要参与的是什么？她是否知道自己可能怀上的是一个半人半猿的怪物？这些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回答。

1928年10月，研究所迎来了新的实验动物——十一只猩猩和二十只狒狒。这些动物是从非洲空运而来的，代价不菲。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在苏呼米的气候条件下，许多动物因水土不服而患病甚至死亡。到1929年，研究所内仅只有一只足够成熟以进行实验的雄性猩猩。这只名叫’Tarzan’的红毛猩猩，将成为伊万诺夫最后的希望。

1930年夏天，最后一批猩猩终于抵达苏呼米。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五名女性志愿者已经签署了协议，实验用的雄性猩猩也已就位。伊万诺夫即将开始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科学实验——将黑猩猩或红毛猩猩的精子注入人类女性的体内，试图创造出半人半猿的后代。

命运的转折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就在伊万诺夫即将开始他的实验时，苏联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剧变。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五十岁生日，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崇拜的兴起和一系列意识形态清洗运动。那些曾经支持伊万诺夫的高层官员们纷纷失势或被调离。

戈尔布诺夫被重新分配工作，离开了他原来的职位。伊万诺夫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嫌疑的怪人’。在苏联科学界的大清洗中，他和几位从事灵长类研究的科学家一起失去了职位。1930年春季，他在兽医研究所遭到政治批判。

1930年12月13日，深夜。秘密警察敲响了伊万诺夫的门。他被逮捕了，罪名是’建立反革命组织’。这几乎是一个标准的政治迫害模板——任何在政治风向转变中失势的人都可能被扣上这样的帽子。伊万诺夫被判处五年流放，发配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那里，他在哈萨克兽医动物学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继续从事他熟悉的人工授精研究。

讽刺的是，那只名叫’Tarzan’的红毛猩猩在1929年夏天就死了——就在实验即将开始的时候。伊万诺夫不得不等待1930年夏天新的一批黑猩猩送达。然而，当这批黑猩猩终于抵达时，伊万诺夫已经在流放的路上。实验永远没有开始。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945年。他参与了歌剧《奥兰戈》的剧本创作

1932年3月20日，伊万诺夫因动脉硬化在阿拉木图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已经恢复了名誉，正准备返回莫斯科。他的老朋友、著名的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为他撰写了讣告，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巴甫洛夫在给伊万诺夫遗孀的信中写道：‘不可能不为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这样一位科学和实践领域人物的过早逝世而哭泣。’

未完成的歌剧

伊万诺夫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1932年，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莫斯科大剧院委托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一部歌剧，以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编剧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斯塔恰科夫构思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位法国生物学家用人类精子让一只雌性黑猩猩怀孕，生下了一个半人半猿的混血儿，名叫奥兰戈。

在歌剧中，奥兰戈长大后成为一名记者，买下一家报纸，在股市上投机，并前往苏联旅行，逐渐发展出对共产主义和工人的强烈仇恨。随着剧情推进，奥兰戈越来越强调他动物性的一面：他在巴黎娶了一位俄罗斯流亡者，强奸了他的继妹，在1929年的股灾中破产，最终被他的妻子卖给了一家莫斯科马戏团，在笼子里度过了余生。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25年。他根据伊万诺夫的故事创作了歌剧《奥兰戈》

然而，这部歌剧从未完成。肖斯塔科维奇迅速完成了序曲的音乐，但剧本的创作却陷入停滞。1937年，斯塔恰科夫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歌剧的乐谱被遗忘在莫斯科格林卡博物馆的纸箱里，直到2004年才被音乐学家奥尔加·迪贡斯卡娅发现。2011年，这部未完成的歌剧终于在洛杉矶首演。

研究中心的沧桑

伊万诺夫被捕后，苏呼米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保留了下来，归苏联实验医学研究所管辖。但再也没有人做过人与猿类之间的杂交实验。科学家们继续在这里从事其他领域的生物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中心研发并测试的治疗破伤风和白喉的药物，挽救了数十万士兵的生命。

战后，研究所规模不断扩大。猴子的数量于1957年达到773只，1966年达到2018只。研究人员在这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成果。赫鲁晓夫时期，国际心脏病学家协会主席、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医生保罗·怀特与美国国家心脏病研究所所长詹姆斯·瓦特一起参观了研究中心。他们所作的报告促使美国也建立了类似的灵长类动物研究站，并推广到全国性的网络化站点。

在辐射研究方面，苏呼米研究中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59年，辐射测试已经在232只狒狒身上进行。一份当年10月在苏呼米举行的会议报告证实，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动物对辐射中毒的反应最接近人类。在一周内，它们会出现病变，白细胞生成受到抑制，增加感染风险。它们大量出血——报告指出，出血综合征的发作遵循’比其他哺乳动物更猛烈、症状更严重的病程’。据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这类实验更加密集，苏联科学家特别渴望探索辐射中毒的影响。

今天的苏呼米灵长目研究中心，满目疮痍

在太空研究方面，苏呼米研究中心也做出了贡献。六只猴子在这里接受了太空旅行训练。1987年，两只名叫叶罗莎和德廖玛的猴子被苏联送入太空，在轨道上度过了两周时间。德廖玛后来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1991年，苏联解体。次年，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爆发武装冲突。战争期间，研究所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猴子在炮火中死亡，一些被释放到城市中，更多的则被忽视。研究所员工冒着生命危险从家中带来食物喂养饥饿的猴子。战争结束后，员工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机会：研究战争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对猿类的影响。他们发现，黑猩猩母亲为被杀的孩子悲伤的程度与人类母亲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轰炸和持续枪击对猴子的影响比对人更明显——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与我们不同，它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什么。’

1994年，阿布哈兹宣布独立。灵长目研究中心一分为二，位于苏呼米的部分划归给阿布哈兹科学院，而俄罗斯联邦接管了其分部，建立了灵长目动物医学研究所。由于阿布哈兹只得到少数国家的承认，它陷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孤立。研究中心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许多建筑和设施已经被废弃。

今天，当游客走进这个曾经辉煌的研究中心，他们看到的是斑驳的砖墙和丛生的杂草。生锈的笼子里关着几只瘦弱的猴子，它们用空洞的眼神凝视着来访者。一些笼子上还留着战争时期的弹孔。曾经是苏联科学骄傲的地方，现在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墓地，埋葬着那个时代的梦想和疯狂。

伦理的废墟

伊万诺夫的实验在今天看来是完全违背伦理的，是对科学与人性界限的彻底践踏。然而，如果我们脱离时代背景去评判一个人，得到的结果自然是不客观的。在那个年代，科学伦理的概念还很模糊，而苏联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独特理解，更是为这类实验打开了大门。

在苏联的世界观中，人是可以被改造的，社会是可以被设计的。那些高层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们将科学视为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工具。政治家可以改变政治制度，国有化工业，将农场变成巨大的集体农庄——但改造人类的任务被委托给了科学家。伊万诺夫的实验只是众多旨在改变人类的计划中最极端的一个。如果成功了，那就证明人类可以被以激进和创造性的方式改变。

但这种思维方式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将人类——或者说，某些人类——变成了实验材料。那五名女性志愿者，她们的命运如何？她们是否真正理解自己将要参与的是什么？那些被用于实验的黑猩猩和红毛猩猩，它们又有什么选择？在科学的名义下，在意识形态的光环中，人的尊严和生命被轻易地牺牲了。

伊万诺夫的实验失败了。但我们不知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是否有着一些缺少道德和责任感的’科学家’，进行着各类违背伦理的实验。科学是服务于人类的，但践踏’人类’尊严的’科学家’，必应受到审判。

当我们站在苏呼米研究中心的废墟中，凝视着那些生锈的笼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疯狂实验的遗迹，更是整个人类在科学狂热与伦理底线之间的永恒博弈。那些猴子空洞的眼神，仿佛在拷问着我们：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准备好回答代价的问题？

伊利亚·伊万诺夫的纪念牌，位于莫斯科库兹明基的俄罗斯实验兽医研究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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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ain, Stephanie (2008). ‘The Soviet Ape-Man’. New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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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维基百科：伊利亚·伊万诺夫

  9. 知乎专栏：突破界限——传说与真实中的苏联人猿杂交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