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33岁的让·斯蒂尔被家人送进了蒙特利尔皇家山脚下的艾伦纪念研究所。她是一位活泼开朗的年轻女性，热爱滑雪、骑马，在朋友中总是笑声不断。然而，第一个孩子的夭折和产后抑郁让她的世界陷入黑暗。家人听闻一位名叫唐纳德·尤恩·卡梅隆的精神科医生声誉卓著，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她托付给这座藏在维多利亚式豪宅里的精神病学研究所。
让·斯蒂尔不会知道，她即将踏入的不是一座疗愈之所，而是一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人体实验工厂。在接下来的数月中，她将被药物推入长达数十天的昏迷，接受数十次高压电击治疗，被注射实验性致幻剂LSD，并被强制收听一段录音数十万次。当她走出这座庄园时，她再也找不回曾经的自己。
这座被称为"雷文斯克拉格"的哥特式豪宅始建于1863年，原为苏格兰航运大亨休·艾伦爵士的私邸。1940年，这座拥有三十四个房间的宫殿被捐赠给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并于1943年在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的邀请下，由卡梅隆将其改建为艾伦纪念研究所——麦吉尔大学的精神病学教学医院。豪宅的宏伟外观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奢华内饰，掩盖了其内部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精神病学实验之一。
唐纳德·尤恩·卡梅隆1901年生于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大学接受医学教育后，先后在马里兰、苏黎世、马尼托巴和马萨诸塞等地行医和研究。1943年，他受邀来到蒙特利尔，成为艾伦纪念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和麦吉尔大学精神病学系首任主席。他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精神科医生之一——1952年至1953年间，他甚至担任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主席。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苏格兰绅士，眼中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然而，卡梅隆的"科学好奇心"早已将他引向危险的边界。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进行极端温度实验——将患者置于36至42摄氏度的酷热中长达一小时，或浸泡在28摄氏度的冷水中12分钟，以测量他们的体温反应。在一项关于脱水对癫痫影响的实验中，患者每天仅被允许摄入600毫升水，并被给予利尿剂以减少水分滞留。受试者渴到极点时会偷喝花瓶里的水、舔舐窗台上的积雪。一名被称为"11号患者"的受试者在实验中死亡。
更加讽刺的是，卡梅隆曾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精神病学专家，评估鲁道夫·赫斯的精神状态。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医生的暴行，并撰写了题为"纽伦堡及其意义"的论文，谴责那些违反医学伦理的实验。他甚至做过一场题为"危险的男人和女人"的演讲，断言德意志民族天生倾向于非人道行为。然而，当他回到蒙特利尔的实验室时，他正在策划和实施着与纳粹医生相似的罪行。
1950年代初，冷战阴云笼罩全球。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战俘在朝鲜和中国方面的"洗脑"下录制反美宣传视频，这一现象令美国情报机构深感恐惧。中情局确信，苏联和中国已经掌握了精神控制的秘密技术，美国必须在这一领域迎头赶上。1951年，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被招募进中情局，他的上司艾伦·杜勒斯命令他推进精神控制研究。“蓝鸟计划"应运而生，随后演变为"朝鲜蓟计划”，最终在1953年发展为更大规模的"MKUltra计划"。
戈特利布开始在全北美寻找可以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者。1954年，在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中情局官员被麦吉尔大学唐纳德·赫布的一项研究吸引——赫布让麦吉尔学生志愿者躺在病床上，戴着半透明护目镜和棉质手套，听着扬声器中传来的嗡嗡声，以研究感官剥夺对智力功能的影响。学生们在三天后开始出现生动的幻觉。
但中情局更感兴趣的是赫布的同事——尤恩·卡梅隆。卡梅隆将感官剥夺实验推向了更加极端的方向。他使用药物和催眠诱导"临床昏迷"，将患者的心理崩溃与审讯中罪犯的心理崩溃进行对比。赫布的学生最多能坚持六天，而卡梅隆的患者中，有人被剥夺感官长达35天。
1953年，卡梅隆发展出了"心理驾驶"理论。他相信，通过让患者反复收听录制的语句，可以将被压抑的想法带到意识表层。这些语句可以是患者自己的陈述——“自体心理驾驶”，也可以由实验者录制——“异体心理驾驶”。在一项研究中，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被迫反复收听自己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保持安静，我就把你留在这里。“在45次重复后，患者表现出极度痛苦，乞求实验者停止播放，她的脸涨得通红，开始过度换气，全身颤抖，即使录音停止后仍在颤抖。
卡梅隆详细记录了患者对心理驾驶的六种主要反应。“即时建构性反应"表现为剧烈痛苦；“部分阻滞"导致患者与治疗师的沟通能力下降；“拒绝后接受"见于被长期催眠的患者；“拒绝与逃避"让患者对治疗师产生愤怒和敌意；“持续行动"见于焦虑患者；而"防御发展"则表现为患者对某些主题的选择性失忆。然而，这些详尽的分类背后，是无数被摧毁的心灵。
1957年1月，戈特利布正式启动MKUltra计划的第68号子项目。中情局开始通过一个名为"人类生态学研究协会"的幌子组织向卡梅隆提供资金，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获得了超过69,000美元的秘密资助。卡梅隆很可能从未意识到这些钱来自中情局——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研究获得了额外的经费支持。
有了充足的资金，卡梅隆开始实施他最雄心勃勃的实验——“去模式化”。他相信，精神分裂症可以通过"抹除"患者的记忆和人格来治愈，然后再通过"心理驾驶"重建一个新的、健康的人格。这是一场以科学为名的人脑格式化。
卡梅隆和助手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这一程序。26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被纳入研究。首先，患者被注射氯丙嗪和各种巴比妥类药物，进入长达10天、每天20至22小时的"延长睡眠状态”。随后，电击治疗开始，目标是"完全去模式化”。
去模式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患者出现明显的记忆丧失，但仍能认出自己身处医院，辨认医生、护士和家人。第二阶段，患者"失去了空间和时间图像”，开始问"我在哪里？““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同时出现基本运动技能困难和大小便失禁。第三阶段，“他原有的妄想观念"和"所有其他精神分裂症行为的证据"“完全消失”——因为患者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块白板。
接着是"康复阶段”。患者被护理人员密切监护，如果精神分裂症症状重新出现，“电击再次加强”。约25%的患者在去模式化过程中出现了行为紊乱，这些症状被用氯丙嗪或利血平治疗。一个月后，患者出院，并接受频繁的后续电击治疗。
论文声称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16名症状持续两年以上的患者中，全部出院，11人在后续随访中结果"良好”。然而，卡梅隆所谓的"良好"意味着什么？他写道：“康复不在于修复受损的人格方面，而在于重新排列。“一个被重新排列过的人格，是否还能被称为那个人自己？
1957年，让·斯蒂尔被推进了艾伦纪念研究所的病房。根据卡梅隆的病历记录，她被药物诱导进入持续数周的昏迷。一次系列持续29天，另一次持续18天。睡眠治疗伴随着一系列电击。护士的记录详细描述了反复给予的阿米妥钠剂量，以及斯蒂尔在走廊里踱步、尖叫的场景："‘这就像被活埋了一样。有人请做点什么。‘这些都是对着护士和医生尖叫说的。”
有一次，斯蒂尔对再次接受后续治疗感到如此恐惧，以至于她试图从丈夫的汽车里跳出来，在蒙特利尔市中心逃脱。
1958年4月，16岁的拉娜·庞廷被法官送进艾伦纪念研究所。她的"罪行"是"不听话”——离家出走、和父母不认可的朋友交往。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却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了这座庄园。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的样子。对我来说，它不像一所医院，“庞廷后来回忆道。她记得那里的气味——几乎是药物性的。
在艾伦纪念研究所，庞廷成为MKUltra实验的不知情参与者。卡梅隆让她反复收听同一段录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你是个好女孩，你是个坏女孩。“这是"心理驾驶"的一种形式。医疗记录显示，庞廷被给予LSD、阿米妥钠、脱氧麻黄碱以及一氧化二氮。“4月30日，患者进行了探索……她在被给予一氧化二氮时变得非常紧张和极度暴力，半个身子从床上摔下来，开始尖叫，“卡梅隆在一份医疗档案中写道。
庞廷说，她在艾伦纪念研究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很少，在那之后几年的记忆也很模糊。她最终结婚并搬到马尼托巴，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一直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终身需要服用各种药物。“有时我在夜里尖叫着醒来，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她说。
维尔玛·奥利科是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奥利科的妻子。1957年，她因产后抑郁被送入艾伦纪念研究所。她的家人说，她被当作实验动物对待——被注射LSD，被迫参与"心理驾驶"实验，听卡梅隆的声音在录音带上循环播放数小时。
奥利科从蒙特利尔回来后判若两人。曾经热爱读书的她，再也无法集中精力读完一篇报纸文章。写一封信几乎是不可能的。她的孙女萨拉·安妮·约翰逊说：“我知道祖母和其他祖母不一样。她非常神经质，她的神经完全崩溃了。“即使是一把叉子掉在盘子上的声音，也会让她惊跳起来。“她内心有太多的愤怒和怒火，总是在表面沸腾。”
奥利科夫妇在1970年代通过媒体报道第一次了解到艾伦纪念研究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成为卡梅隆受害者中最积极的发声者，并花了十年时间争取从中情局获得法律赔偿。“他们觉得有能力承担这件事，“她的孙子凯尔·约翰逊说，他的祖父当时是国会议员。“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每次她不得不接受采访，她都要重新经历她生命中最糟糕的岁月。但她这样做是为了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1988年，中情局向奥利科支付了赔偿金，但加拿大政府拒绝承担责任。1990年，维尔玛·奥利科去世。两年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向受害者支付每人100,000加元的"人道主义"赔偿，但因为奥利科已经去世，她的家人没有资格获得赔偿。“这对我们来说从未真正公平过，“凯尔·约翰逊说。
盖尔·卡斯纳1953年被送入艾伦纪念研究所时只有19岁。她是一名成绩优异的护理专业学生，与她的双胞胎妹妹泽拉几乎一模一样。两人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都成绩优异，都热爱滑冰，都深受男生欢迎。
然而，她们的人生在盖尔进入艾伦纪念研究所后分岔。当她接受大规模电击治疗后离开那座庄园时，她开始吮吸拇指，用婴儿语言说话。她失去了童年记忆。她的婚姻破裂，儿子最终搬走。而她的双胞胎妹妹泽拉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每年去加勒比海旅行，担任销售主管，养育出了成功的孩子，其中一位儿子劳伦斯·霍夫曼甚至成为了艾伦纪念研究所的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为他的姨妈作证。
盖尔·卡斯纳最终住在一个车库里，身无分文。“她变成了一个僵尸，“她的律师艾伦·斯坦说。2004年，卡斯纳起诉艾伦纪念研究所和联邦政府，要求420万加元的赔偿。她的律师带她的双胞胎妹妹出庭，以展示卡斯纳"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卡梅隆的实验中，患者被剥夺了一切人类尊严。他们被绑在床上，被药物推进昏迷，被强迫收听循环播放的录音，被电击到失去记忆。有些人被剥夺感官长达35天——被关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戴着遮住眼睛的护目镜，被阻止触摸自己的身体，“干扰他的自我形象”，“减少他的表达输出”。食物和水的摄入被限制，强力镇静剂被大量使用，患者变得像婴儿一样无助，无法站立、行走，有时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排便。
一位患者描述自己在治疗后两年内无法记住发生了什么。另一位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忘记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生意。许多家属描述，他们的亲人在治疗后比治疗前更加情绪不稳定、更加受伤。让·斯蒂尔的女儿艾莉森·斯蒂尔说：“当你想和她谈论一些情感上的事情……她就是做不到。她的情感被剥夺了。它夺走了她的灵魂。”
她母亲会独自坐在黑暗中，在墙上写代码和数字。“有一次我回家，天花板上喷满了红色的漩涡，“斯蒂尔说。“她会取下壁纸，剪下小块，然后把它们钉满整个房间。”
1973年，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与MKUltra计划相关的所有文件。然而，并非所有文件都被销毁。1977年，一批MKUltra档案被意外发现，中情局与"人类生态学研究协会"的关系被曝光。1975年，美国参议院教会委员会调查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滥用行为，MKUltra计划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加拿大人在1980年才第一次了解到艾伦纪念研究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第五等级》节目播出了相关纪录片。实验幸存者第一次公开讲述他们的经历。1984年，美国向加拿大政府发送了正式道歉，但同时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与寻求道歉和经济赔偿的前患者分享任何关于MKUltra计划的细节。
在1980年代中期，艾伦纪念研究所的董事们为卡梅隆的行为辩护。他们声称，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精神科医生不被期望告知患者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或治疗。他们还声称，没有证据表明卡梅隆知道中情局正在资助他的实验。
超过300人向加拿大政府提出赔偿申请。1988年，九名幸存者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赔偿。1992年，77名幸存者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赔偿。然而，超过250名申请人被拒绝，因为政府说他们没有被"充分去模式化”，或者因为无法提供医疗记录，或者因为申请太晚，或者因为不被认为遭受了足够的痛苦。
当时的司法部长金·坎贝尔拒绝承认法律责任。2017年，加拿大政府悄悄与艾莉森·斯蒂尔达成庭外和解，支付她100,000加元。她的母亲让·斯蒂尔在1957年被卡梅隆化学诱导睡眠数周，接受多轮电击治疗。因为她还活着的时候政府宣布了赔偿计划，她的女儿能够获得赔偿。但像维尔玛·奥利科这样在1992年之前去世的受害者的家人，却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截至今天，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都未曾为他们在艾伦纪念研究所资助的人体实验发表正式道歉。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否认责任，称卡梅隆不是他们的雇员。声明写道：“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承认，唐纳德·尤恩·卡梅隆医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艾伦纪念研究所进行了实验。归于他的研究继续存在争议，其后果令人遗憾。法院已经裁定，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法律上不被视为卡梅隆医生的雇主；当时，他以自主和独立的方式行医。”
2025年，魁北克高等法院法官批准了一项集体诉讼，代表在艾伦纪念研究所遭受洗脑实验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幸存者们在75年后仍在寻求正义——一个道歉、适当的赔偿，以及承认他们遭受的一切。
2017年，当艾莉森·斯蒂尔终于获得赔偿时，她说：“我觉得把故事讲出来很重要，告诉其他人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但她的母亲永远不会知道正义终于降临。让·斯蒂尔在痛苦和困惑中度过了余生，她的灵魂在那个蒙特利尔的春天被永远囚禁在皇家山脚下的哥特式豪宅里。
那些走进艾伦纪念研究所的患者，原本只是寻求帮助——产后抑郁、焦虑、叛逆的青春期、哮喘。他们被告知这里能治愈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正在成为冷战机器的燃料。当他们走出那扇大门时，他们已经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有些人忘记了孩子的面孔，有些人忘记了如何系鞋带，有些人忘记了自己曾经爱过什么、恨过什么。
在科学的名义下，在一个被誉为"进步"和"人道"的精神病学研究所里，数百人的灵魂被系统性地抹除。这不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不是发生在苏联古拉格，而是发生在加拿大最负盛名的大学、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一座哥特式庄园里。
当纽伦堡审判正在谴责纳粹医生的罪行时，同样的伦理暴行正在北美的精神病院中悄然进行。当世界发誓"永远不再"时，MKUltra计划正在将人类大脑当作可擦写的硬盘。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最后一批幸存者走向生命的尽头，我们仍需追问：谁来为那些被抹去的灵魂负责？谁来说出那句迟到太久的"对不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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