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在无法控制地颤抖，牙齿在打颤，“内森·利奥波德后来回忆道，“你的头每一刻都像要裂开一样，你真希望它真的裂开！”
他描述的是1940年代被故意感染疟疾后的痛苦。高烧持续五天，体温飙升至华氏105度。他在伊利诺伊州斯泰特维尔监狱作为囚犯实验对象，经历了两次心脏病发作。
但利奥波德的故事只是这场持续三十年的黑暗医学史的冰山一角。这场历史的起点，要追溯到1917年的维也纳——那里，一位名叫尤利乌斯·瓦格纳-贾雷格的精神科医生正在酝酿一项将改变医学史、却也留下永恒伦理争议的"发明”。
世纪绝症的绝望背景
在青霉素问世之前，梅毒是人类最恐惧的疾病之一。当梅毒螺旋体侵入中枢神经系统，患者便会陷入一种被称为"麻痹性痴呆"的噩梦：先是性格改变、判断力下降，然后是逐渐加重的精神错乱、瘫痪，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种疾病还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本世纪之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精神病院里充斥着梅毒性精神病患者。据统计，1945年之前，约有5%至10%的精神病住院患者被诊断为神经梅毒。这些患者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的症状明显而悲惨：瘫痪伴随着痴呆或精神病发作。一旦出现症状，死亡便不再遥远。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当时的医学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德国细菌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发现的洒尔佛散（即"606"）对早期梅毒有效，但对已经侵入中枢神经系统的晚期梅毒却束手无策。汞剂治疗毒性极大，效果有限。精神病院里，医生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患者一天天走向死亡。
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尤利乌斯·瓦格纳-贾雷格开始了他的实验。
维也纳精神病诊所的实验
瓦格纳-贾雷格1857年出生于奥地利韦尔斯，在维也纳大学接受医学教育。他原本想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却在命运的安排下进入了精神病学领域。1883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第一精神病诊所工作，那里将成为他日后进行疟疾热疗法实验的基地。
早在1887年，瓦格纳-贾雷格就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精神病患者在经历了高烧疾病后，精神症状似乎有所改善。他在文献中找到了类似的记载：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曾观察到，发烧有时能"治愈"某些疾病。这个观察在他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此后三十年间，瓦格纳-贾雷格不断尝试用各种方法在患者身上诱导发烧。他尝试过丹毒链球菌、结核菌素，甚至伤寒疫苗。有些实验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都存在严重的风险或不可控的因素。
1917年，机会终于来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一名士兵因感染间日疟被送入瓦格纳-贾雷格所在医院附近的治疗设施。瓦格纳-贾雷格没有选择给这名士兵服用奎宁来治疗疟疾，而是要求获得一份血液样本。
他将这份含有疟原虫的血液注射进了九名麻痹性痴呆患者的体内。
结果是戏剧性的：一名患者死亡，两名被送往精神病院，六名患者出现显著改善——其中四名后来复发，但另外两名完全康复，得以重返工作和家庭。这个结果在当时堪称奇迹。瓦格纳-贾雷格随后开始系统性地将间日疟血液注射给更多的神经梅毒患者。
治疗过程本身极其残酷。患者被注射疟疾血液后，通常在数天至两周内开始出现发烧。疟疾发作时，患者经历剧烈的寒战和高烧交替——每一次"疟疾发作"持续数小时，体温可飙升至41摄氏度以上。患者要经历七到十二次这样的发作周期，每一次都是对生命的考验。
只有在经历了足够次数的高烧后，医生才会使用奎宁来终止疟疾感染。同时，患者还要接受洒尔佛散治疗梅毒本身。整个过程持续数周，充满痛苦和危险。
诺贝尔奖的授予
1927年，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尤利乌斯·瓦格纳-贾雷格，“以表彰他发现疟疾接种在治疗麻痹性痴呆中的治疗价值”。他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精神科医生。
瓦格纳-贾雷格在诺贝尔演讲中详细描述了他的治疗方法。他强调，疟疾热疗法应被视为一种"特异性治疗"而非"非特异性治疗"——这意味着诱导的高烧对梅毒螺旋体有直接的杀灭作用，而非简单地通过发烧"增强免疫力"。这个区分对当时的生物精神病学至关重要：它证明精神疾病可以有明确的生物学病因和相应的生物学治疗。
国际医学界迅速响应。疟疾热疗法成为治疗神经梅毒的标准方法，被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采纳。据统计，到1926年，已有35项研究发表了疟疾热疗法的结果：27.5%的患者完全缓解，26.5%部分缓解，46%死亡或无改善。
然而，这个"奇迹疗法"背后隐藏着深重的伦理问题。
患者的知情同意
在瓦格纳-贾雷格的时代，精神病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几乎不存在。这些患者大多处于精神混乱状态，无法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人——如果有的话——也很少被告知治疗的全部风险。
疟疾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疾病。在1920年代，疟疾的死亡率可达20%。即使有奎宁治疗，患者仍可能死于疟疾并发症：脑型疟、严重贫血、肾衰竭、脾破裂。将这样一种疾病故意注射到本已虚弱的患者体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风险。
更令人不安的是，疟疾热疗法的成功率远非完美。完全缓解的约27.5%听起来令人鼓舞，但这意味着超过70%的患者要么部分改善，要么死亡，要么毫无变化。对于那46%死亡或无改善的患者来说，疟疾感染只是增加了他们生命最后的痛苦。
还有另一个问题：疟疾血液从何而来？
“疟疾供体"的黑暗历史
疟疾热疗法需要一个持续的疟原虫来源。最初，瓦格纳-贾雷格从感染疟疾的士兵身上获取血液。但随着疗法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推广，一个新的需求出现了：需要有人持续携带疟原虫，作为其他患者的"供体”。
这就是"疟疾供体"的由来。
在美国，这一做法与种族歧视紧密结合，构成了疟疾热疗法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193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的马尔克·弗雷德里克·博伊德博士在佛罗里达州立医院建立了疟疾研究站。这家精神病院成为美国疟疾热疗法研究的中心之一。博伊德的目标不仅是治疗神经梅毒，更是通过这个机会研究疟疾本身。
研究档案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黑人和其他边缘群体被系统性地当作疟疾供体。他们被故意感染疟疾，然后定期抽取血液，用于治疗其他（通常是白人的）神经梅毒患者。
更残酷的是，当时的科学种族主义认为黑人对某些疟疾株有"天然抵抗力"，且对疼痛有"更高的耐受力"。因此，黑人患者被暴露于更多的蚊子叮咬，被迫承受更长时间的高烧——有时长达九天以上，体温超过40摄氏度——才被给予奎宁治疗。
一名叫"德克尔先生"的患者在被156只蚊子叮咬后，经历了十三次疟疾发作，“变得相当虚弱”，最终不得不终止治疗。另一名被用作疟疾供体的患者"韦弗先生"因"出现严重的心脏状况"而被迫中断治疗。还有一名患者路易斯·罗素在治疗过程中因疟疾发作而倒下。
历史学家哈丽特·华盛顿在《医学种族隔离》一书中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疟疾热疗法项目"比让黑人梅毒患者死去更糟糕……它直接杀死黑人梅毒患者，以测试一种治疗理论"。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疟疾热疗法的推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1931年到1940年，基金会投入了超过13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0多万美元）用于疟疾热疗法研究。资金流向佛罗里达州立医院和纽约曼哈顿州立医院，博伊德在这两家精神病院建立了疟疾培养和注射的系统。
这些资金不仅用于治疗患者，更用于进行人体疟疾实验。博伊德试图确定不同疟疾株的特性、开发更有效的感染方法、研究疟疾的免疫学。精神病患者成为他研究的"材料"——他们既接受"治疗"，又被当作实验对象。
1934年，博伊德将疟疾热疗法项目扩展到纽约曼哈顿州立医院，那里距离洛克菲勒研究所更近，便于他的同事沃伦·斯特拉特曼-托马斯复制实验。两家精神病院同时进行疟疾热疗法研究，持续了六年。
博伊德在他的未发表论文中承认了这种实验的性质。他写道，研究的目标是建立"疾病的基本原理，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实验动物中"，同时确保患者"尽可能迅速地出现即时症状，同时保持患者的一般福利"。
“一般福利"这个词组，在数十名患者因疟疾并发症死亡的背景下，显得格外苍白。
种族差异的"科学”
博伊德和斯特拉特曼-托马斯试图控制不同疟疾株对患者的不同影响，他们相信这些影响因种族而异。他们想"揭示两种主要人类疟疾感染[间日疟和恶性疟]的特征差异，并说明其治疗管理的必要性"。
黑人患者被认为对间日疟有一定的免疫力，同时也被认为比白人对疼痛有更高的耐受力。这种植根于科学种族主义的信念导致了残酷的后果：黑人患者被给予更高剂量的感染——使用更多蚊子"以试图克服天然抵抗力"——并被迫在高烧中煎熬更长时间。
这些实验不仅涉及治疗，更涉及对疟疾本身的研究。患者被当作"模型生物"，用于研究疟疾的病程、免疫反应和传播方式。他们的血液被定期抽取，不仅用于治疗其他患者，更用于实验室研究。
当美国公共卫生署于1932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精神病院建立自己的疟疾实验室时，博伊德的研究方法成为模板。这一传统最终延续到了伊利诺伊州斯泰特维尔监狱的疟疾实验——那是二战期间军方资助的项目，囚犯被感染疟疾以测试新药。
瓦格纳-贾雷格的纳粹关联
疟疾热疗法的黑暗历史并不止于实验本身。它的发明者的晚年，为这个故事增添了另一层令人不安的色彩。
尤利乌斯·瓦格纳-贾雷格的第一任妻子是犹太人。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和纳粹同情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公开支持德奥合并，并两次申请加入纳粹党——第二次申请是在纳粹强制绝育法通过之后。
1940年瓦格纳-贾雷格去世时，纳粹党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讣告，赞扬他的科学工作，并声称"没有他的遗传学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念就不再可想象"。
这些记录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在医学实验中漠视患者权益，更在政治上同情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之一。
他的纳粹关联并非偶然。瓦格纳-贾雷格晚年从事优生学研究，支持对"认知障碍者、精神病患者和罪犯"实施强制绝育。他的科学世界观与纳粹的种族卫生理论有着深刻的共鸣。
虽然他的儿子和助手后来声称，瓦格纳-贾雷格在看到纳粹政权的真实面目后开始批评它，特别是对"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的计划表示反对，但纳粹档案中关于他两次申请入党的记录是无法抹去的铁证。
诺贝尔奖的争议
瓦格纳-贾雷格的诺贝尔奖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据记载，瑞典精神病学家B·加德留斯长期担任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他坚决反对将奖项授予"一个将疟疾注射进瘫痪患者体内的医生，因为在他眼中，这是一个罪犯"。
加德留斯直到1926年退休后，瓦格纳-贾雷格才最终获奖。
更大的争议在于：一项通过故意感染患者进行"治疗"的方法，是否应该获得医学最高荣誉？诺贝尔奖的授予是否间接认可了这种极 questionable 的医学实践？
二战后，随着纽伦堡医生审判揭露纳粹医学实验的暴行，医学伦理迎来了重大变革。《纽伦堡法典》确立了人体实验的基本伦理原则，包括知情同意的绝对必要性。瓦格纳-贾雷格的疟疾热疗法开始受到新的审视。
在同一时期，青霉素的问世彻底改变了梅毒的治疗格局。约翰·马奥尼在1943年证明了青霉素对梅毒的有效性，疟疾热疗法迅速被淘汰。到1950年代，这种曾经被广泛采用的"奇迹疗法"已经成为历史。
被遗忘的受害者
疟疾热疗法的受害者是谁？
首先是那些被感染疟疾的神经梅毒患者。他们大多已经处于精神混乱状态，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有些人在疟疾感染中死去，有些人虽然活了下来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极少数人确实从神经梅毒中康复——但即使对他们来说，疟疾感染的记忆也是终身的创伤。
然后是那些被当作"疟疾供体"的人。在美国，这些人往往是黑人或其他边缘群体成员。他们被故意感染疟疾，不是为了"治疗"他们，而是为了提供疟原虫给其他患者。他们的痛苦被视为"科学需要"的一部分。
最后是那些在实验中死去的人。他们的死亡被记录为"治疗并发症"或"疾病进展"，很少有人追究过医生的责任。
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大多已淹没在历史档案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德克尔先生"的患者，被156只蚊子叮咬后经历了十三次疟疾发作。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韦弗先生"的患者因心脏并发症被迫中断治疗。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路易斯·罗素的患者在疟疾发作中倒下。但成千上万的其他受害者，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
医学伦理的历史拷问
疟疾热疗法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医学"创新"越过了伦理的边界？
瓦格纳-贾雷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有一个辩护理由：神经梅毒在当时是绝症，患者别无选择。疟疾热疗法虽然风险巨大，但至少提供了一线生机。从结果来看，确实有约27%的患者完全缓解——这在那个绝望的年代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这种辩护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患者是否被告知了全部风险？他们是否真正同意接受这种极端的"治疗"？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知情同意更是一个几乎不存在概念。
更何况，疟疾热疗法的推广很快超出了"治疗绝症患者"的范围。在美国，它被用于研究疟疾本身，患者被当作"实验材料"。黑人患者被给予更严酷的治疗方案，只因科学种族主义认为他们"抵抗力更强"。
诺贝尔奖的授予进一步模糊了伦理界限。当世界最高的医学荣誉被授予一种极 questionable 的方法时，它是否间接鼓励了更多的医学滥用？这个问题在纳粹医学实验曝光后变得更加尖锐。
尾声
今天，疟疾热疗法已经成为医学史的注脚。尤利乌斯·瓦格纳-贾雷格的名字鲜为人知，他的成就被后来的医学进步所掩盖。但这个故事不应该被遗忘。
它提醒我们，医学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在科学的旗帜下，人类的尊严曾被反复践踏。诺贝尔奖的光环不能洗白伦理的污点，“治疗目的"不能成为任意实验的借口。
当我们审视今天的医学实验——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诊断、大数据医疗——我们仍然需要问同样的伦理问题：谁在受益？谁在承担风险？知情同意是否真实有效？科学进步是否以牺牲某些群体的权益为代价？
疟疾热疗法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医生手中的注射器同时承载着治疗与实验的双重目的时，患者往往是最脆弱的一方。当科学好奇心与权力不对等相遇时，伦理边界的崩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
那九名在1917年被注射疟疾血液的维也纳精神病患者——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消失在历史档案中。但他们的痛苦，以及成千上万后来者的痛苦，构成了医学伦理最沉重的一课。
参考资料
- Magda Whitrow, “Julius Wagner-Jauregg (1857–1940)”, Medical History 1993
- Matthew Gambino, “Fevered Decisions: Race, Ethics, and Clinical Vulnerability in the Malarial Treatment of Neurosyphilis, 1922–1953”,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015
- Harriet Washington, Medical Apartheid: The Dark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on Black American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2006
- Margaret Humphreys, “Whose body? Which disease? Studying Malaria while Treating Neurosyphilis”, in Useful Bodies: Humans in the Service of Medic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4
- Julius Wagner-Jauregg, Nobel Lecture, 1927
- Nathan Leopold, Life Plus 99 Years, 1974
- Teresa Iacobelli,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Malaria Fever Therapy Program & Ethics of Experimentation (1931-1940)”,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