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某个春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皮肤病学助理教授Albert Kligman第一次走进费城东北部的Holmesburg监狱。这座建于1896年的石墙堡垒,以其高耸的警卫塔和灰色的铁栏杆闻名于费城刑事司法系统。但Kligman注意到的不是那些东西。多年后,他在接受《费城问询报》采访时,用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描述了那一刻的感受:“我眼前看到的,是一英亩又一英亩的皮肤。就像一个农民第一次看到一片肥沃的田野。”

这句比喻并非诗意的夸张,而是冷酷的商业计算。Kligman意识到,在这座被35英尺高的石墙围起来的监狱里,关押着数百名日复一日无所事事的囚犯——他们需要钱,而他有实验需要人体。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年里,这位日后被誉为"现代皮肤病学之父"的科学家,将Holmesburg监狱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人体实验工厂。他的实验对象——绝大多数是贫穷的黑人男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涂抹化学物质、注射病毒、暴露于辐射之下,甚至被喂食成分不明的"奶昔"长达数月。当Kligman在2010年以93岁高龄去世时,《纽约时报》称他为"将科学基础带入皮肤病学的先驱",却只字不提那些永远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的囚犯们。

从足癣治疗到人体实验帝国

Kligman与Holmesburg监狱的第一次接触纯属偶然。1951年,监狱的医疗官员向他求助,询问如何控制一场在囚犯中蔓延的足癣疫情。这位年轻的真菌学专家——他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又在同一所大学的医学院拿到医学学位——以研究人类真菌感染为业。他建议了一些标准的抗真菌治疗方法,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对Kligman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他注意到监狱里有着源源不断的实验对象——他们无法拒绝,无法离开,急需现金。在当时的美国监狱系统,囚犯几乎没有合法途径获得收入。扫地的报酬是每天25到50美分,这被称为"零钱"。而Kligman的实验——即使是最简单的皮肤贴片测试——每天也能支付1到2美元。对于需要购买commissary商品、给家人寄钱、甚至筹集保释金的囚犯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Kligman后来承认,他最初进入监狱时根本没有获得任何正式授权。“我开始定期去监狱,虽然我没有任何授权,“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当局知道我在进行各种研究是在几年之后了。那时的世道更简单。知情同意闻所未闻。没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

这段"美妙的时光"持续了二十三年。在此期间,Kligman从最初的学术研究——比如测试各种抗真菌药物的有效性——逐渐扩展到商业领域。到了1960年代中期,他的监狱实验项目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事实上的营利性研究部门。制药公司、化妆品制造商、甚至美国军方的化学战部门,都排队等待使用Holmesburg的"皮肤资源”。

纽伦堡法典的沉默见证者

讽刺的是,当Kligman在费城监狱里肆意进行人体实验时,距离纽伦堡审判仅仅过去了几年。1947年,美国法官在审判纳粹医生后起草了纽伦堡法典——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人体实验必须获得受试者的自愿同意,受试者必须完全了解实验的性质、持续时间和目的,并且必须有权随时退出实验。法典的第一条原则写道:“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

但Kligman和无数像他一样的美国研究人员似乎从未将这些原则放在心上。历史学家Allen Hornblum——他在1998年出版了《一英亩皮肤》一书,首次系统性揭露了Holmesburg实验——指出,美国医学界在纽伦堡审判后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伦理准则。“当Kligman在1951年走进Holmesburg时,当然有一些规则、态度或指导方针给医学研究人员提供他们应该遵循的指导,但美国医学界认为它们太僵化,对医生、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的目标不利,“Hornblum写道,“所以这些指导方针没有被强调,医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符合他们自己的研究兴趣。”

这些"研究兴趣"很快演变成一场伦理灾难。Kligman的实验记录显示,他从未向囚犯充分告知实验的风险。在1964年为Dow Chemical公司进行的二恶英实验中,囚犯签署的豁免书上只笼统地提到"医学和其他测试”,根本没有提及他们将被涂抹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更重要的是,Kligman声称他的实验记录在一场火灾中被毁——这一说法从未得到独立验证——这意味着那些被暴露于危险化学物质的囚犯,甚至在几十年后都无法得知自己到底被涂抹了什么。

商业帝国的崛起

Kligman并非一个孤独的疯狂科学家。他是20世纪中期美国医学研究商业化浪潮中最成功的从业者之一。当制药公司在196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行新药临床试验时,他们需要大量的、廉价的人体受试者来进行第一阶段测试——这些测试主要目的是确定药物的安全性,而非疗效。监狱囚犯成为理想的实验对象:他们人口集中、无法离开、需要现金、缺乏话语权。

到197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估计,超过90%的研究性药物首次在囚犯身上进行测试。Kligman只是将这种模式推向了极致。他的监狱实验项目与数十家公司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强生公司、Dow Chemical公司、美国陆军化学兵团,甚至中央情报局。

这些合作关系为Kligman带来了丰厚的收入。1964年,Dow Chemical公司为他进行二恶英实验支付了10,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囚犯们每天只能得到1到2美元。这种不对等的报酬结构揭示了监狱人体实验的本质:囚犯的身体被当作廉价的科研原材料,而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则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但Kligman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付费实验。他开发了一种近乎工业化的实验流程:囚犯被带到监狱医院或专门的实验监区,医生和技术人员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测试,然后将结果记录在案,囚犯回到牢房,拿到几张钞票,等待下一次实验。在高峰期,Holmesburg监狱几乎每天都有数十名囚犯参与各种实验。他们的手臂、胸部和背部被粘性绷带、纱布垫和医用胶带包裹,在走廊和监区里走动时,看起来就像刚从战场归来的伤员。

从香皂到二恶英:实验的无底深渊

Kligman的实验范围之广,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最无害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是各种日用品的皮肤刺激性测试:香皂、洗发水、牙膏、除臭剂、染发剂。囚犯的背部被贴上装有待测产品的贴片,研究人员观察这些产品是否会引起皮疹或过敏反应。强生公司是这些测试的主要客户之一。他们委托Kligman测试婴儿爽身粉的安全性——具体来说,是将石棉与滑石粉进行比较。囚犯被注射石棉,以测试这种已知致癌物质的皮肤反应。

但在商业测试之外,还有更黑暗的实验。1958年,Kligman发表了一篇题为《用外胚层病毒对人类进行实验性接种》的论文。论文描述了他如何将疣病毒、牛痘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和带状疱疹病毒接种到囚犯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前臂、手掌、背部、面部、头皮,以及阴茎。论文写道:“在疣病毒实验部分,在7名志愿者的不同皮肤区域(前臂、手掌、……背部、面部、头皮、……和阴茎)进行了47次接种。所有接受者都至少出现了一个病变,其中一些人在不同位置出现了两个病变。”

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什么?Kligman声称他在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皮肤病变,从而更好地理解各种皮肤病的发病机制。但论文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囚犯们被告知他们将被接种可能导致永久性疾病的病毒。更重要的是,Kligman似乎从未追踪这些囚犯在实验后的长期健康状况——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些被接种病毒的囚犯是否在多年后患上了与实验相关的疾病。

二恶英实验:当科学失去底线

如果说病毒接种实验已经越过了伦理的红线,那么1964年的二恶英实验则是Kligman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篇章。那一年,Dow Chemical公司在密歇根州米德兰的一家工厂被迫关闭,因为数十名工人出现了氯痤疮——一种由二恶英暴露引起的皮肤病。工人们担心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工会表示,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成员们不会复工。

Dow Chemical的管理层急需了解二恶英对人类皮肤的影响,以便制定安全标准并恢复生产。他们联系了Kligman——这位在医学界以大规模人体测试闻名的皮肤科医生。1964年12月,Kligman前往密歇根,听取了Dow Chemical官员关于氯痤疮困境的介绍。他以10,000美元的费用接下了这项研究,并承诺承担所有可能的责任。

Dow Chemical向Kligman提供了一个保守的实验方案,以及少量的TCDD(2,3,7,8-四氯二苯并二恶英)——这种物质是二恶英中毒性最强的一种,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公司明确警告:“危险!这种材料极度有毒。“囚犯被招募参与研究,化学物质被涂抹在他们的额头和背部。但结果令人失望:受试者没有出现预期的皮肤反应。Kligman写信给Dow Chemical的项目负责人Verald Keith Rowe,报告了"惊人阴性的结果……测试物质没有显示出致痤疮的证据,对受试者没有危害。”

如果Kligman就此停止,也许囚犯们还能避免最坏的结果。但他没有。在Dow Chemical管理层犹豫不决之际,Kligman单方面决定修改实验方案,将剂量增加了468倍,并开始了新一轮测试。毫不奇怪,受试者开始出现"痤疮样病变……炎性脓疱和丘疹。“Kligman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他终于找到了二恶英对人类皮肤产生影响的阈值。但Dow Chemical的Rowe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震惊不已。“他的方案相当惊人,“Rowe后来回忆道。Kligman的行为导致公司"断绝了关系。他没有给我们任何通知。“Rowe承认,Dow Chemical的科学家们对Kligman的鲁莽行为"相当震惊”——这种行为基本上确保了受试者的健康会受到损害。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囚犯直到多年后才得知自己参与了二恶英实验。当越南战争中橙剂(一种含有二恶英的除草剂)的使用引发争议时,Holmesburg的秘密二恶英实验才被媒体曝光。Kligman声称他的文件和记录在一场火灾中被毁——这一说法从未得到独立验证。那些被涂抹了致癌化学物质的囚犯,甚至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次系统性二恶英人体实验的对象。

“奶昔测试"与其他荒谬实验

在Kligman众多的实验中,有一种被囚犯们称为"奶昔测试"的实验格外令人不安。这种实验要求囚犯在六个月内只吃一种成分不明的"奶昔”,每天三次。参与这种实验的报酬相对较高,因为囚犯需要住在隔离的监区,无法参与其他活动。

幸存者Herbert Rice回忆说,他参与了两次这样的测试。“他们给我们一些类型的奶昔,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说。另一种测试让他服用填充着"某种活体生物"的药丸,持续四天的观察期。多年后,Rice仍然无法确定自己被喂食了什么。另一种测试让他的皮肤感觉像皮革一样,持续了三到四个月,“他们在我的背上放了一种辐射。”

另一位幸存者Yusef Anthony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描述,这些奶昔测试让他患上了痔疮,迫使他接受多次直肠手术。囚犯们猜测,这些可能是蛋白奶昔的早期安全测试——但他们永远无法确定。

这种信息不对称是Kligman实验项目的核心特征。囚犯们被招募时,往往只被告知他们将参与"医学测试”,可以获得现金报酬。具体测试什么、可能有什么风险、长期后果如何——这些关键信息要么被完全隐瞒,要么被轻描淡写地带过。Kligman后来承认,他的豁免表格"没有提及使用了哪种化学物质或潜在的副作用。”

受害者归家:代际创伤的无声蔓延

当Leodus Jones从Holmesburg监狱被释放回家时,他的女儿Adrianne Jones-Alston立刻注意到父亲的变化。在她入狱前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人,经常带她在费城各地游玩,创造美好的回忆。但当他从监狱回来后,一切都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Jones-Alston回忆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乐趣停止了。”

Jones参与了Holmesburg的多项测试。当他回到家时,Jones-Alston注意到他的脖子和背部布满了疤痕和疮口。但更令她不安的是,父亲似乎失去了以前的专注和耐心。他变得充满敌意和暴力。“当Kligman享受牛排晚餐时,我父亲在掀翻桌子,“Jones-Alston说。

家庭生活的动荡导致她在青少年时期离家出走。流落街头后,她经历了无家可归、暴力和心理健康挑战,最终导致她自己也被监禁,并反复入狱。她的生活开始映照父亲的困境——一种可以被称为代际创伤的恶性循环。“没有人考虑到这些测试对象的孩子们或家庭,“Jones-Alston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会回到我们身边。”

另一位幸存者Irvin Moore在1969年抵达Holmesburg时,第一次听说了这些实验和它们提供的经济机会。他解释说,他被驱使参与实验,因为监狱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要求自力更生。实验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购买commissary商品、寄钱回家或筹集保释金。“我报名参加测试是因为我想自力更生,“Moore回忆道。

他并不知道自己和数百名其他男性被注射和涂抹的具体物质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被要求吞下的是什么。Moore解释说,他问测试管理员实验是否会伤害他,他说他被告知一切都是安全的。事后看来,他说他"天真地相信了当权者。”

Moore最终被监禁了超过50年。在2023年的一次公开讨论中,他回忆起自己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训——“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徒劳的”(Leges sine Moribus vanae)——中学到的伦理含义。这些道德准则从未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的行动保持一致。“我们不是人类吗?“Moore问道,“这不适用于我们吗?”

《一英亩皮肤》:真相的重见天日

1971年,23岁的Allen Hornblum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进入费城监狱系统担任成人扫盲项目主任。当他第一次走进Holmesburg监狱时,他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囚犯们的手臂、胸部和背部被粘性绷带、纱布垫和医用胶带包裹,在走廊和监区里走动时,看起来就像刚从战场归来的伤员。

“第一天走进费城监狱——包括Holmes堡拘留中心和教养院——我看到了许多令人震惊、意想不到的事情,“Hornblum后来回忆道,“但最荒谬和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穿着医用胶带和粘性胶带的囚犯——看起来好像刚刚在监区发生了暴乱或帮派战争,我无法理解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事情。第二天,我问监区的看守,‘这些包着医用胶带的家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笑了笑说,‘哦,那没什么,Hornblum先生。那只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香水测试。’”

Hornblum开始注意到,监狱里随处可见穿着白大褂的医疗人员,偶尔有军方官员来访,还有穿着实验服的囚犯分发药物,仿佛他们受过培训的医院工作人员。但没有人谈论这些事情。在大多数政府运营的准军事机构中,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项目;如果监狱看守和市政厅的政客们认为这没问题,其他人也认为这没问题。甚至询问研究情况也被视为不恰当,甚至是禁忌。

Hornblum知道那里有一个故事,他完全期待有一天会有记者或历史学家或医学伦理学家深入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监狱研究项目,出版一本书或报告来揭示一切。几年过去了,然后是几十年,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他自己不处理这个话题,它永远不会被解决。

Hornblum开始追踪当地和州监狱中的现任和前任囚犯,以及街头的人。他们对Kligman项目的叙述既有启发性,有时也令人震惊。然后,他追踪医生和研究助理,听取他们方面的故事。回复揭示了真相。“除非有律师在场,否则我不会说话”、“多年来我一直在害怕这个电话”、“请不要在你写的任何东西中提到我的名字”——这些只是他听到的几条评论。还有愤怒的威胁,有一次,电话听筒被猛地摔下的声音。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出现了:前囚犯测试对象愿意说话,但对他们参与的行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知情的医生不愿意说话。

Hornblum进行了数十次采访,并致力于认真探索美国的人体实验。他发现的那段历史就像一个坑坑洼洼的战场;零星的胜利点缀着无名的尸体。伟大的科学家——Walter Reed、Theobald Smith、Hideyo Noguchi和Joseph Goldberger——虽然有点熟悉,他们在征服黄热病和糙皮病等疾病方面的英雄作用也是如此。但他现在也了解到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了他们著名战役的炮灰。

1998年,Hornblum的《一英亩皮肤:Holmesburg监狱人体实验的故事》一书出版,首次系统性揭露了Kligman实验的全貌。这本书震惊了医学界和公众,引发了对监狱人体实验伦理问题的全国性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沉默了几十年的幸存者提供了发声的机会。

迟到的道歉与未竟的正义

《一英亩皮肤》出版后,Holmesburg实验开始受到全国性的关注。2000年,298名曾在Holmesburg被监禁的男性起诉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市、强生公司和Dow Chemical公司,指控他们未被适当告知参与实验的风险,大学应该承认实验造成的长期伤害。2002年,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此案,声称诉讼时效已过。

这一驳回意味着,大多数幸存者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医学伦理和种族正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对Holmesburg实验的重新审视也在加速。2020年的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了新的平台,他们开始要求赔偿,并重新审视Kligman的遗产。

202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发表了一份关于Kligman的声明,写道:“Kligman博士所做的工作是对个人的极度不尊重——其中许多是被监禁的黑人男性——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和知情同意,医学界现在认为这是进行伦理研究的基础支柱。合法性本身并不能为这些行为开脱,这些行为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道德上可接受的,即使Kligman博士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它们是。”

除了正式道歉外,学校宣布终止一项专门为Kligman设立的讲座,并重新命名一个以他命名的教授职位。学校还宣布创建一项多年期财政承诺,将原本以Kligman名义持有的资金重新定向用于奖学金、住院医师培训和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专门面向有兴趣研究与有色人种皮肤疾病相关研究的皮肤科医生。

2022年10月6日,费城成为美国第一个就"那些在县级惩戒系统中遭受不人道和可怕虐待的人"道歉的城市。市长Jim Kenney承认"这种医疗种族主义做法的历史影响和创伤"以及"像这样的实验在我们有色人种社区中造成的深深不信任”,正式并官方地表达了"真诚的道歉”,针对城市历史中这"可鄙的一章”。这一道歉让人想起比尔·克林顿总统1997年对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幸存者的道歉,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但道歉并不等同于赔偿。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继续要求经济赔偿,但赔偿的形式和实现途径仍然模糊不清。Jones-Alston看起来充满希望地认为赔偿将会实现。她还承认,赔偿分配的过程是那些从Kligman的研究中获益最多的实体拥有专业知识、知识和能力来弄清楚的问题——如果他们想的话。她概述说,经济赔偿不仅包括对幸存者的直接支付,还包括心理健康护理和其他医疗治疗的支付,以及为他们后代提供的奖学金。

“我们需要社区觉醒并帮助我们完成疗愈过程,“她告诉媒体。但Moore强调了疗愈和经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金钱永远无法真正等同于欠幸存者的东西,但当维持经济稳定的日常任务如此具有挑战性时,完全照顾一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福祉存在障碍。

“我既有梦想也有噩梦,“Moore说,“我想要一些东西来减轻那些噩梦。”

科学进步的血腥代价

当Kligman在2010年去世时,他留下的遗产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确实对皮肤病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首次系统地研究了阳光照射与皮肤老化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光老化"和"化妆品药物"等术语,开发了Retin-A——这种药物至今仍是治疗痤疮和抗衰老最有效的局部药物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制药公司从他的发现中获得了数亿美元的专利收入。

但另一方面,他的成功建立在数千名囚犯的痛苦之上。Retin-A的开发直接依赖于在Holmesburg监狱进行的人体测试。那些被涂抹化学物质、注射病毒、暴露于辐射的囚犯,从未分享过这些商业成功的利益。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参与创造的产品正在全世界的药店里出售,让另一群人保持年轻和美丽。

Kligman本人似乎从未为他的实验感到悔恨。在实验停止多年后,他告诉同事:“这是当局知道我对囚犯志愿者进行各种研究之前的几年。那时的世道更简单。知情同意闻所未闻。没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2006年,他对《纽约时报》重申,关闭监狱实验是一个"大错误”。

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漠然态度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科学进步建立在弱势群体的痛苦之上时,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Kligman无疑是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但他的才华服务于商业利益,而非人类福祉。他将囚犯视为"资源"而非"人"的心态,与纳粹医生将集中营囚犯视为实验材料的逻辑并无本质区别。

1974年,在塔斯基吉梅毒研究被曝光引发全国愤怒后,Kligman的研究被无限期暂停。新的联邦法规限制了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的范围,要求独立的审查机构评估所有潜在的研究项目。这些法规规定,监狱研究只能涉及与监禁环境独特相关的问题,如监禁的影响、监狱作为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对被监禁者产生急性影响的条件。

但这些法规只适用于接受联邦资金的研究,私人实体进行的研究不在其覆盖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法规可以改变行为,但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那些在1951年至1974年间被当作实验材料的囚犯,至今仍在等待真正的正义。

永恒的追问

当我们走进今天的CVS或Target药店,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Retin-A和维甲酸产品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产品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黑暗的历史。那些被Kligman称为"一英亩又一英亩的皮肤"的囚犯,他们的伤疤、他们的噩梦、他们的代际创伤,都被包装在精美的广告和科学进步的叙事中。

费城的道歉是重要的一步,但它远远不够。真正的正义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声明,而是对受害者的经济赔偿、对他们后代的支援,以及对医学研究伦理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科学进步并非总是中立的。它可以服务于资本,服务于权力,服务于那些已经拥有太多的人。而代价,往往由那些最脆弱的群体承担。

当Irvin Moore问出"我们不是人类吗?这不适用于我们吗?“时,他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过去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追问。在今天的世界里,是否还有其他弱势群体正在被当作"资源”?我们的医学进步,是否还在以某些人的痛苦为代价?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是否真正从Holmesburg的血腥教训中学到了什么。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费城监狱的皮肤帝国,就永远不会真正成为历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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