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一个春日，新泽西州奥兰治市的一座工厂里，一群年轻女性围坐在工作台前，手指间握着细小的骆驼毛画笔。她们面前的表盘在昏暗的车间里散发着诡异的蓝绿色光芒，那是镭——当时被誉为’奇迹元素’的物质。这些女孩不知道的是，她们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为那个时代的科技进步买单。每一次将画笔尖端含入唇间，她们都在吞咽一种将在骨骼中沉积、在血液中游走、在几十年后仍能让她们的遗体在棺材里发光的致命物质。
镭的发现是科学史上最浪漫的篇章之一。1898年，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从数吨沥青铀矿中分离出了这种新元素。它会在黑暗中发出神秘的蓝绿色光芒，似乎蕴含着无穷的能量。医学界很快发现了它的’治疗潜力’：镭被用于治疗癌症，被添加到矿泉水中作为保健饮品，被混入面霜和牙膏中作为美容圣品。当时的广告宣称，镭可以’让人永远年轻’、‘治愈百病’、‘赋予生命活力’。1920年的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列出了含镭发光涂料的应用：门牌号码、钥匙孔定位器、船舶罗盘、电报表盘、矿井标志、毒药瓶指示器、剧院座位号、发光鱼饵，甚至还有玩具娃娃和动物的发光眼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镭工业带来了爆炸性的增长。军方急需能在黑暗中读取的仪表盘和表盘，用于飞机、潜艇和战壕中的各种设备。美国镭公司应运而生，这家总部位于新泽西州奥兰治市的企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迅速发展成为国防承包商。他们生产的一种名为’Undark’（意为’不暗’）的发光涂料成为了军队的标配产品。为了满足巨大的生产需求，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女工。这些年轻女性——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或二十出头——被这份工作所吸引：工作环境干净，不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薪酬相对优厚，而且她们被告知自己正在参与一项’帮助赢得战争’的崇高事业。
莫莉·马吉亚就是这些女孩中的一员。她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是意大利移民家庭的七个女儿之一。1917年，她和姐姐们阿尔比娜、昆塔一起进入了美国镭公司的工厂。莫莉被同事们称为’最出色的表盘画师’，她的手速极快，一天可以画完数百块表盘。按照计件工资计算，每块表盘的报酬大约是一美分半，熟练的女工每周可以赚到18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份相当体面的收入。
然而，这份工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秘密。为了在微小的表盘数字上画出精确的线条，女工们需要让画笔保持极细的尖端。公司的督导员教给她们一个’技巧’：用嘴唇将画笔舔尖，然后再蘸取颜料。这种被称为’唇蘸画’的方法比用布擦拭更高效，可以节省时间和材料。督导员们甚至当着女工的面吞下镭涂料，以证明它是’完全安全’的。公司的高管们告诉这些女孩，镭不仅无害，还能让她们更健康、更美丽。
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美国镭公司的科学家们完全清楚镭的危险性。在公司实验室里，化学家们使用铅屏、镊子和防护面罩来处理镭材料。公司曾向医学界分发过描述镭’有害影响’的文献。但当这些知识可能影响利润时，他们选择了沉默。
1917年至1926年间，美国镭公司雇用了约300名女工。据估计，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约有4000名工人受雇于镭表盘画师这一行业。每一个’唇蘸画’的动作，都在让这些年轻女性吞下致命的剂量。研究表明，一名表盘画师每年可能摄入几百到几千微居里的镭。虽然大部分镭会通过消化系统排出体外，但有一部分会被身体吸收，沉积在骨骼中——因为镭的化学性质与钙相似，人体会错误地将其整合进骨骼结构中。
莫莉·马吉亚是第一个为这个秘密付出生命代价的人。1920年，她开始感到牙痛。当地的牙医拔除了几颗牙齿，但伤口从未愈合。疼痛反而愈加剧烈。她的牙齿开始自行脱落，口腔内出现了奇怪的溃疡。1921年9月，当医生检查她的口腔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她的下颌骨已经完全坏死，骨头在轻轻触碰下就会碎裂。一位医生后来描述说，他只需用手指轻触，莫莉的颌骨就像灰烬一样崩塌了。
1922年9月12日，莫莉·马吉亚去世，年仅24岁。她的死亡证书上写着的死因是’胃溃疡’——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公司雇佣的医生们故意隐瞒了真相，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将莫莉的死与镭联系起来。但她的姐姐们很快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症状。阿尔比娜、昆塔，甚至最小的妹妹 Irma 都在这个发光的工厂里工作，她们都将承受同样的命运。
莫莉死后不久，美国镭公司的首席化学家埃德温·勒曼博士也去世了。他的死亡引发了纽瓦克县医生哈里森·马特兰德的注意。马特兰德开始调查这些死亡病例之间的联系。他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所有死者都曾在镭环境中工作，都表现出类似的症状——严重的贫血、骨骼脆弱、颌骨坏死。马特兰德将这种新发现的疾病命名为’镭颌’，后来也被称作’镭坏死症’。
到1924年，已有50名曾在美国镭公司工作的女性患病，其中12人已经死亡。但公司否认了一切责任。他们雇佣了一批医生，这些’专家’对患病的女工进行检查，然后告诉她们身体非常健康。伊利诺伊州的镭表盘公司从1925年开始就秘密对员工进行体检，检测他们是否受到了辐射污染，但从未将结果告知员工。当佩格·卢尼——一位在17岁就开始工作的女孩——在1929年去世时，公司甚至试图阻止她的家人进行尸检。
医生的背叛是这个故事中最黑暗的章节之一。美国镭公司雇佣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业毒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弗林，让他对患病的女工进行’检查’。弗林和其他许多被公司雇佣的医生根本没有行医执照或相关资质。这些所谓的检查实际上是一场骗局——目的是收集信息、制造虚假的医疗记录，并在必要时提供有利于公司的’专家证词’。更恶劣的是，公司鼓励医生将患病女工的死因归结为梅毒——一种在当时带有强烈道德污名的性传播疾病。这不仅是为了逃避责任，更是为了抹黑这些年轻女性的名誉，让她们在临死前还要承受人格侮辱。
公司的律师们还有另一套策略：拖延。当五名新泽西州的女工在1925年提起诉讼时，公司的律师利用各种程序性手段推迟审判，希望原告们会在案件开庭前死去。他们的计算几乎成功了。到了1928年1月第一次开庭时，五名原告中有两人已经卧床不起，没有一人能够举起手臂宣誓作证。
这五名女工是格蕾丝·弗莱尔、埃德娜·胡斯曼、凯瑟琳·肖布，以及马吉亚姐妹昆塔和阿尔比娜。格蕾丝·弗莱尔是这场诉讼的灵魂人物。她出生于1899年3月14日，是11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的父亲是工会代表，她自己也是一个热情的政治参与者。格蕾丝花了两年时间才找到一位愿意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雷蒙德·贝里。在那两年里，她看着自己的同事一个个死去，看着公司用金钱和权力压垮每一个试图发声的人。
凯瑟琳·沃尔夫·多诺霍是伊利诺伊州渥太华市镭表盘公司的员工。她出生于1903年2月4日，在父母去世后由姨妈姨父抚养长大。她于1932年1月与汤姆·多诺霍结婚，有两个孩子。当她在1931年因为跛行被公司解雇时，镭已经开始摧毁她的身体。她的体重下降了一半，颌骨碎片不断脱落，她几乎无法进食，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一个记者描述她’瘦得只剩下一具骨架’。
科学界的良心在这个黑暗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伊丽莎白·达蒙·休斯是一位受过NIST（当时称为国家标准局）培训的物理学家。她在1919年加入NIST的镭实验室，负责校准密封镭源。她的导师诺亚·多西曾因处理镭样品而烧伤双手，他警告休斯镭的危险性——这些信息从未向公众披露。1927年，律师贝里聘请休斯测量五名原告体内镭的含量。她使用的技术与她在NIST工作时测量氡气的方法相似：让这些女性对着一个连接着静电计的装置呼吸五分钟。她们的呼吸通过氯化钙除去水分，通过玻璃棉除去灰尘，通过硫酸捕获其他化学物质，只留下空气和惰性气体氡进行分析。
1928年4月，休斯在法庭上作证。她告诉法官，所有与镭接触的人都应该受到保护，因为这种放射性物质已经灼伤了几乎所有直接接触它的人的手。她描述了自己的测量过程和结果：所有五名女性的静电计金叶移动速度至少是对照组的两倍——这是她们体内含有大量镭的明确证据。公司律师爱德华·马克利试图质疑休斯的资质，指出她目前的身份是’家庭主妇’，已经五年没有在实验室工作了。但法官打断了他，表示他不同意律师对休斯证词的描述，并希望听到更多关于她进行呼吸测量的细节。
罗布利·埃文斯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将自己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研究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上。他解释了镭为什么如此致命：‘工人们发现，用布或手指擦拭画笔都太粗糙，但如果用嘴唇将画笔擦干净，就可以得到合适的尖点。这导致了所谓的’唇尖’或用嘴唇将画笔弄尖的做法。在一些工厂里，画笔在画数字之前也要先弄尖。这样从画笔上擦下来的颜料就被吞下去了。‘埃文斯的研究为建立镭的安全标准奠定了基础。他确定的人体最大允许镭负荷为0.1微居里。作为对比，那些镭表盘画师每年摄入的剂量可能高达数千微居里——是安全限值的近两万倍。
报纸的报道改变了这场斗争的走向。媒体将这些女性称为’活死人’和’注定死亡的女人’。《芝加哥时报》的报道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公司在1928年4月要求延期数月时，公众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指出，这些病入膏肓的女性可能等不到审判结束。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公司决定庭外和解。最初的提议是支付每位女性一万美元，但所有医疗和法律费用都要从中扣除——这意味着她们几乎拿不到任何东西。女性们拒绝了。最终，公司同意支付一万美元，加上医疗费用和每年600美元的养老金。1928年6月4日，协议达成。
但胜利来得太晚。五名原告中的所有人都在1930年代相继去世。她们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大部分用于支付医疗账单。而在伊利诺伊州，另一场斗争才刚刚开始。
伊利诺伊州的镭表盘公司成立于1922年，位于渥太华市。与美国的镭公司一样，他们雇佣年轻女性用同样的’唇蘸画’方法绘制表盘。公司最大的客户是位于伊利诺伊州秘鲁市的韦斯特克洛克斯公司，他们生产的’大本钟’和’小本钟’闹钟上都有这些女性绘制的发光表盘。当新泽西州的诉讼见报时，渥太华的女工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公司告诉她们，镭是安全的，新泽西的女工们只是患了病毒感染。
佩格·卢尼是渥太华最早死亡的镭女工之一。她出生于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是长女。她渴望成为一名教师，但为了帮助养家，她在17岁时就开始在镭表盘公司工作。她的侄女达琳·哈尔回忆说：‘我记得我的家人谈论我的阿姨把小瓶（镭涂料）带回家的事。他们会关掉卧室的灯，涂指甲、涂眼皮、涂嘴唇，然后互相嘲笑，因为它们在黑暗中发光。‘这不仅是佩格一个人的娱乐。在工作间隙，许多画师都会这样做。有些人甚至穿着派对礼服上班，让自己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六年后，卢尼开始发病。她的牙齿被拔除后伤口从未愈合。她患有贫血，因髋部疼痛无法行走，牙齿和颌骨碎片不断脱落。她的未婚夫’在她病得太重走不动路时，用小推车拉着她在社区里转’，哈尔说。‘有一天她在工作中晕倒，他们把她送到了公司医院。我的祖父母和她的兄弟姐妹对她被送进公司医院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被允许探视。他们被告知她得了白喉，被隔离了。‘卢尼在医院去世，年仅24岁。公司想立刻埋葬她，但她的家人坚持要一个天主教葬礼。公司同意进行尸检，但当家属的医生到达时，尸检已经结束了。
公司知道卢尼得了什么病。从1925年开始，他们就在秘密对员工进行体检，检测辐射水平。他们告诉卢尼她’非常健康’，从未告诉她检测结果呈辐射阳性。作家凯特·摩尔在她的书中写道：‘有证据表明，特别是在伊利诺伊州，镭表盘公司的高管……知道镭正在毒害这些女性。他们故意欺骗了这些女性。’
凯瑟琳·多诺霍在1925年开始感到不适，走路时一瘸一拐。1931年，公司解雇了她，‘因为我的跛行引起了太多议论’。她的病情持续恶化，体重下降了一半，颌骨碎片脱落，几乎无法进食，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当地医生无法诊断她的病情，但否认她患有镭中毒。后来，一位芝加哥医生证实了诊断。多诺霍和其他几位患病的女工——其中一位已经截去了手臂——决定起诉。
她们被称为’活死人协会’。1938年4月6日的《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日报》这样报道她们。她们第一次诉讼失败了。之后，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伊利诺伊州职业病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女性的努力。她们再次起诉，但很难找到律师。最终，她们找到了芝加哥的伦纳德·格罗斯曼。‘我的父亲在工伤赔偿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格罗斯曼的儿子、退休律师伦纳德·格罗斯曼回忆说。‘工人权益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议题。据我所知，他是被克拉伦斯·达罗请去接手这个案子的。‘达罗是当时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曾为斯科普斯猴子案辩护。格罗斯曼免费代理了这个案件，因为这些女性’相当贫穷，这是她们起诉的原因之一’。
审判在多诺霍的家中进行，因为她太虚弱无法出门。在结案陈词中，格罗斯曼说，镭表盘公司拒绝了女工们查看体检结果的要求，没有提供任何证人反驳女工们的证词，先承认镭是毒药，然后又否认。他称这家公司为’掠夺者’，说镭将’像摧毁她的颌骨和髋骨一样，轰击穿过她的棺材’。
女工们赢了。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摩尔说，她花了一个月在渥太华采访当地人并做研究。‘这个城镇并不真正想承认发生了什么。这在女性起诉案件的时候当然是真实的。我在她们的信件中看到的证据表明，她们的邻居、神职人员和商人都有些排斥她们。‘当时是大萧条时期，镭表盘公司提供了高薪工作。当地人’有点想让这些女性闭嘴’，她说。公司只需向女工们总共支付一万美元，因为公司逃离了该州，在纽约开始了新业务。伊利诺伊州工业委员会无法跨越州界追缴资产。一些女性什么也没得到。公司多次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均告失败。多诺霍在上诉结束前去世。‘她体重不到60磅，‘摩尔写道。
镭表盘公司的总裁约瑟夫·凯利在1934年被解职。他在渥太华开设了另一家生产镭表盘的公司，命名为’发光工艺公司’，距离原来的镭表盘公司’只有几个街区’。他们雇佣了很多同样的女孩。镭表盘公司倒闭了。发光工艺公司一直运营到1976年，那一年，核管理委员会因该公司辐射水平’是允许量的1666倍’而对其处以罚款。在未能进行必要的改进后，发光工艺公司关闭了。1984年4月2日的一篇合众国际社文章称该公司为’死亡工厂’，报道称前工人正在起诉该公司；前表盘画师中癌症发病率很高。
1978年，也就是发光工艺公司在渥太华关闭的那一年，佩格·卢尼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冷战期间，当核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时，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开始研究辐射对人体的影响。表盘画师，无论生死，都是完美的研究对象。卢尼的家人同意让阿贡国家实验室挖掘和研究她的遗体。‘家人被告知，他们把她的遗体装在铅盒里带回来，因为她仍然具有很高的放射性，‘哈尔说。哈尔的母亲保存了卢尼的一只白手套，哈尔以前偶尔会试戴。‘她把它扔了。她害怕它被污染了。’
这些女性的遗体至今仍在棺材中发光。镭-226的半衰期长达1600年，意味着这些骨骼中的放射性将在数千年内持续衰变。她们在死亡后成为了永恒的辐射源，一个关于科学傲慢与资本贪婪的永久警示。
镭女工的遗产是复杂的。她们的案件在职业健康与安全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个人工人因劳动滥用向公司索赔损害赔偿的权利得以确立，创造了’可证明的痛苦’等劳动安全标准基线。工业安全标准因此得到改善，1949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对所有患有职业病的工人给予赔偿。她们的故事是健康物理学、妇女权利和劳工权利运动史上的重要篇章。1968年，阿贡国家实验室成立了人体放射生物学中心，主要目的是为仍在世的表盘画师提供医疗检查。该项目还侧重于收集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收集表盘画师的组织样本。当项目于1993年结束时，已收集了2403个案例的详细信息。这些数据被用于撰写关于镭对人体影响的著作，为理解辐射毒性提供了无价的科学资料。
格罗斯曼的儿子后来在美国劳工部工作了30年，专门处理工人权益案件。‘我在劳工部的工作中，雇主们提出了与镭表盘公司案件相同的论点。他们说，‘我们永远不会伤害员工，这个过程没有害处……‘这场斗争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
作家摩尔说：‘在我们今天，距离镭女工的故事开始发生已经100年了，人们很容易说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只是繁文缛节、官僚主义，阻碍了公司的利润。镭女工的故事是来自历史的一种警告，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将重复同样的错误。’
2011年，在当地高中生马德琳·皮勒的倡议下，渥太华市为镭女工竖立了一座雕塑。这座纪念碑不仅献给渥太华的表盘画师，也献给’全美各地的表盘画师……以表彰镭女工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非凡毅力、奉献精神和正义感’。在圣诞节期间，当地人会在雕像上披上一条手工编织的红色围巾，让她在冬天保持温暖。
玛丽·居里在1934年死于自己发现的元素——长期暴露于辐射导致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的实验室笔记至今仍被封存在铅盒中，任何想要查阅的人都必须签署免责声明。但她至少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选择。镭女工们从未有过选择。她们被告知自己在做着高尚的工作，被告知那种发光的物质会让她们更美丽，被告知那些让她们痛苦死去的东西是’完全安全’的。
当格蕾丝·弗莱尔在法庭上微笑着面对闪光灯时，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但她和她的姐妹们——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那些在新泽西和伊利诺伊的人，那些被埋在铅棺材里仍然发光的人——她们用自己的骨骼为后来者照亮了道路。在那条道路上，我们建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建立了环境保护署，建立了每一个保护工人免受雇主贪婪侵害的制度和法律。这些制度和法律今天仍在受到挑战，仍有人在说它们是’繁文缛节’，是’对商业的阻碍’。
镭女工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利润与安全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会选择利润。只有法律、只有制度、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警醒和抗争，才能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守住最后的防线。
愿她们安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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