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8日，华盛顿特区，原子能委员会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名科学家正围坐在一张长桌旁。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室内弥漫着烟草味。会议的议题被标记为’机密’。主持会议的是委员会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德·利比。他刚刚在三年前因发明放射性碳测年法而声名鹊起，五年后将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此刻，他正在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我们在人类样本方面存在巨大的数据缺口，尤其是儿童样本，‘利比的发言被记录在后来解密的会议纪要中，‘我不知道如何获取它们，但我必须说，获取它们是头等重要的，特别是在低龄组。所以，人体样本至关重要，如果有人知道如何做好’盗尸’工作，他们将真正为国家服务。’
这句话，在四十多年后被解密时，成为了整个冷战时期最黑暗的科学实验之一的墓志铭。
来自天堂的毒药
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轰炸靶场。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三一试验场引爆。当蘑菇云升起时，没有人知道它释放了什么。放射性同位素锶-90，这个名字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它是铀-235和钚-239核裂变的产物之一，每次核爆炸都会产生约百分之五的锶-90。它的半衰期是二十八年，这意味着它将在环境中存在数百年。
但真正让科学家们恐惧的是锶-90的化学特性。它与钙在元素周期表上处于同一族，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同。当它通过空气、雨水、牧草进入食物链，最终到达人类餐桌时，人体无法区分锶和钙。它会被骨骼误认为是钙而吸收，在那里，它将持续释放β射线，轰击骨髓和周围组织，可能导致白血病、骨癌和遗传突变。
而对于儿童来说，情况更加危险。他们的骨骼正在生长，对钙的需求量远超成年人。这意味着他们会吸收更多的锶-90。一个婴儿从母乳或牛奶中摄入的锶-90，可能会在其体内积累到成年人数倍的水平。
1949年，苏联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冷战的核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加快了大气核试验的频率，内华达试验场几乎每周都有蘑菇云升起。每一次爆炸，都将数百公斤的锶-90送入大气层。它们随环流飘散全球，随雨水落下，渗入土壤，进入牧草，最终出现在人类的餐桌上。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可能性：人类正在进行一场未经同意的全球性实验。而实验的对象，是地球上的每一个孩子。
阳光计划的诞生
1953年1月6日，兰德公司总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一群来自原子能委员会、大学实验室和军方的科学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测量全球核沉降物的影响。会议的结论是：必须收集人类组织样本，特别是骨骼样本，来检测锶-90的浓度。
项目被命名为’阳光计划’。这个名字的选择充满了讽刺意味——科学家们认为放射性沉降物就像阳光一样无处不在。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不安的科学行动之一。
利比成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他拥有推动项目所需的政治权力；作为科学家，他拥有测量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专长。但他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获得足够的人类骨骼样本？
在1953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利比写道：‘我们聘请了一家昂贵的律师事务所查阅关于盗尸的法律。结果不太令人鼓舞。它显示了这在法律将有多么困难。’
法律确实是个障碍。在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未经家属同意取走遗体或遗体部分是刑事犯罪。但在冷战的高压氛围中，国家安全的需求似乎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于是，阳光计划走上了一条秘密的道路。
全球盗尸网络
1953年至1970年间，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络悄然形成。在美国，参与机构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汉福德基地。在英国，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的哈威尔实验室成为主要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原子能委员会、加拿大温哥华综合医院、挪威、比利时、南美各地的医疗机构也被卷入其中。
这些机构派出的人员携带的证件上写着’健康物理学家’或’医学研究员’。他们接触医院的病理科医生，声称组织样本是用于’癌症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告诉这些医生真正的目的是测量核沉降物。
收集过程经过精心设计。当一名婴儿死亡时——无论是死胎、新生儿死亡还是幼童夭折——病理科医生会移除股骨、椎骨、肋骨，有时甚至是整个躯干。骨骼会被送往实验室，在高温炉中焚烧成灰，以分离出锶-90。剩下的部分会用木头或报纸填充后送回殡仪馆，父母们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官方记录显示，超过一千五百具尸体被处理。但非官方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在六千到九千之间。涉及的地区从澳大利亚延伸到欧洲，从北美覆盖到南美。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伦敦的九条腿
1955年，伦敦。一个包裹抵达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哈威尔实验室。里面是九条婴儿的大腿骨。它们来自哪里？没有记录。父母是否知情？没有同意书。这是阳光计划全球运作的一个缩影。
同一年，休斯顿。一位母亲在死产儿子的棺材打开时发现，孩子的双腿不见了。医院告诉她这是’常规尸检’的需要。没有人提到骨骼被送往芝加哥的实验室，用于测量她儿子体内积累了多少来自核试验的放射性物质。
1956年，悉尼。一位殡葬业者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医院返回的尸体’变轻了’。当他打开一具婴儿遗体时，发现里面塞着扫帚柄。
1957年，芝加哥。一名十八个月大的癌症患儿死亡。医院保留了她的整个骨骼，理由是’研究需要’。父母同意了尸检，但从未被告知孩子的遗骨将用于与她的疾病无关的核沉降物研究。
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阳光计划运作的近二十年里，全球各地的医院都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实验室输送着最脆弱群体的遗体部分。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对核战争后果的恐惧，以及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无限放大。
一克杀死百万人
锶-90的危险性远超公众的想象。一些研究强烈表明，仅仅一克锶-90均匀分布在地球上，就可能导致广泛的癌症。而自1945年以来，全球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千次核试验。这些爆炸释放了数百公斤的锶-90进入大气层。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核试验发生在科学家们已经知晓锶-90的毁灭性影响之后。这不是无知造成的悲剧，而是知情的选择。国家安全的需求，似乎可以为任何行为辩护。
1957年，一篇发表在《乳制品科学杂志》上的文章试图安抚公众。作者盖洛德·惠特洛克博士写道：‘从上述信息来看，我们距离牛奶和其他食品中的锶-90达到对我们长期暴露的自然辐射水平相当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的是人体已经暴露于来自自然来源如钾-40的背景辐射。
但科学家们知道，这种比较是误导性的。自然辐射和核沉降物的放射性同位素在人体内的分布和影响完全不同。锶-90会集中于骨骼，持续照射骨髓数十年，而自然辐射源则更加分散。
圣路易斯的牙齿
正当阳光计划在秘密中运作时，一个完全不同的运动正在公开地展开。1958年12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们启动了’婴儿牙齿调查’。项目由路易丝·赖斯医生领导，旨在通过收集儿童脱落的乳牙来测量锶-90的水平。
与阳光计划不同，婴儿牙齿调查是公开的、自愿的。学校教室里张贴着色彩鲜艳的海报，鼓励孩子们把脱落的牙齿寄给科学家。每个捐赠者都会收到一枚纽扣，上面写着’我把牙齿献给了科学’。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了公民科学的标志性宣言。
项目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970年结束时，超过三十二万颗牙齿被收集和分析。结果令人震惊：1963年出生的儿童，其乳牙中的锶-90浓度是1950年出生儿童的五十倍。在某些样本中，浓度甚至达到了自然背景的三百倍。
这些发现被呈送给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赖斯医生接到了来自白宫的电话。1963年，肯尼迪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束了大气层核试验。婴儿牙齿调查的成功证明了公众科学的力量。但它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政府需要在秘密中收集婴儿骨骼，当公开的、自愿的收集方式已经证明有效？
答案在于，阳光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它是关于一个政府如何在没有公众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利用最脆弱群体来进行’国家利益’相关的研究。
利比的阴影
威拉德·弗兰克·利比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彻底改变了考古学和地质学，使他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54年，他被任命为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成为该机构中唯一的科学家。
在阳光计划中，利比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是项目的主要推动者，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最具争议的决策。在1955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当其他参与者讨论如何扩大样本来源时，利比建议利用军事资源：‘可能性包括德国、台湾的本土医院和开罗的海军单位。’
另一位参与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劳伦斯·库尔普博士表示，他已经建立了从多个城市获取尸体的’后门渠道’，其中包括温哥华、休斯顿和纽约。‘我们可以轻易地从波多黎各和其他地方获得它们，‘他在会议记录中被引用道。
这些讨论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阳光计划的参与者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在法律和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选择保密和欺骗，不是因为科学研究需要保密，而是因为公众知情将会引发’严重的公关问题’。
利比于1980年去世，从未为阳光计划道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继续为核能辩护，认为其风险被夸大了。但他的遗产中永远留下了那个关于’盗尸’的引语，以及它所代表的整个时代的道德崩溃。
加拿大的无声见证者
温哥华综合医院的病理科，1955年。W.B.利奇博士收到了一份来自芝加哥的请求。他被告知，美国科学家需要骨骼样本来研究’放射性水平’。他同意配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至少一百二十七具来自温哥华地区的遗体被送往美国。其中包括一个只有编号’B-199’的人——他于1955年4月死于脑炎，年仅三十四岁。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送至芝加哥进行分析。
医院的年度报告显示，温哥华在1955年提供了全球一千三百个人类骨骼样本中的一百二十七个。这些样本的年龄从三十四岁到八十七岁不等。报告中没有提到婴儿或死胎。
但报告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一个温哥华样本提供了最高的锶浓度读数，约为正常背景浓度的六百六十倍。这个数字震惊了科学家们。它证明了核沉降物已经在人类骨骼中积累到了危险的水平。
1995年，当阳光计划的细节被解密时，加拿大政府声称对此一无所知。但档案清楚地显示，温哥华综合医院是阳光计划在北美的重要’骨骼收集点’之一，而利奇博士是项目的联系人。
让·普里查德的棺材
英国，1995年。一位名叫让·普里查德的妇女打开了女儿的棺材。这个孩子死于1957年，当时还是死胎。三十八年来，普里查德一直生活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现在，她想重新安葬她。
但当棺材被打开时，她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孩子的双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木头填充物。
‘他们告诉我我的孩子需要进行猝死综合症的检测，‘普里查德后来对记者说，‘他们不允许我为孩子穿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
普里查德的案例并非孤例。在英国，数百个家庭在阳光计划的细节被披露后发现，他们孩子的遗体被秘密取走了部分。一些父母被告知是’常规尸检’，另一些则完全没有被通知。
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的档案显示，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英国医院持续向美国和本国实验室输送婴儿骨骼样本。这些样本被用于测量锶-90的水平，而父母们对此一无所知。
当故事在2001年被英国媒体曝光时，引发了公众的愤怒。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展开调查。香港政府也表示将调查英国报纸关于死婴被送往美国进行核实验的报道。但为时已晚。那些被取走骨骼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去世。真相来得太晚，无法为任何人带来正义。
澳大利亚的沉默
澳大利亚在阳光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英国核试验的东道主，澳大利亚的医院提供了大量婴儿骨骼样本。但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对阳光计划进行过公开讨论。
2001年，当英国媒体的报道将阳光计划推向国际头条时，澳大利亚卫生部宣布将调查’澳大利亚婴儿样本是否以这种方式被使用，有多少，来自哪里’。
但调查似乎从未真正完成。澳大利亚的档案在许多情况下不完整，参与医院的记录缺失或被销毁。那些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工作的病理科医生们，大多数已经去世。
然而，澳大利亚与核试验的关系是独特的。从1952年到1963年，英国在澳大利亚的马拉林加和蒙特贝洛群岛进行了十二次核试验和数百次’小型实验’。放射性尘埃覆盖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原住民社区首当其冲。在这种背景下，阳光计划的澳大利亚部分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盗取婴儿骨骼的故事，更是关于一个国家如何成为冷战核试验的牺牲品，然后又被卷入测量这种牺牲的研究中。
档案的裂缝
阳光计划的秘密保持了近四十年。在这期间，关于政府秘密收集婴儿骨骼的传言在医院的走廊和反核圈子中流传。记者们将这些报告斥为歇斯底里。政府官员否认了所有指控。但秘密终究会浮出水面。
1980年代，一位英国记者在公共档案办公室发现了运输清单，揭示了婴儿骨骼样本的国际运输。1993年，《阿尔伯克基论坛报》记者艾琳·韦尔索姆追踪调查了钚注射实验的受害者，打开了闸门。1994年，能源部长黑泽尔·奥利里解密了三万页文件。1995年1月，克林顿总统下令全面披露。同年10月，总统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发布了最终报告，确认了阳光计划的所有指控。
委员会写道：‘研究人员在获取死者婴儿骨骼时对中介者使用了欺骗手段。‘他们发现，阳光计划的参与者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在法律和伦理上是存疑的，但他们选择了保密和欺骗。报告引用了利比在1955年会议上的发言作为证据。那个关于’盗尸’的引语，终于成为公开记录的一部分。
克林顿的道歉
1995年10月3日，白宫。克林顿总统站在讲台上，面前是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他的身后坐着一些实验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
‘我们要向那些被政府资助的辐射实验伤害的人道歉，‘克林顿说，‘我们承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总统首次正式为政府资助的人体实验道歉。但道歉来得太晚，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那些被取走骨骼的婴儿们，他们无法接受道歉。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带着悲伤离世。那些在医院工作的病理科医生们，许多已经去世。阳光计划的沉默见证者们，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
道歉之后是赔偿。美国政府同意向辐射实验的受害者支付数百万美元。但阳光计划的受害者很难获得赔偿——他们的孩子已经死去，他们从未被告知发生了什么，直到四十年后才在棺材里发现木头填充物。
伦理的边界
阳光计划提出了关于科学伦理的深刻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安全可以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科学家们是否有责任告诉研究对象的家属真相？冷战的高压氛围是否可以为他们行为的道德缺失提供辩护？
一些人为阳光计划辩护。他们指出，项目确实提供了关于核沉降物影响的重要科学数据，这些数据后来促成了大气核试验的禁止。他们说，在冷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为国家利益服务。
但这种辩护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阳光计划不仅仅是关于科学研究。它是关于一个政府选择欺骗自己公民的决定。它是关于科学家们明知违法却仍然继续的决定。它是关于将最脆弱的群体——失去孩子的父母——作为实验对象的冷酷算计。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警告不要进行’事后的道德判断’。但它也写道：‘如果人类实验要在秘密中进行，那么科学家和政府就必须接受公众永远不会有机会评估其行为的道德性的风险。’
阳光计划的遗产不是它的科学发现，而是它揭示的关于权力、科学和伦理的真相。它证明了，即使在民主国家，政府也可能对其公民犯下最严重的背叛。它证明了，即使是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也可能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迷失道德的方向。
永恒的沉默
今天，阳光计划的档案已经公开。研究人员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文件。记者们可以写出关于这个项目的故事。但那些被取走骨骼的孩子们，他们永远不会说话。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死于自然原因，他们的骨骼只是恰好被用于研究。但另一些人可能死于与核试验有关的原因——他们的父母可能在核试验场附近工作，他们的母亲可能饮用了受污染的牛奶。他们的骨骼中的锶-90，是他们生活在核时代的无声证明。
当让·普里查德打开女儿的棺材，发现木头填充物时，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她失去的是对整个社会的信任。她失去了相信自己的孩子被尊重地对待的信念。
阳光计划最黑暗的不是它收集了多少骨骼，测量了多少锶-90，取得了多少科学发现。最黑暗的是它揭示的关于人性的真相：当一个社会认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时，当国家安全成为道德的借口时，当科学好奇心凌驾于人类尊严之上时，任何暴行都可能发生。
而在这一切中，最令人窒息的是那个名字。阳光——温暖、明亮、生命之源——被用来命名一个在黑暗中进行的、以死亡为材料的项目。这是冷战时代最完美的隐喻：在最美好的名义下，隐藏着最深的黑暗。
参考资料
- 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Radiation Experiments (ACHRE) Final Report, 1995
- Eileen Welsome, The Plutonium Files: America’s Secret Medical Experiments in the Cold War, 1999
- Department of Energy OpenNet Project Sunshine collection
- UK National Archives AB 16/4854
- Baby Tooth Survey archiv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 Australian Radiation Protection records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Project SUNSHINE documents
- New York Times, ‘In 1950’s, U.S. Collected Human Tissue to Monitor Atomic Tests’, June 21, 1995
- ABC News, ‘World Wakes Up to Horrific Scientific History’, June 7, 2001
- The Guardian, ‘Britain snatched babies’ bodies for nuclear labs’, June 3, 2001
- The Globe and Mail, ‘Project Sunshine’s dark secret’, June 6, 2001
- CBS News, ‘Stillborns In Atomic Tests’, June 6,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