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曼尼托巴省北部的雪原上。从飞机上走下的是加拿大最顶尖的营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斯德尔博士——他刚刚因为发明婴儿麦片’Pablum’而享誉全国。然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拯救生命，而是寻找所谓的’实验材料’。在他脚下，诺威豪斯克里族社区的孩子们正忍受着慢性饥饿，他们的平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一千四百七十卡路里——与明尼苏达大学饥饿实验中用于诱导人类饥饿状态的热量相当。在蒂斯德尔眼中，这些孩子不是需要紧急救助的人类，而是’完美的测试对象’。这，就是加拿大原住民营养实验的起点——一个持续十年、涉及至少一千三百名原住民、被国家刻意埋葬六十年的黑暗档案。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的学生们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的学生们。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是营养实验的受害者。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饥饿的发现与科学的凝视

1942年的北方曼尼托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皮毛贸易的崩溃让克里族社区陷入了绝望的贫困。印第安事务部的一份报告这样描述当地的境况：‘大多数居民虽然勉强维持生计，但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如果他们是白人，早就应该卧床接受治疗了。‘结核病死亡率达到每一万人中一百四十人——是非原住民人口的五十倍；婴儿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总体死亡率是曼尼托巴省的五倍。

Brandon寄宿学校建筑
布兰登寄宿学校，约1940年。这所学校也曾被纳入营养研究项目。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由蒂斯德尔和印第安事务部医疗服务主管珀西·摩尔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原本可以立即建议政府提供紧急食品援助。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科学机遇’。1942年，人类营养学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科学家们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确切功能知之甚少，大多数理论仅基于动物实验，从未在人类身上进行过严格验证。蒂斯德尔和摩尔意识到，这些饥饿的原住民社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实验室’，而居住其中的，是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实验材料’。

研究团队选择在诺威豪斯和克罗斯湖两个社区开展维生素补充实验。三百名营养不良的原住民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一百二十五人接受核黄素、硫胺素或抗坏血酸补充，其余一百七十五人则继续忍受饥饿，作为’对照组’存在。当地护士威尔逊小姐定期’家访’，确保实验对象按时服药，并将’不可靠’的人从研究中剔除。研究持续了两年，期间研究人员对两组人群进行了详细的医学检查，并拍摄了眼睛、牙龈和舌头的彩色照片。然而，这个实验从未发表在任何科学期刊上——很可能是因为结果令人失望，或者因为越来越多的’实验对象’拒绝配合。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实验确立了一个可怕的先例：饥饿的原住民可以被当作科学研究的’材料’，而非需要紧急援助的人类。

Norway House寄宿学校火灾
诺威豪斯寄宿学校在1913年的大火中化为灰烬。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是这些学校的常态。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寄宿学校：被制造的饥饿

如果说北方社区的营养实验是’发现’饥饿后的冷酷利用，那么寄宿学校的实验则是对饥饿的’系统性制造’。早在1940年代之前，原住民家长就已经向政府发出警告：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吃不饱。然而，政府始终置若罔闻。直到1944年，在摩尔博士的主导下，加拿大红十字会营养服务处才开始对寄宿学校的食品服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学校的饮食根本无法满足政府自己制定的基本营养标准；肉类、牛奶、水果和蔬菜严重不足；许多学校缺乏基本的厨房设备和制冷设施。

Brandon寄宿学校学生
布兰登寄宿学校的学生，1950年。这些孩子的营养状况被系统性地忽视。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并非’意外’或’疏忽’，而是政府刻意为之的系统性资金削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印第安事务部实际上减少了32%的救济金支出。到1947年，营养服务处处长莱昂内尔·布拉德利·佩特估计，大多数学校的人均食品拨款仅为维持均衡饮食所需金额的一半。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政府的回应不是增加拨款，而是——启动一项长达五年的’研究项目’。

1948年秋，在加拿大营养委员会主席佩特博士的领导下，一项涉及全国六所寄宿学校、近一千名原住民学生的营养实验正式启动。这六所学校分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阿尔伯尼学校、安大略省的圣玛丽学校和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新斯科舍省的舒贝纳卡迪学校、阿尔伯塔省的圣保罗学校和布拉德学校。每所学校被分配了不同的’实验干预’：阿尔伯尼学校的学生牛奶配给被故意维持在每天八盎司——不足加拿大食品规则推荐量的一半——持续两年，以建立’基线’；舒贝纳卡迪学校进行了维生素C补充的双盲随机对照实验；圣玛丽学校的学生被喂食一种在加拿大其他地方因违反《食品和药品法》而被禁止销售的’纽芬兰强化面粉混合物’；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进行了’营养教育’实验；圣保罗学校则被选为’对照组’——研究人员明知那里的学生在吃劣质、不可口的食品，维生素A、B、C以及铁和碘的摄入量严重不足，却选择在五年研究期间不对菜单做任何改变。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内部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内部的男孩和女孩。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研究人员得知印第安健康服务处的牙医已经访问过阿尔伯尼、圣玛丽和塞西莉亚·杰弗里学校时，研究团队立即发出电报和信件，坚持要求在研究期间’不提供任何专门的、全面的牙科服务，如氟化钠治疗、牙齿预防，甚至尿素化合物’。理由是：龋齿和牙龈炎是’评估营养状况的重要因素’，任何重大的牙科干预都会’干扰研究结果’。换句话说，这些孩子被故意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健，仅仅因为他们已经沦为’实验材料’。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操场上的女孩们
阿尔伯尼寄宿学校操场上的女孩们。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实验者的傲慢与无知

1966年，哈佛医学院教授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揭露了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知名医学和科学期刊发表的无数实验，都在未经当事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将人类研究对象的健康和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比彻的揭露随后引发了更大的丑闻，包括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该实验在1932年至1972年间，追踪未经治疗的梅毒对贫困非洲裔美国男性的影响，即便在1940年代已经开发出有效的抗生素治疗后仍未停止。

Norway House社区成员
约翰·梅内诺，‘95岁，最后一个认识传教士詹姆斯·埃文斯的克里人’，约1925年。诺威豪斯寄宿学校在背景中。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然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纳粹医生在纽伦堡审判中犯下的暴行，以及审判结果所产生的《纽伦堡法典》，立即改变了西方医学研究的伦理标准。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杰伊·卡茨所证明的，即便那些知晓《纽伦堡法典》的科学家，也倾向于将其视为’为野蛮人制定的法典，而非为文明医生研究者制定的规范’。1947年纽伦堡医生审判结束时，加拿大营养学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他们的寄宿学校实验。他们没有征求任何孩子或其父母的知情同意。他们没有告诉那些’对照组’的孩子，他们被故意剥夺了更好的食物。他们甚至没有向政府建议增加对寄宿学校的拨款——那本可以直接解决营养不良的根源问题。

当90岁的佩特在2000年接受《圣公会杂志》记者大卫·纳皮尔的采访时，他坚持认为这些实验是合乎伦理的，并辩称’研究结果已经随时提供给相关学校和社区，以便改善营养’。然而，事实是：圣玛丽学校的学生在食用’纽芬兰强化面粉’后，血红蛋白水平反而下降，贫血状况加剧——而对照组学生的血红蛋白水平却有所改善。尽管如此，佩特在1952年向美国营养研究所提交的论文中，仅仅得出结论：‘显然需要更多此类研究。‘他从未提及，他的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可以接触到一群长期营养不良、作为国家监护人的儿童——他们对自己的参与没有任何发言权。

诺威豪斯寄宿学校新建筑
诺威豪斯寄宿学校，左侧是新的走读学校大楼，约1954年。来源：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

孩子们的恐惧与困惑

1952年，阿尔伯尼寄宿学校的学生们给营养服务处写了一系列信件。这些信件遵循着相似的格式，很可能是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每封信都感谢研究人员的工作，并列出了所有在寄宿学校吃不到、但孩子们期待回家后能吃到的食物：干鱼、自制面包、煎饼、鱼卵、海藻、海鸥蛋、鲱鱼、水果、玉米、派、鸭汤、樱桃、字母汤。这些清单，无声地诉说着孩子们在学校的饥饿与渴望。

更令人心碎的是信件中的其他内容。一个孩子写道：‘谢谢你给我们做的医疗。‘另一个孩子写道：‘告诉护士，我说谢谢她给我的那些刺。‘许多孩子抱怨护士把他们的年龄写错了，并因为护士不愿更改而感到沮丧。一个孩子抱怨年龄被错误记录后，补充道：‘我不懂布朗医生说的那些话。我很认真地听了，但还是听不懂。‘另一个学生试图记住牙医说的’有趣的话’——‘像这个左下6缺失，右下2缺失。大概就是这样。护士把牙医说的话写在纸上。’

许多孩子试图安慰医生，告诉他们检查没有让他们感到疼痛。一个孩子写道：‘谢谢你们给我们看的电影，还有我受到的那些刺，并没有很疼。‘另一个学生写道：‘谢谢你们给我们做的所有刺。我希望我们这一年都能健康，不要再拔那么多牙了。我们会努力不生病的。‘恐惧，在这些孩子与医生的互动中无处不在。一个学生写道：‘护士刺我的时候一点都不疼，但还是留下了一点痕迹。希望我没事。‘值得玩味的是，同一个学生的信中还有一个更正：原本感谢医生和护士’对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被改为’为我们做的事情’。

这些信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对象’。他们被告知，科学家们正在学校里’进行一项营养研究，看看是否有特定的食物可以改善你们的健康’，而且这项研究’是为了帮助你们和学校’。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牛奶被故意限量供应两年。没有人告诉他们，有些孩子得到维生素补充剂，而另一些孩子没有。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牙齿正在腐烂，因为研究人员想观察营养不良对口腔健康的影响。

幸存者的证词

阿尔文·迪克森是阿尔伯尼寄宿学校营养实验的幸存者之一。他在1947年9月作为十岁的孩子进入这所学校。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那年我唯一的记忆之一是，我们在教室里被展示了一张电子表格，一周七天，一日三餐。我们被要求填写早餐、午餐和晚餐吃了什么。十岁的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问我？他们知道给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并不总是吃端上来的东西，很明显，因为食物完全不够，很多时候味道和质量都很差……我记得我们所有孩子不得不偷水果、偷胡萝卜、偷土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别的地方生火烤土豆吃，因为我们离开餐桌时从来没吃饱过。’

另一位阿尔伯尼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雷·西尔弗这样描述他的经历：‘我们这些孩子，常常从学校偷偷溜出去，不得不走大约一英里，溜出学校，溜过桥，去那个垃圾场，捡苹果——它们一半都烂了，或者别的什么——被扔掉了，不再好卖了，但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会去那里捡起来，装满衬衫，跑回桥对面，回到学校。’

舒贝纳卡迪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埃塞尔·约翰逊讲述了她妹妹的痛苦经历：‘她吃不下，开始哭。然后她们试图让她吃；她吃不下。然后她吐了，她们把她的脸按进呕吐物里。她吃不下；哭的时候是吃不下东西的。’

这些证词，揭示了营养实验背后更深层的恐怖：饥饿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更是寄宿学校系统的常态。研究人员看到的’实验材料’，是活生生的、有名字、有故事、有恐惧的孩子。他们的饥饿，是政府系统性资金削减和忽视的直接结果；而他们的身体，则成为科学家们满足职业野心和学术好奇心的工具。

政府的沉默与推诿

2013年7月，当食物历史学家伊恩·莫斯比的研究首次揭露这些实验时，加拿大社会为之震惊。原住民领袖立即要求政府道歉。然而，联邦政府的回应令人失望。当时的原住民事务部长伯纳德·瓦尔库尔表示，2008年总理史蒂芬·哈珀对寄宿学校的道歉已经’涵盖’了营养实验。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立场：他们从未专门就营养实验发表道歉，也从未承认这是独立于寄宿学校系统本身的、额外的、更恶劣的罪行。

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些实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科学发现。莫斯比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寄宿学校学生接受的营养实验既没有提供完成的证据，也没有为营养和补充剂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一千三百名原住民——其中约一千名是儿童——被用作实验材料，忍受了十年的饥饿、医疗剥夺和健康损害，最终换来的，只有几篇无人问津的学术论文，以及研究员们更加辉煌的职业履历。

殖民科学的深渊

这些营养实验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于医学伦理的崩塌。它们揭示了一个更加深层的真相：在加拿大政府的认知中，原住民从来不是需要保护、需要帮助的人类同胞，而是需要’管理’、需要’研究’、需要’改造’的对象。正如莫斯比在他的论文中所论证的，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营养研究，是加拿大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官僚、医生和科学家们’发现’了原住民社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却越来越将原住民的身体视为’实验材料’，将寄宿学校和原住民社区视为他们可以用来追求各种政治和职业利益的’实验室’。

营养专家获得了观察营养干预（以及非干预）对人类受试者影响的难得机会；印第安事务部和印第安健康服务处的官员们，则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印第安问题’——疾病易感性和经济依赖——的叙事，以及相应的、由专家主导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研究几乎没有改变导致营养不良的结构性条件。结果，它们对研究员职业野心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对被认定为营养不良者健康的改善。

1955年，加拿大北部事务和自然资源部执行官员罗伯特·菲利普斯在给副部长的信中写道，让部门’将九千名因纽特人视为实验室实验，充分发挥想象力，看看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他们的文化’是有用的。原住民，换句话说，在佩特、摩尔和蒂斯德尔的实验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被视为’实验材料’，他们的社区继续被视为’实验室’——无论是科学实验还是社会实验。1950年代，政府’实验性地’将因纽特人社区重新安置到陌生、往往环境恶劣的新北极定居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文化错位，在埃纳代湖阿希亚穆特人的悲剧案例中，更导致了饥饿、死亡和苦难。

真相与和解的漫长道路

2008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式成立，目的是记录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的历史、危害和持续影响，并为前学生、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提供分享经历的机会。然而，直到2013年莫斯比的研究发表，营养实验的真相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这，揭示了加拿大社会对自身历史的刻意遗忘和选择性记忆。

阿尔文·迪克森在2014年去世，享年77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为了揭露营养实验真相的关键证人。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提供了重要证词。然而，像迪克森这样的幸存者，大多已经步入暮年，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与实验造成的健康损害作斗争——贫血、牙齿问题、发育迟缓，以及更加隐蔽的：被当作’实验材料’的心理创伤。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执行研究主任波莱特·里根曾有力地论证，真正的真相与和解，只有在定居者真正开始理解并为系统性的暴力和压迫遗产承担责任时才可能发生——这些暴力和压迫，塑造了寄宿学校系统，也塑造了加拿大更广泛的原住民与定居者关系。这些营养实验，必须被铭记和认识到它们的真实面目：它们是更大的制度化的、最终非人化的殖民主义种族意识形态的众多例证之一，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了加拿大在整个二十世纪对原住民的政策和对待。

永恒的叩问

2013年，当莫斯比的研究首次发表时，许多加拿大人表达了震惊和难以置信。他们问道：这怎么可能发生在加拿大？为什么我们六十年来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纽伦堡法典公布后，这些实验没有停止？

这些问题，揭示了加拿大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无知。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从1932年持续到1972年，期间剥夺了数百名非洲裔美国男性的有效治疗，即便在青霉素已经成为标准疗法后仍未停止。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6年至1948年间，故意让至少一千三百零八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梅毒、淋病和软下疳——他们包括士兵、囚犯、精神病患者和年仅九岁的孤儿。这些实验，同样发生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同样由’文明’国家的’文明’科学家设计和执行。

加拿大的营养实验，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道德失误’。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医学研究伦理崩溃的一部分，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是国家权力对弱势群体身体的赤裸裸的占有和利用。正如乔丹·古德曼、安东尼·麦克埃利戈特和拉拉·马克斯所论证的，从1930年代开始，‘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其特权，出于自身需要——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军事——对个人身体提出要求。‘被选中的群体——无论是孤儿、精神病人、穷人、老人还是原住民——往往根本没有能力给予知情同意，而且，更多时候，他们被大多数人视为公共负担。‘通过医学实验，‘这些作者因此论证，‘‘无用的身体’被赋予’用处’，在国家再生的项目中变得’可用’，从而获得了人们认为它们原本缺乏的效用。’

加拿大的原住民儿童，就是这样被变成了’有用的身体’。他们的饥饿是被制造的；他们的身体是被观察的；他们的健康是被牺牲的——为了所谓的’科学进步’，为了研究员的职业晋升，为了国家官僚的’印第安问题’解决方案。当蒂斯德尔和摩尔在1942年第一次踏上诺威豪斯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问：这些孩子需要什么？他们问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孩子身上获得什么？

六十多年过去了。大多数实验参与者已经离开人世。幸存者的声音正在渐渐消失。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一个’文明’国家，如何能够如此系统地、如此冷漠地，将本国公民的孩子当作’实验材料’？一个以人权和法治自豪的社会，如何在纽伦堡审判的阴影下，犯下如此相似的罪行？一个承诺真相与和解的国家，为何至今未能专门为营养实验道歉？

加拿大的原住民营养实验，是人类医学伦理史上最黑暗的章节之一。它提醒我们：科学如果没有良知的约束，可以变得多么冷酷；国家如果没有问责的机制，可以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社会如果没有对历史的诚实面对，可以遗忘多么痛苦的真相。

那些在阿尔伯尼、圣玛丽、舒贝纳卡迪、塞西莉亚·杰弗里、圣保罗和布拉德寄宿学校里的孩子们——他们不是’实验对象’，不是’数据点’，不是’印第安问题’的抽象代表。他们是有名字、有故事、有恐惧、有梦想的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被剥夺牙科治疗而终身受牙病困扰；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被剥夺了知情同意的权利，都被当作国家主导的科学实验的’材料’。

这个档案，必须被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必须被诚实地面对。这些罪行，必须被明确地承认。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能够防止它再次发生，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谈论’真相与和解’。

参考资料

  1. Mosby, Ian. ‘Administering Colonial Science: Nutrition Research and Human Biomedical Experimentation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ial Schools, 1942–1952.’ Social History, vol. 46, no. 91, 2013, pp. 145-172.

  2. MacDonald, Noni E. ‘Canada’s shameful history of nutrition research on residential school children: The need for strong medical ethics in Aboriginal health research.’ Paediatrics & Child Health, vol. 19, no. 2, 2014, pp. 99-100.

  3. ‘First Nations nutrition experiments.’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4. Milloy, John Sheridan. A National Crim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1879 to 1986.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1999.

  5.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Canada’s Residential Schools: The History, Part 2 1939 to 2000.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The Survivors Speak: A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5.

  7. CBC News. ‘B.C.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 says he was starved.’ July 17, 2013.

  8. The Globe and Mail. ‘Hungry aboriginal kids, adults were subject of nutritional experiments, paper says.’ July 16, 2013.

  9. The Conversation. ‘Nutrition researchers saw malnourished children at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as perfect test subjects.’ June 28, 2021.

  10. 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Residential School Records.

  11.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Records.

  12. Katz, Jay. ‘The Nuremberg Code and the Nuremberg Trial: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76, no. 20, 1996, pp. 1662-1665.

  13. Rothman, David J. Strangers at the Bedside: A History of How Law and Bioethics Transformed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Basic Books, 1992.

  14. Lederer, Susan E. Subjected to Science: Human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 Goodman, Jordan, Anthony McElligott, and Lara Marks, eds. Useful Bodies: Humans in the Service of Medic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Regan, Paulette. Unsettling the Settler Withi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Truth Telling, and Reconciliation in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0.

  17. Kelm, Mary-Ellen. Colonizing Bodies: Aboriginal Health and Healing in British Columbia, 1900-50.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8.

  18. Shewell, Hugh. ‘Enough to Keep Them Alive’: Indian Social Welfare in Canada, 1873-1965.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19. Moore, P. E., et al. ‘Medical Survey of Nutrition Among the Northern Manitoba Indian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54, 1946, pp. 223-233.

  20. Pett, L. B. ‘Development of Anemia on Newfoundland Enriched Flour.’ Presentation to American Institute of Nutrition, 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