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8日，蒙特利尔北部的蒙普罗维登斯孤儿院。十二岁的埃尔韦·贝特朗坐在三年级的教室里，窗外是阴沉的灰色天空，像一块冰冷的钢板。一位修女走进教室，她的眼眶泛红，泪水在眼角打转。她是慈悲修女会的科莱特·弗朗索瓦丝修女。她告诉全班学生，他们所有人都被宣布为"智力缺陷者"。在那一刻，这些孩子不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不再是需要教育和关怀的儿童。他们变成了精神病患者，变成了可以被合法囚禁、被强制治疗、被当作实验材料的"病人"。他们的学业就此终结，他们的童年就此结束，他们的人生就此坠入深渊。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超过五千名儿童在魁北克省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们被称为"杜普莱西斯孤儿"，以当时的省长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命名。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虐待案件之一，仅次于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然而，与寄宿学校的暴行不同，这场悲剧的核心不仅仅是虐待，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由国家政策推动的、以儿童为实验品的精神科药物实验。
补贴的诱惑：一场经济阴谋的诞生
要理解这场悲剧，必须首先回到那个时代的魁北克。在1960年代的"静默革命"之前，魁北克是一个被天主教会深度渗透的社会。教会不仅掌控着信仰，更掌控着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孤儿院、医院、学校，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机构都由宗教团体运营。而在这些机构的背后，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经济逻辑。
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在1936年至1939年、以及1944年至1959年担任魁北克省长。他被支持者称为"首领"，被反对者称为"黑暗时代"的缔造者。在他的统治下，魁北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教会提供服务，而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这套系统的漏洞在1940年代被彻底暴露出来。
联邦政府对不同类型的机构提供差异化的补贴。孤儿院每天每个孩子只能获得1.25美元的补贴，而精神病院每天每个病人可以获得2.75美元，是前者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为医院建设提供大量补贴，而孤儿院几乎得不到任何建设资金。杜普莱西斯发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将孤儿院重新分类为精神病院。通过一项行政命令，他让孤儿院一夜之间变成了医院，让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病人。
这个决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到1962年，一份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在全省22000名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的住院者中，至少三分之一根本没有精神疾病，他们的"诊断"纯粹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这些被错误诊断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孤儿。
修女们在哭泣，因为她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莱特·弗朗索瓦丝修女在宣布诊断结果时的眼泪，或许是她良心未泯的证明。但更多的修女、更多的医生、更多的政府官员选择了沉默。他们签署了虚假的诊断书，他们将健康的孩子关进了精神病院，他们看着这些孩子被强制服药、被电击、被束缚，然后他们数着钱。
氯丙嗪的黑暗试验场
在圣让德迪厄精神病院、圣朱利安医院、圣米歇尔阿尔尚医院这些冰冷的建筑里，杜普莱西斯孤儿们遭遇了比囚禁更可怕的事情。他们成为了精神科药物实验的无意识参与者，而实验的核心是一种名为氯丙嗪的药物。
氯丙嗪在今天被称为硫代二苯胺类药物，在加拿大以Largactil的商品名销售，在美国被称为Thorazine。它于1950年代初期在法国被发现，最初被用作麻醉剂。1953年，德国出生的精神科医生海因茨·莱曼在蒙特利尔的道格拉斯医院开始系统性地使用这种药物治疗精神病患者，并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然而，证据显示，这种药物在杜普莱西斯孤儿身上的使用时间远早于1953年。
克拉丽娜·迪盖的经历是一个典型案例。1946年，她被送进孤儿院，两年后被转移到距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圣朱利安医院。到达两周后，她开始被迫服用一种药物，修女们告诉她这只是帮助她睡眠的东西。但这药物带来的远不止睡眠。“它让我变成了僵尸，“迪盖多年后回忆道，“我没有力气，总是想睡觉，很难起床。我每天晚上都被迫服用这种药物。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药物造成的。”
迪盖和其他幸存者的证词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氯丙嗪在杜普莱西斯孤儿身上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47年，比莱曼的"突破性发现"早了六年。这些孩子不是在正规的临床试验中接受治疗，他们是未经同意、未经监护人许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实验品。
氯丙嗪的副作用是毁灭性的。长期使用会导致迟发性运动障碍，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表现为不自主的、怪异的面部和身体运动。患者会出现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合、舌头伸出、四肢抽搐等症状，这些症状往往是永久性的，即使停药也无法逆转。更可怕的是，氯丙嗪会严重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和情绪状态。
弗朗索瓦·朗塔涅1946年被送进圣米歇尔阿尔尚精神病院时只有九岁。他被定期穿上束缚衣，被强迫接受冰水淋浴。和迪盖一样，他每晚都被强迫服用氯丙嗪。今天，他已经在社会福利金上生活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我的一生，“他说。
爱丽丝·昆顿从十三岁开始被迫服用氯丙唑，每天三次，口服加注射。“我总是觉得困，就像被麻醉了一样，“她回忆道，“当我醒来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会有噩梦，心脏总是跳得很快。我感到焦虑。“这种药物折磨一直持续到她二十三岁。
但氯丙嗪的可怕远不止于此。在莱曼的实验中，有三名患者在服用大剂量氯丙嗪后死于粪便嵌塞，因为这种药物破坏了身体正常的排便功能。根据《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的报道，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呕吐出粪便，陷入休克并死亡。尸检显示急性结肠炎和腹膜炎，起因是直肠内一个巨大的肿瘤状粪便团块。另外两名患者出现腹部痉挛，陷入休克并死亡。还有五名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和急性腹痛。
彼得·布雷金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他将莱曼的实验与纳粹时代德国精神科医生进行的实验相提并论。他说，氯丙嗪从来就不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而是为了使患者失去行动能力，让他们不会制造麻烦。“在许多方面，这些药物可以在几剂之内完成纳粹花费多年才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处于无助的服从状态。”
安德鲁·斯卡尔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研究了莱曼的工作。他说，莱曼的研究违反了医学伦理的每一个基本原则，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这正是在纽伦堡审判进行的同时发生的，“斯卡尔谈到莱曼早期的氯丙嗪实验时说，"‘我们不知道会更好’的辩解很难被接受。问题是，他们确实知道。”
卡梅伦的阴影：MKUltra的魁北克篇章
如果说氯丙嗪的实验是一场无声的屠杀，那么与中央情报局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相关的实验则是一场有组织的暴行。而在魁北克的精神病院里，这两场暴行产生了可怕的交集。
唐纳德·尤恩·卡梅伦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精神科医生，1943年应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之邀来到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创立了阿兰纪念研究所。这座研究所位于一座名为"雷文斯克拉格"的豪宅中，曾经属于休·艾伦爵士。卡梅伦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精神驾驶"和"去模式化"实验。
卡梅伦的理论是，通过反复播放录制的语句，可以操纵患者的心灵，将压抑的想法带到意识的前沿。他将患者置于"临床昏迷"状态，使用氯丙嗪和各种巴比妥类药物诱导长达20至22小时的睡眠，持续10天。然后，电击治疗开始，目标是实现"完全去模式化”——让患者的头脑变成一张完全空白的白纸。
卡梅伦和潘德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这种治疗在26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应用。他们观察到去模式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患者有明显的记忆丧失，但仍知道自己在医院，能认出医生、护士和家人；第二阶段，患者"失去了时空形象”，但意识到这些缺陷，会问"我在哪里？“和"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同时表现出基本运动技能困难和大小便失禁；第三阶段，“他原本的妄想观念"和"所有其他精神分裂症行为的证据"都"完全消失”，但此时，患者的头脑已经变成了一块完全空白的石板。
杜普莱西斯孤儿委员会主席布鲁诺·罗伊检查了数百名孤儿的档案，他说卡梅伦的名字确实出现在儿童的记录中。卡梅伦以使用氯丙嗪进行实验而闻名，他将药物、电击、脑叶切除术和其他野蛮的侵犯手段结合起来。他的同事海因茨·莱曼在1958年成为阿兰纪念研究所的临床主任，被视为在1953年发现氯丙嗪在精神病患者身上使用的精神科医生。
然而，证据揭示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时间线：杜普莱西斯孤儿从1947年开始就被迫服用这种强效药物，比正式的临床应用早了六年。他们作为毫无防备的儿童，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没有发言权，他们经历的可怕真相被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
1957年1月，中央情报局的西德尼·戈特利布启动了MKUltra的第68号子项目，开始资助卡梅伦的实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提供了69000美元。作为掩护，中央情报局通过"人类生态学调查协会"向卡梅伦提供资金，在他和他的同事眼中，这些实验被伪装成民用研究。
解密的中情局记录显示，在MKUltra项目下，卡梅伦治疗的几乎每一位患者都被注射了氯丙嗪。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詹姆斯·特纳曾代表加拿大受害者在起诉中情局的民事诉讼中获胜，他指出氯丙嗪不在中情局当时测试的药物名单上。他说，这一遗漏提出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卡梅伦在莱曼那里有一个沉默的合作伙伴。
圣让德迪厄：恐怖之塔
在所有囚禁杜普莱西斯孤儿的机构中，圣让德迪厄精神病院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这座由慈悲修女会于1873年建立的精神病院，最初是为了收容"白痴”、“低能儿"和癫痫患者。它被设计成加拿大当时最大的精神医疗机构，甚至被授予了一个名为加梅林的自治市地位。
在开业时，这座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它包含79间私人病房、27间普通房间、两间医务室、23间餐厅、51间卧室、150间牢房，以及一个有两层楼和五个食品储藏室的厨房。早期大约有400名精神病患者被关押在那里。门被锁上，窗户上装了铁栅栏，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那个时代的污名和禁忌，绝大多数患者被家人"遗忘”，因此很少或从未有人来探望。这导致了患者终生的社会隔离，最终在医院里死去。更可怕的是，死者遗体通常无人认领。法律规定慈悲修女会必须在24小时内将尸体移交给省解剖监察员。精神医院为魁北克医学院的解剖课提供了人类尸体的主要来源。
1890年5月6日，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在医院爆发。大火燃烧了整整一天，摧毁了整座医院。共有86人被活活烧死，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患者。一家报纸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仍然有人被困在燃烧的中央和邻近建筑部分。有些人可以被看到，他们紧紧抓住窗户的铁栏杆，用魔鬼般的喊叫和哭声撕裂空气。笑着、骂着、恳求着、祈祷着；唱着粗俗下流的歌曲，茫然地盯着下面兴奋的人群；徒劳地试图从窗户上扭下沉重的铁栏杆；漠不关心，又热切满怀希望，他们提供了一个奇怪而生动的奇观。”
重建工作花费了整整十年，新设计甚至比原来更大。这包括一条连接医院与铁路网的火车线路。医院还配备了室内有轨电车系统，在巨大的走廊中沿着轨道滚动，连接医院的各种楼阁。
1935年11月9日，另一场致命的大火在圣让德迪厄精神病院的一个侧翼爆发。四名暴力精神病患者在火灾爆发后躲过了警卫，溜回他们在燃烧建筑中的牢房，被活活烧死。另一名患者死于心脏病发作。据说，修女们在那个案件中试图避免调查，理由是医院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治市。确实，加梅林有自己的警察和消防员，尽管除了被监禁的精神病患者外没有永久居民。
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击治疗于1938年在意大利发明，并迅速传播到其他精神医疗机构。圣让德迪厄开始对患者实施电击治疗，以及其他可疑的技术，如在头骨上钻孔和脑叶切除术。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全球精神机构的心理实验和虐待日益增加。最恶劣的例子发生在蒙特利尔，如中情局资助的洗脑实验，包括在阿兰纪念研究所进行的MKUltra项目。
圣让德迪厄精神病院以收容许多所谓的"杜普莱西斯孤儿"而闻名。
约瑟夫·马丁的证词：器官买卖的黑幕
约瑟夫·马丁的经历揭示了这场悲剧中最黑暗的一面。1938年，他只有五岁半时，父母将他送进蒙特利尔的比松内研究所。不久后，他被转移到圣让德迪厄医院，在那里一直待到1956年。
马丁回忆说，到达时，他和孩子们被剥夺了所有个人物品，包括"珠宝、衣服、珍贵亲戚的照片、金钱和身份证件”。他回忆说，1941年，他目睹一名十岁男孩被两名警卫殴打致死。在文章中，他声称许多警卫是罪犯，有些人据称鸡奸年轻的被收容者。
更可怕的是，马丁还声称儿童被用于医学实验和器官摘取。文章说：“据马丁说，多年来，每周有三名儿童成为手术的受害者，在手术中，心脏、肺、肾和肝脏等重要器官被切除并在美国出售。一辆灰黑相间的冷藏车运送这些器官。”
马丁说，被肢解的遗体被扔进纸板箱，然后要么在巨大的垃圾焚烧炉中烧毁，要么被埋在附近的"猪圈公墓”。据说这个墓地之所以得名"猪圈”，是因为修女们在那个区域养猪和其他农场动物。然而，其他理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根据2024年2月7日《莫霍克民族新闻》的报道，这个墓地被称为"猪圈"是因为"死去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儿童据称被喂给了猪”。
在1958年关闭之前，有超过2000具遗体被埋葬在"猪圈公墓”。1967年，遗体被挖掘出来并在其他地方重新安葬。然而，工人们并没有将它们全部移走，1975年在建设一个酒类仓库时，又发现了更多的骨骼。1999年在扩建仓库停车场时，现场又发现了更多人类遗骸。
医院的"怪物之塔"是最著名的闹鬼地点。2019年，负责监管医院的卫生部门在其网站上描述了这座塔。题为"我们称之为怪物之塔"的文章写道：“它从未被命名，与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所有其他建筑不同。这座红砖塔长期以来刺激着当地民众的想象力。在1960年代，圣让德迪厄的场地——一个包括医院的自治城市——种满了果树。附近的孩子们喜欢交换栗子。所以，你必须勇敢地冒险接近怪物之塔去捡栗子。当他们回到医院围栏外时，孩子们会讲述他们所看到的——畸形头颅的阴影和被绑住或锁在笼子里的疯狂囚犯。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
2020年7月，《加拿大广播公司》派记者文森特·梅松纳夫前往这座塔，试图解开它的谜团。同样，有许多儿童报告说从塔里传出的超自然活动，如模糊的身影和不连贯的尖叫。像往常一样，这些鬼魂目击事件被官员们斥为疯狂的想象。
当地记者克里斯蒂安·格雷文诺在他的库洛波利斯博客中将这家医院描述为"岛上最邪恶的地方之一”。
受害者的声音：无法愈合的伤口
2017年，加拿大作曲家阿丽莎·赖弗斯创作了一首名为《哦，甜蜜的普罗维登斯》的作品，与杜普莱西斯孤儿埃尔韦·贝特朗合作。贝特朗是杜普莱西斯孤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的故事是这个悲剧中最完整的叙述之一。
1955年3月18日，当贝特朗被告知他已经被宣布为"智力缺陷者"时，他并不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但很快，现实就显露了它的残酷面目。学校停止了，年轻的贝特朗和他的同学们不再是学生；他们是精神病院的囚犯，将遭受麻木的身体、精神和性虐待。
最糟糕的经历最终导致了他的释放。两年后，他与一名监工一起乘坐电梯，监工在楼层之间停下了电梯并鸡奸了他。当他告诉牧师时，他被称为骗子，并被送到蒙特利尔的圣安托万山教养院。“那是天堂，“贝特朗说，“在普罗维登斯，我们是奴隶。魁北克把我们关起来，扔掉了钥匙。”
贝特朗是幸运的。多亏了教养院，后来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五年期间学会了管道工的技能，他得以重新开始生活。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吉尔·波旁尼耶尔现在51岁，依赖镇静剂生活，仍然不会读书写字。丹尼斯·勒科克52岁，早年遭受的殴打导致睾丸问题，35年来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他们与贝特朗一起在蒙普罗维登斯，但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脱身。
丹尼斯·拉祖尔在1960年代初期从事精神病学实践，现在是魁北克立法议会议员。他说他参与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了那个时期的精神医疗机构。“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在22000名患者中，我们认为至少三分之一根本不应该在那里。”
签署蒙普罗维登斯智力缺陷证明文件的医生伯纳德·皮谢当时75岁，仍在蒙特利尔的路易·伊波利特·拉封丹精神病医院兼职工作。他拒绝接受采访请求。在给蒙特利尔犯罪小报《摄影警察》的评论中，他将自己签署的表格描述为"官僚主义，文书工作”，并承认他不记得实际检查过任何学生。
贝特朗最近与皮谢医生对质，愤怒地问道：“你为什么要签署这个？“据贝特朗说，医生回答说：“我这样做是因为修女们让我这么做的。”
马里昂·凯利是12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44年被她寡居的母亲交给修女。她回忆说，她不仅被殴打，还被绑在床架上，穿着束缚衣长达数周，被迫接受冰水浴，并被强迫喂食。她看到一名修女用铁链殴打另一名青少年，因为后者投诉同一名修女殴打一名五岁女孩，后者后来死亡。凯利现在已经59岁，她对她声称殴打她的修女珍妮·基里翁修女提起了指控，该修女属于蒙特利尔灰衣修女会。当通过电话联系时，基里翁修女现年73岁，说"我不认识马里昂·凯利”，然后挂断了电话。
保罗·吉兰是帮助孤儿委员会的蒙特利尔心理社会工作者。他说他的客户"不能哭”，他们已经失去了处理情绪的能力。“他们在童年时被殴打，“他说。“如果你哭了，你会再挨打。所以他们在生理上已经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赔偿与正义：一个永远无法闭合的伤口
到1990年代，大约3000名幸存者和一大群支持者组成了杜普莱西斯孤儿委员会，向魁北克省政府寻求赔偿。1999年3月，省政府提出向每位受害者提供约15000加元的全额赔偿。这一提议被拒绝，省政府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的魁北克申诉专员丹尼尔·雅各比表示，政府对事件的处理轻视了受害者所指控的虐待。
1999年9月4日，在刑事调查中，240名杜普莱西斯孤儿指控医院负责人犯有321项刑事罪行，魁北克前省长吕西安·布沙尔向孤儿们发表了公开道歉，但"不归咎于任何人或认定任何人的法律责任”。
2001年，索赔者收到了省政府增加的提议，即每人一次性支付10000美元，外加被错误关押在精神机构期间每年1000美元。这一提议相当于每个孤儿约25000美元，但不包括任何对指控遭受性虐待或其他虐待的受害者的赔偿。
当杜普莱西斯孤儿委员会代表接受提议后，其他成员得知和解条款后，委员会的律师、主席和前公关官员将获得六至七位数的付款，而实际受害者只得到微薄的金额，这一结果引发了激烈争议。委员会随后投票罢免了主席和公关官员。批评者指出，运作政府赔偿计划的三名官僚每天的收入超过1000美元，而孤儿自己被囚禁整整一年也只能获得同样金额的钱。
七个宗教团体参与了部分设施的运营：慈悲修女会、仁慈修女会、蒙特利尔灰衣修女会、魁北克慈善修女会、玛丽小方济各会、圣母仁慈兄弟会和慈善兄弟会。当与省政府达成和解时，孤儿们同意放弃对天主教会的进一步法律行动。这让一些幸存者感到愤怒。2006年，孤儿之一的马丁·勒屈耶表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教会、神父，他们要承认他们对性虐待和侵犯负有责任。不应该由政府来平息这件事……这是一种侮辱，也是政府是教会同谋的最大证据。”
1999年，研究人员莱奥-保罗·洛宗和马丁·普里耶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魁北克省政府和天主教会在杜普莱西斯担任省长期间，通过虚假认证数千名魁北克孤儿为精神病患者获得了巨额利润。作者做出了保守估计，宗教团体通过声称这些儿童"智力缺陷"获得了7000万美元的补贴（以1999年美元计算），而政府仅仅通过将其一所孤儿院从教育机构重新指定为精神病医院就节省了3700万美元。涉及孤儿院的一个宗教团体代表指责作者提出了"虚假断言”。
2010年，估计大约300至400名最初的杜普莱西斯孤儿仍然活着。
2004年，一些杜普莱西斯孤儿要求魁北克政府挖掘蒙特利尔东部一个废弃的墓地，他们相信那里埋葬着可能是人体实验对象的孤儿遗骸。根据曾在圣让德迪厄疯人院的个人的证词，该院照顾的孤儿经常被用作非自愿的实验对象，许多人因此死亡。该团体希望政府挖掘遗体以便进行尸检。2010年11月，杜普莱西斯孤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面前陈述了他们的案件。
2021年，在前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场地进行的初步探地雷达分析据称显示了无标记坟墓的存在，这些坟墓可能包括主要由基督教教会管理的原住民儿童的遗骸。这引发了进一步呼吁魁北克政府和天主教会挖掘孤儿曾被关押的前精神病医院场地，2018年提起的集体诉讼谴责早先的和解是"一种侮辱”，而不是政府和宗教组织的"真正道歉”。
良知的沉默：医学界的集体共谋
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悲剧中，医学界的角色始终是一个被刻意回避的话题。当政府和教会成为调查的焦点时，那些签署虚假诊断书、开具强制药物处方、进行不必要手术的精神科医生们，却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问责。
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是医学研究伦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也是第一个确保研究对象权利的此类文件。其条款包括完全知情同意——意味着患者应该有法律能力给予同意——以及禁止或终止有理由相信会导致死亡或致残伤害的实验。
彼得·布雷金指出，氯丙嗪的不良反应早在莱曼开始用这种药物杀死患者之前就在精神科文献中有记录。其中包括法国研究人员让·德莱和皮埃尔·德尼克尔于1952年7月发表的研究，以及药物制造商罗纳-普朗克的研究。
安德鲁·斯卡尔说，莱曼的研究方法论根本不是科学。“他们给一群患者服用药物，然后说，‘我们在他们之前和之后观察了他们，他们在服药后明显更好了。如果你有一个好斗的患者，脑叶切除后，他变成了一堆冷漠的东西，这算改善吗？”
罗伯特·福捷医生签署了圣朱利安医院儿童的诊断文件。他在2000年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在杜普莱西斯时代，医生是"宗教团体的雇员"。但证据显示，医生的参与远不止是"雇员"那么简单。他们主动参与了这场阴谋，签署他们知道是虚假的文件，开具他们知道会伤害患者的药物。
1960年代初期，魁北克申诉专员办公室的记录显示，1950年全省只有15名获得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这意味着在那个小圈子里，没有任何精神科医生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工作。他们知道彼此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孤儿院里发生了什么，他们选择了沉默。
海因茨·莱曼在1999年4月去世时，被铭刻在北美医学史上。他被加拿大医学名人堂列为"帮助塑造了现代精神科护理"的人物。然而，他的遗产中包含着被毁掉的生命，包含着死去的孩子，包含着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医疗暴行。
在生命的晚期，莱曼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讨论了他多年的实验。他说：“我没有问患者，我没有问亲属……我当然不必问政府，现在我就得这么做了……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
正是这种"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的几十年里，摧毁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它提醒我们，医学伦理不仅仅是关于规则和法规，更是关于那些执掌权力的人选择如何对待最脆弱的人。
历史的回响
杜普莱西斯孤儿的悲剧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优生学盛行的时代，发生在精神病学滥用权力成为常态的时代，发生在"科学进步"可以为任何暴行辩护的时代。在阿尔伯塔省，从1928年开始，根据《性绝育法》，近3000名被认为智力不健全的年轻人在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外科绝育手术。绝育手术在暴行被揭露后于1972年停止，法律被废除。
加拿大公民人权委员会的鲍勃·多布森-史密斯在1972年和1973年走访了加拿大70多个主要的精神医疗机构。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数千名在服用氯丙嗪后患上严重疾病的患者，包括迟发性运动障碍。他回忆说，当时他听到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莱曼和一名精神科幸存者是嘉宾。“这位患者说她服用了氯丙嗪，现在无法行走，“多布森-史密斯说。“莱曼没有建议她减少剂量，而是建议将剂量加倍以产生治疗剂量。”
2017年6月，魁北克的杜普莱西斯孤儿与爱尔兰"母婴之家"幸存者会面，分享了在照顾他们的天主教会下遭受虐待的故事。他们被大西洋和语言隔开，却因为"非法"出生的污名而联系在一起。
2019年，康考迪亚大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卡桑德拉·斯普纳-洛克耶提交了她的论文《消逝的生命：蒙特利尔精神病医院档案的消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幽灵学"的专家，这是一种"指涉社会或文化过去元素的回归或持续的思想，以幽灵的方式”。
斯普纳-洛克耶的幽灵论文检查了20世纪初圣让德迪厄精神病医院神经梅毒女性患者的医疗档案。她认为，历史和医院对这些女性发挥的作用不同，因为她们的生活、身体、关怀关系和叙述被遗留为尘土消散。她还揭示了被囚禁患者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例如，一名患者向医生抱怨夜间看到死人在她门口。她的个人鬼故事被医务人员标记为"幻觉”。另一名1920年入院的妇女被医生问她是否听到声音。她说：“是的，自从我被关在一扇没有锁的铁门后面后，他们把我的脚变成了野兽的脚，加长了我的手。“她被诊断为"退化性精神病”，两年后去世，享年55岁。
今天，圣让德迪厄精神病院已经两次更名。1975年，它更名为路易-伊波利特-拉封丹医院。2013年，它再次更名为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建筑的墙壁依然矗立，怪物之塔依然刺破天际线，但那些被埋葬在猪圈公墓的灵魂，那些被氯丙嗪摧毁的心灵，那些被虚假诊断毁掉的人生，却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正义。
2006年12月，魁北克政府宣布向杜普莱西斯孤儿额外支付2600万加元的赔偿。这笔钱分给了大约1700名幸存者，平均每人约15000加元。这是他们失去的童年、他们被摧毁的健康、他们被剥夺的人生的价格。对于一个被强迫服用神经毒素、被束缚在冰冷的床上、被侵犯和虐待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人来说，15000加元就是"正义”。
杜普莱西斯孤儿委员会前主席布鲁诺·罗伊说：“这不是一个真正道歉，这是一种侮辱。“这句评判至今仍然成立。因为真正的道歉需要真相，而真相至今被埋葬在蒙特利尔东部那些未经挖掘的坟墓里，被埋葬在那些尚未解密的档案里，被埋葬在那些仍然活着的加害者的沉默里。
1961年8月15日，《时代报》出版社出版了让-沙尔·帕热的开创性著作《疯子呼救》。这本书包含帕热的证词，他曾被违背意愿送入精神病院。他描述了自己争取释放的历程。帕热聚焦于当时精神病院中失常的治疗和糟糕的生活条件，他将精神病院比作监狱。他描述了恶劣的生活条件、电击、束缚衣、隔离以及药物的使用，用来麻木叛逆的思想和行为。这本书在出版后引发了公众愤怒，一场大规模的媒体运动启动，要求魁北克实现精神科护理现代化。作为回应，政府委托了贝达尔报告，该报告提议精神病护理的非宗教化和患者的非机构化。
这份报告是魁北克精神健康治疗演变的重要里程碑。它导致绝大多数患者从精神病院释放到社区，医疗专业人员继续提供门诊治疗。
但对于杜普莱西斯孤儿来说，这份报告来得太晚了。当精神病院的大门终于打开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岁月。他们走出医院时没有技能、没有教育、没有家庭支持，有的只是被药物摧毁的身体和被虐待侵蚀的心灵。
2018年，马克·布德罗——一名杜普莱西斯孤儿——发起了一项新的集体诉讼，试图将七个天主教组织以及联邦和省政府告上法庭。他声称，2001年的和解是一次"侮辱”，他想要"真正的正义”。他想要教会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他想要那些仍然活着的人知道真相。
但时间不站在受害者这一边。每一位幸存者去世，就带走了一份证词、一份记忆、一份要求正义的权利。当最后一名杜普莱西斯孤儿离开这个世界时，这段历史可能就会像其他被遗忘的暴行一样，被时间的尘埃掩埋。
除非我们选择记住。除非我们选择讲述。除非我们选择追究那些仍然活着、仍然保持沉默、仍然逃避责任的人的责任。
“在许多方面，这些药物可以在几剂之内完成纳粹花费多年才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处于无助的服从状态，“彼得·布雷金说。“在一年内，大多数精神病院的大多数患者都在服用这些药物，因为它们在压制叛逆方面如此有效。”
这句话揭示了杜普莱西斯孤儿悲剧的本质。这不是关于几个坏苹果，不是关于"时代不同”，不是关于"官僚主义”。这是关于权力如何腐蚀人心，关于"科学进步"如何被用来为暴行辩护，关于一个社会如何选择性地失明，让最脆弱的成员被系统性地剥削、虐待和摧毁。
蒙特利尔的"怪物之塔"依然矗立，俯瞰着这座曾经以它为荣的城市。孩子们曾经害怕接近它，因为他们说看到了"畸形头颅的阴影"和"被绑住或锁在笼子里的疯狂囚犯"。官员们将这些目击报告斥为"丰富的想象"。但想象的是孩子们吗？还是那些选择相信一个文明社会不可能发生如此暴行的大人们？
答案是：两者都没有想象。孩子们看到的是真实。大人们选择看不见的，也是真实。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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