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1年4月14日,凌晨四点至五点之间,德国巴伐利亚的纽伦堡城刚刚从睡梦中苏醒。当第一批居民推开窗户迎接新的一天时,他们看到的一切将永远改变他们对天空的认知——一场无法解释的"天空战争"正在朝阳中上演。
数百个球体、十字架、圆柱体在金色阳光中盘旋飞舞,它们相互追逐、碰撞、交战。一颗巨大的黑色矛状物体从东方划向西方,最终,无数"战败"的飞行物坠落在城市边缘,升起滚滚浓烟。这一幕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被数百名目击者见证。一个月后,当地艺术家汉斯·格拉瑟将其绘制成木刻版画,配以详细的文字描述,印刷成传单散发全城。

五个世纪过去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仍然静静地躺在瑞士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木刻版画尺寸为26.2厘米乘38.0厘米,纸张已经泛黄,但画面上那些诡异的飞行物依然清晰可见。问题萦绕在每一位研究者心头:这些16世纪的德国人究竟看到了什么?是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外星飞船目击记录?
黎明时分的惊恐
让我们回到那个决定性的清晨。纽伦堡,这座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在16世纪是欧洲最繁华的贸易中心之一。城内的商人们正在准备新一天的生意,工匠们打开作坊的门,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
根据格拉瑟的记录,最初的异常出现在太阳升起的方向。两个血红色的半圆弧出现在太阳中央,就像下弦月的形状。紧接着,太阳周围出现了大量圆形物体——有些呈暗淡的铁灰色,有些则是鲜血般的红色。它们三五成群地排列,有的排成直线,有的组成方形。
随后,场面变得愈发诡异。球体之间出现了血红色的十字架,十字架之间又延伸出类似芦苇杆的红色光带。两根巨大的光柱分立左右,光柱内部又不断涌现出新的球体。这些物体开始了某种"交战"——太阳内部的球体飞向两侧,外部的球体则冲入太阳。
“这些球体相互来回飞舞,激烈地争斗了整整一个小时。“格拉瑟写道。当这场"战斗"达到最高潮时,球体们似乎耗尽了力量,纷纷从天空坠落,“仿佛都被烧焦了一样”。它们坠落在城市外的地面上,释放出巨大的烟雾。
最后出现的,是一根"非常长、非常粗的黑色长矛”。它的柄指向东方,矛尖指向西方。这根神秘的黑色物体在空中停留了片刻,然后消失无踪。
格拉瑟在文字的结尾写道:“这些征兆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宗教改革时代的焦虑
要理解纽伦堡人为何如此详细地记录这场天象,我们需要回到16世纪的欧洲宗教背景。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燎原之火。到1561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被撕裂成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宗教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社会氛围中,天空中的任何异常都被视为上帝的启示或警告。1550年至1559年十年间,仅德语地区就出版了超过四百种记录天象异兆的传单和小册子。德国学者丹妮拉·瓦格纳将这些现象统称为"Wunderzeichen”——奇迹之兆。
菲利普·梅兰希顿是路德最重要的神学合作者,他系统地将天象异兆纳入新教神学体系:“如果这些征兆毫无意义,上帝为何要将它们书写和绘制在天空中?既然上帝在天空中刻下这些印记是为了宣告国家的重大动荡,那么回避对这些征兆的观察就是一种亵渎。”

纽伦堡本身就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据点。这座城市在1525年正式采纳路德宗信仰,成为新教在德意志南部的堡垒。城内的居民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世界末日近在眼前,天空中的一切异常都是上帝发出的最后警告。
这种焦虑并非毫无缘由。16世纪中叶,欧洲确实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天灾人祸:1556年,中国陕西发生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1557年,一颗明亮的彗星横扫欧洲和亚洲的天空;1558年,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去世,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宗教版图再次洗牌。
在这样的背景下,纽伦堡居民将1561年清晨的天象解读为末世的预兆,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汉斯·格拉瑟与印刷术的魔力
汉斯·沃尔夫·格拉瑟是16世纪纽伦堡最活跃的印刷商和艺术家之一。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记录,他在1527年获得纽伦堡市民资格时已经结婚,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出生于1500年前后。
格拉瑟的专长是制作"Einblattdruck"——单页印刷品,这是现代报纸的雏形。这种印刷品由标题、木刻插图和文字描述组成,制作迅速、价格低廉、传播广泛。在印刷术刚刚普及的年代,这种媒介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格拉瑟并非记录天象异兆的孤例。事实上,他属于一个庞大的"奇迹新闻"产业网络。从1520年代开始,“围城版画”——描绘战争场景的图像——变得格外流行。天文学年鉴是神圣罗马帝国最广泛消费的通俗读物之一。当这两类题材结合,天空中的"星辰战争"便应运而生,用木刻的方式呈现天文学的围城场面。
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曾困惑地发现,在宗教改革的高潮时期,一种看似全新的"异教"信仰反而繁荣起来。他得出结论:“星辰神祇……借助奥格斯堡、纽伦堡和莱比锡新印刷厂的传播,在文字和图像中经历了一场复兴。”
格拉瑟制作的1561年4月天象传单并非孤立事件。他同时还记录了同年3月2日发生在纽伦堡的另一场天象异兆。那一天的记录同样保存至今,显示出类似的宗教警告色彩。
巴塞尔的回响:1566年的天空之战
1561年纽伦堡事件并非孤例。五年后的1566年夏天,瑞士巴塞尔上空发生了几乎相同的现象。
根据当地历史学家塞缪尔·科奇乌斯的记录,事件发生在1566年7月27日至28日以及8月7日。在那些清晨,巴塞尔居民看到了"奇怪的天空形状"。7月27日晚九点左右,太阳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光芒,变得只有满月大小,然后开始"流血"——血红色的光芒笼罩了整个天空,月亮也变成了血红色。

8月7日黎明,真正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我们看到巨大的黑色球体以极高的速度和精确度在太阳前来回移动,就像在进行某种战斗。“许多球体呈火红色,很快就碎裂、熄灭。
巴塞尔事件的木刻传单由印刷商塞缪尔·阿皮arius和科奇乌斯共同制作,现存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这件作品与格拉瑟的纽伦堡传单惊人地相似,都采用了木刻插图配以详细文字描述的形式,都将天象解读为宗教预兆。

16世纪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宗教焦虑撕裂的世界里。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神学分裂产生了深刻的群体性恐惧。牧师和传教士在布道中煽动这种焦虑,声称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永恒的救赎。与此同时,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威胁和北非海盗的袭击让欧洲人感到腹背受敌。
在这样的时代,批量生产的传单、木刻和新闻单页让焦虑、受压迫和灵性饥渴的人们保持对"上帝征兆"的关注。他们寻找天空中的每一个异常,试图从中读出末世的密码。
斯德哥尔摩的日狗:1535年的绘画
要理解这些16世纪天象记录的真相,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北欧城市——斯德哥尔摩。
1535年4月20日清晨,瑞典首都上空出现了一场令人惊叹的大气光学现象。从早晨七点到九点,天空中充满了白色的圆圈和弧线,太阳周围出现了多个"假太阳”——这正是现代气象学所称的"日狗"现象,学名为"幻日”。
当时的瑞典宗教改革家奥劳斯·佩特里委托画家乌尔班·马勒将这一奇观绘制成油画。这件被称为"Vädersolstavlan"(瑞典语意为"日狗画")的作品是斯德哥尔摩最古老的彩色城市肖像,也是已知最古老的日狗现象描绘。

原作已经失传,但1636年由雅各布·海因里希·埃尔布法斯制作的摹本保存至今,现存于斯德哥尔摩大教堂。这件作品清晰地展示了日狗现象的特征:太阳周围的光环、两侧明亮的"假太阳"、以及连接它们的弧形光带。
这件作品的命运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看到画作时,他将其解读为一种政治隐喻——真正的太阳代表他自己,而周围的"假太阳"则代表他的政敌。佩特里因此被指控叛国,险些丧命。
幻日的科学:大自然的魔术
现代科学为这些神秘的天象提供了理性的解释。日狗,学名为"幻日"(parhelion,复数为parhelia),是一种常见的大气光学现象。
当阳光穿过大气中悬浮的六角形冰晶时,光线发生折射。这些冰晶主要存在于高空的卷云或卷层云中,它们的形状像微小的棱镜,将阳光分解成光谱颜色。当这些冰晶以特定的角度排列时,就会在太阳两侧各22度处形成明亮的彩色光点。

日狗的颜色分布很有规律:靠近太阳的一侧呈红色,向外逐渐过渡到橙色和蓝色。在某些复杂的天气条件下,日狗现象可以变得异常壮观,形成多个同心圆、弧形光带和光柱,整个天空仿佛被神秘的光环占据。
日狗现象的最佳观测时间是在太阳接近地平线时,也就是日出或日落前后。这与1561年纽伦堡事件的描述完全吻合——事件发生在"黎明时分,凌晨四点至五点之间"。
亚里士多德在《气象学》中就曾记录过日狗现象:“两个假太阳与真太阳同时升起,并跟随它直到日落。“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博物学家普林尼也都曾描述过类似的天空奇观。1461年英格兰的莫蒂默十字战役前,天空出现的三重太阳现象甚至被认为影响了战争的结果,被莎士比亚写入《亨利六世》中。
1493年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中就包含了描绘日狗现象的木刻插图,说明这种自然现象在中世纪就已经被记录和认知。
然而,怀疑者指出,格拉瑟的木刻版画并不完全符合典型的日狗现象描述。日狗通常呈现为太阳两侧对称的光点,而格拉瑟画中的物体形态各异——球体、十字架、圆柱体、黑色长矛——这与标准的大气光学现象存在明显差异。
卡尔·荣格的心理学解读
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1958年出版的《飞碟:一个关于空中所见之物的现代神话》一书中,专门分析了1561年纽伦堡事件。
荣格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多层次的。首先,他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是被观察者的宗教和军事框架所重新诠释。“如果这些飞碟是活体生物,人们会想到一群昆虫随着太阳升起,不是为了相互战斗,而是为了交配和庆祝婚礼飞行。”
军事化的解读会将圆柱体视为炮管,球体视为炮弹,强调画面底部那根黑色矛头的存在,以及格拉瑟所说的"球体激烈战斗直到耗尽"的描述。宗教化的解读则会强调十字架的形象。
荣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分析。他认为,画面中四个球体由线条连接的形象暗示了"交叉婚姻四元组”,这是"原始交叉表亲婚姻"的模型。他还将这一形象解读为"个体化"的象征——一种心理整合的过程。日出时的景象则暗示"光的启示”。
荣格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对天空异象的解读永远受到文化和心理框架的塑造。16世纪的德国人看到的是上帝的警告和末世的预兆,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宗教焦虑的时代。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今天,人们看到的可能是外星飞船和星际战争。
现代UFO学说的兴起
1561年纽伦堡事件真正进入公众视野,要归功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UFO研究热潮。
1950年代,随着冷战的升级和太空竞赛的开始,西方社会对外星生命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1952年的华盛顿UFO目击潮,让"飞碟"成为流行文化的核心元素。在这种氛围下,研究者开始翻阅历史档案,寻找古代的UFO目击记录。
纽伦堡1561年的木刻版画很快成为UFO文献中最常引用的历史证据之一。飞碟研究者们指出:画面中的球体、圆柱体和十字架,与20世纪报告的UFO形态惊人地相似。那根"非常长、非常粗的黑色长矛",被认为是雪茄形母舰或指挥舰。球体之间的"交战",则被解读为外星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种解读的吸引力在于:如果外星飞船在16世纪就已经造访地球,那么现代的UFO报告就获得了历史连贯性。这是一种跨越五个世纪的"真理"。
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对这种解读持谨慎态度。他们指出,16世纪的人们没有"外星飞船"的概念,他们只能用自己熟悉的词汇来描述未知的事物。球体、十字架、圆柱体、长矛——这些都是16世纪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如果让他们描述一艘宇宙飞船,他们自然会联想到炮管和炮弹。
印刷术与信息传播的变革
1561年纽伦堡事件的传播,揭示了印刷术如何改变了人类对异常事件的认知方式。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天象异兆主要通过口头传播或手抄本记录,传播速度慢、范围有限。但格拉瑟的木刻传单可以在几天内印刷数百份,通过商人和旅行者传播到德意志各地甚至更远的地区。
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创造了一种反馈循环:一份传单引发公众兴趣,其他印刷商看到商机,纷纷制作类似的传单。更多的天象异兆被记录和传播,公众对天空的注意力增加,更多的目击报告涌现。
到16世纪中叶,德语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奇迹新闻"产业。天文年鉴预测日食、月食和行星位置,木刻传单记录天空异兆,小册子分析征兆的含义。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尽管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天象异兆的关注在17世纪逐渐消退。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1618-1648),预言中的末世灾难终于以人类战争的形式降临欧洲。当天空中的预兆变成了地面上的屠杀,人们不再需要仰望天空寻找上帝的信息——地狱就在人间。
跨越五百年的追问
五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凝视格拉瑟的木刻版画,我们依然无法确定答案。
如果这只是一场复杂的幻日现象,为什么描述中有如此多不同形态的物体?如果这是外星飞船的目击记录,为什么五个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天空战争"?如果这只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投射,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独立目击者给出相似的描述?
也许,真相介于所有这些可能性之间。1561年4月14日清晨,纽伦堡上空确实发生了某种异常的大气光学现象——可能是幻日、可能是太阳光柱、可能是高层大气中的冰晶折射。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人们无法理解这些现象的物理机制。他们用自己熟悉的词汇——球体、十字架、长矛——来描述眼前的一切。而宗教改革时代的焦虑心理,则将这一切解读为末世的警告。
格拉瑟的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在于它记录了什么"真相",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类如何面对未知。当科学无法解释时,信仰填补了空白。当天空发出信号时,人们倾听并试图理解。
今天,我们拥有了先进的气象学和天文学,可以解释大部分天空异象的物理机制。但当我们面对新的未知——无论是UFO报告还是宇宙深处的神秘信号——我们是否已经摆脱了祖先的思维模式?还是我们只是用新的词汇——外星人、维度裂缝、平行宇宙——来替代旧的宗教语言?
1561年纽伦堡清晨的天空之战,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它提醒我们:人类对未知的探索,是一种永恒的渴望。无论那天的纽伦堡上空究竟发生了什么,它都已经成为人类认知史的一部分——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天空、如何解读未知、如何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的故事。
当黎明的阳光再次照耀纽伦堡古老的城墙,五个世纪前的惊恐已经消散。但那份泛黄的木刻版画依然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等待着下一个好奇的灵魂,去追问那些悬在天空中永恒的问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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