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

序幕：被编号取代的名字 当那个十岁小女孩的死讯传到美国时，她的名字已经被数字取代：编号6587-0069。 她体重只有四十一磅，住在尼日利亚。1996年4月，她因脑膜炎而痛苦不堪。辉瑞的研究医生从她的脊椎中抽取脑脊液，记录她的症状，将她登记为实验编号154-149的第0069号患者。他们给她服用了五十六毫克的Trovan。 ...

193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柏林总理府内，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张私人信笺上写下了改变二十万人命运的文字。这份只有寥寥数语的文件，授权他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和总理府主任菲利普·布勒’扩大特定医生的权力，使那些经过最严格的医学诊断后被判定为不治之症的患者，能够获得仁慈的死亡’。文件被追溯签署为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希特勒特意选择这个日期，因为他深知，只有在战争的混乱中，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可能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进行。 ...

1921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僻静的巷道深处，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门后，苏联秘密警察建立起了一间被称作’特殊办公室’的实验室。在列宁的直接命令下，科学家们开始研究一种新的国家武器——无法被检测的毒药。此后七十年间，这间实验室在秘密警察机构的多次重组中不断更名：实验室X、实验室1、实验室12，但在克格勃内部，它始终只有一个称呼——‘卡梅拉’，俄语意为’密室’。在这个密室里，至少两百名囚犯被用作毒药试验品，数十名政治异见者被国家定点击杀。它的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公之于众，但它的遗产——那些致命的配方和暗杀技术——至今仍在延续。 ...

1951年的一个清晨，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医生维克多·阿彻站在科罗拉多高原一处铀矿的入口处，手里拿着一份表格。他即将开始一项规模宏大的人体实验——研究对象是数千名在地下深处挖掘铀矿的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纳瓦霍原住民，说着一种没有’辐射’一词的语言。阿彻后来回忆说：‘我们不想惹麻烦。我们必须保持中立科学家的立场，试图找出事实真相，在科学研究完成之前，我们不会公开发布任何声明。‘这句话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对其本国公民实施的最漫长、最系统的人体辐射实验之一。 ...

1955年1月18日，华盛顿特区，原子能委员会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名科学家正围坐在一张长桌旁。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室内弥漫着烟草味。会议的议题被标记为’机密’。主持会议的是委员会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德·利比。他刚刚在三年前因发明放射性碳测年法而声名鹊起，五年后将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此刻，他正在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

1953年5月19日凌晨，犹他州圣乔治的居民被一阵异常的闪光惊醒。许多人走出家门，看到西边的天空中升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几秒钟后，雷鸣般的轰响滚滚而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目睹核爆炸——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样的场景会重复上演一百次。他们不知道的是，当蘑菇云在西边升起时，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正随风飘向他们的家园，像一场无声的毒雪，悄然降落在他们的屋顶、花园、农田和孩子的皮肤上。 ...

1942年3月，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曼尼托巴省北部的雪原上。从飞机上走下的是加拿大最顶尖的营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斯德尔博士——他刚刚因为发明婴儿麦片’Pablum’而享誉全国。然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拯救生命，而是寻找所谓的’实验材料’。在他脚下，诺威豪斯克里族社区的孩子们正忍受着慢性饥饿，他们的平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一千四百七十卡路里——与明尼苏达大学饥饿实验中用于诱导人类饥饿状态的热量相当。在蒂斯德尔眼中，这些孩子不是需要紧急救助的人类，而是’完美的测试对象’。这，就是加拿大原住民营养实验的起点——一个持续十年、涉及至少一千三百名原住民、被国家刻意埋葬六十年的黑暗档案。 ...

1951年11月1日清晨，内华达沙漠深处，数千名美军士兵在战壕中蹲伏，等待着一枚代号为’Dog’的核装置引爆。他们被告知这是为了测试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能力，被告知安全距离已经经过精心计算，被告知唯一的风险是可能的听力损伤。当蘑菇云升起时，这些年轻人亲眼目睹了自己手骨和血管的剪影——核爆的光芒穿透了他们的眼睑和皮肤，让他们的肉体瞬间变成了活体X光片。 ...

1950年9月20日的清晨，旧金山湾区的居民像往常一样醒来。海风带着咸涩的气息穿过金门大桥，渔人码头的海狮在慵懒地晒着太阳，有轨电车的铃声在起伏的街道间回荡。没有人注意到，两英里外的海面上，一艘美国海军扫雷舰正缓缓驶过，甲板上的水手们操作着巨大的金属软管，向空气中喷洒着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物质。这不是例行演习，也不是某种新型的气象实验。从那些软管中喷涌而出的，是一种被称为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的细菌——一个在接下来的六天里将覆盖整座城市、渗透进八十万居民肺叶的秘密武器。 ...

1948年2月，危地马拉城郊的精神病院里，一位名叫贝尔塔的女病人躺在病床上。她的皮肤正在从身体上剥离，四肢布满溃烂的伤口，眼睛里充满脓液。三天前，一位美国医生在她濒临死亡之际，又将淋病患者的脓液注入她的双眼、尿道和直肠，同时再次感染她梅毒。8月27日，贝尔塔在痛苦中死去。她的死亡证明上没有任何关于实验的记载，她的家人永远不会知道她经历了什么。这位医生的名字是约翰·查尔斯·卡特勒，他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资深外科医生。此时的他，正在同时参与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两项医学实验——危地马拉梅毒实验和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