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

1977年12月的一个清晨，阿根廷海军机械学校的军官俱乐部地下室里，十三名男女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他们被告知即将被转移到南方的监狱，首先需要接种疫苗。注射器刺入他们的手臂，硫喷妥钠开始发挥作用，意识逐渐模糊。几个小时后，这十三人将被剥去所有衣物，从一架Short Skyvan运输机的后舱门推入南大西洋的黑暗天空。他们将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撞击海面，骨骼在瞬间粉碎。 ...

1966年6月6日清晨，纽约市。第七和第八大道地铁线上，早高峰的通勤者们正如往常一样涌入站台。他们不会注意到人群中几个穿着普通衣服的男子，也不会注意到他们手里拿着的看似寻常的灯泡。当一列地铁缓缓驶入23街站时，其中一名男子弯下腰，将灯泡摔碎在铁轨上。玻璃破碎的声音被列车进站的轰鸣掩盖，而那八十七万亿个细菌——每一个灯泡里装着约175克枯草芽孢杆菌——开始在地铁隧道中无声地扩散。 ...

1911年，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一艘小船缓缓驶向科萨克镇对岸的一座荒凉半岛。船上载着几名原住民，他们被诊断患有麻风病，即将被送入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正在进入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章节之一。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澳大利亚政府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在孤岛、隔离区和原住民定居点对数千名原住民进行了系统性医学实验。从麻风病隔离区到性病隔离医院，从结核病疫苗实验到强制节育计划，原住民被当作廉价的实验材料，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注射、被手术、被剥夺生育权利。当纽伦堡审判正在谴责纳粹医生的罪行时，同样的暴行正在南半球的孤岛上悄然进行。 ...

1972年7月25日，《华盛顿明星报》头版刊登了一则令美国公众难以置信的新闻：四十年间，美国公共卫生署在阿拉巴马州梅肯县对近四百名黑人男性进行了一项"未经治疗的梅毒研究"。这些被称作"实验对象"的人从未被告知自己患有梅毒，从未被告知自己正在参与一项实验，也从未得到过任何真正的治疗。他们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只为满足科学家们对疾病自然进程的好奇心。当这则新闻曝光时，二十八人已直接死于梅毒，一百人死于相关并发症，四十名妻子被感染，十九名儿童带着先天性梅毒降生。这是美国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个以科学之名实施的种族主义罪行。 ...

每个周六，瑞典的超市里都会上演一场甜蜜的仪式。孩子们拿着塑料铲，从五彩缤纷的糖果墙前精心挑选自己心仪的软糖、巧克力和甘草糖。他们将装满糖果的纸袋递给父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这每周一次的甜蜜时光。这个被称为lördagsgodis——“周六糖果”——的传统，已经成为瑞典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瑞典人每年人均消费约十五公斤糖果，是法国人的四倍多。这个看似温馨的家庭传统，其源头却埋藏在一段被刻意遗忘的黑暗历史之中。 ...

序幕：被编号取代的名字 当那个十岁小女孩的死讯传到美国时，她的名字已经被数字取代：编号6587-0069。 她体重只有四十一磅，住在尼日利亚。1996年4月，她因脑膜炎而痛苦不堪。辉瑞的研究医生从她的脊椎中抽取脑脊液，记录她的症状，将她登记为实验编号154-149的第0069号患者。他们给她服用了五十六毫克的Trovan。 ...

殖民地的子宫 1898年，当美国海军的炮火在圣胡安港湾炸响时，波多黎各的命运被永远改写。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在西班牙统治四百年后，成为了美国最新的战利品。美国军方和政治家们很快发现，这片土地的价值远不止于战略位置——它的甘蔗田、咖啡园，以及廉价劳动力，都是帝国扩张的理想燃料。然而，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眼中，波多黎各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的人口太多，太多贫穷的、深色皮肤的、说着西班牙语的人口。 ...

1944年5月的一个黄昏，一列从匈牙利驶来的火车缓缓停靠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的站台上。车厢门被拉开，数百名衣衫褴褛的犹太人被赶进暮色中。他们不知道，站在站台边缘的那个穿白大褂的年轻SS军官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人——双胞胎。他的手指轻轻一挥，一对十岁的双胞胎姐妹就被从母亲怀中夺走。母亲尖叫着想要追上去，却被另一名SS士兵推入了通往毒气室的人群。这对姐妹名叫伊娃和米丽亚姆·莫泽斯，她们成为约瑟夫·门格勒’收藏’的第一千多对双胞胎实验品。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她们将忍受几乎无法想象的痛苦，只为满足一个疯狂科学家对遗传学秘密的病态好奇。 ...

193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柏林总理府内，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张私人信笺上写下了改变二十万人命运的文字。这份只有寥寥数语的文件，授权他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和总理府主任菲利普·布勒’扩大特定医生的权力，使那些经过最严格的医学诊断后被判定为不治之症的患者，能够获得仁慈的死亡’。文件被追溯签署为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希特勒特意选择这个日期，因为他深知，只有在战争的混乱中，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可能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进行。 ...

1957年10月1日，西德亚琛郊外的斯托尔贝格小镇上，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制药公司向市场投放了一款新产品。它被命名为康特根，包装上印着一颗简单的白色药片图案。广告宣称，这是一种’完全安全’的镇静剂，可以帮助人们安然入睡，缓解焦虑，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毫无风险地提供给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对母亲和儿童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

1942年3月，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曼尼托巴省北部的雪原上。从飞机上走下的是加拿大最顶尖的营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斯德尔博士——他刚刚因为发明婴儿麦片’Pablum’而享誉全国。然而，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拯救生命，而是寻找所谓的’实验材料’。在他脚下，诺威豪斯克里族社区的孩子们正忍受着慢性饥饿，他们的平均热量摄入仅为每天一千四百七十卡路里——与明尼苏达大学饥饿实验中用于诱导人类饥饿状态的热量相当。在蒂斯德尔眼中，这些孩子不是需要紧急救助的人类，而是’完美的测试对象’。这，就是加拿大原住民营养实验的起点——一个持续十年、涉及至少一千三百名原住民、被国家刻意埋葬六十年的黑暗档案。 ...